简无思：西方文献史中的伪造文化（a）———西方历史的幻灭（9）
【摘要】通过界定历史文献（资料和著述）的可信性和可靠性，本文试图从历史资料的收集到历史著述的写作和叙述，简要建立历史文献的客观评判标准，留待以后深化讨论。其中涉及到的西方文献伪造，是一个贯穿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明史中生生不息的话题；揭穿伪造甚至带动了一些相关学术专业的产生。伪造是一项带有西方特色的文化现象。不过本文只打算专注于文献伪造涉及到历史著述的部分。
【声明：本系列关于西方历史所涉及古代、中世纪、现代民族和文明的历史资料均来源于西方历史学者基于构建型历史研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和其他公开出版物，本文作者在此加以引用不代表本文作者认可这一知识体系的可靠性，可信性，和真实性。本人致力于在西方历史学体系内部，检查其资料和写作的合理性，自洽性，可靠性和可信性。】
（一）历史文献可信性和可靠性
西方历史文献（资料和著述）的大规模伪造（forgery）现象是涉及到西方历史文献整体可信性和可靠性的重大问题，也是其历史叙述是否合法成立的问题。一段乃至一部分历史叙述如果不能合法成立，那么，这段或者这部分所谓历史的叙述就是虚幻的。
历史可信性(credibility)指的是历史文献（资料和著述）在形成过程中，相关历史资料收集者，著述/写作者的虔诚态度，职业精神和职业能力决定下的资料收集能力，历史文献（资料和著述）的质量，表现为历史资料收集能力方面体现出来的关于历史资料的广度，深度，细节、时间跨度，空间范围等所体现出来对历史真实性（veracity）的接近，以及在利用这些历史资料进行历史写作/著述过程中所能秉持的客观性、公正性、中立性、理性能力和程度。写作/著述内容所能涉及到上述历史资料真实性诸方面的准确程度。反映的是历史资料收集者、著述者的主观因素在其给予历史资料真实性（veracity）和历史著述准确性（accuracy）等方面的影响。
历史可靠性（reliability）指的是面对特定的历史描述对象（历史资料和历史著述所反映的历史对象，包括历史阶段，历史范围，历史事件等），客观存在的现有/现存历史资料和著述的完备性（completeness）、来源多样性（diversity）、不同资料来源和著述之间的一致性（consistency），是历史文献（资料和著述）在客观性（文献本身）备者）两方面描述的共同指标。
欧洲/西方历史之所以在具有中国历史修养的读者看来模糊不清，主要原因是欧洲/西方历史资料零碎，与传说、臆想、伪造、真实混在一起。近代以前欧洲没有历史记录这一说，中世纪以及古代欧洲/西方历史的可信性和可靠性均低下。如果欧洲分为东欧、南欧、中欧、西欧、北欧，则我们可以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构成狭义西方世界的西欧、中欧、和北欧，以及南欧的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地区，虽然西方世界的历史文献在这两方面的指标其实可以适用于全欧洲。
如果以历史文献的丰富程度来考察影响西方历史可信性和可靠性的因素，则可以大致以14-17世纪为分界。这段时期，造纸术和印刷术开始普及，相对统一和稳定的格里高利历得以颁布和广泛使用于西方世界。?西方实质性地从混沌的“黑暗时代（Dark Age）”进入历史坐标清晰的文明时代。
11-15世纪之前的西方世界因为历史书写载体严重不足，羊皮纸和莎草纸承载的真实/原初历史文献罕见，因而客观而言，真实的历史资料严重匮乏。
纸张从出现在西班牙到出现在英国、德国等国之间相差300多年。11世纪在阿拉伯殖民者的影响之下，西班牙首次出现造纸作坊。传到法国则是在12世纪末，到意大利则已经是13世纪。等到传到德国、荷兰，已经是14世纪。而第一家商业成功的英国造纸厂则晚至15世纪，瑞士也是15世纪。没有便宜而又方便，广泛易得的书写资料，哪里可能有历史文献和文字资料的普及和大量存在以供后世历史学家的研究、回顾和构建？
印刷术在西方世界出现则晚至15世纪末，实际推广于16世纪初。虽然不一定直接影响历史资料的积累，印刷术使得书籍得以印行而促进教育普及，从而历史事件有条件通过更多民众通过书写而得以记述。更多的客观历史资料因而有条件得以存在。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时间框架的稳定、确立和普及。16世纪末（1583年）格里高利历颁发以前，似乎全欧洲只有教会世界才拥有儒略历的时间记录，而即便如此，欧洲各地的教会并没有统一历法标准，导致甚至各地的复活节等重大宗教节日都不能在同样的日子里举行。西方世界缺乏大一统政治力量在各地区施行统一历法，儒略历本身不准确，各地应用不规范使得欧洲地区长期缺乏统一的时间框架。这种状况直到纸张、印刷术和格里高利历颁发之后才有条件大幅改进。毕竟纸张和印刷术使得历法可以借助发行日历（calendar）而传播于西方世界各地，使得统一的日期有条件而可能在教皇的敕令下得以颁行和有效实施。至于13世纪在西方出现的年历（almanac）以及后来日历（calendar）的大众印刷和发行与中国历书（黄历）文化之间的关系，未来中国学者如果有兴趣是可以追问的。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现代历书（日历）的大众化日常印刷发行是中华文明的发明。欧洲教会在过去2000年如何在技术上保持时间框架，是一个饶有兴趣的学术话题，值得深入挖掘。
【中国最晚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有历书存在，作为人民的生活指导手册。元泰定五年（1328年），官印黄历高达三百多万本。
古时历书系由朝廷发布，如秦、汉的太史令，唐代的太史局，宋、元的司天监，明、清的钦天监等】
只有在纸张、印刷术、稳定而统一的日历/年历都得以具备的情况下，丰富而客观（虽然不一定系统）的历史文献资的存在和积累才有可能。在西方，以格里高利历的颁发时间为界，大致可认为始于1583年至今400余年。
但是，仅仅具有足够丰富而客观的文献资料并不能保证可信而又可靠的历史资料收集、整理和写作。西方文字历史资料本身可信性如何一直以来在西方学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在西方历史的资料收集和著述过程中具有相当奇特的独特性，是中国历史学者所不能想象的。
（二）西方历史文献的伪造及其文化
本系列在“简无思：虚假和伪造的历史文献（上）———西方历史的幻灭（7）”提到，“在文献层面对西方文明影响最大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本身就有着文献伪造的丰富经验。比如，古希腊著名的神谕编篡家Onomacritus（约c. 530 – 480 BCE)，同时也是神谕伪造家。他自己编造预言，写成神谕诗《诸预言（prophesies）》，托名为著名诗人Musaeus的作品。另一说是他在在编篡Musaeus神谕诗时，加入了自己的思想，后来被发现而被他的老板Pisistratus的儿子逐出雅典。”西方文明在其可追溯到的古希腊文明一开始，就充满了文字资料，历史文献不可靠的问题。
这一判断与当代最具威望的历史学家之一，前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格拉夫顿（Anthony T. Grafton，1951- ）完全一致。在他最近的一本新书《Forgers and Critics：Creativity and Duplicity in Western Scholarship》中，格拉夫顿指出，“西方文明从其一开始的2500年以来就一直充斥着文学，历史文献的伪造。”
Grafton这里的所谓西方文明2500年，指的是学术研究构建而来的文献资料中西方文明叙述所展现的时间跨度，主要指的是古希腊文明自使用具有现代传承功能的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文字开始直到当下的今天。虽然也有历史学家认为古希腊文献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800年。但不少人认为古希腊实质性地使用来自腓尼基的古希腊字母应该不早于公元前6-5世纪。
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将西方文明的起始点人为定位到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这样算起来应该有着不输于中华文明的5000多年。但这两部分文明的构建几乎完全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的考古学猜测、推演和想象，包括文物的时间考证和“文字破译”等创造性的证据，尚不具备历史研究意义上的文献资料。Graft没有讨论这部分西方历史是明智的。
中世纪中期（high middle age，11-13世纪）从阿拉伯世界引进的少量（参见“简无思：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文明的奠基性贡献”）古希腊文献，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14-17世纪以来开始发掘至今的大量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献，构成了现代西方历史学界关于古代西方文明起源的历史文献资料库。这批主要产生于11-17世纪，尤其14-17世纪，历经600多年的收集、“发现”、“研究”而来的“古代文献”（参见“简无思：历史文献的“重获”（recovery）——— 西方历史的幻灭（6）”，其中真假参半，在构成现代主流教科书关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著述的资料来源的同时，其可信性和可靠性一直为西方学者所诟病。具体展开请参阅本文“待续”篇。
造成这一可信性和可靠性令人诟病的主要原因有两大主要问题。
第一，零碎和传说性质的“自发”历史资料
西方世界，以及除了儒家文明圈之外的所有存活于世的其他文明和地区，在现代文明出现以前，如都缺乏主动的，“自为”的，有意识的官方历史记录行为。【苏美尔文明的泥板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破译而来的历史知识先放置一边不谈，因为即便文字破译准确，这些失传文字也只能被当作文物释读，而不能看成活文字写成的历史文献传承。】即便古埃及能找到公元前3世纪的曼尼托（Manetho）编写的古代埃及王朝年表，其文字描述部分也极为简单、粗疏，不能作为提供具体王朝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信息的历史文献。现今流传的所谓曼尼托《埃及史》是基于其同时代或滞后数百年的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民间历史学者，其中著名的有公元1世纪的犹太人约瑟夫斯（Josephus），公元3-4世纪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尤斯比乌斯（Eusbius），公元9世纪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历史学家辛克卢斯（Syncellus）等人转述他们所了解的曼尼托其他著作，由后来的学者汇集而成。在公元前6世纪阿叙利亚（Assyrian）人入侵之后，埃及又相继被波斯（Persian）人，马其顿人（Macedonian，即被学者们标签为“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所占领，后者均没有历史记录意义上的历史资料，只有后世关于这些占领者以及更早埃及年代的传说。这样，关于古埃及，在19世纪基于考古的埃及学发明之前，所有关于古埃及的知识都存在于传说之中，哪怕这些传说写成了文字。19世纪以后面世的“古埃及”史，本质上是考古学的构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古希腊和古罗马，与其他文明和地区一样，至少直到近代/甚至19世纪之前都不具备类似古代中国至少自尧（约公元前24世纪）舜（约前22世纪）时代以来，以《尚书》、《春秋》、《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政治文件，官方文告，编年史为标志的大型历史编撰。这种历史文献记录形式的历史编撰甚至在黄帝时代就已开始，至少在周朝就渐渐成为越来越成熟的政府行政机构指导下的天文、历史记录部门，以“左史记动，右史记言”（《礼记·玉藻》；【《汉书·艺文志》作“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分工，从事系统的、规范的、严谨的、职业性的天文、行政、社会、自然等重大事件的记录，并开始从尧帝时代，就已经开始留下档案文献。这种档案文献是人类记录型历史（参见“简无思：两种历史类型 ”）的最早证据。
如上所述，大约13-17世纪开始，西方开始有条件形成充分而又稳定的客观历史资料积累。但是，直到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风·兰克?在莱比锡大学开创历史学系，西方世界才形成类似中国尧时代就已经出现的职业性规范化历史记录和历史资料收集，以及历史著述的程序。【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生于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选侯国维厄，死于德意志帝国柏林，十九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被誉为“（西方）近代史学之父”。他主张研究历史必须基于客观地搜集研读档案资料之后，如实地呈现历史的原貌，他的这种史学主张，被称作兰克史学，对后来西方史学的影响很大。相比较于“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写作的左丘明“春秋”时代，已经是2900年之后。】
如果说，尧时代的中国已经形成历史记录意义上有意识（“自为”行为）的历史积累和著述，那么，13-17世纪之前的西方世界，由于尚不具备充分的经济和科技条件，不充分具备纸张这一便宜、广泛可得的书写材料、印刷术和系统、完备、统一施行的历法，所以，传说故事以外的，具有文字资料性质，可靠时间框架的历史文献（资料和著述）稀少而零碎，主要通过口头传说或者稀少的文献传承历史资料。这一时期，恰恰又是伪造文献最猖獗（rife）的时期，正如Livi Roach，Bart D. Ehrman，Frederic Clark等人所指出的。“可能因为纸张和印刷术的出现”。17到19世纪兰克历史学出现之前，历史资料的积累和写作虽然进入了比较广泛的文字阶段，但依然尚处于零碎的“自发”阶段。
简单来说，这里的“自为”指的是一个文明主体，通过官方的政府行为，在明确历史意识指导下，出于虔敬上天，上帝，尊重事实，为后代留下文化遗产，经验教训，阐述人文演变过程的目的和理想，借助官方政府的特权和动员能力，而记录当下政治、社会、人文、自然等事件的规范化、系统化的学术过程。
“自发（自在）”指的是出于个人兴趣、爱好、吸引别人注意、或者自我赋予的“历史责任”，描写过去发生的人和事，可以包括政治、社会、人文、自然等方面。但往往限于个人名义和能力，比较有限，无法达到官方政府机构所具备的记录、收集、整理和专门的职业性学术训练和写作规范。具有个人意义上的自发、自然写作的性质。
因此，“自为”的历史写作往往离不开个人层次以上的，政府层面的，呈现规模化的集体行为。这表现在古代中国和现代大学历史系和其他专业历史研究机构，意味着史官和历史学家群体的集体协作，拥有资料收集过程中的特权，历史著述的标准化原则和程序，以确保资料收集和写作过程中的真实性、客观性、全面性、准确性、可核实性，从而保证历史记录和著述的可信性和可靠性。
“自发（自在）”的历史写作往往就不能保证这些可信和可靠的特点。
大致来说，19世纪之前的西方历史资料的积累和写作是零碎的，自发（自在）的，和个人层面的。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