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21世纪华夏民族的文化革命及其方向
徐国进 ｜ 自由亚洲 ｜2023-02-21
在我们的话语中，“文化”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概念，也往往充当一个被滥用的词汇。那么，“文化”究竟是什么？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文化”的实质与含义？这便是涉及人类生活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从广义上说，“文化”覆盖人类的所有的言行。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全部社会生活内容的体现和表现形态。但是，绝不是所有的“文化”形态都符合于人类生活的实质目的与根本要义。 由于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具有能动的改造客观环境的生命体，这种能力源自于大自然赋予人类头脑中的智慧。在地球生物链中，除了人类，其它的所有生物不具备能动而持续的改造客观物质的能力。因此，我们说，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具有智慧的生命。
正因为人类具有这样的智慧，因此，人类拥有自身的文化形态，人类也是地球上唯一拥有自身的文化形态的生物，而且，文化对于人类的社会形态发挥直接的影响力和作用力。 人类来源于自然界并且最终会复归于自然界。因此，人类的文化有着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方面是人类自身关系中的文化；一方面是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文化。前者属于人类生活的道德范畴，后者属于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知范畴。两个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具有主动创造社会文明和保存文明成果的生命。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文明生命。幸福是人类生活的唯一目的，而文明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唯一途径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首先是文明史，或者说，是一部社会文明不断进步和追求社会文明的历史。
只有从文明进步于发展的角度衡量历史，人类的生命才具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必须明确，文化的实质内涵是文明。文化的作用和功能是引导人类实现文明和按着文明的要求而从事于社会实践。所以，文化的实质即是推动和引领社会文明化。
华夏民族的历史文化，可以以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为分野。在先秦，从公元前12世纪姬昌开始使用文字进行书写起，到公元前8—3世纪，华夏民族涌现出了被后世誉为“诸子百家”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企业家，在各个不同的诸侯国中，也存在着许许多多优秀的政治家。可以说，华夏民族的社会文明形态，即是在公元前8—3世纪的这个历史时期里奠定的。
以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为标志，以嬴政与胡亥父子二人的“焚书坑儒”和“指鹿为马”的具体政治事件为标志，直至20世纪末页，基本上说，华夏民族的文化体系属于一种极其腐朽和堕落的成分。人文价值方面根本没有真正的平等、自由与民主理念，有的只是统治者灌输的某种与现实生活和真实的人性根本没有关系的、从儒家搬来的所谓的“仁义”、“德政”、“亲民”等等虚假的概念。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方面，华夏民族从来没有涌现持续的产业革命与科学发现，而所谓的“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等等观念，只能流于一种说教。
在秦朝之后，华夏民族的人文价值逐步显现的缺乏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在与自然界的关系方面，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发现自然界运动规律和利用自然界物质造福民众的能力。在这样的文化中，统治者只能不断通过暴力与欺骗的方式面对民众，而民众要么选择顺从、要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以暴易暴。民众只是充当统治者暴力统治下的工具，这是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后中国的权力与人民的常态关系。必须指出，秦朝的建立，彻底斩断了源自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共相争鸣的文化局面，从而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斩断了华夏民族的一切优秀的文化基因，并且，可以说，这种流毒一直延续到现在。
20世纪华夏民族的文化革命在中国大陆的范围里没有能够取得根本意义上的成功。一方面，在195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社会没有能够真正继承、贯彻和发扬五四运动倡导和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另一方面，中国大陆一边倒向前苏联并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导致华夏民族在中国大陆的社会成员，至今不能吸取和领悟科学与民主的文化素养。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而伟大的文化成就，是把一成不变的的、僵化难懂的文言文的书写模式，转化为了以“白话文”方式进行书写的模式。同时，极大地丰富了传统汉语的词汇量，也引进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体系和部分的人文体系。胡适先生在政治上代表了坚定的民主主义、在哲学上代表了实证主义以及在文化上代表了自由主义。同时，胡适先生提出了有关中国的“文明再造”的宏大的历史课题，鲁迅先生则是一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者，同时，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的统治者的批判，无人能出其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教育家，以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等为代表。
1940年1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于《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取自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不仅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方向，也是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并且提出“吸收精华、排泄糟粕”观点。然而，毛泽东在客观上扮演了华夏民族优秀文化的最大破坏者的角色。
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历史的渊源看，只是秦始皇父子焚书坑儒和指鹿为马的变种。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工人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劳动解放，既需要良好的政治体制，同时也需要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显然，无产阶级的革命只能通过自由的、科学的劳动革命而得到实现和成功，并且，自由的、科学的劳动过程才是“无产阶级”赢得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解放的唯一的通途和方法。
眼下，华夏民族必须首先确立对于权力和金钱的正确的观念。尤其是迫切需要正确的权力观。金钱与权力——只是一个国家的民众从事于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工具，而不是社会活动的根本目的。因此，华夏民族必须彻底改变金钱观念和权力观念。
在21世纪，华夏民族的文化形态的方向是：文明化、全球化和逻辑化。首先，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需要根本转变管人、整人、治人的意识形态，从而，把全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以认识、探索、开发、利用自然界物质的方向，并且，在思维方法上，把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思维方法提升为逻辑思维为主的思维方法。
在21世纪，华夏民族仍然面临着一场深刻与彻底的“文化革命”的使命，毫无疑问，21世纪华夏民族的伟大的社会文明升华，其首要的任务是完成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
21世纪华夏民族的文化革命，其宗旨和核心要义是文明革命。
徐国进 2023年2月6日星期一
徐国进：中国人失掉“文明之魂”了吗？
大众观点 焦点劳动是一切社会文明之源。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成为一个善于劳动的民族。善于劳动的前提是以探索、认识、开发和利用自然界物质，因此，面向自然界，才是华夏民族文化转型的核心使命。21世纪华夏民族实现幸福和创造幸福之本，在于树文明之人。
1934年10月，鲁迅发表一则短文叫做《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现在，距先生写下这篇短文已经大致90年过去，而中国人的精神力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无论是鲁迅先生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发问，包括我的——中国人失掉“文明之魂”了吗？其实，在我看来，这样的发问本身，并不是一个符合严谨的理论思维要求的人文科学命题，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因为，“中国人”的构成千差万别；而“自信力”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概念。同理，现代14亿中国人具有极其复杂的社会结构；而且，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本都存在着“文明之魂”。
我无比敬畏华夏民族，因为：可以肯定，早在没有文字之前，在亚洲大陆的各个不同地域，就曾经存在着极其辉煌的文明群体，从西北戈壁到蒙古草原、从东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平原、从西南山麓到太平洋沿岸，事实上，华夏民族的文明有着多个不同的起源。
中国历史到公元前12世纪，华夏民族已经开始使用文字进行书写。并且，华夏民族的文明的重心集中到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地区。公元前12世纪出现了姬昌（周文王）这样的伟大生命。他历尽艰辛，徒步或者驱赶马车，从黄土高原来到河南平原，他开始使用当时的文字进行书写，留下了我们今天人尽皆知的、最早的系统性著作：《易经》。
我们的民族进化到公元前8—3世纪，涌现出了灿若星辰的诸子百家，他们中又孤寂而无所不知的老子、不辞辛苦周游列国宣扬仁义的孔子、开辟了许多科学先河的墨子——这些伟大人物群体的辈出，奠定了华夏民族历史中的一个文化、科技、教育的大繁荣局面，并且奠定了华夏民族文明的基础。
然而，在诸子百家共相争鸣的辉煌时期过后，华夏民族作为一个国家意义上的存在，直至20世纪结束，从经济基础上却始终没有超越亿家庭为劳动力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在上层建筑方面，也始终没有走出“官本位”、“大一统”的体制结构和价值观念。这是因为，由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之后，华夏民族便被邪恶的强权牢牢的束缚，因此，自公元前221年直至20世纪结束，华夏民族的社会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创造方面，从这个角度衡量，经历了长达2300多年的原地打转和停滞不前的局面。
中国人被邪恶强权所征服，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便赤裸裸的开始了，嬴政和胡亥父子分别做出的“焚书坑儒”和“指鹿为马”，为之后的统治者树立了一种有形的标杆，即使用权力对民众进行杀戮、禁言、欺骗、恐吓，在此前提下，导致我们社会的官民双方关系，始终没有正常的交流与沟通渠道。
华夏民族的20世纪，以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的标志性事件开启，再到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至1980年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然而，事实上，华夏民族在20世纪这个动荡的百年里，始终没有能够树立起坚不可摧的文明价值和政治体制，所以，也就不能够在产业与科技革命方面做出突破性的贡献。可以说，20世纪华夏民族仍然没有能够百年树人——树文明之人的文化任务。
那么，在经历了20世纪百年之后，中国人的普遍的、整体性的精神面貌又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应该说，做为一个民族整体，我们的社会意识仍然处于一种没有得到普及性的文明觉醒的状态下。当然，着不怪普通的民众，而是因为公权力仍然处于一种极其愚昧的统治心理支配下。当时，也可以肯定，华夏民族经历了19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洗礼，中国人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文明觉悟，华夏民族在21世纪的社会发展与进步，也已经具备了可靠的前提。
我们首先应该懂得：在社会生活中，金钱与权力都是我们从事于社会活动的工具，而不是人类生命的实质。
劳动是一切社会文明之源。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成为一个善于劳动的民族。善于劳动的前提是以探索、认识、开发和利用自然界物质，因此，面向自然界，才是华夏民族文化转型的核心使命。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拥有能动的改造客观环境能力的生命体。因此，人类是地球上唯一能够创造自身的社会文明并且传承文明因素的智慧生命。大自然把智慧赋予到人类生命中，人类生命是地球上唯一的文明之光。
华夏民族最可宝贵的资源是蕴含于我们头脑中的正确的智慧。在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充分而自觉地开发蕴含于14亿中国人头脑中的智力资源，只有如此，我们的民族才能够逐步创造出超越传统文明的社会形态，才能够生活的幸福、美满、充足。
百年树人——这是中国人常讲的一句成语。在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重塑“文明之魂”。从而，才能够有条不紊的走向社会发展的成功。
21世纪华夏民族实现幸福和创造幸福之本，在于树文明之人。
徐国进
2023年2月18日星期六
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1934年）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公汗。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
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九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