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势力瓜分
20世纪20年代的苦难中国，处在一个中央政府名不副实，国家实际四分五裂的战争状态。内部的主要原因，是辛亥革命打碎了旧的封建王朝，但却没能凝聚成统一的主权国家，沦为军阀割据的局面。外部列强的干涉不仅非常严重，而且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演变，致使中国大地成了世界强国的利益竞技场。
此时的世界仍然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调整期。企图为一战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巴黎和平会议，“和平”效果却非常糟糕。德国被大大惩罚但没有被彻底削弱，反倒引起了德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为日后的战争报复埋下了种子。意大利虽为战胜国，但其诉求被忽视，间接催生了法西斯主义从该国萌发。苏俄不仅被排斥在巴黎和会之外，而且会议决定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中国以战胜国之一的身份，却被会议裁定，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统统归日本所有，结果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怒火。
即使在该和会上获益最大的英国、美国、日本，也为下一场大战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海军军备竞赛。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任何国家，仰仗它急速膨胀的工业和金融实力，向世界头号海军强国英国发出了挑战。美国海军部长丹尼尔斯宣称，将在5年内建造 137艘军舰，“建设一支世界上最强大、最优秀的海军”。英国不甘示弱，首相劳合·乔治表示：“大不列颠宁愿花尽最后一分钱，也要保持海军对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优势。”日本为了与美英一争高下，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八八舰队”计划，即拥有两支强大的舰队，每支舰队有主力舰8艘，每8年更新一次。紧接着，法国和意大利也兴冲冲地加入了这场不见硝烟的军备大战。
但随着一艘艘战舰的下水，军费开支陡然大增，各国财政纷纷捉襟见肘。列强们开始尝到了军备竞赛的苦头，各国人民要求裁军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总统沃伦·加梅利尔·哈定倡议召开限制海军军备的会议，得到了各国的响应，这就是影响深远的“华盛顿会议”的由来。
由于巴黎和会的失败，世界格局中的重要议题不仅仅是海军军备问题，还有很多影响和平的问题，尤其是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冲突。于是，出席华盛顿会议的扩大为9个国家：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中国。
中国北京政府派出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为全权代表，余日章、蒋梦麟为国民代表，朱佛定为秘书，共13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出席。原计划还有广州国民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为代表，但是孙中山不承认北京政府，要求自派代表团，不被各国接受，伍朝枢遂未赴会。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上述9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国际会议。议程主要有两项：一是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二是太平洋和远东问题。为此组成两个委员会：“限制军备委员会”由英、美、日、法、意5个海军大国参加；“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则由9国代表都参加。两个委员会分别进行讨论。
实际会议的过程中，各国的发言权是严重不平等的。美国、英国、日本处于第一等级，参与决定所有重大问题；法国其次，有时被前述3国置之不理；意大利还不如法国，在一些议题上被排除；比利时、荷兰、葡萄牙重在参与，满足于分得一小杯羹；中国则处于最下一级，完全为维护自己被侵犯的权益而来，对其他议题没有什么影响。
会议经过长时间激烈交锋，各与会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协定和决议案。其中对世界均势影响最大的是《五国海军条约》，它规定五国主力舰总吨位限额为：美、英各52.5万吨，日本31.5万吨，法、意各17.5万吨。条约还严格限制了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吨位和建造，对于其他舰船也有相应的规定。
中国为自己达成了两项成果：一是中日双方签署的《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二是《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常简称为《九国公约》。
《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在法律形式上结束了日本对山东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中国收回了部分丧失的主权。但中国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不仅要偿付高额的铁路赎金等，更为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安插日本人任车务长及会计长，仍然牢牢控制着胶济铁路。
《九国公约》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确立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有关条文规定，九国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专门研究中国的关税政策。实际上使中国恢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这次华盛顿会议，中国成功收回山东权益，是近代中国在没有武力后盾的情况下，外争国权的第一次重大成就。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解决山东问题时仰赖美、英的帮助，因而作为妥协，未能在取消治外法权、撤退外国军警、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势力范围等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
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在山东的利益受到抑制，遂转为重点扶持东北的奉系军阀。从地缘政治上，东北直接与日本统治下的朝鲜接壤，又是与宿敌苏俄利益交叉的地区，所以成了日本扩张势力的不二之选。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为了争胜中原，也需要靠上一个帝国主义后台。因此日本与奉系一拍即合。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奉系通过战争的胜利，已经雄霸东北和华北，把持了北京政府，成为中国最强大的一支军阀。另外，盘踞在山西的阎锡山也跟日本往来密切。
英国主要凭借两次鸦片战争的胜利获得了在华最大的势力范围，以不平等条约开放的商埠（经济发达城市）来计算，甚至比第二和第三位的日本和俄国加起来都多。由于其大多数条约商埠都在长江流域以南，所以扶持南方的军阀更能保护它的利益。于是，英国联合美国，支持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前者掌握着湖南、湖北、河南以及河北、陕西的部分地区，后者控制着富庶的东南五省。
美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中的后起之秀，因此早期在华势力范围还不及法国。美国意图限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所以与英国联手支持直系军阀，包括吹捧吴佩孚，派遣顾问，派军舰掩护，等等。但是，美国人信奉实用主义，更重视商业实利，同时向直系和奉系两边都卖武器，大发战争之财。
在华利益最复杂的是苏俄。
先是沙皇政府利用满清政府的懦弱和无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划走了大片中国国土，并在东北和新疆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1898年，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把旅顺和大连湾“租借”给俄国，获得了沙皇所梦寐以求的“不冻良港”。不多久，俄国侵略者就攫取了在东北南部地区的一切特权。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海上大战以“对马海战”最著名，而陆地战场却在中国东北，战争持续1年零5个月，最后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战后，根据双方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沙俄将关东州（中国辽南旅大地区）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北满铁路仍然留在沙俄手里。
日俄战争失败后，俄国改为侵略蒙古地区，并推动外蒙古独立为国。中华民国成立后，时任大总统袁世凯为获国际承认，与俄罗斯发表《中俄声明》。然后两国签订《中俄蒙协约》，中国可保留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但明显已损失了国家利益。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北洋政府追随协约国拒绝承认苏俄新政权，为了争取比邻的中国，苏俄宣布无条件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又取消两国间的秘密协议。列宁也亲自表示要废除中俄两国全部的不平等条约。列宁还领导各国共产党成立了“共产国际”组织，专门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
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首先是刺激了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核心的一群知识分子，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进而，他们成立了信仰这个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其次是唤起了孙中山对苏俄的好感，在其他帝国主义列强都不肯帮助他的时候，中山毅然改组国民党，与苏俄合作，接纳幼小的中国共产党，走上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道路。
历史常常在关键的时刻被重要人物导入某个方向。把中国的命运与苏俄联系在一起的，是列宁和孙中山。但是，这两位在各自党内的绝对领袖不幸都英年早逝！列宁由于被暗杀的枪伤严重损害了健康，于1924年1月24日与世长辞，年仅54岁；仅隔了一年多，孙中山因患肺癌不治，于1925年3月12日撒手人间，也不过59岁。这样，中国的国共两党与苏俄的关系就取决于他们的后继者了。而列宁的后继者，是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经过斗争产生的。
托洛茨基在苏共和苏军中的资历更深，也更得列宁的信任。他是布尔什维克主要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的主要指挥者、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和第一任总司令。在1918年到1922年间的俄国内战期间，他领导红军对抗支持沙皇的白军，反抗14个协约国的武装干涉，最终赢得内战。托洛茨基在革命理论和观念上有些与众不同的味道，早期与列宁有过分歧，但后来两人的合作远远大于分歧，到列宁的最后时日，托洛茨基却成了列宁所能委托希望的人。
斯大林比托洛茨基大1岁，但在早期的俄国革命中比后者级别低，在红军中也接受后者的领导。他的革命手段更激进、更无情。但在苏共中央内，与不太讨喜的托洛茨基不同，斯大林得到了比较多的支持。斯大林说自己是列宁的学生，从不在列宁面前坚持与老师不同的主张，甚至在列宁去世后也一直不承认什么“斯大林主义”，只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列宁病重后，1922年4月3日，斯大林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颇有接班人的势头。
列宁在晚期发现了斯大林缺点，于是在遗嘱中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同时列宁通过妻子的联系，寻求与托洛茨基再次合作。斯大林得知后，在电话里辱骂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得知后曾愤怒写信给斯大林，并以绝交威胁他道歉。斯大林选择低头认错，最终事情平息。
从1923年3月中旬起，列宁已完全中止了政治生活。托洛茨基则遭到了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共同反对，不仅没能树立起权威，而且被大家所冷落。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并列为苏共（布尔什维克）主要的6名领导人。
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后把丈夫的遗嘱交给中央政治局。在苏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遗嘱没有被公布于众，而仅仅是在中央委员会的高级领导人中传达了。斯大林根据列宁遗嘱的建议提出辞职，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列宁的建议是不合适的，并一致选举斯大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托洛茨基对政治斗争很不在行，在《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的两篇文章里，竟然直言不讳地批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促使两人与斯大林联手，形成共同对抗托洛茨基的局面。他们3人发表文章，称“托洛茨基主义”并非真正的列宁主义；斯大林还表示“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被孤立的托洛茨基在斗争中失败，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苏俄国内的政治变化对中国产生了长期的重要影响。
在俄国内战期间，白军败退到国外，苏俄红军就进攻到国外。不少白军败逃到了中国新疆境内，苏军也就追杀到了新疆，并同当地的政治势力联系到了一起。这样，不仅旧沙俄在中国北方的权益没有归还给北京政府，新苏俄反而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1923年底，在中国西北地区起家的“国民军”军阀冯玉祥，受到孙中山《建国大纲》等书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思想的影响，开始倾心于苏俄，仰慕社会主义，还在室内悬挂列宁肖像。1925年，冯玉祥邀请中共中央的李大钊担任国民军政治部主任，后由中共党员刘伯坚代理。冯还结识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邀请苏俄军事顾问进入国民军，开始接受苏俄的武器援助，并派遣一批年轻的军官赴苏联留学。
不过，冯玉祥的部队在奉、直军阀联合进攻下被打败，不得不于1926年元旦通电下野。但冯的主要部队并没有散，他本人继续保持对苏俄的好感，并于同年前赴苏俄考察。
当然，苏俄对中国的关键性影响还是在南方的广东。而将深受欧美民主思想影响的孙中山推向苏俄一方的，其实是那些受其他列强支持的各路军阀。其中一个广东军阀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他名叫陈炯明。
陈炯明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3月的黄花岗起义中，陈炯明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孙在后期能以广州为基地开展护法运动，陈的军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曾赞陈“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但是，陈与孙的政治理念不同。陈炯明接受了梁启超提倡的“联省自治”的理念，主张建立与美国相仿的联邦政体，首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逐步向全国推广，再走向和平统一。孙中山经过了建国和护法的种种失败，坚信必须采取“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来统一中国，以重新建立全国政权。两人最终产生激烈冲突。
1922年夏，孙中山公开罢免陈炯明的职务。陈炯明的亲信大将叶举，于6月16日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和粤秀楼。孙中山撤退之际，夫人宋庆龄不愿与孙同行，认为“目标太大，容易被叛军发现”，并对孙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我请求你先走吧！”只身出走的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
在此之前，孙中山已经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接触，对俄国革命及列宁本人表示赞赏，很想多了解俄国新政权之成就。此刻，中山对自己的失败极为失望，在其他列强各国都不肯出手相助之际，他终于下决心寻求苏俄的帮助。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认定中国国民党为中国共产党之唯一伙伴，并指示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国民党内部运作，同时要保有组织和活动自主。
在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下，苏俄援助他建立黄埔军校，中山才感到走上了切实可行的统一国家的道路。尽管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从广东大本营出发北伐，打倒所有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仍是他留给继承者们的历史重任。
苏俄仅仅为了黄埔军校，就援助了300万卢布的经费，飞机9架，大炮几十门，机枪几十架，约万枝步枪，还有配套的弹药等等。另有一笔1000万元的援助经费，供广州国民政府建立中央银行。可以说：没有苏俄的援助，就没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本钱。
而在资本主义列强看来，社会主义苏俄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广州国民政府则是苏俄在中国的代理人。因此，当国民革命军向北方进攻时，他们必然支持自己的代理人而放下内部的争斗，团结对抗这个南来的“洪水猛兽”。
列宁的逝世对国共前途的影响是逐渐显现的。列宁本人虽然坚持世界革命的理论，但在国家关系的处理上并没有放弃本国利益。斯大林继承了大位以后，暂时延续过去对中国的政策，可大国沙文主义变得越来越赤裸裸。列宁那些带有国际主义道义的话，从斯大林口中再也听不到了。
由于过去托洛茨基在苏共和红军中的重要地位，在列宁去世后的几年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对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当时在苏俄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他们也被卷进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斗争，有些人因此受到政治迫害，遗恨终生。
同样，在中国的共产党人也无法幸免。托洛茨基开始就坚决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此，“托洛茨基派”（简称“托派”）不仅是苏共政治斗争的对象，而且中共也必须跟着念这个“紧箍咒”。
本书以此开篇，为那段风云诡谲的民国历史拉开大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