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自己戴红领巾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入队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批了——入队仪式上，身着白上衣蓝裤子的新队员们静静地等候着，突然，喇叭和队鼓齐鸣，出旗曲奏响了，那小鼓敲得人心里直发慌；队歌声中，几个大年级的队员两人一组，捧着红领巾缓缓走到我们面前，熟练地将红领巾系在我们的脖子上......我很珍惜那条红领巾，每晚睡觉前都会将它仔细地叠起来放在枕头下面。
红领巾戴上没有几天，文革就开始了，周围的一切开始变得有点异常——老师蓬头垢面，脸色带着憔悴，讲课的声调明显的低了下来，教室后墙上那些花呀鸟呀的剪纸也被撕掉了，还有，中队长也不再站在教室门口检查队员们戴没戴红领巾了。
一个炎热的午后，班主任老师缓慢步入教室，说以后不要再戴红领巾了，但并没有说因为什么，我猜想一定是文革的缘故，此时，文革开始已有一段的时间了。
又是一天下午，老师疾步走进教室，将一些写着红小兵字样的臂章放在讲台上，说以后不许提少先队了，要叫红小兵，毛主席的红小兵。然后走下讲台，将一种红底金字的菱形臂章发给我们，让我们戴在左臂上。我接过红小兵臂章，却并没像其他同学那般兴奋，只为不能再戴红领巾了而沮丧。
红小兵显然要比少先队更具战斗性，下课后，大家围住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逼迫他们背毛主席语录，有一个“小地主”背错了，大家于是冲上前去，用力掐她的嘴，并用黑板擦砸她的右手，她显然被砸痛了，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从那脸上滚落下来。
少先队队歌也不准唱了。少先队不再存在，队歌也随着停止，倒也合乎逻辑，可听说不准唱的真正原因是队歌的曲作者马思聪叛逃美国所致，作者反动，曲子自然也反动，这更合乎逻辑。红小兵没有“兵歌”，只是挑些语录歌曲哇啦哇啦唱，唱得依然兴奋。
之后几年文革进行得轰轰烈烈且腥风血雨，年少的我们干不成大事，整天价学工学农捡废钢铁，不记得上过几天课。
又是几年，热闹劲儿有些过去，我们也很快就要升入中学。一天老师忽然对大家宣布：臂章别戴了，你们回家把以前的红领巾找出来，找到哥哥姐姐的也行，今后红小兵仍旧要戴红领巾了。
虽然红领巾又重新让戴了，但名称却还叫红小兵——戴红领巾的红小兵。 那条红领巾又重新系在了我的脖子上。好多同学的红领巾都找不到了，也只好不戴，由于再过几天就要小学毕业了，老师对我们并不像对低年级同学那样严，也就不强迫。几天后，见许多同学都不戴红领巾，大家也便都不戴了。最后的几天里，班里只有我还带着红领巾上学，因为我知道进入中学后就没机会再戴了。
又是多少年过去，文革终于结束，少先队名称又重新恢复了，这时我们也早已高中毕业了。少先队虽然恢复了，可少先队队歌却并没恢复，而是选用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电影插曲作为新队歌，也就是小朋友今天所唱的队歌。
如今，那种红底金字的红小兵臂章早已是不多见了，人们甚至忘记了它有存在过。回想起来，虽然小学里大部分时间是戴着红小兵臂章度过的，可不知为什么，它留给我的印象却远不及红领巾那样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