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十七 井冈红旗
三湾改编把已经不足1000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由陈浩担任，实际上架空了师长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下辖第一、第三两个营，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共有700余支枪。
改编之后，毛泽东率起义军向着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发。井冈山位于江西和湖南两省的交界，总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这里离中心城市很远，交通不便，历代政府的统治力量都很薄弱；崇山峻岭，森林茂密，地形险要，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四县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对这支千人左右的工农武装来说，可是说是理想的落脚点。
但那时，井冈山已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王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两人是结拜兄弟，袁为兄，王为弟，互相呼应。
当时，起义军里有一种典型的“打下来”的思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解决了！但是，毛泽东反对这种狭隘的思想，决心用海纳百川的办法，争取和改造他们，使这些三山五岳的土匪变成跟自己一道走的革命武装。
毛泽东了解到：袁和王最看重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其中，袁文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了共产党，他手下有160人，只有60支枪，有100人没有枪。于是他决心“以枪换山”！在前委会上，他提议一下子送给袁文才100条枪，换取对方的接纳。这个提议太大胆，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尤其是余洒度坚决反对。毛泽东辩才了得，竟将多数人说服了。并且，他要向袁文才表现出我方重义信友，只带几个人上山见袁文才。
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前往宁冈大仓村去会袁文才。袁首领闻报后很紧张，预先在林家祠堂后面埋伏下20多人枪，以防对方带兵突袭。结果毛泽东只带了几个随员前来林家祠堂，袁首领就放心了，埋伏的人马始终没有出来。
见面后，毛泽东说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绍来找他们的，充分肯定他们“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同时说到工农革命军目前的困难。双方谈得很投机，毛泽东趁热打铁，当场宣布送给他们100支枪！这大出袁文才的意料，感动莫名。袁当即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给工农革命军600块银元，并同意革命军在茅坪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还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不过，袁文才还是有所保留，他对毛泽东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毛泽东知道欲速则不达，表示理解。
在茅坪建立了留守部门和后方医院以后，伤病员得到了安置，部队得到了休整。毛泽东信守诺言，遂带部队出山，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一路既打了土豪，又熟悉了环境，还打听到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失败的消息。这样，毛泽东不得不打消同南昌起义部队会合的念头，立足于独立生存的策略。
在他们停留于湖南酃县水口村期间，发生了余洒度和苏先俊脱离工农革命军的情况。余洒度一直跟毛泽东有矛盾，后来被架空，因而非常不满。苏先俊因对总指挥卢德铭的牺牲负有重大责任，在三湾改编时被拿掉了团长的头衔，也成为了无足轻重的干部。
10月27日，毛泽东又带部队回到了茅坪。这时，袁文才已经向王佐介绍过工农革命军的情况，并说毛委员为人如何仗义、如何守信等等。王佐遂派人接应毛委员他们上山。毛泽东也送给王部70多条枪，王则资助起义部队500担稻谷和一些银元。
立足问题解决之后，毛泽东又多次同袁文才和王佐交谈，其胸怀和见识令两人拜服得五体投地。后来，王佐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又派了20多名党员干部，分任袁、王部的连长、排长和党代表，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了提高。次年，袁、王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至此，工农革命军完全吸收了袁、王的部队。
毛泽东开始经营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在这段时间里，他想通了很多关键的问题：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就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陈独秀建党有功，但他不懂得怎样从中国的国情考虑问题；我们这么小的一支部队之所以能在罗霄山脉中段站住脚，重要的是因为这里远离城市并且交通不便；而党内目前很难接受这些观点，因为从上到下都很“左”，很危险。
1927年12月下旬，毛泽东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
第一、打仗消灭敌人。这是所有军队必然的任务。
第二、打土豪筹款子。与其说这是阶级斗争理论决定的，还不如说是工农革命军所立足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对于正规的国防军，自有国家的财政经费来支持。国民党还没统一全国，已占领地区的财政收入自然成了军费来源，因此国军攻占的目标都是经济相对富裕的地区，尤其是城镇。毛泽东把工农革命军带到贫困的边远农村求立足，同时也带来了财政来源匮乏的问题，因此，要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解决军费来源。打土豪既符合阶级斗争理论，更是这支军队力所能及的财政措施。
第三、做群众工作。这一条是毛泽东的发明。自古以来，军队就是为了打仗，不给民众增加负担就很难得了，还要做群众工作？如果不是他深切懂得争取民心的重要性，如果不是他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如果不是他在此拥有绝对的威望，根本就不可能教会这支军队如何完成这项任务。
连党代表罗荣桓对毛泽东提出的三大任务非常重视，不但身体力行，而且还在理论上提高了一下。他将上述通俗讲法重新表述成：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深以为然。从此，这就成了中共正式文件中的专用表述。
在带兵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总结了一套治军的纪律，当时，部队把这些纪律称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三条刚好对应前述三大任务，是完成这些任务的必备条件。后来工农革命军打进县城后，听到了一些群众反映的问题，就把部队集中起来，宣布了六条注意事项：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工农革命军处在军阀割据的狭缝当中，如何生存，如何防御，如何进攻，需要一套有效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开始对大家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然而，大概他自己都没有料到，他不仅学之，而且学而优之。在井冈山第一次反“进剿”之前，毛泽东在前期斗争的基础上，为部队总结了十二个字的游击战作战原则：“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
1927年12月至1928年2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迎战赣军两个团的进攻。工农革命军与农民起义相配合，避实击虚，一举攻占了宁冈县城，全歼守军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虏近300人，打破了国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获胜之后，毛泽东发现部队中有打骂俘虏和搜俘虏腰包的现象，立即明确制止，并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这些俘虏感激涕零，很快将此传播出去，国民党散布的“共匪见人就杀”的宣传随之就被戳穿了。
到1928年2月底，工农革命军已发展为实力较充足的一师两团，并且同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同时，他们又开始了土地改革试点，取得了初步经验。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初具雏形，让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红旗牢牢地插上了井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