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案件继续蔓延并显示毒化中国社会之结构
2009年5月30日
何必
邓玉娇案发距今已大半个月。案情细节巴东警方仍在侦查……（略。）
这好像是个专门讨论法律问题的地界儿。
邓玉娇案件继续恶化着，这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
虽然说，该文作者引用罗兰•巴特的话说，事实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学的存在。
来看看相关的内容。
王未名从美国给我发来BBC和世界日报的相关报道。
（何必注，略。）
洋鬼子的中文媒体也对此案件进行了公开报道。这显示出，邓玉娇案件的性质，早就突破了传统的舆论报道范畴，连被北京当局明文规定只准许报道财经内容的洋鬼子在中国的媒体也胆敢做此举动，即反映出该案件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公共事件。
（何必注，略。）
在美国的徐水良先生发来大量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而社会上已经就邓玉娇案发出了公开信。
（何必注，略。）
旅居国外的吉安发来的连篇累牍的说辞。
（何必注，略。）
老周发来的参考材料。
（何必注，略。）
白祖诚老先生发来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嘿嘿。
目不暇接了吧。
该如何判断邓玉娇案件对咱们中国的影响？
就目前的情势看，邓玉娇案，与其他的成为公共事件的案件一样，相关当局都采取了维护公权力而迫害弱势群体的做法。这种规律，在近年来所有事件或者案件当中，无一例外。
隐瞒真相，已经成为地方当局在面对如此突发性事件时的条件反射，形成了统治本能。
巴东警方的胡作非为，已然使得该案件的真相显露越来越成为不可能。
邓贵大之死，原本就是个很普通的正当防卫里的倒霉蛋儿，最不济，也就是打架斗殴里的一败涂地之辈。
这种事情，在13亿人口的中国，几乎每秒钟都在发生。是太稀松平常的事情了。
可是，正是由于邓贵大身为官员，就使得巴东警方必须为其莫须有的“被害人”身份与“权利”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为此，巴东当局不惜动用公权力来销毁对邓玉娇有利而对邓贵大们不利的证据，比如邓玉娇的内裤上的体液。
而巴东当局在其网站上宣布，两个来自北京的律师被邓玉娇家人停止案件当事人代理人资格，更是凸显出巴东方面公权力滥用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人们现在似乎都还在把矛头指向巴东警方和巴东委府。这种方式，很是有些避重就轻的意味。
去年，瓮安事件后，在美国的芦笛曾经撰文指出，现如今的共产党政权比起中国封建社会时还不如。在过去，中国社会的结构是，皇帝，官僚，民众，形成了互相制约的三位一体。民怕官，官怕皇帝，皇帝怕民。但凡出现了类似瓮安事件那样的官民对立，皇帝一定要站在民众一边，杀几个贪官污吏，以平民愤。
但是，共产党政权已经彻底背离了中国社会赖以延续几千年的这种治理传统。三位一体变成了势不两立的双方，皇帝没有了，或者说，中南海已经彻底变成了贪官污吏的代言人，成为了最大的贪官污吏的聚集地。
如此，原本可以稳固的三足鼎立，就变成了官僚体系与民众的二元架构。这种结构之不可能稳定是显而易见的。在空间上，这种仅仅依靠两条腿而矗立的庞然大物，摇摇欲坠是不可避免的。
到现在，巴东警方和巴东委府成为众矢之的。
但是，鲜见有人把矛头直接指向北京当局。
全国妇联在此悄无声息。
政法委在此悄无声息。
中南海在此悄无声息。
胡锦涛、温家宝在此悄无声息。
于是乎，巴东公权力胡作非为，而湖北省乃至中国公权力再一次悄无声息，无所作为。
当咱们看的，改革开放出现逆转之际，公权力越来越无处不在，在类似强制性拆迁等狼心狗肺的活动当中意气风发一往无前，在开征新税种、实施负利率、强化新三座大山以及养老等而让国民不堪重负生不如死、官富民穷等上愈演愈烈，但是，遇到类似杨佳、邓玉娇这类事件，公权力却默不作声，让咱们体会到，中国公权力的越位与缺位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王八蛋货色。
这时候，怎么就没有什么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温家宝高度重视指示相关部门如何如何了？
面对随随便便就可以上升为全国性乃至举世瞩目的公共事件，当局寡廉鲜耻地视若无睹，甚至默许乃至鼓励类似对杨佳的“暗杀”让其“速死”。这种处心积虑构筑与民间仇恨的做法，才是咱们应该在邓玉娇案件也好、其他事件也罢上最应该明白无误看到并关注的。
邓玉娇案件，继续毒化着中国社会，使得新版本的中国社会结构再一次凸显出来，让咱们看到，这种显然不可持续的跛足架构摇摇欲坠的危险性。
一切的一切，都在向着中华民族自我毁灭的道路上一日千里。
也因此，我总是对那些莫名其妙地对现如今的中国大唱赞歌着感觉恍如隔世。
不信，咱们可以看看，那些对北京当局歌功颂德者，在邓玉娇案件上，与前面所说的那些人模狗样的主儿一样，都默不作声、呈现出“集体性失语”吧？
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