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意淫罢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屡受外国侵略,几次差点亡国。这是华夏千古未有的变局。但翻出老皇历,许多人扳着指头数一下过去的辉煌,不但能自慰,还可以炫耀。

纵观中国古史,从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只有汉武帝、唐太宗、康熙、乾隆几位皇帝,对外用兵,开土拓疆,扩大了中国的版图。其中似乎尤以唐太宗为最,他赢得了“天可汗”的称号。所以,我们不断标榜“汉唐盛世”、“康乾盛世”,以用来藉慰心中的自卑。

而成吉思汗、忽必烈,西征欧洲,东并朝鲜,南服印度,北吞西伯利亚,开中国版图之最,因他们不是汉族人,所以传统史学家对之视而不见。

实际上,这种评价是以“国富兵强”为标准,看一个时代是否国家富有,是否对外用兵,开拓疆土。

在今天,学者们交口夸赞“大唐盛世”。于是,人云亦云,三人成虎,正如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一样,人们便想当然地认为唐朝真的是“盛世”。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大唐盛世”,唐朝是乱世,古来少有的乱世。

说到“盛世”,还得追溯到儒家。太平盛世是儒家的理想社会。尧、舜、禹是它的典范。儒学大师董仲舒认为,在太平盛世,天地仁和,统治者行王道,不行霸道,即实行仁政、德治,按照周礼等级制度治理天下。在极度黑暗时代,残暴不仁的吸血鬼世代接班垄断既得利益,弱势群体永世做奴隶。在那时的现实生活中,即使有侠客报仇,人们仍然焦虑、痛苦看不到任何希望,心灵绝望不堪,活着不如死去。在唐朝,李白就梦想做一名侠客,“解放”唐朝人民。

为了给黑暗痛苦时代的人们指出光明,带来心灵上的慰藉,公羊学家提出了“三世说”,并标榜将来会有一个“太平盛世”。它告诉世人,只要不放弃道德努力,最终可以达到理想的社会。公羊学家认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三种不同社会,应当实行三种不同制度,所以必须不断革命。他的演进是道德的演进。“据乱世”,是血腥屠杀、卑鄙无耻、极度黑暗的恐怖时代;“升平世”,是世人开始有礼法可依的时代;“太平世”,是王道大同时代,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人类道德普通提高,个个为尧舜,崇尚仁义与良知,平等对待一切人类。

在近代,康有为撰有《大同书》,即依据“三世说”和西方“自由王国”理想,为中国人及外国人设计了一种“太平盛世”。即使当今社会的李银河,还比不上一百年前的康有为。康有为鼓吹“婚姻自由”,人人平等,个个可以“换偶”,“同居”长的只能一年,短的必须满一个月,美满的也可以续约。(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康有为《大同书》)

在今天,我们认为,一切以人为本,评价“盛世”的标准应为“民生”。只有老百姓说是“盛世”,才能算数。一切以“民生”为中心,凡是不计“民生”的,都不是“盛世”。所以,我们认为,唐朝不是“太平世”,也不是“升平世”,而是“据乱世”,即极度黑暗、卑鄙无耻、屠杀抢劫的时代。从李白梦想做侠客一事看来,唐朝人确实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可惜没有人去“解放”他们。

唐朝无“道”,“道”既不在江湖,也不在庙堂。唐朝人崇尚无耻,看谁更狠毒,看谁会抢劫,以效率优先,不顾公平,良知淹没,正气不昌。因此,韩愈拨乱反正,要“原道”,抬举孟子,标榜良知良能,提倡“文以载道”。

因为官贪税重,土地兼并严重,全国一半百姓被迫逃亡。残疾人免税,所以许多人纷纷自残肢体,美其名曰“福手”、“福足”。人人都想健康长寿,可唐朝人偏偏喜欢当残疾人。估计,唐朝的残疾人非常多。在关中,男丁害怕当兵,许多人采取烧、烫、烙、熨等手段,自成残疾,以逃避兵役。有的用麻染石蜡,缠绕手臂或大腿,点火烧成残疾,简直惨不忍睹。白居易有诗《新丰折臂翁》,讲述了唐玄宗时一农民捶成“福手”以保全“猪”命。

儒家标榜“孝”道,认为人的身体,受之于父母,不能有任何的损伤,应当“全归”于天。虽然唐朝人自残肢体,是大不孝,但他们能苟且偷生,还有机会梦见“太平盛世”。唐玄宗手头紧,缺钱花,重用能人抓创收。他们个个擅长“勾剥”、“勾征”,即最大限度增加税收。皮日休在《橡媪叹》写道,贪官们欺压百姓,明明是一石谷,偏偏只量作五斗,“吃”掉百姓一半。这种情况,整个唐朝都一样。《橡媪叹》: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芜岗。伛伛黄发媪,拾之践晨霜。移时始盈掬,尽日方满筐。几曝复几蒸,用作三冬粮。山前有熟稻,紫穟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如何一石馀,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吾闻田成子,诈仁犹自王。吁嗟逢橡媪,不觉泪沾裳。

官尺长,民尺短。一匹布本来只有四丈,官吏在征收布帛时,使用官尺衡量,百姓六、七丈布也只能算做一匹,要吃二、三丈的亏。

皇帝诈称减轻农民负担,免税一年,却又命令官吏照旧征税。唐太宗、唐玄宗常常玩这样的把戏。白居易《杜陵叟》一诗说: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馀。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百姓是“良民”,被迫卖田宅卖子女,仍然不能完税,只好借高利贷。王梵志诗说:“贷人五斗米,送还一石粟。”明知高利贷借不得,但为了救命,也只好借来下锅。古代中国,农民逆来顺受,不管是阿鸡、阿狗当皇帝,还是阿猪、阿猫做县令,他们只知道有两件事:吃饭与交“公粮”。农民胆小怕事,做不了流氓,所以一般不敢造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虾子吃水草,水草吃泥土。也正是如此,农民世代“接班”吃泥巴。

白居易有《卖炭翁》,虽然是记述中唐“宫市”强抢百姓,但其行为与唐初的“和市”无两样。《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牛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千馀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官府雇佣百姓干活,开始则诈称付报酬,可等完工后,官府分文不付。王梵志诗说:“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亦官人婢。夫婿暂时无,曳将仍被耻。未作道与钱,作了擘眼你。”女工被雇佣,还要被强奸。

在唐朝,奴婢是私有财产,可自由买卖。因此,许多不法分子掠卖人口牟利。武则天时,作家郭元振出任四川梓州通泉尉时,“收容”了一千多良民,转卖作奴隶牟取暴利,以作为交友、行贿的费用。当地百姓被他搞怕了。

唐中宗时,安乐公主、长宁公主、安定公主等人,无法无天,竞相派走狗守候在马路,看见行人就“收容”。外国僧人范慧,因向太平公主行性贿赂而走红,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收容”百姓。

统治者不以人为本,无视民生,遇到天灾,竟然慌称无灾,大灾反而有大丰收。628年六月,首都闹旱灾、蝗灾。唐太宗抓了一只蝗虫吃掉,表示由他一人承担“天谴”。于是,官员们纷纷宣称蝗虫不为灾了,当年农业大丰收。

753年、754年,水灾、旱灾相继而来。唐玄宗担忧大雨淋伤庄稼,将来收不到税,杨国忠叫人采集好的禾苗,进献给唐玄宗,说:“雨虽多,不害稼也。”于是,杨国忠上书宣称农业喜获丰收。

875年秋,黄河流域,遮天蔽日的蝗群自东向西飞来,所过之处,一片精光。首都地区的长官杨知至向皇帝报喜说,此次蝗灾遍及全国,但皇恩浩荡,蝗虫通人性,不吃首都的庄稼,个个朝荆棘自杀撞死了。于是,朝廷百官纷纷上表,互为庆贺。

 


作者: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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