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逍遥白鹤夫君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明] · 杨慎
风云际会的山城重庆，亦称渝州、雾都。这里曾经是生养哺育我的地方，但若追根溯源，它却并非自己的祖籍之地，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不是出生在这座城市。是历史的宿命和残酷的战争，把家里的长辈们辗转引领到这座雄踞西南的千年古城，远离了老家浙江绍兴。于是这座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故乡。
重庆是中国著名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三千多年。这次回渝，除了勾起我儿时的一些记忆外，还有对重庆旧城往事的点滴回顾，其中有些与我家还有点关联，似值得一记。因文章稍略长，故分作 【巴国故城】，【三次直辖】，和【大区往事】三节。还望时间不太宽裕的朋友自行斟酌方便。
【巴国故城】
重庆地区位于四川东部山区，古时称为巴。《山海经》中始有记载。巴在商朝时为一偏远方国 (古代城邦国)，不受中原商王待见。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伐紂，巴国积极出兵参与。《华阳国志· 巴志》(东晋·常璩) 中记载 “武王伐紂，前歌后舞”，指的就是这群巴人。“巴师勇锐，歌舞以凌”，则是说在他们将巫歌鬼舞夹杂在凌厉的攻势中，咄咄逼人，勇冠三军。商紂覆灭后，武王封巴为诸侯国。
图1. 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巴师勇锐，歌舞以凌。 (网络图片)
但巴国距离当今世界实在是太久远，留给人们的印象很浅。不过，说到两句与巴人有关的成语，大家就会比较熟悉了。
先秦时期，巴国势微。面对拥百万甲兵的北秦西蜀和东楚，生存大不易，故一度与楚国结盟。巴人独特的巫鬼文化和樂舞因此传播到楚地，感染民众。据史书记载，当楚国都城郢中 (现湖北荆州) 有人放歌楚国的雅乐 “阳春·白雪” 时，仅有寥寥 “合者数十人”。而一曲 “下里·巴人“，却有 “合者数千” (西汉·刘向《新序》卷二《杂事第二》)。
下里为当时郢都城内一处巴人聚居地。在楚国的辞赋大家宋玉眼中，该地的巴人只不过是一群没什么文化修养的移民，只有曲高和寡的他自己，才是正宗的雅士高人。正是楚巴两国雅俗文化的交流碰撞，才生出了这两句成语，流传千古，直到如今。不过，巴人的樂舞也确实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直至汉代。
?此外，还有一件自己曾经留心过的巴国往事。少年时我常散步去半岛市中心玩耍购物。路过七星岗时，便会扫一眼街边那座石砌的古墓，“东周巴将军蔓子墓”。
蔓子将军是战国时巴人，戍守巴楚交界的边城。某年巴国内乱，将军弹压不住，向楚国借兵，称戡乱后将以城池回报。乱平，楚王遣使索要城池。蔓子将军答道：“平乱和守城均为末将职责，当初我确曾许诺回报。但城池属于国家，恕我不能奉送。请将此头献与楚王，以作抵偿”。说罢拔剑 “自刎以头投楚使”。楚王得知后叹道：如能有将军如此，还要那城池何用 (”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华阳国志》)。
蔓子将军虽然诚信不足，但忠义有余。因此还是能够博得后人敬重。而且自己断头后，还能扔给楚国使臣。这非常人所能做到。巴人厉害吧？实在是非同小可。
五百年后。三国时期的巴郡太守严颜将军在大军压境时拒绝弃城投降，战斗中被刘备麾下的猛将张飛用计擒拿。严老将军在面对枭首威胁时，凛然正告张飛，“砍头便砍头，发什么邪火！…… 巴郡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引用的就是这蔓子将军的典故。
巴人爽直刚烈，由此可见一斑。
图2. 断头将军巴蔓子 (重庆三峡博物馆展品，网络图片)
图3. 巴郡守将嚴颜 (業雄绘，网络图片)
长话短说。秦灭巴国后，改郡制。秦相张儀筑江州城 (今重庆半岛老城区和江北部分地区)。隋唐时再改称渝州。1189年，南宋皇子赵惇 (1147 - 1200) 在正月里受封为恭王，二月又因父王禅让即位为帝，史称“双重喜庆”，重庆因此得名。经元明清和民国代代沿用，至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
图4. 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战略家和纵横家张仪，以巧舌如簧著称于世。率军灭巴国后筑江州城 (今重庆)。 (网络图片)
【三次直辖】
一聊古城，不免也就牵出些旧重庆的故事。这里说两件值得一提并且与我家还有些关联的事，一是重庆直辖，二是西南大区。
先说说直辖。百年来重庆历经风雨沧桑，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三次被中央政府直辖的经历。三朝元老，特立独行。
重庆市的第一次直辖是在抗战时期。1937年 “七七事变“，日寇入侵华北，中国爆发全面抗战。1939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頒令，将位于西南大后方的重镇重庆升格为甲等中央行政院院轄市 (即直辖市)，成为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此时全国各地大批工厂、学校、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都撤迁至重庆。重庆在三十年代初刚刚拉开序幕的现代城市市政建设，开始加速进行。
其实早在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就做了一些应付中日大战的准备。其中之一就是要在大西南战略后方修建成渝铁路。1936年，铁道部将我爷爷，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的铁路工程师胡懋康，从南京调派去四川成都成渝铁路工程处担任副总工程师，负责督促修建这条从晚清时就欲修未修，而且还间接引出了个辛亥革命的铁路。
爷爷上任后不久曾寄给我父亲一帧照片。照片背面简述了开工后约半年来工程进展情况：“今春奉調入川，督修成渝鉄路簡(陽)成 (都) 段。測量工作越五月始，竣事返蓉適逢國慶之期。爰攝此影，用誌無恙。景侯附識，二十五年，十月十日” (参看下图)。景侯是我爷爷的字。旧时的人们除姓名之外，还有字号。
不料，工程刚开始一年，日寇便开始全面侵华。因为国家打仗更需要钱，修铁路的事也就因此而受阻，但并未完全停工。工程时断时续，进展缓慢。
图5. 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生胡懋康 (我爷爷)
图6. 1936年 (民国25年), 铁道部将我爷爷从南京调往新成立的成渝铁路工程局任副总工程师。这是他上任后寄给我父亲的照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重庆政府和民众为了纪念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筑起了一座 “抗戰勝利記功碑”。说起这抗戰勝利記功碑，与我家长辈也有过一段渊源。因为这碑是我二叔，当时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生胡允敬设计的。家中还存有二叔当时绘制的设计图照片。二叔的设计当时是经过政府招标、竞标、最后中标胜出后被采用的。不过，现在你若上网去搜寻，还能找到这座碑的设计师名字，但那已经不是我二叔的名字了。
这事让我联想到那位设计美国华盛顿特区内 “越战纪念墙” 的林璎女士。都是建筑系学生，都是成功地设计了与战争有关的纪念建筑，都是参加竞标后中标，林女士因其作品名满天下，而胡允敬先生却有了作品，但没了名字。相比这位林徽因教授的侄女来说，我二叔的运气真的是太差。
不过，1947年，梁思成先生组建清华大学营建系，二叔即被梁先生招聘去清华任教，从讲师一直做到教授。他还参加了梁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领导的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新中国的国徽就是他们组设计的。对于毕业于中央大学的二叔来说，这也许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图7. 这是我二叔胡允敬当年亲手绘制的重庆 “抗戰勝利記功碑” 设计效果图 (黑白照片翻拍)。
图8. 1947年8月建成时的中华民族 “抗戰勝利記功碑”。(网络图片)
图9. 1947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立时最早的五名教师，后来都成了该系的教授。摄于1980年代。从左至右依次为：胡允敬、吴良镛、汪国瑜、张昌龄、朱畅中
图10. 1951年清华大学建筑系国徽设计小组。中国的国徽就是这个组设计的。前排右二是我二叔胡允敬。
图11. 1952年二叔二婶的婚礼。梁思成先生 (中) 是主持人和证婚人。二婶杨秋华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第一届毕业生，而且是七位毕业生中唯一的女生。毕业后也留在清华任教，一直做到教授。
这些便是我家与重庆第一次直辖的关联。
重庆市的第二次直辖是在国共内战结束后。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占领重庆，陪都易手。重庆成为新成立的 “西南军政委员会“ 驻地，同时被定为西南局替中央代管的直辖市。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包括重庆直辖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西康省、和西藏部分地区。人称 “西南大区”，但四年后即遭中央撤销。
在此时期，我父母都在重庆 “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医院“ 做医务工作。该院的前身是国民政府的 “中央医院”，1929年成立于南京，抗战时转移到重庆。父母当年都是抗战时期流亡到四川的学生，胜利前在成都分别从齐鲁大学医学院和华西大学药学院毕业，随即作为急需的医药人员投身于抗战洪流之中。日本投降后，父母便转到重庆中央医院工作。
当时的重庆中央医院与驻陪都的苏联大使馆为邻。使馆大楼为民国早年修建的哥特式建筑，依山而建，傲然挺立于市区制高点枇杷山上，俯瞰长江。使馆楼前有一个漂亮的花园，园中有两座水池喷泉，池中有着花石纲一样的假山和锦鲤。花径旁还有养着金鱼的大鱼缸供人观赏。春夏时鲜花盛开，彩蝶飞舞；寒冬时腊梅怒放，暗香袭人。
抗战胜利后，苏联大使馆迁离重庆。使馆大楼因而就改属重庆中央医院、随后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医院城区部、以及再往后的市立第三医院，被作为办公楼、图书馆、以及部分病房使用。因为我家就住在院区内，而且我是在那里出生长大，所以那座原使馆花园也就成了院里小朋友们儿时的乐园。
图12. 前苏联大使馆旧址，也是我父母曾经工作过的前中央医院、前西南医院城区部、以及后来的重庆市立第三人民医院一部份 。(网络图片)
图13. 1941年11月，蒋介石 (前排中) 访问苏联驻华大使馆。左1为二战时的苏军名将瓦西里·崔可夫 (Vasily Chuikov)，他当时是苏联驻华武官和军事顾问团团长，协助中国抗战。直至希特勒1942年侵略苏联，他才被斯大林调回去抵抗德军。右1为当时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 (中文名)。众人正走下使馆，步入使馆花园。(网络图片)
图14. 我的父母在中央医院工作期间的合影
图15. 父母在市立医院工作时我们全家的合影
1949年，中央医院被解放军接收改编，成为主要为军政人员服务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医院，简称 ”西南医院”。西南医院分为城区部和郊区部，是重庆当时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最优秀的医院。兵强马壮。院长、科主任、以及的各科大夫均是从洋人办的教会医学院毕业，甚至还有政府公派留美后从哈佛医学院回来的。护理人员也都受过良好专业教育和训练。
西南大区撤销后， 代管直辖市随之消失，老西南医院亦不复存在。该院郊区部被改编成为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医院开始对民众开放，大家仍按老习惯称它为西南医院。城区部则改成为一所市立医院。分院前父亲在郊区部工作，而母亲在城区部上班。改编后的三医大新西南医院要调我母亲过去，但城中市立医院却紧紧抓住不放，妥协的结果是将我父亲调回了城里的市立医院。日后我即是在那里出生长大。该院后来被指定为 “高干医院“，故事较多，以后有空再聊。
这可以说是我家与重庆第二次直辖的关联。
重庆的第三次直辖是在改革开放后。1997年6月18日，中央决定重新成立重庆直轄市。市政府再次重新掛牌。这次可就大不一样了。仅从财政收入来看，以前重庆每年必须上缴给四川省的大量财政收入，如今全部自己留用。同时中央政府还给予大量财政和政策支持，欲将其建成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制造业中心。所辖区域也大增，足可以抵上一个行政省。那时我已赴美留学多年，父親已经因病离世，母親也已退休。
白驹过隙。自第三次直辖以来，25年光阴一闪而过。如今的山城渝州是高屋建瓴，今非昔比，在西南地区独领风骚。不仅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建设也日新月异，而且下了大力气改善交通。仅在半岛老城区和新开发区内，横跨长江和嘉陵江的大桥就建了十几座，而此前仅仅有一座。再加上新建的多条高速，穿楼轻轨、过江索道、超长电动扶梯 (上下山需各行两分半钟)、以及多处直立上下山的交通电梯等等。一不留神，重庆已从昔日一座低姿态的边远渝州，摇身一变成了网红山城，引来全国各地无数游客打卡。
不过，由于地形所限，市区内交通仍然显得拥挤。再说那新建的 “8D” 高速公路网玉树临风，为世所罕见的多层立体结构，足以扰乱GPS的思维能力。听说外地新来的司机都觉得肝儿颤：如若转错一个弯，立马变成市区 “一日游“，天黑前能转出去算厉害的。也许说得有些过了？
图16. 重庆黄桷湾高速立交桥一瞥。上下共五层，二十条匝道 (辅助引桥道，网络图片)
【大区往事】
山城黄昏，长河落日。我们步出宾馆，沿着轻轨站旁的地下通道漫步走向大礼堂。晚风习习，华灯初上。广场边小食街排挡内人头攢动，香气四溢。广场台阶上的音乐喷泉灯光闪烁，五彩缤纷，泉水随着欢乐的音乐节奏起舞。华丽的牌楼前，一众人等也在翩翩起舞，广场舞。抬眼望去，只见一座巍峨壮丽的宫殿高高在上，在夜色中发出灿烂光芒。那就是西南大区时建造的重庆大礼堂。
重庆人对逝去的西南大区似有深情厚意。市内常见到 “大区旧址” 的标记，提醒大家旧时发生过的往事。这些事不仅改变了市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喜爱体育和文化生活的民众(包括本人在内)，还影响了大区领导们的仕途。
1949年11月底，刘邓大军从川东开进重庆。中共中央委任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等分别担任西南局正副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副主席，統领西南大区。
刘邓二人均出生于巴山蜀水间。如今大权在握，衣锦还乡，正是大展宏图之际。但此时的重庆虽然贵为直辖，与上海广州武汉等开埠大城相比，城市建设还多有欠缺。于是，建设新西南和大重庆的重任便落在了三位大领导肩上。事不宜迟，市政建设工作立即启动。
图17. 西南军政委员会三领导标准像，邓小平、刘伯承、贺龙 (从左到右， 网络图片)
图18. 贺龙从成都抵达重庆。刘伯承 (左1，2) 和邓小平 (右1) 等人迎接 (从左到右， 网络图片)
图19. 当年大区内四处悬挂着刘伯承主席、贺龙副主席、邓小平副主席的彩照 (从右到左， 网络图片)
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改弦更张。刘伯承将军是中央特派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威震一方。为了庆祝解放，刘主席大手一挥，借花献佛，把中华民族纪念抗战胜利唯一的一座全国性 “抗戰勝利記功碑” 改成为 “人民解放紀念碑“。从此人称解放碑。碑上原有的题字系旧政府市长所为，统统铲掉。取而代之的是刘大帅自己的亲笔题字和署名。还涂了金粉。
图20. 被改名后的 “人民解放纪念碑”。
多年前我们回国时，曾去清华拜访二叔。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如果你们日后还有机会去重庆，请替我在纪功碑前放一束鲜花。表达我对抗战胜利的纪念和对重庆的祝福”。我们答应了他。这次回渝，我们本打算替二叔了此遗愿。但到得碑前，向两位武警卫兵询问能否让我们献上一束鲜花时，却遭婉拒。这件事让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却也无可奈何。
图21. 国务院为之正名的小碑
第二件要做的事便是城市建设。大军接收重庆后，三位领导突然发现这 “陪都” 似乎徒有虚名。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居然连一座召开大型会议的场所都未能修建。于是，建造一所像模像样的委员会大会堂立即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三位大区领导一致决定，”要搞，就要搞气派的，既能体现民族风格，又要具备現代化标准。质量要好，不但具备集会功能，还要具备展览、接待的功能，几十年后也不失其风采“ (谢武申，《世纪》2011年第2期)。目标宏伟，要搞出个 “远东第一”。
很快，耗资三百二十亿人民币旧币 (值1955年的新币三百二十万；约等于目前4～5亿人民币)，一座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如宫殿一般宏伟的 “西南軍政委員會大會堂“ 便拔地而起。后因大区撤销，遂改名为重慶市人民大禮堂。
此会堂仿明清宫殿设计，依马鞍山势而建。座东朝西略偏南。既有皇宫的磅礴气势，又有天壇的华丽外表，还有一座能媲美颐和园排云殿前 “雲輝玉宇“ 的豪华牌楼，再加像中山陵一样气派的天阶。够大胆、够厉害吧？
不够。在最初的设计蓝图中，大礼堂前的广场上还有像天安门前那样的大型华表和金水桥。
不幸的是，由于资金不足，后者最终被忍痛放弃。不过，尽管欠缺了大华表和金水桥，但人们毕竟有了远东第一的大会堂。市井小民走到如此宏伟壮观的殿堂前，自然会产生朝谒天阙的感觉，那目的也就达到了。
图22. 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全景 (网络图片)
图23. 人民大礼堂夜景
图24. 音乐喷泉
图25. 牌楼题字
图26. 牌楼前的广场和广场舞者
请注意，这可是内战结束后，天下初定的1950年代初。本会堂开了天下之先，它比1959年建成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早了几乎十年。
此外，本会堂还是新中国仿古建筑的第一大崭新成果。中国古建筑泰斗梁思成先生也忍不住为它击节叫好，为它戴上了 “20世纪50年代中国古典建筑划时代的最典型作品“ 的桂冠。据说它还曾被评为 “亚洲20世纪十大经典建筑”(详见http://www.cqyz.gov.cn)。
简言之，新社会新气象。彼时因为各种政治运动大都还未开展，领导们和设计师的思想都够解放，放得很开。
和贵体欠安的刘帅相比，贺老总为重庆建设付出的精力更大。贺大帅生性活泼直爽，喜爱体育运动。据说延安时期八路军第一支正规篮球队，就是在他所辖的120师建立的，打遍边区无敌手。
来渝后，贺老总惊讶地发现，偌大的一个陪都，居然没有一座具有奥林匹克标准的体育场，而且也没有标准室内体育馆和游泳池。那怎么行！如此怎能与新西南大重庆相配？
毛主席在1952年为新中国体育工作题词，写了“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口号。但早在1951年，贺老总就亲自主持了重庆现代化体育设施的建设。人们很快就建起了一座容纳4.5万观众的现代化大型体育场，重庆市大田湾体育场。
虽然这名字沾了些巴人的地气，但它可实实在在是新中国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综合体育场。场内有标准的足球场、四百米的径赛跑道、以及田赛的各种场地和设施，再加能坐4.5万人的看台。总之，应有尽有，雄踞西南。
图27. 重庆市大田湾体育场。建于1950年代初。但在1990年代末被荒废，民众居然在场内种菜。后来又被修复使用。右上角一点钟处的直立建筑就是跳伞塔 (网络图片)
此外，体育场旁边还有一座全亚州独一无二的跳伞塔。该塔是由抗战期间中国滑翔总会所建。主要用于训练空军飞行员和敌后工作人员跳伞，同时也对市民们收费开放。后来也一度被用于训练新中国的跳伞运动员。新旧两处运动设施高低错落有致，相得益彰，天下无双。
图28. 大田湾体育场跳伞塔，建于1940年代的抗战时期。(网络图片)
但光有室外体育场还不够。篮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和体操武术等其他项目还需要室内运动的标准体育馆。接着建。于是，一座能容纳四千观众的现代化室内运动館，重庆市体育馆，也跟着矗立起来。而且该馆还勇于创新，在外观设计上像大礼堂一样采用了许多中国古典建筑元素。推陈出新，别致优雅。
图29. 重庆市体育馆。与体育场同期修建 (网络图片)
民众除了有体育活动之外，还得有文化娱乐场所，比如说，像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那样的场所，重庆也得有，而且还必须建得更好。于是领导们又指挥修建了一座 “重慶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宫内建有花园草坪树林、亭台楼阁喷泉、篮排球场、旱冰/交谊舞场、标准游泳池和一座大型电影院。此外，为了方便低薪民众，宫内还设有一个露天影院。
文化宫的宫门很大气。似乎模仿了一点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前柱廊的风格，不过只是有柱无廊。宫门宽数十米，四个高大的圆柱和两侧方柱呈弧形排列。长方形的柱顶将各门柱连接。此外，宫门两端还各有一座碟形喷泉。天方地圆。
如此宏伟的宫门当然不能缺少领导题字。这回轮到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了。他提笔写下了“重慶市勞動人民文化宮”十个大字，都得有半人高。随后加上署名。当然也都是字字金光闪闪，气派非凡！
图30. 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宫门上邓小平题字为从右到左。右上角是文化宫电影院 (网络图片)
图31. 当年在文化宫内游玩的我。
图32. 邓小平复出后重新做过的邓小平宫门题字。以前的从右到左，现改为从左到右了 (网络图片)
除了体育和文化娱乐外，更不能缺少的是 “精神食粮“。比照 “人民日報“ 刊头规格，当地党的机关报也请第一领导小平同志题写了“重慶日報” 四个刊头大字。
图33. 重庆的大公报被公私合营后改名为重庆日报，由邓小平题写报名 (网络图片)
此外，小平同志还用修通蜀道，以天府之国的富庶供北京城及天下之所需为正当理由，说服了毛泽东主席。让他老人家同意，并由中央政府拿出钱粮(以小米抵工资) 来修筑民国时期因为抗战缺少经费而尚未完工的成渝鐵路。
得令后的小平同志立刻召集组织西南西北地区优秀铁路工程人员参加设计施工。据记载，在被召集的西南工程局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中，我爷爷胡懋康的名字列于榜首 (《共和国故事 - 大道通天: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张学亮编撰，2011，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紧接着，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了新成渝铁路工程局。爷爷在时隔十六年后再次被任命为副总工程师，参与成渝铁路建设。铁路于1950年6月动工，进展顺利。1951年6月27日，爷爷在上海大公報发表了一篇题为《四十年來的成渝鐵路》的文章，阐述了该铁路的建设情况和自己的感慨。1951年发表的《人民手册》(“申“段，p.53) 也摘引爷爷这篇文章的内容，报道 “这条铁路已于(1950年)六月十六日正式动工；年底已修到江津；1951年将可全面通车“。
图34. 1951年《人民手册》“申“ 段53页。
很快，大家齐心协力，把在旧政府时修筑了近一半路基，三分之一的函洞和几乎全部桥梁，但尚未铺轨的成渝铁路建成铺轨，于1952年7月1日通车。这是新中国建成通车的第一条铁路，它让巴蜀两地的交通运输问题得到很大改善。
面对雄伟的大礼堂、现代体育竞技中心、文娱活动标准设施 (包括一座西南博物馆)、通车后的成渝铁路，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其他重要项目的陆续建成，重庆民众非常高兴，心存感激。
重庆民众也知恩图报。文革结束后，人们对小平同志的复出欢欣鼓舞。立刻把小平同志失势时被凿掉的文化宫题名照原样重塑描金。唯一不同的是原来的题字是从右到左，如今的复制品却是从左到右了。呵呵。与此同时，他/她们也对贺龙元帅在文革时期被迫害至死耿耿于怀。于是怀念老总的民众又在重庆体育馆和体育运动委员会大楼之间的小广场上为他塑起了一座纪念雕像。
但重庆民众仍然不忘那些为了中国的抗战胜利献出鲜血和生命的数百万先烈以及他们的不朽功勋。改革开放后，重庆民众坚持不懈地反复要求尊重历史，恢复 “抗战胜利记功碑” 的原貌，以慰抗战先烈们的在天之灵。
这样的要求最初让市政府有些犹豫。但是经过反复研究讨论上报后，终于在2013年经国务院批准公布，在原碑旁加立一块小石碑，阐明这 “解放碑“ 的前世真身确实是重庆民众当年为庆祝国家和民族的伟大胜利而建造的 “抗戰勝利記功碑“。这是后话了。
至此，拥有这些现代市政建设成果的西南大区和重庆市欢天喜地，名声大噪！
不过，对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修建这些大型设施也曾有过不同看法。据说周恩来总理在事后曾经说过：“工程是不错的，如果盖在北京会受表扬，在西南建，为时早了一点” (摘自《世纪》2011年第2期，谢武申)。
1954年，中央下令撤销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改名为西南行政委员会。虽仅有一字之差，但意义深远重大。与此同时，全国其他的五个大区也被撤销。
1955年，毛主席在北京授予解放军高级将领们军衘和勋章。刘伯承获授元帅衔，但此前他已自请去南京管理军事学院了。贺龙也被授予元帅衔，接着分去主管体育。感谢在重庆所得之经验，贺老总很快就指挥人们于1959年在京建起了 “北京市工人体育场”。小平同志因已经从事政工，故未授军衔。留在中央听候调遣，无需再回四川。换人了。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昔日的西南大区，早已是人去楼空。不过，大区时期留下的现代化城建设施以及部分理念，确是留给了重庆民众，使两代人受了益，包括青少时代的本人。
前人栽树，后人乘荫。
— 6/15/2023，后记于芝加哥北郊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