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村，原名杨遗华。上海人。1980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政教系专科，1971年赴安徽无为县乡村插队务农，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9年兼职榕树下网站，任艺术总监。2004年兼职99书城网站，任艺术总监、总版主、论坛版块“小众菜园”首任版主。2009年6月担任盛大文学主办的“首届全球华语原创文学大展”文学评议团主席。2014年7月，担任上海网络作家协会会长。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失去土地的人，他将颗粒无收。
何况，我们在二十岁左右。
——黄石
黄石，画家兼写作人，历任报社记者，广告公司设计师，上市公司艺术总监。近年来有描绘上海的作品问世。出版长篇小说《上海百乐之门》。尝试在童话故事中融入当代城市元素，出版绘本《咪咪噜外滩迷失记》《咪咪噜和小荟》《宝贝你不知道》。出版描绘上海城市街景的画册《最美的上海》，多次举办以“最美的上海”为主题的个人画展。
我们是谁
我们是乌合之众。小真是我中学同学，还是幼儿园同伴。小松是她的哥哥，小华是小松骑车追踪来的朋友，黄石是小华给小真找来的画画老师。小朴（读作瓢）是小松的朋友捡到的（后叙）。
小松和小真的父母是上影厂的导演、演员，母亲当时在坐牢，父亲在“五七干校”。黄石的父母是老报人，在雷霆万钧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轰炸之后，他父亲被当场打成“右派”，母亲随之倒霉。小华的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她是洪晃的表姐，我在遇到洪晃之前的二十年就听说章含之女士的故事）。小朴家不详，父亲定居加拿大，可见也不是好出身。我母亲是工人，唯一的“红五类”。
是文革，打破阶级阶层，让这些不相干的年轻人凑到一起。我们的家离得不远。上海的华山路，江苏路，镇宁路，襄阳路。骑自行车正好。按年龄排序，是黄石，小松，小华，我，小真，小朴。
978 号
华山路 978 号是小松小真的家，是我们的主要活动据点。美名“小白楼”，诨名“酒吃饱”。这是一幢独立的洋房，两层之上有个楼顶平台。院子里有棵很高的杉树，壮美。可惜后来被小松为盖房子伐了。
一墙之隔大概是属于华东局的大别墅，有极大的花园，常年没什么动静，神秘。小松家的鸡不小心飞到那个花园去，要去正门请工作人员帮忙抓回来。那花园不让闲人进的。
这楼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看上，小松跟一伙不要命的朋友用木棍铁棍之类的冷兵器誓死捍卫才保了下来。
我到 978 去玩时，蒋伯伯住在二楼的主卧室，伯母被关押。蒋伯伯血压高，走路脚步很重。小真住下面亭子间，小松住上面亭子间。
我第一次进这楼玩是 1971 年，中学毕业之后，插队落户之前。
那时它已被多次抄家，底楼空关，窗户用芦席遮着，玻璃破碎。院中的车库堆放杂物。其余房间很整洁，无赘物。主卧室很长的书橱空空荡荡。有一套《鲁迅全集》，有一本郭沫若签名的《百花集》。
小真给我看过院子中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有很小的她和周恩来总理。她的父亲蒋君超和母亲白杨被文革的剪刀剪掉了。她十二岁生日那天，家被红卫兵抄了。
285 弄 36 号
黄石所住的江苏路285弄36号在弄堂深处，是小洋房的底楼。他跟外婆相依为命。有时也有代沟的矛盾。他曾很伤感地来找我，我们坐在延安西路江苏路口的商店台阶上说话，他说：“小弟，我们以后要是像外婆一样唠叨，我们就不活！”
我说：“好的，我们自杀！”
他的弟弟黄彪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父母被发配到南京梅山，即所谓 9424 工地。外婆去世后，他一个人住，方想起外婆的好。
文革后父母从南京回来，家里才像个家。34 号的双胞胎兄弟刘多刘宜是他好友，和善信教的刘伯母常在窗口叫黄石去吃饭，我也跟去吃过。刘伯伯是冠龙照相器材商店的技师，在上海是暗房权威。
那弄堂对面的 284 弄 5 号是傅雷先生的故居。文革二十周年时，我走访那楼，写下纪念他的小说《死》，提到苟活的我们和我们的不堪苟活。
我曾在这屋子住过一段时间，跟黄石面对面。黄石叫我至今是我家里的小名“小弟”。黄石睡里面的箱子间。他凌晨两点三刻起床，三点半到汽四公司预备着，哪条线路缺调度，他就被派去。如果不缺人，上午即可回家。
这种生活节奏令他只能早睡。记得有天在小松的亭子间，他求我们让他先睡一下。忘了是谁开始缺德，说黄石非常感兴趣的话，唱两句他喜欢的歌。不唱下去，这歌曲就开始在他肚子里盘旋。后来他跳起来，不睡了。
我借黄石的工作证去长宁区图书馆看书（知青跟农民一样，没有任何证），那时可看到巴尔扎克了。有天被管理员无情揭穿，照片是我换上去的。我怀疑她早看出来了，那天才说。他这工作证很好，坐任何公交车只要对售票员出示一下，说一句“我是四场的”即可免票。
我们用偷来的煤块烧起壁炉。关灯，壁炉的光影很美。我于是写诗：“真的，煤是活的/煤也有生命的光焰和热忱/我想它原本是不屈的灵魂/烈火中爆响了爱的歌声”。
在北京的四五事件之后，黄石在西面墙贴上画纸，以接近真人的尺幅画了一组哀悼的群像。
黄石的邻居小弟常常跟过来玩，诨名“郭扁”。他妹妹智商不高，但唱歌音准，黄彪说她半音只只唱得出来。
郭扁有阵学吉他，那是上海的新风潮。我们势利，只信奉钢琴提琴铜管木管等
乐器，对浮浪的吉他非常排斥。郭扁只好赔笑，但还是弹他的。
在这花园中，还曾玩过气枪。黄彪买的。（我将彪字拆开，称他虎三。）打青霉素的小瓶子不过瘾，就打远处工厂的铁皮大烟囱。算好抛物线，一枪打去，迟迟听到“砰”的一声。枪法不错。
还有“枪法不乱”。这是刘宜说的，快弓段落有的演奏员指法跟不及，但在大乐队中，上弓下弓整齐划一，声音没有，但，枪法不乱。
花絮：在工厂当炊事员的陈泓腰插两把厨刀，自称两肋插刀，枪法尤其精湛，得自家传。他是风流少年，开一两用车（即今天的助动车）勾引姑娘，公路上转过头接吻。他再疯玩，到点了即回家练琴。有天他打下一串麻雀后去找黄石，见黄石不在，将窗户玻璃砸了进屋。后来他去了美国。八十年代的有一阵，人们不是已去外国就是说准备去外国。
我们干什么
小松写诗，那时我也爱写诗，诗多神圣！他排挤嫌弃诽谤，因我写过杂文，将我算作“杂人”。剩下他一个诗人。黄石和小真画画。小朴也画画，跟黄石面对面相互当画家也当模特。黄石写过电影剧本，《门与窗》，给我的电影剧本《牺牲》画过海报。
这都是不可能拍的。记得有次，在手工很不错的徐君参与下，还拍过一段小电影。电影导演蒋君超老伯伯很有兴致地掌了一下来自旧货店的小机器，拍我们走过去。文革让电影回到它的创始年代，那次拍下的胶卷据说是在浴缸里冲洗的。我至今未见。
年轻人在一起喜欢聊天。不在一起喜欢通信。那时最怕“俗气”二字，后来看信，写的都是新诗是否有格律等话题。例如，小松忽发奇想，说既然有押韵，为何不能押声？
收到信我很兴奋，于是写了一些分行的诗句试效果，却发现押声无效。小松发现有的诗有“半逗律”，即在七字一句诗的第四个字也埋伏了韵，读来韵律感更强。那时没有书看，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其实新诗的所谓格律，何其芳等前辈早已讨论。
有时也唱歌，唱《外国名歌二百首》中的歌。我五音不全，跟着混混。我们唱安徒生的《茅屋》，唱《牧童》。最喜欢的是那首苏联歌曲《我们——年轻人》：
"看我们多快乐，大家一齐来迎接朋友，他们相信光明的未来，他们追求和平与自由。用斗争和劳动沐浴欢乐的阳光，我们全力以赴驱赶那黑暗，朋友们向前进。是我们青年人，人数众多队伍壮大，像那广阔天空的星星，像那辽远海洋的浪花。是我们青年人，手臂牵紧不离分，如果你相信幸福，忠实于友谊，我们就同前进。太阳在照耀，它为我们燃烧……"
后来，在 2007 年的日本大阪，我们相聚，重唱这久违的“团歌”。
那时要看《三国演义》都找不到。但人民总有智慧。我看的莫泊桑的《一生》就是借光弄堂里的玩伴，他不知从哪里借来。他打牌，让我坐在旁边先看，不得带走。
小松的父亲在抄家前转移了一些书籍，其中有《草叶集》、《安娜·卡列尼娜》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等。我抄书。在借不到买不到书的时候，抄书是古法。我（以及朋友帮我）抄过《唐诗三百首》、《李太白全集》、《约翰·克利斯朵夫》、《草叶集》和后来的《小癞子》等书。后来我抄过洁本《金瓶梅》不录的一万多字。我至今保存小华当年抄的《拜伦抒情诗选》、《爱情故事》和零散的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
她在一本前面是毛主席宝像和语录的本子后面，抄《论钢琴表演艺术》、《基础乐理》和摄影知识等。她有段时间痴迷弹钢琴，要将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热情》弹下来。
那时，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写的是以后说的“地下文学”。多年后，作家薛海翔跟我认识了，说：“原来《朋友》是你写的，我当时看了觉得这个人写得很黄色！”
那时，写好了也只是小圈子传阅，秘不示人。小松写了许多诗，如《我和地球一齐醒来》等，抄在一个本子上，至今未发表。他的诗不在朦胧诗之下。
我母亲非常担忧，她曾看过我写了偷藏的文字，恳求我不要再写了。我不说话。母亲是个工人，见过听过许多文化人倒霉，她本能地知道这会招来灭顶之灾。
1974 年，我们在小松小华插队落户的安徽来安县聚会后上黄山，在陈村水库开船前，我发现随身带的本子丢了，里面有电影文学剧本《牺牲》。小华陪我返身去找，敲开人家的门，很幸运地收回。
陈村母亲
母亲知道我热衷一起玩的是麻烦的孩子，听见我们说话无忌，非常怕自己儿子卷入危险。有一阵，小松来找我玩，不上楼，在楼下大叫“黄石！”
我再晚回家，母亲总是开着灯等我。见我回来，看看我不说话，关了台灯，摘下老花眼镜睡觉。
在下乡的那几年，我看过另外一种地下文学《少女的心》、《一双绣花鞋》。偶然有无名氏写的东西传来。小松曾非常喜欢一个译文，记得开头的一句是“海潮呼啸而来，一个身材颀长的少女……”
我们都喜欢一首诗，《白洋淀》，署名根子。我将它背下。我国现在流传的被保存的文本，是我在 1984 年交给主编《新创作》的张新奇发表的。后来，阿城说他认识根子，本名岳重，我请阿城将菲薄的稿酬转交。
我在《附记》中说：当年，我正热衷于写点歪诗，读到此诗被它深深地激动。在那个盖子下，我想，居然有这样的作品，居然有这样的作者。我梦想，有天盖子揭去，该怎样地灿烂夺目呵……这些作品既不同于当时的正规出版物，也不同于以后的“伤痕文学”。愿有许多有心人来做一点“钩沉”的工作，以填补空白，以洗刷当年出版界的耻辱。
文革结束，盖子揭开，首先看到的是《班主任》和《伤痕》。令我非常失望。
在黄石家，我们听过许多西方古典音乐。那时黄彪从黑龙江调到父母身边了。他是个习惯从一个短波电台偷听古典音乐的人。
所以我说过，音质是不要紧的，有音乐才是要紧的。他们家买了录音机。刘多、刘宜是上海交响乐团和舞蹈学校的专业小提琴手，翻录了许多唱片。那是非常幸福的时光！
我喜欢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不喜欢巴赫。刘宜给我说了许多巴哈的怎么好——他们专业人士都称巴哈，不称巴赫。我还是喜欢贝多芬。喜欢他的被压抑而不被打死，有点《老人与海》的意思。贝多芬说：“人啊，你要自助！”
有录音机之前，我们听过一些唱片。最惨的那天，小松骑车带我，我坐书包架上，怀里紧紧抱住好容易借到的唱片，门德尔松的《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黑夜，我们去找唱机。走了好几家，终于在某个人家里听成了。
那时上海时兴自己做喇叭箱，主人一直在要我们听他喇叭箱沉闷的贝司。顺便一说，我因读不好五线谱，曾奋力将《e 小调》翻译成简谱（译稿还保存着）成为他们的笑柄。
我在散文《古典的人》中写道：1972 年。去检查一下院子的铁门是否关好，将房门锁上，窗帘低垂。开一个八瓦的台灯，要它照着墙。六七个人围桌而坐，其中的一名负责翻唱片。人们约定，不许说话，不许抽烟。这一切像在进行宗教仪式。
唱片是七十八转的，三五分钟就要换一面。一首贝多芬的《Ｄ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被分散在十二面上。音量被调得很轻，奥依斯特拉赫的琴声如诉。我们跟着贝多芬，从四声定音鼓出发，去经受精神的洗礼。
在这个门与窗隔开的空间里，在小心翼翼地放送的音乐声中，我们将精神交给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古典的世界，也是人道的正直的世界。然而，它无法高声歌唱，向所有交出人格与灵魂的人敲响 0333∣1 -∣，并将他们的目光缓缓导向田园。
他们像真的一样。一张素描可画上一个月，那种翻模子翻得边角不锐的摩西头像，或者，一只鸡蛋。每天抠一点。看他们画画要急死。我给他们当过一次模特，穿条裤头，持一根拖把棍站住。我向来不喜欢不动，这才知道模特不是好当的，后来就一概拒绝。黄石没人可画，只好一再画自己的人体。那些画应该还在。
买油画颜料很费钱。知道象牙黑好，但只能用碳黑。他们来破麻袋自己处理成油画布，做框绷紧，也像真的。通常画在硬板纸上，涂一层草白漆。
有个黄昏，黄石和小真在天台上画落日，嫌我在旁边捣乱，给我一纸一笔，我于是画了平生第一张油画。我上色果断，不吝惜颜料，令人侧目。我画得很快，一个大大的太阳。蒋伯伯上来看我们，赏我一个“大胆奖”。
有次有个好生意，不知谁揽来的事情，画十二平方米的布景。这是照相馆用的景片，人站在前面好像到过古建筑。油画布买来，我请姐姐将它拼成大幅的。我们七手八脚将它钉在车库墙上，喷水后很平整。画这画没报酬，但多余的颜料可归自己。那些画家在画精细部分，黄石调好颜料，要我爬上去涂抹蓝天。
那时看到不少好画（印刷品）。《维纳斯的诞生》，《泉》，让黄石说起来既肉欲又无邪。黄石喜欢列宾，还有列维坦的森林。柯巴巴的酱油调子。格里高莱斯库。发明将本子卷起来，用一只眼睛从洞中看画，略去边框后画就更立体了，特卡切夫兄弟笔下逆光的孩子的腿，如四根小玻璃棍。《马拉之死》、《镜前的维纳斯》，《向日葵》。
看画时黄石的手指会忽然一点，要你看这个那个细节。记得有本素描书，上面的裸体被穿上了三角裤。那时每张画都很珍贵，每张画都是营养。画册很少见，算是大餐，有时是杂志上撕下的画页，有时是明信片。“扫四旧”没扫干净的东西，艰难而珍重地流传着。
我们都穷
我们一伙人中，黄石、小真、小朴是有工资的，当年说的“三十六元万岁”。其余的三个农民基本没收入。骑车去港口过去点的华新社，到黄浦江游泳，黄石骑车在前，见他仰头在干什么，追上去，原来在偷喝酸奶。马上要他给我一瓶（一毛五一瓶）。他买来本是大家到江边喝的。他手头宽裕时会阔绰地买些掼奶油（三毛一杯）来分享。
蒋伯伯的油氽花生米常被我们偷吃。他宽容笑笑，有次老头说：“你们要给我留一点的！”那时，他家也有买不起粮食的时候，后来将房子的底层也卖了。但即便如此，还是喜欢拍照，有一台苏联产的经常要拍打它修它的电视机，保持生活的格调。
小真家的灶台下有个烘箱，有次蒋伯伯亲自出手，烘烤出好吃的面包。小真会做色拉，我帮她调色拉油，性急放油多了，澥了，只好再打个鸡蛋来救命。饭后众人唱歌玩，我只能听听跟跟。“朝霞里牧童在吹小笛，露珠儿洒满了青草地……”
黄石玩玩就疯起来，跳上椅子唱着敲打两只锅盖。老保姆见了甚心疼，敲得
走形，锅就盖不平了。黄石会飞快地弹着舌头摹仿乐器。他被小乖指为佯狂。
冬天，黄石戴一条绛红的羊毛围巾，折边已残破，我们说他喜欢“破烂美”。他告诉我们的都是“差一点”的故事，差一点跟某姑娘拉手接吻什么的。
我们穿着俭朴。旧衣服，也许有补丁。哥哥姐姐的劳保用品工作服，工作皮鞋。喜欢背那种黄色的军用挎包。
穷人有穷人的过法。我们隆重热烈地庆贺小朴生日，早早筹备。黄石创作了一个泥雕，姑娘靠在小伙子胸前。我将一条条硬板纸对折，打洞，用丝线串起，写上我的长诗《生之歌》。这像是韦编三绝的竹简。
补说小朴的来历。她是彭小莲在金华火车站的月台发现的，见这姑娘身背写生夹，“气质好”，就上去说话。后来将她介绍给小真。气质，是我们常常会提到的词。
旅游
我们一起去过两个地方，苏州和黄山。此外，骑自行车到过佘山等。多次坐小火车去金山海滨游泳。
去苏州是即兴的，大概是 1972 年的年初。插队落户的人回沪探亲了。夜晚，众人正在小松的房间聊天，忽然说去苏州吧。我回家跟母亲请假，“姆妈，我要去苏州。”她同意了，给了我五元钱，叮嘱几句。我们坐的是棚车，去苏州的慢车票是一块五，棚车八毛。棚车就是装运货物的车皮，过年临时加出来的。
棚车没有座位，席地而坐。打牌。震动。打牌无聊了，我们就在车厢里“斗鸡”（支起一条腿，靠另一条腿站立，攻击对方。谁双脚着地就算输了）。火车晃荡，我们也晃荡。苏州到了。去朋友的家，晚上打地铺，男女分室。这家有个可爱的小女孩，她的声音我记了几十年，一早问我是不是吃油条，发音是“耐阿七雨叼？”真真好听！
玩好灵岩山天平山网狮园等回上海之前，所有人交出身边的钱，留下回家的车费，其他的都吃了。甚至吃了著名的松鼠黄鱼。
回到上海，走在马路上，我们走在马路中间，黄石忽然放开嗓门唱了起来：“阿哥阿妹情意长，好像流水日夜响……”他自称这歌声“顺风一站路”，成为名言。
花絮：后一年的春节，因上海不卖炮竹焰火，我们从乡下带回来。我们说好了，穿上旧衣裳，在小松家的楼顶平台分成两队开仗。到最后，居然点燃几十颗的“夜明珠”攻击对方，黄石去厨房找来锅盖当盾牌。我捏着“电光炮”在手里炸响，将小真的耳朵炸蒙了。
在这天台我曾和小松摔跤。蒋伯伯上楼，说：“你们自相残杀啊！”
也有温馨的时候。那时华山路行人很少，恋人喜欢在这里“荡马路”。我们在天台上算好提前量，发射一支火箭，正好落在他们跟前。恋人一惊，四处看看，急忙走自己的路。呵呵这叫做“丘比特的火箭”。
去黄山预谋已久。小真正巧脚板工伤骨折。1974 年的春天。那时我已大体康复。我先坐火车到安徽滁县转来安县。跟文具店的小焦接头，她领我去女生宿舍，转交小华，小华跟我走着去村子。路上她说小松跟滁县的小流氓打架，不好进城。
路上饥渴，摘黄瓜在裤腿擦擦吃了。到了，屋里没人，正诧异，忽然背后被踢了一脚，小松原来躲在后面。在乡下，朋友来，多高兴！
为迎接其他朋友的到来，我们去摘桑葚，铺好床单，摇动桑树，它就掉下。小松以水果糖为诱惑，让村里的孩子们去抓田鸡（青蛙），号称要弄个座山雕的百鸡宴。我和他在黑板上写诗欢迎。我写的是：“情切花生焦，意盛桑子红。乡人无所有，绿豆汤一盅。”后来知道，美丽的小焦姑娘的妈妈，真的姓花。
小松的这个家真是家徒四壁。他的写字台是砖块垒的，铺块木板。
我们一群人去村外玩，麦地里正见一人长的蛇。奋勇用泥块砸晕，我抓住它尾巴抡在地上摔死。小松提着蛇回村，农民怕蛇。这蛇被我们开膛剥皮蒸蒸吃了。还记得剥皮时拔河似的，蛇身突然断了，人摔了。
我还珍藏一张骑牛的照片，穿长裤汗背心。这是我最好的照片之一，横骑牛背，很放松，面带笑容。因为，我是放过牛的。
限于篇幅，去黄山的事情没法细述。值得一记的是我第一次邂逅陈村水库。从地图看，南京坐船到铜陵上车，青阳陵阳之后就黄山的汤口了。谁知那天路上见一车祸而死的孩子，接着就受阻于地图上没有的水库了。渡船每天一班，我们被迫停了一天。
在水库游泳，借来竹筏玩水，拍照。（我现存的照片是徐君放照片时试曝光的条子。他是世家子弟，与拍照相关的手艺非常好，重实惠。那时有点怪他重色轻友，现在很理解一次旅游那么多人，一一周全不可能的。谢谢他送我这试样条子，让我重温当年的场景。）我没想到日后陈村水库的名字被我借用成了笔名。也没想到它索性改名太平湖。
1974，那时黄山的游客极少。我们在山脚的黄山大礼堂住下，礼堂的偌大的房间只有我们几个人，可以从这床跳到那床跑一圈。
你要喜欢藏个刻字的茶杯留念尽管留念。夜晚，我们坐在温泉的大石头上聊天，泉水在石下流过，手艺非常棒的徐兄在献艺，当场冲洗胶卷。
我们爬山。半山寺的老和尚被请来陪同兴致勃勃的蒋伯伯。那时我体能已恢复到“双脱手”上下天都峰、鲫鱼背，置身边的铁链于不顾。在大气磅礴的排云亭，我对群山舒畅地大叫，城里人从来没有过的叫，群山回应。我发现我神气回来了。
回程，我在芜湖跟朋友们告别，我过长江去插队落户的乡下，去见大象等弟兄，怀着侥幸心理去办“病退”手续。
白杨回家
白杨（1920年4月22日—1996年9月18日）。
我称白杨女士为伯母或小真妈妈，她称我小杨。我去，她会说“小杨啊，你来啦！”我走，蒋伯伯会说“随时来！”
记得伯母是 1972 年被释放的，因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的乱写，她无辜被关了五年多。那天我照例去找小松玩，他下来开门，神情紧张，要我这几天别去，要我跟黄石也说一下，等候通知。
白杨与家人合影。
小松的母亲终于回家了，她出狱时连林彪已死都不知道，要让她适应一下。后来小松通知我们去，介绍他的朋友给妈妈。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伯母。她如常人家的和蔼的家长。我们一起吃饭。饭后照例有余兴节目，一只调羹旋转着，指着谁谁就表演节目。
不巧指到了伯母。她大大方方的，很专业地朗诵：“毛主席啊红太阳，明明亮亮照四方。春天有你百花香，小麦青青油菜黄……”出狱不久的她声情并茂。我们这些孩子面面相觑，没说任何话。伯母后来早退去休息了。
说到朗诵，我想起第一次见彭小莲，她在小松家院子里的真情朗诵：“当我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的心呵总是那样激动……”凭借记住的“瓦蓝瓦蓝的天空”，我用 google 在网上搜到了《红旗一角的故事》。一首红色的诗。
那天，她给我很深的印象是，她会在“操你妈”后面毫不犹豫地补足宾语。恶狠狠。后来我跟上影厂导演彭小莲成了朋友，但我是看了她纪念爸爸的那本书《他们的岁月》后才真正了解她的。她的高干父亲彭柏山因胡风案早早走了厄运。为免受欺凌，她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保护母亲。
我很佩服小真妈妈的是，有天晚上，我在他们家天台乘凉她递给我一支香烟。抽完，她将烟头朝花园一扔，说：“不抽了。”之后，我没见过她抽烟。医生劝告她戒烟，她就戒烟了。
前途
那时的上海北站可看到这样的景象，晒得黑黑的年轻人挑着两只重重的大号旅行袋检票出站。袋子里是上海稀缺的花生和菜油。行人用同情的眼光看看他们。一看而知，这是知青。
在那个广阔田野，我们没有前途。小松曾想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戏文系。他费力地活动农村干部推荐他。有一阵我住他们家，一起结构故事，写提纲和台词，希望帮他过关。
故事中有个农村的瞎子，贫下中农，却称作“亮眼妈”。因为样板戏在那里放着，
我们努力参照。他姐夫小乖哥也帮着出过主意。这有点像日后的写电视剧时的群 P。
小松还是太天真，他的家庭出身，无论多么努力，不会被录取的。他后来从农村的房梁上摔了下来，昏迷，口吐白沫，被救护车送回上海。小真惊惶地来找我，我一听马上骑车跟她去医院。
在华山医院的观察室，小松没有表情地躺着。这样一个好表现的人，一点不作声了，大家为他难过。医生带着一队实习生来，轮番翻开他眼皮，手电筒照照，取得经验。结论是脑震荡后遗症。
在小松回家休养的时候，小华、黄石和我常常去看他，跟他说话，听音乐。经蒋伯伯允许，黄石曾接小松到他家散心。在跟蒋伯伯夏天去青岛疗养之后，他奇迹般康复了。他在那里遇到一生中的第一个妻子。
1975 年初我病退回沪，进了里弄生产组，日工资八毛。小华也在搞病退。她有少女时代哮喘的病历。煤气令她又喘。我和小松、小华都是病退回沪的。出上海一个章迁出，回上海要盖近十个章。
我在农村三年多，在七房村一个屋檐下的同学，最长的插队八年。交出整个青春，等同经历一次抗日战争。回城后，他们是最弱的弱势。这不展开说了。
这些朋友中，只有我去参加了 1977 年的高考，侥幸考取大专。小真 1978 年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后去美国画画。她曾加入斯皮尔伯格《太阳帝国》的团队。曾独立执导电影《新十字街头》。
小松从日本回来后曾执导电视片《今年在这里》、《小木屋》等，转而经商。后来专心于海南的开发，人称“博鳌之父”。
小华去美国。小朴去加拿大。黄石去加拿大后折回，在一个开发顶级房产的公司上班，任艺术总监。业余喜好在弄堂网以三姐夫之 ID画四格漫画。
我从 1985 年至今是上海作协的专业作家，BBS 的资深版主。现在我们难得见面，见面则相互拿往事取笑，开心一如从前。
还有借给我莎士比亚剧本的陈珏、教小真画画的朋友范迁的故事。小咪姐和小乖哥的故事。不说了。
不能以为那时的生活就像我写的那么好玩。当时的基调是压抑。如我在《死》中所写的，格外想念域外的和平。因对前途异常失望，我写了两首较长的诗后在近二十岁时曾找死过一回。（关心这事情的人，可去《天涯》杂志找看民间语文栏目，我曾发表当年的《遗书》。）我的家人和小松家听到我的死讯异常惶恐。
他们怕我死都死了说什么没遮拦的话，大家就没得活了。但我在《遗书》是说自己身体不好当了逃兵，跟任何人无关，最后要小辈跟毛主席走。死不死是个人选择，我绝不会让家人朋友更难生存。
我提到这事情也因为我很想说一说，被救回被抬到公社后，有天晚上小松他居然来看我了！他从芜湖过江到裕溪口医院扑空，到我的生产队扑空，一路摸来，差点以为我已死了。见到他我太高兴了！我们说话，当晚共睡一榻。第二天，阳光灿烂，他硬要架着我到院子里走走。我非常感动。我的朋友不仅生可游玩，也可死都见面的。
之后，我困难地因病退回上海（史称“病退”）。我们还是经常见面，有时几乎天天见面。我这之后背下了《白洋淀》。
我这个不散步的人，有次推着自行车陪小华走了很长的路。那时，我们都没有路。
1976 年 9 月 9 日。那时我终于是里弄生产组的职工，情绪又非常之坏。好心朋友劝说我。那天我从小松家出来，正走到延安西路江苏路，忽然听到远方传来微弱低沉的广播，在说“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马上站住，脑子一片空白。
停止一会，我清醒，心里顿时奇怪地松了，长出一大口气。我返身奔跑着去通报朋友。
之后，我写诗《悼主席》，只一句：
你，给我以新的生命！
——引自《上海文学》作者：陈村
附言：
我在本文中回避了一些故事，那时有一点青年男女的爱恋和其他。这是本文的缺憾。那时的爱恋方式绝非今天，时代太酷烈，连是不是恋爱结婚生育都是问题，何况其他。只能让当事人自己去说，希望朋友们留下回忆，发表或不发表。
感谢催促我成文的朋友。一不留神很可能永远不写。之前，我恳请亲爱的母刊《上海文学》给我留下版面。我在 1979 年 9月号发表小说《两代人》，至今正好三十年。再留个爪印吧。感谢这三十年中养育我的亲人，鼓励帮助我的师友。鞠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