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课桌，那本书，还有那个人
夏初，高中时代的同学隆重举行纪念毕业若干年大聚会。我在深圳出差，错过了。
这次聚会预谋已久。常年留守在淄博的几位骨干分子，特意成立了组委会，开过几次会，几经酝酿，分配给我一个重要任务，写写主持人的串词儿。
人们常说，上了年纪的人会经常回忆。我因着要写词儿，不得不去回忆。于是，三十多年前那一片一片的时光，从一垄一垄的脑回回里，翻腾了出来。
那是发生在1986年夏末秋初的一次邂逅。于我而言，高中初中都是在同一所学校就读，没有任何陌生的感觉，只不过，从一座教学楼，搬进了另一座教学楼。
我读高一的时候，正赶上淄博十一中高中部教学楼首次启用，白石灰粉刷的墙体上一尘不染，教室门上的油漆反射出透亮的光泽，“高一四班”四个红色的黑体字，写在了班牌上，钉在了门框上。
班主任张人愷老师，一袭百褶长裙，裙带飘飘，风度翩翩，气质斐然。第一课，张老师自我介绍：“我叫张人愷，弓长张，人民的人，愷，左边是一个竖心，右边是上山、下豆。”我曾专门去查字典，愷，是康乐、和乐之意。果是如此，在我的印象里，高中三年，无论遇上怎样的事情，张人愷老师常使我们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从未对我们发过一次脾气。
人们常说，字如其人。张老师教的是化学科，粉笔字的板书极其工整，从不拖泥带水。那个年代，测验的试卷和习题多是老师自刻钢板蜡纸，印刷试卷的工序并不复杂，只需一支铁笔，一张蜡纸，一桶油墨，一个滚筒，一台简易油印机，一沓纸张——粘上油墨的滚筒在蜡纸上来回均匀平稳地刷个来回，一张张试卷就印成了。张老师刻的蜡纸，字迹饱满，粗细均匀，清晰圆润，学生们答题时若不认真，都好似对不起张老师刻制的这张蜡板。
课间，同学们在一起打毽子。在地上画出螺旋式的圆圈，几十个人分成两帮，一帮攻，一帮守。攻方要攻入对方的堡垒，从入口处往里跑，还要防备着从四面八方飞过来，快如闪电的毽子，一旦击中就要被淘汰出局，守方则是要千方百计阻止对方的行动。简简单单的一个小游戏，零成本就能够带来无限快乐，天天玩，玩不够。
体育课，女生跳皮筋，男生踢足球。学校地处城市繁华中心，寸土寸金，没有专门的足球场，只有用红砖块拼成的几个篮球场。我们用书包往两边一放，就摆出个球门，照踢不误。学校考虑到安全问题，曾一度禁止踢足球，但总也禁不住。
这一年，学校平整大操场，各年级分别按次序停课一周。每个年级、每个班都分派了包工区，师生们一起干得热火朝天。我从父亲单位借来一辆人力三轮车，负责装运煤灰和土方，因为不懂自我保护，双手磨起了水泡，晚上回家用针挑破，钻心疼，第二天照样接着干，还是干得很起劲。一次，刘载忠校长抚摸着我的头，对我说：“真是好样的。”
秋天，我在放学路上捡到一张800元活期存单，上面盖着银行的大红印。那个年代，存单是手写的，也没有密码。我把存单交到学校，学校找到了失主。失主是一位瓜农，千恩万谢，他说，他当天去银行办存款，回家路上就丢失了——那是他们全家人辛苦一年的收入。刘载忠校长领着失主去我家，带来两个大西瓜，每个足有十几斤重。出门时，刘校长对我父亲说：“这孩子，不错。”
姊妹行里我是老小，许多人认为父母挺惯我的，其实不是。从小，我家教极严，父亲经常教育我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要像尊重父母那样尊重老师。”直到今天，我都始终牢记每一位恩师的名字，高中三年，我的恩师是：语文老师张峰山，代数老师朱洪磊，几何老师宁继荣，英语老师苏连声，物理老师张云虎（高一）、王启敏（高二、高三），化学老师张人愷，政治老师耿玉强，生物老师张玉珍，体育老师魏学卿。
中学时，有了心里的秘密，藏不住，露了馅儿。过17岁生日时，邀请心仪的女生前来，却没有盼来，为此哭得很伤心，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旷了课。当眼睛哭到红肿，我突然间长大了：只有做到足够优秀，才能够被认可。
莫泊桑说：“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像。”有时，我可能脆弱得只因为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我发现自己竟然能够咬着牙走过一段很长很长的艰难的路。从那天起，我告诉自己一定要考上大学，为自己制定了严酷的作息时间：凌晨2:00准时睡觉，清晨6:50准时起床。高中阶段的后两年，雷打不动，风雨无阻。1989年7月，我被军校录取了。
一年不只有四季，还有一个季节，叫做“毕业季”。没有四季那么漫长，却比四季更美好，更加让人怀念。多么希望，再次穿上校服，重温校园里的时光，那张课桌，那本书，还有那个人。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校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和我的老师、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