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严重对立。双方对各自阵营以外的国家都有一种潜在的敌意。因此即使是在“中立”这样的名义下，在双方各自的眼中其信任度也是不同的。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内部的讲话及报告中，曾多次提及对待中立国的态度，并明确提出“在表面上是一视同仁，在分量上是有所不同”。简而言之，就是要“区别对待”。
对待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同属一个阵营的国家，要视为朋友，“要亲密团结”，“不给他们找麻烦”，“要照顾到他们的中立地位，不要接触过于频繁，也不要提出过高的要求”。
对待印度，则视其为“争取团结的对象“，应对其“表示尊重，提出问题时要考虑到其处理的可能性”，“要注意印度的意见”，但同时还要“警惕对我们的不利的措施”，如果有人故意为难要“与之辩驳”，但“事后还要表示客气点”。
对待瑞士和瑞典则显然戒心很强，在谈到某些事的处理上甚至直接指责他们“很坏”。对其制定的政策是“不放松对其争取的机会”，“假如提出不正确的意见，要心平气和的驳斥”，但是对其“坏分子的谬论则要严厉驳斥”。
但是，不知是因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之间在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还是五十年代初时的官员们在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有关对中立国的争取，比如针对某一问题的讨论和交流，在报告的记录中鲜有提到。而且作为纪律还特别强调，不准和中立国代表交朋友，不准交换联系方式，对瑞士瑞典讲话要“慎重”。按照现在的观念，这样的行事方针的确令人费解。拒绝交流，又何谈争取？报告记录的相关内容只是提到了在中立国代表的衣食住行方面尽了多大的努力，提供了多少方便。而联合国军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又是如何不上心。但最后能列举出的这些努力的成果，也仅仅不过是来自瑞士代表的夸奖，说“多少年来没有吃过这样丰盛的美餐”。从后来中立国的表现来看，这些“大鼻子”显然没有被中国人习惯的“吃了别人嘴软”的观念所束缚，行事依然是我行我素，不留情面。
从报告的记录中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五十年代初的语境中，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通常被称为“资本主义阵营”，而对以中苏为代表的对立面，则被称之为“民主国家”，“和平民主阵营”。这种称谓今天感觉似乎已经非常遥远了。如今，不但昔日的两个阵营已经不复存在，不少曾经对立的国家如今已经站在了同一面旗帜下，而且像“民主”这样的词汇好像都已经成了特指，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了“敏感”和“禁忌”词汇，鲜有机会见面了。在某些场合，再用“民主”来叙事，不但不能加分，恐怕还得招骂了。
朝鲜战争已经停战七十年了。在这后来的几十年中，各种不同形式的战争又在世界各地发生过多次，但在战后要靠中立国来解决善后问题的，好像再没有出现过。对此，人们可以给出无数不同的解读。但不容否认，战争的双方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对立下，缺乏最基本的沟通渠道，或者说缺乏建立这种渠道的愿望，甚至不屑于建立这种渠道，恐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战后的几十年中，随着铁幕的降下，冷战开启，直至后来的缓和，解冻，到如今的再度剑拔弩张，中美苏三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在魔幻般地变化。三个国家之间，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信任。相互提防猜忌可以说一直是主旋律。而有猜忌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不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美之间完全断绝了来往，根本谈不上相互了解。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炮击金门，表面上是为了“支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和民族解放运动”，口号喊的震天响，但实际上不过是以此来测试美台共同防卫条约的底线，一边打狗，一边要看看主人如何反应。
六十年代，美苏间的争斗到了高潮。但毕竟双方还存在外交关系，可以在私下里勾兑。而中国和两方面都翻了脸，除了指责美苏“即勾结又争夺”外，似乎也无计可施。面对苏联人在边境上的陈兵百万，举目四望，孤立无援，除了自己“深挖洞”，别的谁都指望不上。但是，当苏联的敌意达到了顶点，准备动用核力量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时，恰恰却是美国人把这件事档了下来。作为中国昔日的头号敌人，美国这次是利用了自己的一份二流小报当了“中间人”。通过将这个消息泄露给新闻界的手段，即向世人公开了苏联人的企图使之计划流产，又向中国人通报了这个信息，以此示好。被美国人摆了这么一道，苏联人自然恼火。而在中国人的对手名单上，危险级别的排序可能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变化了。
中美关系从七十年代起开始改善，到了八十年代达到了顶峰，似乎一切理所当然。而真正让人津津乐道的是，推动这一切的不是外交家，而是一个乒乓球运动员。一个绝对偶然的事件造成的机会稍纵即逝，值得庆幸的是这个由乒乓球当中间人创造的机会被抓住了。值得称赞，更值得庆幸。一旦真的错过，这段历史会写成什么样，还是真的难以想象。
两强相争，看似你死我活，但有时问题的解药，并不一定是高于对手多少倍的力量，而往往不过就是个能体面地下台的台阶。一九六九年，中苏双方刚刚在珍宝岛爆发了流血冲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打电话到北京，要求和毛泽东通话，竟被一个话务员拒绝，粗暴地挂断了电话。理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不会同修正主义分子通话”。据说这个话务员因为如此愚蠢的行为事后被训斥，说她“没有大局观念”。这其实真是有些冤枉了这个小小的话务员。电台报纸天天对他们灌输的内容不就是他们的“大局”吗？按照那些东西的标准，她的所作所为并无不当。他们又怎么会知道领导心中的大局呢？或者说那些“大局”本来也没打算让他们知道。在中苏双方关系紧张到几乎要断交的形势下，一条尚能维持通信的电话线有多重要，又有多脆弱，只有那些知道真正的“大局”是什么的人才了解。为了政治的需要，他们可以让成千上万狂热的人走上街头，表达对敌人的愤怒和蔑视。可也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他们内心里希望对方伸出橄榄枝示好的心情是多么焦急和迫切。
国家之间如果不能充分相互地了解，而仅仅依靠“中立国”传递信息，产生误判的几率非常高。因为这不但取决于沟通渠道的可靠性，还要高度依赖政治家的智慧和判断力。大国之间一旦因为误判而发生碰撞，几个中立国是根本无法化解其产生的破坏力的，至多不过是在战后的废墟上，捡捡碎砖烂瓦而已。
事情虽然过去了几十年，但在历史的进程中并不算长。政治人物们总应该从过去的历史中学到点儿什么。历史早就证明，不论是谁，实力有多强大，如果一味地使强斗狠，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作对，最后只会落得孤家寡人。到了这时，区区几个中立国断然是无济于事的。
如果需要佐证，可以看看当下的俄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