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什麽功？誰之罪？
一
為什麼要“毛“和“共”並稱？因爲毛澤東的是非功罪處處都與中國共產黨連在一起，你不可能把毛澤東只作為孤立的個人蓋棺論定，要評毛批毛，必須把毛這個人置於中共集團從建立直至發展壯大的整個脈絡中予以剖析和評判，而且要放在百年中國的大歷史框架中進行透視和檢討，才能把問題梳理清楚。這就涉及到如何“還原”的問題。對當今從大陸到海外的華人群體來説，歷史觀的轉變乃是一個根本的轉變，特別是歷史觀從小即受到黨化教育熏染的大陸華人，來一個根本的轉變尤爲緊迫和必要。按照黨化史觀的説法，中國曾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和帝國主義，解放了全中國，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從此才站起來了……若按照這一歷史圖景認識百年中國的歷史，不管毛澤東做過多少錯誤的或罪惡的事情，僅就他領導中國共産黨建立新中國的功勞而言，即已登峰造極，最最偉大，根本不容你有絲毫的否認。比如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近年來一直在嚴詞批毛，甚至大膽控訴毛“罪惡滔天”，但他卻仍不忘稱讚毛“功勞蓋世”，此蓋世之功勞即毛所領導的武裝鬥爭在1949年取得了全面勝利。所以另一個批毛健將辛子陵進而將毛定性為“偉大的革命家，失敗的建設者。”他堅持認爲，毛澤東搞經濟建設儘管接連失誤，但所領導的“革命並沒有搞錯”。李和辛均屬中共黨内的批毛派，他們對毛澤東在中共奪取政權后執行的一系列政策批評得不管多麽尖銳，始終都沒能尖銳到跨出1949年這一被稱爲“解放”的歷史劃界。共產黨經過二十多年的武裝鬥爭，終於在1949年把蔣介石及其國民黨趕出了大陸，要論這一打天下的豐功偉績，毛澤東自當居於首位，而在中共集團内部再往下逐級評功論賞，可以說人人都榮膺其應有的一份。李銳和辛子陵兩位旨在救黨的批毛派同樣也包括在此功勞圈内，他們再怎麽說都不會否定自己安身立命的那場革命。
這一黨化史觀更影響到黨外，從大陸的全體俗眾到體制内外的學者，直到反共人士中的批毛選手，也都難以脫棄“成王敗寇”的思維定勢。連曾以其“歷史三峽”論說著稱的唐德剛教授都難能免俗，在他的《毛澤東簡傳要義評述》一文中大發似是而非之論，說什麽這一百多年來屬於中國歷史的轉型期，民主共和的大業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一無法按理出牌的亂世，越流氓越霸氣就越有抓勝算的機會和佔優勢的把握。前者被唐教授確定為歷史的“客觀實在”，後者被聚焦為毛澤東的“主觀條件”。唐教授縱觀國共兩黨的殊死搏鬥以及中共內部的一系列惡鬥，他發現獨有梟雄毛澤東的主觀條件與亂世的客觀實在配合得恰到好處，正應了“時勢造英雄”那句俗話。他由此得出結論說，這“就是毛主席開國有功、正確領導的源泉”。唐教授的文章一口中立持平的語調，按照他的推論，毛澤東及其中共集團的罪行不管多麼罄竹難書，就因為他們最終打了勝仗，你不但無法否認他們順應歷史必然性——這個傳統“天命”論的現代表述——奪取政權的事實，更不得不承認毛是一位“集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詩人於一身，才華橫溢，文武雙全……”的偉人。[1] 唐教授的犬儒史觀是很有代表性的，環顧我們周圍慣於人云亦云的同胞，很多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懷有類似的奴從心態。即使他們都親眼看到毛澤東“治國有過，文革有罪”的事實，你也難以通過三言兩語的辯駁，從他們頭腦裡剔除那“開國有功”的崇毛頑念。直至毛澤東的威望已一落千丈的今天，從學界到民間，像唐德剛那樣把毛的生平作“虎頭與蛇尾”兩階段切割的看法還是相當普遍的。
把毛澤東生平功罪作“解放”前和“解放”後切割劃分的説法其實首先出自中共元老陳雲。對陳雲及其中共集團來説，毛澤東所有的“功”都是給共產黨立的功，所以他們一致稱讚毛“開國有功”。至於說毛“治國有過，文革有罪”，那是因自1949年以降，包括陳雲在内的不少領導人在治國問題上曾與毛發生過分歧，他們因而在歷次運動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肅，特別是到了文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這一夥也都算“開國有功”的黨政軍領導均被作爲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狠批猛鬥，連他們的家屬都受牽連而遭到迫害。因此他們才在毛死後的黨内會議上提出毛 “治國有過，文革有罪”的説法。但他們絕對不提說毛澤東在領導中共奪取政權的整個過程中所犯的滔天罪行，因爲他們全都屬於共犯。這正是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直到胡錦濤和習近平不但不敢公開批毛，還要堅持維護毛澤東“偉光正”形象的原因。應該明確地認識到，毛為中共立的功越大，對國家和民族犯的罪就越深，而他的所有罪行也正是有賴中共集團建立的黨軍/黨國體制，才得以無法無天地倒行逆施下去。因此，當我們把1949年前後的中國社會按照被告知的“解放”前和“解放”後來稱呼時，我們也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解放”前是萬惡的舊社會，“解放”後是幸福的新社會這一人云亦云的説法。說話的主體於是為官方的話語實踐——亦即權力本身的實踐——所支配，糊里糊塗接受了中共有關歷史和現實的定性。其實連包括討論“毛澤東功罪”這樣的議題在内，也都受到了中共官方話語實踐的限制。話語實踐對人的思維限制力是很厲害的，你只要考慮到毛澤東有這樣那樣的“功”，你就被坎陷到他“開國有功”的思維定勢中，也就認同“毛澤東雖有錯，共產黨依然偉光正”的説法了。這就是爲什麽自毛澤東去世以來，偏於檢討毛澤東與中共集團1949後種種罪行的論著比較多，而專就所謂“解放”前那一段歷史來審判毛共罪行的論著卻非常少的原因。本書的宗旨即在填補此一空白。我的出發點是，完全擯除“毛澤東功罪”論這一明顯有限制性的議題，直接把毛共還原到他們打天下的整個進程中予以歷史的評判。這就不只限於審視“土改”、“鎮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1949之後的那些罪行了，而是要踢破“解放”這道鐵門檻，一直追究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的活動，以及毛澤東早期參與其中的種種言行，挖出赤禍的根源，進而揭示他們的武裝奪權鬥爭如何導致了國共兩黨的惡性互鬥，如何破壞了和平建國綱領，最終把中國社會的轉型進程引向了反國家反民族的歧途。
二
那麽，中國社會轉型的民族主義正道又何在呢？衆所周知，民族主義一直是中國近現代革命的主旋律，然而諷刺的是，這個新興的主義卻非我華夏族群的國粹，我們的國粹乃是大而化之的天下主義。其實要追根溯源，就連“中國”這兩個字的組合在最初也僅表示華夏族群所處的地理方位，而非一正式的國名。它義指這塊處於中心的土地是華夏文化的天下，哪一家哪一姓在這塊政教領地上建立了朝廷，他們便擁有了本朝的“天下”。 華夏與夷狄的界限既劃分嚴明，又伸縮可變：“華夏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華夏則華夏之。”從五胡亂華到元蒙和滿清入主中國，一批批入侵的夷狄均在擁有天下後也都以華夏自居起來。天下主義最突出的表現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妄自尊大，直到清王朝與西方列強發生一系列碰撞，才碰出了它虛弱衰朽的本質。西方國家最初只是本著自由貿易的觀念來中國投石問路，希望與清政府建立通商關係。但滿清皇帝及其官員卻以天朝自居，對英國派來的外交使團，仍舊以前來朝貢的番邦相待。他們既無意認真了解和應對西方國家已經確立的國際法和關稅保護，也對西方意義上的外交關係和國家主權缺乏起碼的認識。結果是敬酒不吃吃罰酒，閙到最後，硬是讓列強的炮艦轟開了國門。天下主義的大架子從此威風掃地，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隨之被一步步激發得高漲起來。
英語nationalism一詞通常被譯為“民族主義”，但也有人把它譯為“國家主義”。因爲在不同的語境中，該詞有時偏重民族導向的一面，更強調民族和文化的共同體；有時則偏重國家導向的一面，更強調一個具有高度主權的政治實體。我在《百年中國的譜系敍述》一書中曾有專章詳析這方面的問題，現可在此簡要地總括說：民族主義最先是在荷蘭、英國等現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發揮過構成作用的一個主要因素。它表現為市民共同體為衝破教區的限制而追求自治的努力，納稅人參與議政和決策的要求，議會對王權的挑戰，商業協會尋求和建立武裝保護的謀劃。歐洲社會衝突摩擦了好幾百年，正是在各國内部締造商業繁榮和在各國之間展開貿易競爭的過程中，資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臺。他們與封建領主邊抗爭邊和解，拉開了逐步趨向共和的陣勢，一個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因此而陸續建立起來，最終取代了原有的君主政體。正如Liah Greenfield在她論述民族主義的一本專著中所說，現代西方文明實為一“經濟文明”，只有在經濟成就、競爭性和繁榮被確定為正面的和重要的國家價值的情況下，民族主義才可能發揮強勁的動力作用。經濟的持續增長和貿易競爭進一步促使此強勁的動力向歐洲以外擴張下去，英法等國的商船滿載貨物，紛紛在本國海軍的支持下向亞洲開闢市場。面對這突然來自海上的挑戰，閉關自守的清王朝備受打擊，天下主義再也難以維持其原有的天下。[2]
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對這一西潮衝擊的強烈反應。此反應既有其正面的成分，也產生了不少負面作用。滿清皇帝及其官員的天朝心態最關注的是維護天朝的尊嚴，實際上也就是皇帝和官員的面子，為保住皇權的至尊，他們往往置國家的利益和臣民的生命財產於不顧。從鴉片戰爭吃敗仗到八國聯軍入京，清王朝與西方列強發生的一系列衝突多是吃了妄自尊大的虧。朝廷始終缺乏抵禦外侮的軍事實力，卻縱容義和團之類的民間仇外勢力去濫殺傳教士和外國使節，無論就當時的國際公約或交戰國雙方應遵守的準則來説，這種煽動暴民襲擊非武裝外國人的做法都是很卑劣的。由此可見，自從清王朝的天下主義受到衝擊，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即含有濃厚的暴民式排外傾向，而這一帝制末世形成的民族心理病灶正好成爲此後中共勢力賴以寄生的溫床。在中共發展壯大的整個過程中，民族主義的負面動力始終都被用於發揮有損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破壞作用。時至今日，中共當局仍在反復利用此富有中國特色的愛國狂熱，妄圖以中國崛起的姿態建立其全球化格局下的紅色天下。
如果我們能夠認真檢討早期的洋務運動和後來的維新變法，以及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各種致力於改良革新的倡議和行動，直至辛亥革命及隨之而來的國民革命，則不難清理出民族主義正面表現的清晰脈絡。美國漢學家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的《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一書不久前出了中譯本，在大陸讀書界頗受關注。他在最近的一次訪談中指出，二十世紀幾乎所有積極參與政治的中國人都是民族主義者，他們都試圖在現代世界恢復中國的尊嚴、地位和主權。他們的主要分歧在於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晚清的洋務派主張技術現代化，並力爭與列強建立外交協議；梁啟超青睞憲政改革； 孫中山則倡導反清革命。周錫瑞因此特別強調說，“辛亥革命是改良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反面。”可以明顯地看出，當時的革命黨人多是從新學、新軍和強學會等從事改良活動的團體中湧現出來的，他們均屬於西化的、城市的、改良派的上流階層。[3] 正是在這一群城市改良精英的领导下，同時也聯合仍擁有實權的保守勢力，並得到他們的大力支持，辛亥革命才一舉終結了帝制。在國内外各種勢力錯綜複雜的推動下，中國社會開啓了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進程。此動向當初若能順利發展下去，中國社會即有可能漸進地實現從傳統到現代的良性轉型。
另一位美國漢學家孔復禮/孔飛力（Philip A. Kuhn）更關注中國社會從前現代向現代轉型的内部動因，他試圖從中國自身的歷史文化資源中梳理出與包括憲政民主在內的現代性構建相通的衆多因素，特別是在他的《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一書中，他重點討論了中國“現代性”和“現代國家”形成的“根本性問題” （constitutional question）以及相關的“建制議程” （constitutional agenda）。孔復禮尤其關注知識精英在政治和文化改良上所起的先驅作用，他在書中檢討了魏源、馮桂芬和戊戌變法前後一系列十九世紀知識精英的著作和言行，根據他們所提出的王朝危機及應對之道，孔復禮總結出解決此“根本性問題”的“建制議程”：一是把日益擴大的政治參與同國家權力及其合法性加強的目標協調起來；二是把激烈的政治競爭同公認的公共利益協調起來；三是把國家的財政需求同地方社會的需要協調起來。對比上述英國現代國家憲政結構的形成過程，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所謂的“建制議程”在英國的情況，大體上就是王室與納稅民眾之間不斷在稅收收入及其分配問題上鬥爭及“談判”的過程，是在確定權利和義務的事務上不斷紛爭和磋商後最終達成的妥協及解決方案。魏源等人所上的條陳及議政言論早已朦朧浮現出這類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的籲求。[4] 只可惜帝制終結後的中國社會從上到下都難以形成普遍接受的共識——即孔復禮所謂受過教育者當中存在的不成文的“憲法”，擴大的政治參與和激烈的政治競爭最終閙得從西方照抄來的成文憲法變成一紙空文，梁啟超痛斥的“亂暴勢力”隨之燎原而起。本書要還原的毛共赤禍正是乘此革命逆流之激蕩時勢搞起了蘇維埃武裝割據，再經過日軍侵華期間趁機發展壯大，最終以血腥的内戰徹底斷送了本可以通過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逐步健全起來的建制議程。中共武裝革命的勝利同時也標誌著他們反民族主義路綫的全面得勢，從某种程度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就是“以夷變夏” 之擧在現代的詭異翻版。
辛亥革命重大的民族主義意義首先是完成了國人從臣民到國民的轉變。在同盟會打起“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旗號之前，明亡後的反清活動一直都局限於“反清復明”的臣民意識，其中毫無現代國家的觀念。隨著民國成立，最初的五色國旗代表五族共和，新政權最大的功勞就是在列強覬覦我邊疆領土的亂局中勉強保持了滿清留下的領土完整。當初僅作爲鼓動性的排滿口號也立即作廢，民國語境中的民族主義在國内是主張各族共存共治，統稱中華民族；對外是一致反對侵略強權，其反帝路綫並非不分青紅皂白地排外仇外，而是更注重“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通過外交途徑，“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際平等、國家獨立。”從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都盡可能地奉行此民族主義的外交路綫，盡了他們在當時的情況下勉爲其難的努力，算是贏得了包括關稅自主權在内的不少權利。
不幸在國家尚未統一，國力又極其貧弱的情況下，國家既要抵制侵略強權，同時又要依賴外來的支持和援助。國内各派政治軍事勢力又都出於自身的需求去分別謀取不同的外援，抵制外部強權與依賴外部支援的運作便如此吊詭地交織在一起。比如像蘇俄這樣反西方列強的近鄰，在最初又特別作出一番“平等待我”的姿態，急欲建立其黨軍的孫中山為獲取蘇方援助，遂在莫斯科的促使下改組國民黨，履行起聯俄容共和扶助工農的政策。孫中山當初作此謀劃，本以爲可以把擴大了的政治參與容納到國民革命中發揮積極作用，不幸他顧此失彼，事與願違，很快就讓中共的跨黨活動把那一切攪混得變質變味。因爲國共兩黨的根本分歧在於，孫中山只想借助蘇聯的支持和引進列寧主義的組黨方式來強化他的國民革命，但他從一開始就表明了共產主義不適於中國的政治立場；中共則自成立之初即屬於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所執行的乃是列寧的國際主義路綫。蘇俄向亞洲各國輸出革命，其目的在於利用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來反對歐洲帝國主義，進而推翻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政權，最終將各國被解放的紅色臣民統統整合到新的國際秩序——也可以說是布爾什維克的“天下主義”宏圖——之中。這就是蘇俄搞所謂“革命輸出”的本質，是二十世紀國際形勢下一種“以夷變夏”的險惡策略，它的原教旨本來就排斥作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動力的民族主義。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大同世界最終要消滅種種差別，其中也包括地域和民族的差別。早期的中共組織正是在此一就動機而言超民族主義，但就效果而言卻反民族主義的意義上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控制，把蘇俄政權奉爲他們的無產階級祖國。其四中全會的文件即明確提出：“對共產國際路綫百分之百的忠誠這個口號，是黨更加布爾什維克化和蘇維埃革命更加勝利的唯一保證。”這個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的革命行動綱領就是，按照莫斯科傳來的指示，首先在城市發動工人大罷工，組織一系列暴動，試圖像蘇聯的十月革命那樣在各大城市一舉奪取政權。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中暴民式排外傾向在這種情況下再次惡性膨脹，暴徒們在不少城市製造燒殺搶劫的事件，一時間禍及由長江沿岸到東南沿海的通商口岸，致使被激怒的在華列強實施了野蠻的軍事報復。短暫的國共合作從此破裂，一變而為兩黨的互相殘殺。
三
毛澤東及其新民學會的成員當初也都是梁啟超“新民說”的追隨者，無疑屬於周錫瑞所說的民族主義者一流。這群清末變法和辛亥革命影響下成長起來的青年學子後來卻出現分化，各走上不同的道路。比如像蕭瑜（子升）或舒新城等很多學業優秀者都投入教育救國的行列，均在學術上有所成就。而毛澤東、蔡和森等人或因學業較差，或因謀職艱難，正好從俄國人革命成功的那套辦法中看出了適合他們伸張懷抱的途徑。本書第一、二章即以毛澤東其人的個案為主探綫索，勘查追蹤失意者升級為職業革命家的歸化過程。價值階序在人文光譜上的區分是十分明顯的，爲什麽像李四光、丁文江、李儀祉、茅以升等數以千萬計的海歸人才學有所成，均能以他們卓越的才幹服務公共事務，在國難當頭的年代為國計民生做出巨大的貢獻？而爲什麽另一些缺乏專長，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小知識分子卻鋌而走險，甘願受共產國際的雇傭，充當了早期共產黨組織的骨幹？本書就此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人的行爲和選擇基本上是其天性與所處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毛澤東生性好勝逞強，他本想在讀書治學上出人頭地，不幸他那個薄有資產的父親急欲發家致富，起初只打算讓兒子受一點初級教育，拖累得他老大年紀才讀上新式學堂。論他的學業，可以說舊學並不十分紥實，西學僅通過濫讀懂些皮毛。這就造成他在長沙師範求學期間只偏重文史，而其他各科成績均很差的實際情況。好容易擺脫了父親的壓制，沒想到進了新式學堂，教學内容及學校的制度又引起他諸多反感。毛澤東因此把更多的興趣和精力轉向校外的社會活動，做了一系列請願和聲援，以及鼓動風潮之類的事情。失意者總是比常人更急於推動社會巨變，正如毛澤東後來所說，“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用蘇俄的階級鬥爭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最便於把失意者的個人私憤提升為理直氣壯的革命激情。這就是毛澤東在其《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原版中把那麽多財產、職位和受教育程度均比他高的人群劃入敵對階級的情意結根源。他當時的理論修養就那麽個水平，只會照搬馬列詞語做標簽，遂把他必欲顛覆的價值階序硬套進這種驢頭不對馬嘴的框框。落後的俄國人對他們追趕不上的歐洲先進文明也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布爾什維克主義就是這種 “羡憎交織”（ressentment）情意結產生的一種反動，他們企圖以“無產階級革命”超越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並向更加落後的東亞國家推行其“反西方的西化”路綫，圖謀把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納入他們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滿懷民族主義情緒的毛澤東一夥實際上並沒能跳出“全盤西化”的迷思，他們比他們所羡憎的中國自由主義人士更“崇洋媚外”，崇到了甘做蘇俄走卒的地步。[5]
倘若更進一步透視毛澤東發動的暴力革命，則不難看出，布爾什維克的洋詞彙僅為其堂皇的貼面，所包裝的内核則來自粗野黑惡的本土資源。毛澤東從小熟讀《水滸傳》，書中的“小説教”——好漢主義——對他影響至深。[6] 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論一經毛澤東詮釋，就統統被導向草莽江湖上血腥報復的暴行。這也正是共產國際一直對毛澤東領導的農民軍不太放心，多次強調要突出工人階級領導的主因。本書第三章即重點敍述中共在中央蘇區的軍事割據如何把農運搞成了“匪運”，紅軍的幸存和壯大如何禍害百姓，破壞了他們世代安居樂業的生活。
在參與共產黨早期組黨活動期間，毛澤東一直處於核心領導圈外，接下來他到國民黨黨部熱心從事跨黨活動的工作，又受到右派勢力排擠。經過好幾次挫折，毛覺得待在機關部門搖筆桿根本成不了氣候，遂動起“逼上梁山”的念頭。“逼上梁山”這句被“小説教”推廣的“話語移植”確有其神差鬼使的作用，一下子讓毛澤東找到了解難應急的出路。國民黨的恐怖清黨甫一開始，他即果斷告別那一幫在上海租界内坐鎮辦公室的布爾什維克先生，隻身囘湖南領導秋收暴動。後來暴動失敗，毛澤東帶殘部逃到井岡山與山上的土匪合併，遂闖出了打土豪籌款項這條活路。這是一種寄生在容易落腳的窮鄉僻壤，靠當地農戶來養肥紅軍的生存方式，至於搞土地革命，不過是通過運動搜刮富裕農戶的浮財，又從分得土地的農戶手中過量徵收糧食，從而解決紅軍的補給和財政問題。紅軍的確得到了發展壯大，但卻嚴重地危害了蘇區人民的生命財產，並在貧富之間以及蘇區與國統區之間製造了深仇大恨和互相殺戮。更爲嚴重的是，在搶劫富裕農戶的財產以充紅軍的軍需之同時，鄉村的紳士階層被誣以“土豪劣紳”的惡名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他們作爲政府徵收稅賦與維護地方利益之間的中介力量從此被摧殘殆盡，鄉土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最富有再生因素的價值根基和民德資源也隨之枯竭。也正是在此一正不敵邪的無道亂世動蕩中，貧窮和愚昧所滋生的粗野惡俗之勢力猖獗擡頭，讓中共的蘇維埃運動激化為革命的動力，納入了黨的領導，被提升到無產階級光榮而正義的行列。毛澤東顛倒價值階序的工程在這個起點上打下基礎，從此把構建中國現代國家的程序導向了劣化的歧途。
土匪或幫會須結幫成夥才幹得成他們的大事，熟習“小説教”的毛澤東很早即懷有明確的團夥意識。從讀師範時發徴友啓事到組織新民學會和創辦自修大學，直到入夥共產黨，領軍嘯聚井岡山，毛澤東都表現出他凝聚團夥的組織能力。自打上井岡山，毛便開始培植親信，排除異己，因他的貪圖抓權和一味逞能，攪擾得紅軍隊伍内不斷發生黨權和軍權的衝突，直至他仗著在握的黨權壓制住官兵的民主訴求，貶損了職業軍人的武德素養，黨——也就是他自己——指揮槍的制度才逐漸確立起來。
本書第四章詳述毛澤東及其紅軍如何進一步寄生抗日統一戰綫，如何利用國家和民族的危機擺脫了中共自身的危機。正是緊抓住這一投機抗戰的機會，毛澤東才給共產黨立了大功，但同時也對國家和民族犯了大罪。按他的操作，所謂“抗日”，不過是打起旗號，先四處拉攏各地方實力派人物，分化中央政府政令軍令統一的效能，然後大鑽抗戰的空子，跟在日本侵略軍後面搶佔地盤，不斷擴大中共的敵後根據地。在關於聯蔣抗日的問題上，中共内部起先是有爭論的，那些還沒完全喪失民族良知的軍政領導人的確有協同國軍作戰的意願，他們也確實在抗日前綫打過一些應予稱讚的小仗。但毛澤東只想保存他打天下奪權的軍事實力，堅持要仿照列寧的“失敗主義”策略辦事，任憑長期的抗戰把國民黨拖垮。從他下達給前方的很多電令即可看出，爲提升他個人的黨權軍權，為壯大中共的武裝力量，他從來都無視國家利益和民族安危。八路軍和新四軍到後來正是在毛所主導的方針下遊而不擊，大搞摩擦，為日後打勝内戰養精蓄銳，打下了雄厚的備戰基礎。
中共不但是多變的，而且是多形的；他們一面兇殘地禍害百姓，一面又顯得十分親民。特別像周恩來那樣態度親和的人物，中共集團中可謂爲數不少，他們多具有富於魅惑的做戲能力，在當時的救亡總氛圍烘托之下，把不少文化名人都遊説得暈頭轉向，更吸引了大量的熱血青年，為他們的奪權事業前仆後繼地獻身鋪路。通過他們努力推行的文宣統戰工作，紅軍不只扭轉了原有的流寇形象，還浪博得抗日中堅力量的名聲。這當然也與美國在援華事務上做了些節外生枝的事情有一定的關係。美國政府及西方的某些知識分子當時均有某種程度的左傾，他們發表有關中共的正面報道，更以親善的姿態訪問延安，他們的很多動作不但為中共贏得了外界的同情，還催發了民主派知識分子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滿和批評。那一切反倒映襯得早已不打抗戰的中共更受輿論歡迎，鬨擡得他們在挑戰國民黨政府的談判桌坐席上屢屢佔了上風。這就是中共在其求幸存的過程中一面毒化抗日陣營，一面裝扮出民主愛國模樣的詭變形態。
本書第五章集中敍述毛澤東如何通過整風運動對黨内同志施行報復，發洩其積壓多年的怨忿，如何全面清除國際派的勢力，如何順勢整治前來投奔革命的知識青年，如何樹立起他在馬列理論上的話語霸權，如何反復打磨，炮製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終於野心得逞，由他一手主導了中共七大的召開。在這個名為團結而實屬獨霸的會議上，毛澤東收編各派勢力，整合出他定於一尊的“毛共”。經過肅反審幹的折騰和處理，中共集團從此打上了粗俗的毛氏印記。
在中共黨内，比較而言，留蘇回來的各級領導和幹部在“反西方的西化”路綫上表現得更加布爾什維克化。他們與共產國際以及聯共的領導人有一定的交往，多少都懂些俄語，比較熟悉馬列理論的書本知識，基本上握有黨内文教宣傳工作的實權。就因他們有這些經歷，又顯示出訓練有素的特質，在某些方面也就對比得毛澤東相形見絀。這種反差惹得毛很不舒服，致使他蔑稱這些人為“洋房子先生”。很多刺激了毛澤東小心眼的事情日積月累，積壓成他心中深重的宿怨，“洋房子先生”遂成爲毛最羡憎交織的人物。共產國際解散後，莫斯科放鬆了對延安的控制，毛澤東看到邊區平安無事，便趁機大搞起整風運動。他任用大量的“烏龜王八蛋” 人物做打手，對國際派及相關的一批幹部實施了無情的打擊和全面清洗。對毛澤東這類山溝裏出身的土共來説，國際派帶到延安的不只是從莫斯科方面秉承的權勢和理論，另外還有他們在那裏所受的布爾什維克教養，他們身上的這種“西化”成分才是讓毛澤東特別難以容忍的東西。來自上海等大城市的一批批文化人和青年學生更加增強了邊區的文化反差，他們在延安造成的自由民主風氣和所顯示的學術文藝品味立刻活躍了延安的工作學習及日常生活，但同時也光照出毛澤東及其農民軍的粗陋和貧乏，因而也被劃入打擊的對象。整風審幹的結果是，國際派和外來的文化人及知識青年均遭到粗暴的批鬥和淩辱，運動中積極表現的一群則得到組織的信任和重用，在毛共的幹部群中，這一類黨棍尤其平庸和惡俗。整風運動清理了中共集團的隊伍，加強了全黨的黨性，但卻損傷乃至抹煞了每個成員固有的人性。
本書第六章詳述了毛澤東作爲頭號戰犯的多重罪責，從他摩拳擦掌，提前佈置中共奪取抗戰勝利果實講起，直講到他給解放軍將領下達死亡指標，大搞人海戰術，不惜以部隊的慘重傷亡贏得迅速殲滅國軍的血腥戰果。中共能夠最終打敗國民黨固然有多種因素，但自從雅爾塔三巨頭敲定了蘇聯紅軍出兵東北的密約，就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敲響了國民黨政府敗亡的喪鐘。羅斯福所打的這個如意算盤可謂自貽伊戚，它給二戰後本可由美國主導的東北亞新秩序引入了兇險的變數，為蘇俄勢力在遠東的進一步擴張開啓了引狼入室的通道。中共打内戰儘管是旨在打天下奪取政權，但實質上卻為蘇俄從歐洲到亞洲構建的冷戰格局完成了搭橋鋪路的工程。因此在佔領東北期間，蘇軍多方援助急速潛入的中共勢力在各地穩步落腳，並將繳獲的關東軍武器大量轉交給解放軍使用。解放軍在裝備上若沒有經此鳥槍換炮的改觀，而單憑所謂的“小米加步槍”與美式裝備的國軍作戰，那情形恐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毛澤東的用兵實際上並非後來的黨史書寫及其演義所渲染的那樣“真如神”，他確實在整個内戰中參與了主要的戰略決策，但很少真正參加戰役指揮。從本書詳述的各大戰役可以看出，他自以爲在決策和指揮上別出心裁的得意之作恰恰是經不起推敲的敗筆，按照他電令執行的軍事行動多害得解放軍損兵折將，有時候指戰員沒按照他的軍令辦事，反倒打了勝仗。統觀毛插手的大小戰役，他指令給軍隊有效的制勝方針，大概就是讓各級將領捨得付出重大的傷亡代價，這一點有他常開給前方將領必須死傷多少官兵來換取殲滅多少敵人的清單為証，足以證明他用兵如鬼如魔，簡直是徹頭徹尾的軍事死神。
毛澤東“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信念的確斷定了中國的現實，誠如他所說，“所謂人民戰爭，就是農民戰爭。”中共的政權完全是靠千百萬農民軍硬打死拼獲取的，内戰的最終獲勝來自千百萬農民的流血犧牲和為支援前方補給而在農村全面進行的軍事動員。此外，美蘇的插手不斷地摻合進具有重大影響的偶然因素，再加上國民黨方面弊病多端，頻頻失策，平白給中共增添了如有天助的優勢。所有這一切陰差陽錯，對中共的獲勝形成了“時來天地皆同力”的有利形勢，以致把他們激蕩多年的革命逆流推上了洪水滔天的頂峰。這裡面並不存在正義性質的歷史必然性，也無所謂贏得民心或得道多助之類的事後追贈。純粹是一場勝仗扭轉了乾坤，從而由勝利者鐵定了歷史。
毛澤東帶領中共打天下的史實已如上述，這六大章内容前後連貫，構成本書的主體。為貫通昔共與今共的關聯及對比，本書特別後綴一章，對中共執政六十多年來的概況濃縮綜述，作一增補性的説明。按照目前流行的説法，這一段中共執政史被分爲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也就是毛澤東時代和毛後的改革開放年代。毛澤東時代可定性為黨天下逐步確立及其遭到毛天下衝擊的年代，毛後的這三十多年則是黨天下重新修補和發生蛻變的年代。中共這六十多年的執政歷程仍貫串了殷海光所謂“一、多、常、變”四點特徵，那就是採取各種手段維持和強化其黨天下的統治，通過不同的寄生方式擴張壯大中共集團及其既得利益。但中共無論詭變到何等地步，他們至今都未能解決其一黨專政與中國人民要求實現民主憲政的矛盾，更難以消除其僵化的所有制對生産力的束縛，因而至今仍未改變其反國家、反民族、反人類的本質。
猶太人奧斯威辛之後不寫詩，中國人卻在千百萬倍於奧斯威辛的戰爭焚尸爐之後大唱讚歌，與賊共舞，致使中共武裝奪權的成功及其至今猶在肆虐的一黨專政成爲中國人的宿命和孽債，令普天下熱愛自由的人士恨恨扼腕，徒喚奈何。我寫成了這本書，也只能在文本上作一場穿越“時空之窗”的演練，追蹤到被官方黨史掩埋和扭曲的史料陳跡中清理那荒謬的孽債，做一點糾正是非觀念的工作，好突破中國人可悲的宿命，為推動歷史觀的根本轉變，更為重整和復原被顛倒的價值階序添上一分正面的力量。
註
[1]見唐德剛《毛澤東專政始末》一書附錄，遠流出版社，2005，頁299-356。
[2] 參看康正果《百年中國的譜系敍述》，聯經出版社，2011，頁119-128。
[3] 《周錫瑞談近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思潮》，見《上海書評》，2014年8月24日。
[4] 參看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陳兼、陳之宏譯，三聯書店，2013）一書的“譯者導言”。
[5] 參看余英時為其《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東大圖書公司，1991）一書所寫的序言：〈中國現代的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
[6] 王學泰在〈廟堂很遠，江湖很近〉的對談中說：清代有個史學家叫錢大昕，他提出自古有儒、道、釋三教，但從明代以後又多了一教，叫“小說教”。……如果說佛教、道教等是教人為善的話，那麼小說教則是教人“作惡”。……《水滸傳》之後，人們便稱那些勇武有力、敢於作奸犯科、又稍有點義氣的人們為“好漢”。……凡劫人財者，無不以此為說。這“不義之財”是誰定的？反正由強取者定，實際上它就成為“強盜邏輯”。見“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40219100844.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