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与杀猪
作者：徐中伟
1973年秋，辽宁一个叫张铁生的人在高校招生考试中交了白卷，却又不甘心，四处钻营申诉，竟成了“四人帮”一伙所谓对抗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反潮流英雄”。1974年2月，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叫黄帅的小学生公布了其“反师道尊严”的日记，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状”发起攻击……
张铁生是个成人，理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实在可恨。黄帅却是个孩子，小小年纪就被捆在战车上，不过当个傀儡，实在可怜。可恨的是她的父母，听说都是知识分子，动乱之中不甘寂寞，也想谋个机会，便拿了自己的女儿当砖头，就这等卑劣的人格，真是玷污了知识分子的名节，应该遭到鄙视和唾弃。
学校在文革之初是由治到乱的突破口，这些年下来本已离开了漩涡中心，孰料这几根“鞭子”一抽，学校又变成动乱的焦点，尤其是中小学，顿时秩序大乱，老师不成老师，学生不成学生，哪里还谈得上课堂纪律和学习文化？
巧的是，这一年北京市计划普及高中教育。然而，正常的教育链条已中断多年，何处觅得师资？这时想起1966年的老三届高中生，好歹受了十多年的正规系统教育，文化功底还算扎实。把几大生产建设兵团里的老高中生们调回以应中学教育之急需，岂非正当其时?我就是乘了这股东风回到北京的。
1974年2月，我被分配到北京六中当语文教师，最初在高一年级教语文并担当班主任。
想想也真好笑，没有人告诉我怎样当教师，也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样教课，进入教师这个职业应该掌握的基本范畴和要求我一无所知，学校也好像视我为天然的教师职业担当者，今天初任教师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和程序在我这里全部免除。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回想起当初仍然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吃惊。正是无知者无畏，我是完全凭着自己的热情而进入教师这个行列的。
想一想，多么惬意呀，从北大荒那样一个艰苦的地方来到北京，而且在中学教书，真像从苦水潭里爬出来一不小心掉进蜜罐中，幸福得有些眩晕，每一天的太阳都是那么鲜亮，温暖，脚下的每一步都带有弹性。我没有上下班的时间概念，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我利用六中那小小的资料室认真钻研每一篇课文，每一个难点；精心设计每一节课，每一个环节。我像兄长一样和班里的学生接触交流，帮助他们，组织他们。终于在不长的时间里，我获得了同事们和学生们的认可。
凭心而论，我这个班除了少数人外都知道用心学习，只是多年动乱造成他们的基础比较差，而其他班出现的乱象在这里基本没有发生。我和学生们的关系很融洽，在这种师生和谐的环境里，我找到了工作的幸福，发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如果不是那个动荡不定的年代，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如果……，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后来，我也许会终老在那个我认为幸福的岗位上。
不久，可能还不到一年，我奉命调到初三担任年级指导员（相当于年级组长）。本来只有党员才能充任这个职务，我那时还没有入党，但学校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这是组织的信任，要经得住考验。我虽然很舍不得自己这班学生，但还是毅然决然地来到初三年级任职。（大约一年后，我被接受加入党组织，按照那时党章的规定，我没有预备期，直接成为正式党员。）
然而时间不长，我在之前建立起来的信心和幸福就被现实击得粉碎，这时我才明白高一那个班是特例，现在面对的学生才是真实的。他们基本不读书，没有求知欲，不知学校制度和课堂纪律为何物，视教室为市场，整个年级混乱不堪。无论男女都没有理想与追求，甚至对基本道德规范丧失了判断能力，偷窃、打架、“拍婆子”……不一而足，在派出所挂了号，进出拘留所的人物并不罕见。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文化大革命竟然从精神层面上毁掉了一代人。
记得那天讲《欧仁·鲍狄埃和国际歌》。开始，我还拿着精心准备的教案，信心十足地站在讲台上。不一会儿，我发现不对头，几乎全班人都没听课，悄悄说话的，打盹的，发呆的，就是没有认真听课的，仅仅碍于我是班主任兼年级指导员，才没大乱。于是，我停下来问他们问题，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巴黎公社、《国际歌》、包括列宁都一概不知。我的教案算是白搭了。
那就念书，对不起，书也念不成句，不认识的字太多。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还侈谈什么教学计划，只有从认生字起步。也行不通，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没有笔和练习本。好不容易捱到下课铃响，我刚说了个“下”字，“课”还没出口，全班“嗷”的一声夺门而出。
后来，我出了个题目“一件小事”，让他们写作文。这是小学三四年级的作文题。作文收上来以后，我花了半天时间也没看完，虽然最长的一篇也不过二百多字，但没有一篇我能看懂的。得，从学习造句抓起。这让我想起了战争年代解放区里的妇女识字班，根本区别在于，解放区的妇女们学习热情高涨，而这些学生则是彻底丧失学习兴趣。
以后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认真备过课，因为根本用不上，再说，我的绝大部分精力被迫投入到另一个领域。
这些学生都是十五六岁的年轻人，精力过剩，不用到学习上，就会寻找其它的发泄出口，于是沉渣泛起，乌七八糟的东西无师自通，学校内外勾连，小流氓一样无法无天。在学校里面找不到一个规规矩矩学习的课堂，他们根本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尤其是女老师。站在教室窗外一望，里面人声鼎沸农贸市场一般，甚至离开座位追逐打闹。
还有少数能量大的，在学校外面混出些名堂，像啸聚山林的土匪，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名号。他们在社会上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男女鬼混，对学校秩序危害更大，是派出所和民兵指挥部的常客。我因为当了年级指导员，一有事就要出面处理，到派出所和民兵指挥部出出进进的，混得脸熟。
我常常自己疑惑：我还是老师吗？
我先前说，学生碍于我是班主任和年级指导员，所以上我的课还不太敢出格。其实这话说得不太准确。学校其他老师们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也很明白现在的形势，谁愿意顶风上跟学生较劲，落一个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典型？特别是上面下达了文件说，体罚学生是要受处分的。
可我不同，这一段时间我已经忘了自己的教师身份。我是北大荒回来的知青，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初，面对闹事的学生，我还耐心地讲道理，但很快发现他们油盐不进，我是对牛弹琴。于是教师的风范渐失，知青本色回归，气极了，张嘴骂；恨得咬牙根儿，举手打，抬脚踢。
什么事都怕有第一次，一开了头就止不住了，越骂越顺嘴，越打越顺手。这要放在其他老师身上，学生肯定不干了，早闹到校长和教育局那里去了。对我，他们居然认了，因为他们把我当成治安警察和民兵的代理人。
那时进了派出所，尤其是进拘留所，先要在皮肉上“受教育”，可能是从《水浒传》里的“杀威棒”演变而来。这些学生都懂规矩，所以他们认可我的教育方式。慢慢地我的名声在学生中传播开，成了教师中的“另类”。
有一次，我班里一个姓韩的混小子自己加工了一把尖刀，为了试试刀口是不是锋利，竟一刀扎进另一个同学的屁股。我闻听大惊，一面请其他老师送受伤的同学去医院，一面把这混小子叫到办公室。
见了面，我一句话没说，抬腿一脚把他踹趴在地上，他一骨碌爬起来，满脸通红，冲着我目露凶光，双手攥紧拳头。我大声斥骂他：
“你他妈活腻了！你这是持刀伤人，是刑事罪，判你的刑！”
他一听松开拳头，低下了头。
我这边事还没完。受伤学生的家长不干，非要上公安局不可。我好说歹说才算稳住。把双方家长纠合在一起，就治疗费和营养费达成协议（那时还不懂得要赔偿金和追究学校责任）。
警察又闻讯赶来了。我考虑到这个混小子虽然可恨，但毕竟头脑简单，不是蓄谋伤人，还是应该开脱他。就和警察协商半天，决定不深究，从轻处理：拘留十五天。
十五天以后这混小子从拘留所里放了出来。他倒是规规矩矩地立马来学校上课。那天，我刚走进教室门就看见几个人围着他，他正眉飞色舞地白话：
“……里面吃得挺好，肉末大白菜和窝头……”
一抬头看见我进来了，马上闭住嘴。我扫了一眼，几个听众也赶紧散开。嗬，几天的工夫，这小子居然吃胖了。我心里又气又笑，骂道：
“你个兔崽子觉得里面好就再回去。给我闭上你那张破嘴。”
这事情过去不久，四班的班主任来找我，说他班上有个叫郑茉莉的女学生（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处用化名）经常旷课去校外鬼混，近来变本加厉在外面“刷夜”（流氓术语，即夜里不回家在外面鬼混，后来也成为警方用语），还引诱本班其他女生旷课外出，今天她到学校露面了，必须狠狠批评，严厉惩处她。
其实这位老师的心思我非常清楚，烫手的山芋谁愿意接，你不是指导员吗，你来吧。问题是我也无能为力，学校毕竟不是劳教所，该给的处分给了，她不在乎；该讲的道理讲了，她没有羞耻感；该批评的批评了，她滚刀肉。她是女的，我还没法打她。真是豆腐掉到灰堆里，吹不得拍不得。唉，那也得管呐。我忍住一肚子火，跟那位班主任说：
“你把她叫来吧。”
一会儿郑茉莉来到办公室，笑嘻嘻地站在我面前。我努力压住火气：
“你这几天为什么旷课不来上学？”
她咧嘴一笑：“老师，我不舒服了。”
“去哪家医院？假条哪？”
“我没去医院，在家里自己吃药。”
“胡说！有人看见你跟二毛子（一个小混混的名号）逛大街。”
她嘴一撇，低头不吭声了。
“你现在不但旷课，晚上还不回家。家长不管呐。”
谁知她扭扭身子：“我妈知道。”
什么！我可真算开了眼了，一股火腾地从嗓子眼冒出，不由得破口大骂：
“你还是个女的，你怎么不知道害臊呀？我要是你爹打不烂你。我给你找根绳子，你上吊死了吧。滚！”
郑茉莉走后，我坐在椅子上喘了半天气：这是什么家长啊？！
第二天下午，四班班主任神色紧张地跑来小声告诉我：
“郑茉莉她妈来了，要找你。”
“让她来，我还正想找她呢。”我肚子里的火又拱起来。
郑茉莉的妈风摆柳似地走进办公室，不待坐稳就话里有话地对我说：
“您是徐老师吧。昨天我们茉莉放学回家哭了半宿。”
“嗬，她知道哭了，不容易。”我冷眼相对。
“有的老师说让茉莉找绳上吊死了，您说这话对吗？”郑茉莉妈绵里藏针地把话甩过来。
“这话是我说的。郑茉莉已经旷课好几天了，不知您知道不知道？”
“哟，我还真不清楚，就知道她这几天不舒服。”
“她没有不舒服，身体挺好。这几天她和一个外号叫二毛子的人在一起，在外面‘刷夜’。”
茉莉妈一听，马上瞪起眼睛，刚要张嘴，我立刻摆手止住她：
“这个情况不是学校了解的，我们只管校内。这是派出所通报给我们的，让我们加强教育。警察和民兵那里有案底。管片民警还要找她呢。您要想了解，我陪您去一趟？”
茉莉妈立刻摇摇头。
我加重语气对她说：“一个女孩子应该自重，她将来还要长大成人。您可能太忙了，还是要抽时间管一管。”
茉莉妈脸一阵红一阵白，我的话音刚落，她就道声“谢谢”急匆匆走了。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
只隔了一天，我班上一个坏小子凑到跟前：
“徐老师，您这几天小心点儿，我听说‘二毛子’和‘大管儿’要截您（即拦截殴打），高中有个人还说要叉了您。”嗬，这个郑茉莉还横跨几个地盘，水够深的，我看了看这小子，不知是讨好我还是被差来传话的，也就恶狠狠地放话：
“你告诉这群王八蛋，老子等着他们，什么时候，在哪儿？我捏不死他。”
“您别生气，他们也就是放个风，哪敢真惹您。”坏小子颠颠地走了。
狠话是说了，我还真得考虑一下：用刀扎我，他没这个胆量。但要围住打我一顿或暗地里飞来一块板砖，我这警察代理言人的面子就挂不住了，以后还怎么管他们？……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我还没想好怎么应付之际，发生了一件事，根本扭转了局面。
六中食堂养了两头猪（那年月也没人管），每日价剩饭剩菜吃着茁壮成长，转眼间都到了两百多斤。学校领导就想杀了它们给老师改善改善。难题来了，找谁杀呀？北京六中地处天安门旁，别说长安街地区，就是整个西城区也未见得能找出一个人来。我见主任急得直转圈，就毛遂自荐：
“主任，我来杀。”
“什么？你杀？”他从眼镜框上边射出光来，“你真行？”
“没问题，我杀。”
各位，别以为我是忽悠你们，没有金刚钻也不敢揽瓷器活儿，我是真会杀猪。回北京之前我在黑龙江兵团四师乐器厂待了一年，其中一多半时间在食堂做饭（发面，使碱，蒸馒头，擀面条，擀皮，包包子包饺子，我都精通）。过年前，我们几个知青为周边单位杀了近二十头猪，早就手艺纯熟。其实没什么难的，就是熟悉猪的身体构造，再加上胆大心细手狠。
杀猪那天，在操场上埋一口大灶，腾腾的热水滚烫。我带着几个打下手的年轻老师（都是小伙子）去抓猪。他们怕猪咬，从后面上手，转了几圈，人和猪都气喘吁吁的。我拿足了架子：
“我来吧。你们在前面挡一下。”
我从猪的侧后面慢慢走过去，快要靠近它时，它撒腿向前一窜，见前面有人阻挡又折返方向，刚要逃跑，但为时已晚，我瞅准机会一把抄住它的后腿，一发力提起来。猪只剩两只前腿着地，挣扎的力道顿失。我急忙招呼几个年轻老师过来抓住猪耳朵，将它按倒在地，又用猪蹄扣前后拴好，抬到杀猪案上。
此时正值课间，猪的惨叫声吸引了所有的学生。他（她）们是真正的——只吃过肥猪肉，没见过肥猪跑，一见在操场上杀猪顿时轰动起来，情绪亢奋，嗷嗷叫着赶来，里三层外三层把个杀猪场围得风雨不透，站在外圈的人踮起脚嚷着里圈的人蹲下。上课的铃声响起来了，没有一个人离开。有几位老师象征性地喊了两声“上课了”，见没人搭理，也就挤进人群一起看杀猪。
当时杀猪刀都没有，临时到校办工厂打磨了一把。我让两个胆大帮手拿木杠子压住猪，自己站在猪后脖颈子的方位，伸出左手抓着猪嘴，紧紧攥住，往怀里带过来。这一环节是要胆大心细手狠，抓不准或挣脱手，猪会咬伤人。猪头一扳过来，它的嗓子窝就露出来了，我右手持刀对准嗓窝扎进去，方向稍稍偏左，进刀约20公分，捅进心脏，再拔出刀，鲜血随即喷出，帮手赶快用盆接住。
这时就听见四周发出惊天动地的嗷嗷叫声，估计是学生们第一次看见这种血腥场面的反应。猪嘴被我攥着，它的叫声闷闷的，越来越小，血也一股一股地冒出，越来越少，四肢踹动越来越慢，最后，一阵痉挛，停住了，猪死了。我松开手，抬眼环顾一下四周，人人脸上都惊恐万状，有一些女生还用手捂着眼睛，露出一条缝向外偷看。
直到我把第二头猪杀完，学生们才在老师们的催促强迫之下回到教室上课。最刺激的活儿干完了，剩下的就是收拾了。我在猪后蹄上割一个口子，用铁通条捅进去，在皮肉之间穿通出几条通道直到前肩附近，然后拿来自行车打气筒塞进后蹄刀口处充气。据说本领大的屠户可以一口气吹鼓一头猪，我没这等本领，只会用打气筒。待到猪胀鼓鼓的，就拿开气筒，扎紧刀口，放进汤锅退毛。
人多好干活，七手八脚的，不一会儿，两头光净净白条条的大肥猪被抬到案子上。我虽不如庖丁解牛那般高超，但也驾轻就熟，很快把两头猪分解完毕。至此，我的杀猪任务圆满结束。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杀猪给学生管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我在学生眼中变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那些调皮捣蛋无法无天的坏小子在我面前规矩了许多，几个在外有名号的，原来迎面见到我时曾挑衅般地直视目光擦肩而过，现在则早早地叫一声“徐老师”侧身一旁，待我过去才起步。当初给我传话的那个坏小子只要一瞅见我就会“哧溜”一下蹿得不见踪影。
现在，不管哪个年级哪个班课堂纪律混乱，只要我的身影在窗口一闪现，那闹哄哄的教室“刷”地一下鸦雀无声，以至于学校的秩序似乎都有所改观。我亲耳听见教导主任向外边来的人介绍我：
“他是一个很优秀很有能力的班主任。”
但我心里非常清楚，这评价严重失实。作为教师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或标准：必须热爱自己的学生，没有爱心根本谈不上教育。可是我并不爱他们，他们也不爱我。我也无力阻止和医治疯狂历史给他们带来的伤害，我对他们仅是在荒唐年代里特殊条件下产生的畸形权威，一旦脱离权威的阴影，他们的劣根就会发病。
这不，还没等我和同事们把气喘匀，又发生了一件事。一天下午下第一节课，我刚走进办公室，就看见年级组里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外语教师在抹眼泪，哭得梨花带雨一般，旁边几位女老师不断劝解，另几位男老师作义愤填膺状。其中一位女老师见我进门，便怒冲冲走来：
“徐老师你必须严肃处理这件事。”
我赶紧询问根源，原来是这样：下午这位外语老师去上课，课堂纪律与往日大不相同，非常安静。外语老师当然满心欢喜。出人意料的是，下课时候班上的六个小伙子竟然向她请教问题，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她高兴地把他们招呼到讲台旁。谁知这六个小子把她齐齐围定，趁她低头翻书之际抓住她，一人亲她一口然后跑掉了。她一时怔在那里，接着羞愤交集捂脸跑回办公室。
各位说这事怎么处理？交给派出所，那时还没有性骚扰的罪名，只能按流氓罪去考虑（现在已经没有流氓罪了），但严重程度达不到，罪名不够，警察即使肯帮忙，也不过骂一顿放回来。我批评他们，说什么？说你们亲女老师是不对的，是侮辱女同志，是道德品质不好。他们多半会笑起来：道德品质多少钱一斤？用正规的教育思维方法考虑这个问题只能是自寻烦恼。
我在下午课刚结束时就推门走进教室，点了六个坏小子的名字让他们留下。别的人当然明白缘由，都蹑手蹑脚地溜出教室。我怒气冲天地吼了一声：
“都站起来。”
六个小子反应挺快，“腾”地站起来。
“到教室后面靠墙站好。”
六个人整整齐齐地站成一排低着头，就像等待宣判的罪犯。
“知道我为什么留下你们吗？”
“知道……”“知道…..”“不知道…..”六个人低声含糊地胡乱回答。
“不知道？”我恶狠狠地拉长声音质问：“我告诉你们这群混蛋，外语老师是你们的姐……不，和你们的妈是一辈的，你们竟敢欺负长辈，活腻了！”
话音刚落，我就挥拳打去。
打哪？俗话说打人不打脸，容易留记号，也会彻底撕破脸，就不好收场了。也不能打胸口和腹部，掌握不好容易出意外。打肩膀，那里肉厚打不坏，而且肩膀挨打人会站不稳，惩罚的含义就更加凸显。说到底他们只是混蛋而不是坏蛋，不能当坏蛋来对待。机会均等，一人一下，我用的力气不小，他们全都踉跄后退靠在墙上。
凭心而论，这六个坏小子个头都不矮，都有把子力气，要是合伙反击，最后趴在地上鼻青脸肿的一准是我。可问题的关键恰恰就在于他们不敢，不仅不敢，连反击的念头和意识都没有。
听说在美军打伊拉克时，有两个美军士兵单独外出，开的车淤在泥坑里，两个人求援，迎头撞见一大队伊拉克士兵开着坦克，结果是伊拉克士兵用坦克拉出美军的吉普车，然后集体向两个美军投降，因为伊拉克士兵丧失了抵抗意志。人的意志决定生死，意志没了，灵魂就丧失了。我杀猪的那一刻就彻底摧毁了他们的意志。
六个人咧咧嘴，揉揉肩。我火气未消，又一人给了一脚，喝问道：“还敢不敢了？”
六个坏小子赶紧一口同声地回答：“不敢了。”
“不敢了。现在坐下一人写一份检查。”
“徐老师，写……写什么？”有个小子壮着胆子问。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他们连句整话都写不全，哪会写检查？稍加思忖：“你们在家惹你妈生气了，你爸要教训你们，你们怎么办？得说自己多么混蛋，多么不是东西，想着怎么哄你妈高兴，就怎么写。不会的字，写拼音。”
其实那天最大的难题在于，我要给包括男老师在内的年级组全体同仁出气，让他们看见我是如何恶治这帮坏小子的，让他们相信坏小子们害怕了，以后，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类事件不会再上演。唉，我招谁惹谁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会常常想起我的中学教师生涯，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却是我生命中的里程碑。有不少青年人未经历过那个年代，听了我的叙述往往哈哈大笑，以为是天方夜谭，当做茶余饭后的笑料，却不知道我内心深处的酸楚。
我当年的那些学生，包括那些坏小子，现在都已过知天命之年了，面对飞快发展的社会，竞争激烈的世界，他们具备有效的谋生手段吗？他们能够跟上这个时代吗？每当想到这里，我心中便会隐隐地担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