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这位一身知识分子气息的老学究，你能想象他年轻时是恐怖分子吗？他不但对英国人搞恐怖活动，甚至曾武装对抗以色列自己的国防军。对，他就是以色列第六任总理贝京。他从早年的“轴性”强硬派到晚年主动推动中东和平的“进化”，也许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迪。
（图片来自维基：贝京词条）
贝京确实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出生于布列斯特，后来这个城市被国人熟知，是因为那个伊里奇同志竭力推进签署，后来又被废除的《布列斯特条约》。给他接生的，是另一位以色列总理沙龙的祖母。贝京从华沙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参加了犹太复国组织“贝塔尔”，积极参与安排波兰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地区。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也趁机瓜分波兰东部，贝京被苏联人以“英国间谍”的罪名抓了起来，因为当时巴勒斯坦地区归英国托管。随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将其释放，加入波兰抵抗组织。他随后被派回巴勒斯坦。这是他恐怖分子生涯的开端。
当时，英国政府在阿拉伯人的反对下，于1939年发布了《麦克唐纳白皮书》，提出5年内限制犹太移民，此后移民需要经阿拉伯人同意的条件，意在平衡该地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利益。可是，此时大量欧洲犹太人正需要躲避纳粹屠杀，贝京认为英国人这是背叛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在逼死犹太人，因此不顾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官方组织的强烈反对，领导一些犹太右翼极端组织开始大搞针对英国人的恐怖袭击和暗杀活动。那时他扮成犹太拉比，以便从事地下工作。他这个时期的“杰作”包括1944年在开罗暗杀了英国中东事务大臣莫因，以及1946年炸毁“大卫王”酒店，死91人，伤46人。英国托管当局对他头痛不已，多次清缴，但都被他侥幸逃脱。
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贝京领导的伊尔贡组织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代尔亚辛村屠杀了100多名阿拉伯平民，此举遭到以色列的犹太事务局以及当时最大的犹太武装组织哈加纳（以国防军的核心）严厉谴责。后来贝京1948年访问纽约，也遭到以爱因斯坦为首的28位美国犹太裔学者在纽约时报上的公开谴责，指出此举与纳粹无异。其实年轻时的贝京不但对敌人“轴”，连对自己人都特别 “轴”。当第一任总理古里安代表政府接管统一犹太武装的时候，他还想保留自己的“贝家军”，并和政府军发生火并，造成伊尔贡当场死亡16人，政府军死亡3人。直到1年后他终于决定交出武装，解散伊尔贡，才被赦免，后来他步入政坛，成为以色列右翼利库德集团的创始人。
历史有时会跟人们开个巨大的玩笑。年轻时这么死硬的犹太民族主义极端分子，1977一当选总理，就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举动：他主动通过美国秘密联系埃及总统萨达特，开始和平谈判。短短几个月内，萨达特就到达以色列访问，老贝率领以色列高官到机场欢迎。随后在卡特总统斡旋下，和埃及谈判成功，以色列退还了西奈半岛，并与埃及建交。老贝此举，可以说开创了阿以和平的第一步，和他英文名字“Begin"的意思暗合，其勇气和远见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他和萨达特因此获得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
那么贝京从1948到1978的30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他从一个“轴性”极右翼极端分子转变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呢？我想大概有两点：一是参与正规的政党民主政治，让他脱离“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蛮荒阶段，认识到可以通过和平的谈判和妥协达到目的；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发意识到解决这些民族问题不能靠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必须找到双方的共同利益达到双赢。很幸运，埃及的萨达特也在多年的战争中获得了同样的共识，两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一拍即合。其实不光他们，后来的拉宾、阿拉法特和沙龙，都是经历了从战场上的强硬派到谈判桌上的务实派的进化过程，比如撤出加沙，正是久经沙场的常胜将军沙龙任上实现的。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贝京这样熟识现代社会的犹太精英，都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消除了极端的“轴性”，那么尚未经历过宗教改革的阿拉伯世界，以及阿拉伯世界中都很落后的巴勒斯坦，肯定要付出更多的曲折。萨达特和拉宾，已经各自把鲜血奉献给了和平的祭坛，他们没有倒在“敌人”手下，却被自己族裔的极端分子杀害了，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可以想见，以后还有更多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以自己的鲜血浇灌和平之花。如何能一方面打击极端势力，另一方面实现和解和双赢？我们期待巴勒斯坦一方的贝京，更需要那种让贝京们脱胎换骨的土壤和机制吧。这，需要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去不断磨合，共同培养；更需要国际社会全力推动穆斯林世俗化——此次欧洲穆斯林群体对哈马斯恐袭事件的反应，或许会推动欧洲国家加大力度。
美国这边，老拜这周的表现可圈可点，不但第一时间戳穿以色列轰炸医院的谎言，前天的演讲也值得回味。一方面毫不含糊地支持以色列、乌克兰对抗恐怖主义和极权主义野心家的正义斗争，一方面提醒以色列，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特别是非军事准备，否则可能像美军在阿富汗一样，虽然很快取得军事胜利，但20年也扶植不起一个民主政权，最后塔利班重新上台，竹篮打水。如我前文加沙问题考验犹太民族的智慧所述，如何防止灭了哈马斯，又冒出哈牛斯哈驴斯，也正是最难处理的问题。而对美帝而言，大是大非面前，唤醒了一部分白左，引发中左与极左势力（如民主党”四人帮“）的切割，也是一种进步吧。
Israeli Prime Minister Menachem Begin embraces Egypt's President Anwar Sadat in the East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Sept. 17, 1978. (Bettmann/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