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拉丁语在课堂上的消失，古罗马最伟大的政治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如今已鲜为人知。他不该遭受这样的忽视，现在让我们来恢复他应有的地位，也就是他对我们人类进步和共和传统所拥有的重要地位。
我们要这样做的一个强大动机是，在他的时代过去了近两千年后，他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成了至今仍支配着美国人民生活的美国宪法设计师。对于美国的开国元勋和他们的英国政治同行来说，塔利（他的名字英译为 “Tully"）的著作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基础。约翰·亚当斯认为最值得一读的一本书就是《西塞罗》。
西塞罗写过国家应该如何以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18 世纪的决策者们消化了他的观点，因为他曾乐此不疲地宣传一个伟大思想，那就是混合或平衡宪法。他既不主张君主制，也不主张寡头制或民主制，而是三者的结合（混合或平衡）。他的模式就是罗马本身，当然经过了改进。它的行政机构拥有准王权，但部分受制于广泛使用的各种否决权，部分受制于由政治大家族主导的元老院。政治家则由人民选举产生。
这种模式与美国最初的宪法相距并不遥远，因为美国宪法在行政与立法之间建立了谨慎的平衡，并对纯粹的、不受束缚的民主施加了限制（现在这些限制已消失很多）。乔治·华盛顿在思考确保政府稳定的困难时曾说："对于专制主义的拥护者来说，发现我们没有能力管理我们自己，而我们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制度仅仅是理想和谬误，是他们最大的胜利！”他可以引用西塞罗的一些话来说明这个问题。
西塞罗晚年在拯救罗马共和国的斗争中表现出色。在凯撒遇刺后的几个月里，尽管他没有担任任何公职，但他凭自己的人格力量掌管了国家，组织了一场对已故独裁者的朋友和支持者马克·安东尼的斗争。西塞罗为后世树立了反抗暴政的典范--先是鼓舞了美国革命者，然后又鼓舞了法国革命者。
西塞罗风风雨雨的职业生涯中，他的胜利和灾难并不是他故事的终结，因为他的思想在他死后享受了更长久的生命。他的演讲和哲学著作在整个西方文明史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正如他伟大的同时代人凯撒所预见的那样。
对于基督教教父来说，他是优秀的异教徒典范。圣杰罗姆偏爱他，为自己过分偏爱这个异教徒作家而感到羞愧，所以禁食，以便在禁食后可以学习西塞罗。彼特拉克对西塞罗作品的重新发现为文艺复兴提供了强大动力，而16 岁的伊丽莎白女王几乎读完了他所有的作品。西塞罗的散文风格在约翰逊博士和爱德华·吉本的作品中留下了印记。在托马斯·杰斐逊和威廉·皮特（更不用说亚伯拉罕·林肯和半个世纪前的温斯顿·丘吉尔）的演讲中我们都能听到西塞罗的演讲格调。
西塞罗值得我们今天关注，不仅是因为他的影响力，还因为他是一个经历过非凡时代的迷人人物。跨越漫长的岁月，他仍能与我们对话，原因之一是我们对他了解得非常多。他的数百封书信流传于世，其中许多是写给他的挚友阿提克斯的，这在古典世界留给我们的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我敢说，读过这些信的人都会被他严肃、自律、慷慨的个性所感染。他是一个内向的人，过的生活却最公开；他是个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却致力于行动。我们能看到他每天的生活，有时甚至是每小时的生活。我们可以通过这位两度掌握权力、不知故事结局如何的参与者兴奋而焦虑的眼神，追随罗马共和国衰落的壮观叙事。他曾与恺撒大帝共进晚餐，还曾侦查恺撒大帝的行踪。在一场金融骗局中察觉了马库斯·布鲁图斯的廉洁，并帮助少年马克·安东尼停止其性方面的冒险。在西塞罗的书信中，罗马人的高贵性体现在血肉之躯，而不只是在大理石上。
罗马共和国的末年给今天传记作者带来了特殊的困难。那时发生的各种事件在近距离聚焦后，又被拉回到模糊的远景中。有些年份我们知之甚少，所能依据的只是晚期历史学家的著作或著作摘要，而这些历史学家的著作和摘要又不很可靠。然后，我们好像一下子置身于西塞罗和他的死对头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普尔切（Publius Clodius Pulcher）之间，他们在一个清晨一同漫步到会场；我们倾听他们的谈话，听到西塞罗对克洛狄乌斯开了个没有品味的玩笑，这会让人很感意外。他写给阿提克斯的信是独一无二的第一手资料，但当阿提克斯与西塞罗一起在罗马时，这幅图画就中断了。后人应该感谢阿提克斯在雅典或伊庇鲁斯的庄园里度过了那么多时光，否则我们就没有这些信件了。在书信终端的时候，历史记录中的蛛丝马迹往往可以平复，但在细节缺失的地方，掩盖事实也是没有意义的。
除了庞培、安东尼和屋大维之外，我对本书中出现的所有人都使用拉丁文名（顺便提及李维、贺拉斯、普鲁塔克和萨卢斯特等作家）。至于地名，我则采取较为宽松的做法；说罗马或雅典时，我说Rome 或 Athens而不说 Roma 或 Athenae（不过在中文没有区别）。其他地名则保留其拉丁文形式，以避免给人不合时宜的印象（例如，我更喜欢用 Antium 而不是 Anzio，用 Massilia 而不是 Marseille）。这一时期历史的复杂性之一在于参与者众多，罗马人还倾向于用与自己名字相同的名字来称呼长子，这使得名字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有时无法识别只出现过一次的人是谁。
一些拉丁语术语被保留了下来，因为没有相当接近的英语对应词。这些术语包括：imperium（统治权），官方政治统治权和调兵遣将权；equites，元老以下的富裕社会阶层，包括商人、意大利外省乡绅和贵族，通常是尚未从政的年轻人（单数形式为 eques）； amicitia，意思可能大致是友谊，是平等者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原文用的是亏欠indebtedness）形式；clientela，社会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关系（indebtedness）；optimates，参议院中贵族立宪派的通称；populares，指激进的民粹主义反对派。
对货币价值我这里做一些指引可能会有所帮助，尽管这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难题。罗马的记账单位是西斯特提乌斯或西斯特塞。四个西斯特塞等于一个银币（denarius）。一枚铜币（as）的价值是十分之一第纳里（该词的意思是 "十块钱"）。一塔勒姆（Talentum）价值 24,000 西斯特塞。今天要确定罗马货币的实际价值及其与生活水平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粗略估算一下，1 西斯特塞大约值 1.5 美元，或者更多一些。
我最大的不合时序之处是使用了基督教的纪年法。直到共和国末期，罗马人都是根据执政官的名字来确定年份的。阿提库斯（Atticus）和其他古文字学家确定，或至少断定，罗穆卢斯于公元前 753 年建立了罗马城，如果用这一年作纪年的出发点。因此，西塞罗出生在罗马 648 年，而不是公元前 106 年；凯撒遇刺发生在 710 年，而不是公元前 44 年。但在我看来，那样做的话，读者会觉得更困惑，没有帮助。
在可能的情况下，我援引西塞罗的话让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并经常引用书信、演讲和书籍中的内容。其中不乏对他同时代人的描写、对他青年时代的回忆以及政治分析。他在法庭上的演说还原了普通罗马人的社会和道德态度。
令人遗憾的是，他的拉丁文的质量和他所在时代的影响我们无法完美传达；不仅他那具有古典建筑宏伟气势的悠扬顿挫无法很好地翻译，而且他的演说风格也是一门消失的艺术。在引用西塞罗的书信或其他古文时，我以已出版的译本为指导，并感谢这些作者允许我引用这些译本。它们被列在本书末尾的 "资料来源 "中。不过，我自己也翻译了一些文本。西塞罗在他的书信中使用了希腊语短语，而这些短语通常又用法语翻译，造成一些困难。
关于西塞罗的传记非常多，要一一列举是很枯燥乏味的。从公元一世纪的普鲁塔克（Plutarch）到 1865 年加斯东·布瓦西埃（Gaston Boissier）迷人的《西塞罗和他的朋友们》（Cicéron et ses amis），以及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罗马共和国末期学者之一马蒂亚斯·盖尔泽（Matthias Gelzer）于 1939 年完成的研究。最近由英国作家撰写的长篇传记是由辛勤的西塞罗书信编辑 D. R. Shackleton Bailey（1971 年）和 Elizabeth Rawson（1975 年）撰写的。我非常感谢这些写作前辈们，我之所以进入这个名单，只是因为我相信，每一代人都应该有机会从自己的时代和环境的角度来看待过去的巨人。
这本书是旨在让更多人了解西塞罗名字和思想。从古至今，许多作家都严重低估了西塞罗作为政治家的一贯性和有效性。战术上的灵活往往被判定为优柔寡断。与凯撒大帝相比，西塞罗的视野更狭窄，想象力也更少，但他有明确的目标，而且几乎实现了这些目标。他是个不幸的历史中人，对于这个缺陷，历史没有任何怜悯，但历史学家有权为他鸣不平并解释。
更笼统地说，如果我成功地说明了以下两点，我将会感到高兴：第一，罗马共和国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是多么难以看清的不同；第二，人类行为的动机不会改变。对第一点来说，对荣誉尊严概念和奴隶制的依赖，与我们今天很不相同。此外罗马人管理着一个精密复杂的国家，却几乎没有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公共设施和机构（比如公务员制度、警察部队等），还有宗教仪式对公共事务的影响，这些都使古罗马在现代人眼中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能感受到他们日常生活的质感，并能感受到每个人的动机时，就会发现这里的居民并非异类，而是我们的邻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