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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事件的走向超出了事先的估计，结果搞成了撤出宛平城的被动情况，而现在就连永定河左岸都不让驻兵了，冯治安完全不能接受。9日冯治安命令驻保定第109旅派一团前进至长辛店。
冯治安不仅不能接受撤兵，而且想重新占领铁桥东首。冯治安的这个态度让秦德纯立刻紧张起来，这已经不是事前商议搞搞事情的范畴了，完全就是要“挑起”战事了。不过虽然秦德纯代行军长职务，但是根本指挥不了冯治安、张自忠这两个师长。张自忠倒是喝秦德纯的态度是一致的，还是要遵守协议，听闻冯治安往前线增兵，于9日晚给何基沣打电话，“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如果打起来，有两方面高兴，一方面是共产党，符合了他们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可以借抗战消灭我们。带兵不怕没有仗打，但是不要为个人去打。”
何基沣回忆的这段文字是写于1960年，而张自忠在1982年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此时的1960年何基沣自然没有这个避讳，应该是说出了实话，况且彼时张自忠是所谓的“知日派”，其很多行为在“抗日派”冯治安系眼中与汉奸区别极其有限，此时的何基沣未必没有抱怨的意思。
不过有意思的是张自忠并没有给冯治安打电话，虽然二人是结拜兄弟，不过此时关系已经很差，而且张自忠也明白自己给冯治安打电话未必能起正面作用，无奈之下只好给冯治安的部下打电话，这是完全违反常理的，也是徒劳的，说明张自忠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啦。再看看张自忠的话，“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关键是不是在一个“大”字？——大打是愚蠢的，小打则是对的，搞搞摩擦才是现在第29军唯一需要的。何基沣所叙述张自忠的最后一句话“但是不要为个人去打。”应该是自己添加上去的，原文肯定不是这样的，哪里有人抗战是为了“为个人去打”的？这个理由牵强的远离所有逻辑了，至于张自忠的原话是什么，何旅长不愿意告诉咱们。
秦德纯、张自忠的各种劝说无效之后，秦德纯立刻给山东乐陵的宋哲元打电报，让他下命令阻止冯治安。
10日，冯治安将第110旅从西苑调到八宝山，并且占据衙门口，意图龙王庙。
秦德纯得知第37师这一部署之后感觉就要完蛋了，即便是宋哲元的电报也未必能阻止冯治安了，于是一面打电报报告宋哲元第37师的行动，一面派飞机到保定再乘车转向乐陵去接宋哲元，也是担心宋哲元一个大意行动慢了、冯治安就打起来了。秦德纯立刻派遣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第132师师长赵登禹、第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乘飞机赶到保定，再转往山东乐陵去接宋哲元返回北平。可是等到三人赶到乐陵时，宋哲元也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等不及飞机了，已经坐火车赶赴天津，邓哲熙、赵登禹、张克侠三人返身再回到天津才算追上。
有意思的是张克侠回忆此事，“因此，在北京的各负责人推举邓哲熙、赵登禹和我乘飞机到保定转往乐陵接宋回来主持大计。”
这个时候还需要“在北京的各负责人”开会“推举”吗？宋哲元回不回北平不在于有没有人欢迎，而是局势决定的——冯治安已经失控了！张克侠很清楚这次飞行的使命，那就是赶紧让宋哲元回来阻止冯治安的军事行动，此时哪里还有什么抗日“大计”？只有投降“大计”了——要打你在老家先下命令就行了，找日军“和谈”投降才需要你宋哲元从老窝里爬出来是不是？那为什么张克侠不说实情而说“回来主持大计”呢？
因为此事牵扯另一个共产党人何基沣，复杂不复杂？
1948年12月8日，张克侠与何基沣率部起义，二人早已是地下党员，此次淮海举事实在是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张克侠、何基沣同为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起义部队第59军全部、第77军大部共两万多人，其中第77军是何基沣的基干部队，所以讲，何基沣在此次起义中的作用并不比张克侠要小多少。
“卢沟桥事变”时，宛平守军第219团序属冯治安第37师第110旅，旅长就是何基沣，何基沣也是抗战“死硬分子”，而且在第29军以“粗暴”闻名。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第22旅旅长鹿钟麟奉命驱逐溥仪出宫，鹿钟麟就带着营长何基沣进宫。
溥仪当然不愿意搬出故宫，何基沣握住腰间手握短枪、往前迈步，厉声呵斥皇上，说自己枪响外边就开炮，吓得皇上哆哩哆嗦只好搬出故宫。
7月10日，冯治安将何基沣第110旅主力从西苑调到八宝山，并且占据衙门口，此地距离卢沟铁桥仅有4里地，而且反击铁桥、龙王庙的部队第219团第3营也是第110旅的部队。如果张克侠说此次去乐陵接宋哲元是为了阻止冯治安第37师的对日攻击，也就是说为了阻止何基沣对日攻击是不是？这如何下得去嘴是不是？如此还是《匝瑜回忆录三十六计》瞒天过海吧。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金振中的《七七事变点滴的回忆》里。张克侠回忆，“守宛平部队的团长吉星文也在庐山受训”，而宛平县长王冷斋回忆,“迄午后四时，牟田口派人携函由城外乡民绕道从西门转递进城，请予与吉团长星文或金营长振中出城亲商，予与吉同以未便擅离职守。”其他史料也记述吉星文当时就在宛平城内，再有，如果吉星文真的在庐山受训而不在战场，国府也不能把“打响抗战第一枪”的名号给了吉星文是不是？难道是张克侠记错了吗？还真是事出有因，吉星文确实是按照计划在庐山受训，在此前些日子突然中断受训赶回宛平指挥位置。张克侠为军副参谋长，吉星文去庐山受训是计划中的，张克侠大概负责这方面的计划和安排，不过吉星文中断受训赶回宛平却是突然发生的，并没有像平时走时请示、回时报到，这样张克侠就没有掌握这个情况，不过也说明吉星文在“七七事件”虽然事前负有重任、可在当中却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以至于没有什么存在感。作为吉星文的直接下级，金振中在《七七事变点滴的回忆》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团长吉星文，都是上级直接跟他自己这个营长联系、自己跟日军直接谈判、自己直接指挥战斗啥的，原因大概是吉星文去了台湾，金振中写作此文时是在1981年，除了存在感的问题之外，政治因素实在是也不能不考虑。
冯治安决意恢复宛平城、铁路桥、龙王庙等地，也就是恢复到7月7日未发生冲突时的状态。这下子宋哲元、秦德纯慌了起来，又是飞机、又是火车的，又是人接、又是自己跑的，但还是没有来得及阻止冯治安。
7月10日晚7点半，第219团第3营向日军开炮，并且派兵通过铁桥占领东桥头堡，并且恢复龙王庙阵地。
这次“反击战”在后世演绎成了“神话”，“其中一位年仅19岁的突击队员，连续砍杀了13名日本兵，生擒了1人。最终一个中队的日军几乎都被砍倒在铁路桥上。”其实此时7月10日晚卢沟铁桥东首和龙王庙并没有日军，因为在昨日中午已经按照昨日签订的《秦德纯、松井停战协议》撤走了啦，这个“反击战”到此时其实是一枪未放。该神话的出处是秦德纯的回忆、也是其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在八日对战时，卢沟桥铁桥上原驻我步兵一连防守，双方争夺铁桥，备极惨烈。曾被日军将铁桥南端占领，我军仍固守铁桥北端。彼此对峙至九日拂晓前，我方由长辛店调遣部队，协同我桥北端部队向铁桥南端日军予以夹击。是夜，细雨纷霏，敌人正疏戒备，我官兵精神抖擞，轻装持步枪、手榴弹、大刀，出敌不意，秘密接近桥南端，将该敌悉数歼灭。”河流流向、桥梁走向全部搞错，也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证词的一大特色，不过无所谓，反正是战胜国开的法庭——战胜国、战败国的划分是讲理讲出来的吗？
秦代军长不太了解军事行动，首先是把永定河的流向搞错了，铁桥东西横跨南北走向的永定河，没有“南端”、“北端”；第二把铁桥攻防的重点搞错了，只要占领了宛平城城防工事，铁桥上就无法待得住人，最远距离不超过1000米、最近只有不到200米的射距，城墙上架上几挺机枪就足够了，要什么“手榴弹、大刀”是不是？此时宛平城由冀东保安队守卫，事先跟他们商量商量是可行的吧？
晚9点15分，日军发起反击，经过战斗击退中国军队重新占领龙王庙及东辛庄，战史言到金振中在此战负伤，日军没有再向铁桥东桥头堡发起攻击。日军的这次行动完全不是闹事的架势，因为事件一开始的时候就冲过了铁桥，而现在却对铁桥没有动作，应该是想继续遵守前天刚刚签订的协议，不过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第29军撕毁协议胡闹，于是就发动了有限反击，取得了成功之后还是保持了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