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
什么叫忽悠？最初的意思是飘忽不定，比如渔船在海浪上起伏和树 叶在风中摇晃。然后成为了俗语，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流行。
作为俗语的“忽悠”，来自于同样发音的“胡诱”，就是胡乱诱导的意 思。就像流行病不断出现病毒变异，“忽悠”在此后的词汇生涯里变异出 了令人眼花撩乱的含义。夸夸其谈和哗众取宠叫忽悠，巧设陷阱和引人 上当也叫忽悠。前者拥有了吹牛、鼓动和怂恿的意思，后者表达了胡 说、谣传和欺骗的意思。还有戏谑和戏弄的意思，无中生有和投机取巧 等等意思。
在今日中国，忽悠已是汉语中的词汇新贵，其江湖地位可与山寨相 媲美。这两个都是词汇中的暴发户，不过它们的发迹史有所不同。山寨 现象是以集体主义的方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忽悠的风行源自于 个人英雄主义，这个英雄就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笑星，来自东北的赵本 山。赵本山在其著名的喜剧小品《卖拐》中隆重推出了“忽悠”一词，他 声称：“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蔫的忽悠谑了，能把尖人忽悠嗫 了，能把小两口过的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 能给他忽悠瘸了！”《卖拐》的故事就是透过层层的忽悠，也就是设下 一个接着一个的心理陷阱，将欺骗、鼓动、怂恿和胡说等等发挥的淋漓 尽致，让一个双腿健康的人真的觉得自己是个瘸子了，从而花钱买下了 一付价高质次的拐杖。
这出令人捧腹大笑的精彩喜剧小品，几年前在CCTV收视率最高的 春节联欢晚会播出后，“忽悠”一词立刻风靡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让中国社会中存在已久的吹牛、鼓动、怂恿、胡说、谣传、欺骗、戏谑、 戏弄等等现象在忽悠的词义海洋里波澜壮阔起来；同时，社会中的不正 经、恶作剧和开玩笑的情绪也在忽悠里大张旗鼓了。原来的贬义词投奔 到忽悠门下后，纷纷获得了中性词的身份。
赵本山让中国的男女老少们张口闭口都是“忽悠”了。“忽悠”好似口 水一样存在于人们的嘴里，又像唾沫一样从嘴里喷射出去。政治、历 史、经济、社会、文化、记忆、情感、欲望等等都可以在忽悠里翮翩起 舞。忽悠成为了一把词库的万能钥匙，在进入词库之时，可以将与此相 关的词义之门一扇一扇地打开。当然，忽悠并不总是消极的，也有积极 的时候。当有人回首往事之时，忽悠一词可以用来修正此前贬义的欺 骗。我的母亲就是如此。
一九五〇年代后期，毛泽东为了彻底消灭血吸虫病，将城市里的医 生护士们组织起来，组成了一支支医疗队，当时叫防疫大队，奔赴缺医 少药和贫困的农村，免费为农民们治疗血吸虫病。
我父亲当时居住在美丽的杭州，他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我父亲一 辈子只念了六年书，三年是私塾教育，另外三年是正规的大学教育，中 间的课程是他在共产党的部队里当卫生员时自学的。他在战争中缴获了 一本字典，就在行军的途中，一边走路，一边记着生词。他所在的部队 一路打到了中国南方的福建省，然后又返回浙江杭州，转业到地方的医 院工作，成为了一名男护士。
他在那里认识了一名女护士，就是我的母亲。我母亲教他学习数 学、物理和化学，然后他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考上了浙江医科大学，是 三年的大专学业。他在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后，不想继续在省防疫站工 作，他最大的愿望是当上一名外科医生。可是他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工 作，领导要他去防疫站，他只能去那里工作。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父亲加入了防疫大队，迈出了成为外科医 生的第一步。这个强烈的愿望使他不惜放弃在杭州的生活，他作为防疫 大队的队长来到了嘉兴地区后，打算离开防疫大队，进入嘉兴的医院。 可是嘉兴的领导却希望他去担任嘉兴地区卫生学校的教务长，我父亲拒 绝了，来到更小的地方海盐县。海盐刚刚创办了县医院，没有一个外科 医生，我的父亲终于如愿以偿。
我父亲在海盐的医院里尽显才华，他给很多血吸虫病的患者进行脾 臓切除手术。这可是大手术，在大城市的大医院里，都是腹部外科里的 主任医生主刀，而且干得满头大汗，一次手术需要七、八个小时。我父 亲在海盐的医院里每天切除四、五个患者的脾脏，熟能生巧之后，一次 脾臓切除手术也就是三、四个小时左右。
那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哥哥仍然生活在杭州，我母亲在环境优美的浙 江医院工作，而且她喜爱杭州，喜爱美丽的西湖，她不愿意离开杭州。 我父亲在每天切除了几个脾臓之后，就会坐在手术室外面的小办公 室里，用处方纸给我母亲写信，他在信中把海盐描述的像是天堂一样。
我没有读到过这些信，不过在我离开海盐到北京生活后，从父亲给我的 来信里，我发现父亲的文笔不错。可能就是这不错的文笔，用描述杭州 的笔调，描述了当时又破又小的海盐。
父亲接连不断的花言巧语，让我母亲信以为真，以为海盐是一个缩 小版的杭州，她决定放弃在杭州的生活，带着哥哥和我来到了海盐。这 对我母亲来说，是一个勇敢的选择。中国社会里严酷的户籍制度，在过 去那个时代里，让一个人只能在一个地方生活工作，只有死亡可以让这 个人离开，就像是一枚铁钉被永久地钉在那里，直到生锈断裂后才会获 准离开。我母亲放弃了她在杭州的户口，也将我和哥哥在杭州的户口放 弃了，这在当时意味着我们永远失去了杭州。我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儿子 坐上前往海盐的长途汽车时，踏上的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
那年我三岁，我相信母亲拉着我和哥哥的手，走出海盐的长途汽车 站时，她内心的失落难以言传。她见到的真实的海盐，与我父亲信里描 述的海盐毫不相干。后来，她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她初到海盐时的感 受，她说：“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我母亲有时候会说起我们在杭州 时的生活片断，她都是带着怀念的情绪去说，说到我们住过的房子和周 围的景色时，她的脸上就会出现幸福的神色。这时候，我就会沉浸到无 限遐想之中，我们在杭州曾经有过的短暂的美好生活，早已被我的记忆 抹去，却在母亲的讲述里被重新描绘出来，成为我童年和少年时期想像 中最为美好的部分。
我母亲每次讲述结束后，就会忍不住抬起手，指着我父亲说：“是你把我们骗到海盐的。”现在，我母亲重提旧事之后，不再说“骗”这个字了，她找到了一个更加准确的词汇。她说：“是你把我们忽悠到海盐 的。”忽悠一词就是这样，在中国迅速深入人心。如同山寨让模仿和盗 版有了全新的含义，忽悠也给欺骗和谣传披上了合理的外衣。
去年，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十多天，一家地方报纸捅出了一条惊人 的新闻，报导开篇说：“北京的八月将是全世界最热闹的地方.不但全世 界最顶尖的运动员聚集北京，全世界众多富豪也把来北京看奥运视为一 种时尚，并早已订下了套票，这其中就有美国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不过，这位已将数百亿美元家产投入到慈善事业的软件巨人，这次不会 在北京住酒店了，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离水立方不到一百八十米的空中 四合院，推开四合院窗户向外眺望，晶蓝的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与 雄浑的鸟巢（国家体育场〕一览无遗……”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为了观看 奥运会，花一亿元人民币租下了一套空中四合院。报导忽悠道：“四合 院分两层，面积大约七百多平方米。不过，就算你跟比挪尔.盖茨一样 有钱，你也买不到，那里的四合院只租不卖，比尔，盖茨也只能年租而 已，不过一年的租金，高达一亿元。『我们不租短期，租期至少是一 年，而租费是一亿元。』销售部的易小姐向记者解释道。”报导的方式 是采访这家新开楼盘（房地产）的售楼小姐。售楼小姐喜气洋洋地介绍 了比尔·盖茨出手如何阔绰以后，更多的篇幅是介绍了这家新开楼盘如 何气派和高贵。报导称“整个建筑象征昂首飞翔的『白色巨龙』，气势 恢弘，气韵生动，与龙脉相呼应。”报导还添加上神秘主义的一笔，据 说是在“高人指点下”，这座建筑才“从平淡无奇的楼盘晋升为极有象征 意义的顶级楼盘”。
报导继续忽悠：“据悉，目前已有不少豪富下了订单，『比尔·盖茨 已经付了租金，但其他的人，我不方便透露姓名，现在已经有客户入住 了。』异常谨慎的易小姐还无意中透露，四合院并没有全部租出。『四 合院还有空位，如果想要租用，现在仍然还有机会。』当记者问她能否 租到盖茨旁边的四合院时，易小姐回答：『有这个可能。不过如果想要 租四合院，必须先将公司的情况传真过来，并得到有关部门的审核之 后，才能到四合院进行参观，至于能否住到盖茨先生四合院的旁边，只 有履行了第一步才能往下谈。』”新闻一出，中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和非 主流媒体立刻纷纷转载，我想起码超过一亿人知道了北京这家新开楼 盘。然后消息传到了美国，比尔和默林达·盖茨基金会正式给中国的媒 体写信，声明这个消息是假的。几天以后，微软中国公司的董事长张亚 勤先生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暗示，这条假新闻是房地产开发商利用奥运 会和比尔·盖茨的炒作行为。
在几家媒体的追问下，房地产开发商声称这条新闻不是他们发布 的，是媒体自己虚构出来的，而最初发表这条新闻的媒体则坚持说是采 访了售楼小姐，才得到了这条新闻。房地产开发商和那家地方媒体还在 互相推诿之时，已经没人关注谣传究竟出自哪方？尽管媒体还在继续报 导这起名扬全国的忽悠事件，不过接下来却迷上了计算：比尔·盖茨如 果花一亿元人民币租下这个顶层四合院的话，每平方米的租金高达五十 万元人民币。这是一个荒唐的数字，就是买下这个房子，每平方米五万 元人民币也应该够了。计算的结果出来后，媒体纷纷感叹，将其推举 为“二〇〇八年最为顶级的忽悠”。今天中国的媒体上到处充斥着类似的 假新闻，因为很少有人会去追究假新闻的法律责任。发布这样的假新闻 属于欺骗行为，但是在中国，人们认为这只是忽悠而已。忽悠在这起事 件上既有欺骗的含义，也有炒作的含义，并且还有一些娱乐性的意思， 总之是不要去认真对待。
我倒是从这个事件中发现了忽悠里的杠杆作用，将北京奥运会和比 尔·盖茨作为杠杆，将一个不为人知的楼盘一夜之间就忽悠成了全国家 喻户晓的楼盘。
杠杆在经济学家这里，只是货币政策，只是收益和损失的风险控 制。杠杆在资本市场上，只是支付少量的金额就可能完成大笔金额的交 易。用中国人的话说叫“四两拨千斤”，用古希腊阿基米得的话说：“假 如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挪动！”了不起的中国人将杠杆用到了 日常生活的忽悠里，忽悠在今天的中国无处不在，这样的杠杆作用自然 也是无处不在。
比如中国的出版商和作者，喜欢拿美国好莱坞作为杠杆来忽悠媒体和读者。几年前一部刚刚出版的中文小说，还没有翻译成英文出版，就 在中国的媒体上广为忽悠：美国好莱坞要投资三亿美元将其拍摄成电 影。就在我心里纳闷，没有听说好莱坞哪部电影的投资达到三亿美元 时，忽悠的杠杆已经到达八亿美元了。几年前有两部小说在杠杆作用的 忽悠下确实成为了畅销书，这两部小说都是声称好莱坞要投资八亿美元 拍摄电影，另外声称三亿美元投资的小说没有畅销，我想可能是没有用 好忽悠的杠杆，没有做到四两拨千斤，四两只是拨了四百斤。既然是忽 悠了，就应该愈大愈好。中国人说，吹牛不用交税。反正不用交税，为 何不将牛皮吹到最大？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流行过的一句话，可以说是揭示出了忽悠的本 质，这句话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什么是忽悠的杠杆？我 想，在中国人这里就是一句俗语：“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再说 一个将CCTV作为杠杆把自己忽悠成富豪的故事，这是一个民间企业家 的发迹史。应该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进入网络时 代，不过已经是一个充满了广告的国度。电视上和报纸里的广告已经是 五花八门，广告可以说是多方面、多层次、多功能和多极化，进口广 告、国产广告、高雅广告、低俗广告、暴力广告、情色广告等等应有尽 有。城市夜晚的霓虹灯和高速公路两侧的广告牌发布的是正规企业的广 告，同时不合法的地下企业则将小纸片的广告贴满了电线杆和人行天桥 的台阶。我的感觉是广告铺天盖地，其壮观程度已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报 望尘莫及。
那时候最为昂贵的广告时段，来自CCTV每晚七点《新闻联播》前 的五秒钟。CCTV刚刚开始用竞价拍卖的方式出售这五秒钟，属于最初 的尝试和摸索阶段，对前来参加竞价的企业不做任何资质调査，即便是 一个乞丐，换上一身西装后，也可以走进去以亿万富翁的笑容举手报 价。某个企业一旦以最高的价格中标，立刻被全国大大小小的媒体称之 为“标王”，其“标王”的广告效应远远超过那个《新闻联播》前的五秒 钟。
我说的这位民间企业家当时大概只有几十万人民币的资产，他觉得 再这么小打小闹地做生意，就是把自己累死了，也最多只是一个百万富 翁。他灵机一动，发现CCTV的五秒钟“标王”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 他像其他中国草根企业家那样胆大妄为，只是在脑子里设想了某个产 品，就独自一人来到北京。
他低调地走进了CCTV广告“标王”的竞拍会场，置身于身价亿万的 民间企业家和财大气粗的国有企业家之间，十分谦虚地坐在最后一排。 竞拍开始后，他低垂着头瞇缝着眼睛像是在打瞌睡，只要听到还有企业 在竞价，他就举一下右手，报出更髙的价格。竞价愈来愈高，其他企业 逐渐退出，他还在那里不断举起右手，一副无所谓的模样。最后他以八 千万人民币的天价拿下了CCTV的广告“标王”。
这个只有几十万资产的小财主，带着八千万人民币的“标王”，回到 了他所在的小城市。他不慌不忙地找到了市委书记和市长，面带谦恭的 微笑，对市委书记和市长说：“我把中央电视台八千万元的『标王』给 全市人民捧回来了，可是我只有几十万资产，怎么办？你们要是支持 我，我们这个小城市就出了一个全国著名的企业家；你们要是不支持 我，我们这个小城市就出了一个全国最大的骗子。”他临走时扔下一句 话：“你们看着办吧。”当时中国的地方官员们一味地追求GDP的增长， 官员们都盼望着自己的管辖之地出现全国著名的企业家，可以作为自己 升官时的政绩；如果出现了一个全国最大的骗子，就会直接影响当地官 员的仕途。于是，市委书记和市长紧急召开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 让当地的商业银行给这位捧回“标王”的小财主两亿人民币的贷款。这是 中国特色的贷款，那个时候中国的商业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常常听命于 地方政府。
就这样，这位小财主两次利用了忽悠的杠杆，先是CCTV广告“标 王”的杠杆，其后是中国政府官员虚荣之心的杠杆，四两拨千斤地获得 了两亿人民币。然后他继续忽悠，把自己忽悠成了全国著名的企业家。
忽悠的故事正在接踵而至，我继续讲述。先讲群众如何忽悠政府的 两个故事，再讲政府如何忽悠群众的两个故事。
我已经在前面闽述了忽悠里的杠杆作用，对于中国社会里最为普通 的群众来说，他们没有想成为权贵的野心，也不梦想自己会一夜暴富， 他们知足常乐。所以当他们忽悠政府的时候，杠杆作用也就是四两拨千 斤，小获成功就会满心欢喜。而且他们忽悠时，总是在自己身上寻找忽 悠的杠杆。因为他们没有地位显赫的亲友，也没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他 们在生活里只有家庭和婚姻，所以就常常拿自己的家庭和婚姻作为忽悠 的杠杆。我下面要讲述的群众忽悠政府的两个故事，都是利用自己的婚 姻作为忽悠的杠杆。
大约在三年前，某城市教育局为了提高本地的教师质量，从而让本 市的髙中毕业生在全国的高考里更具竞争力，推出了一项举措，就是全 市的中学教师都要参加教师资质考试。合格的可以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不合格的被淘汰出局。与此同时，教育局本着人道主义的立场，考虑到 有些教师因为丧偶或者离婚后，单独一人带着孩子，既要忙于教学工 作，又要照顾孩子，生活十分艰辛，所以在推出这顶举措时另行规定： 丧偶和离婚后带有孩子的教师免考。
自从我的儿子升入中学以后，我才体会到中国教育体制里考试的残 酷性。我的儿子几乎每天都在应付考试，什么早读练习、统练、小考、 月考，还有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中国中学里的考试名目繁多，中学生 从跨进校门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被训练成一台台考试机器。可是这些每 天都在训练学生如何考试的教师们，突然间自己也要面对考试了，个个 惊慌起来，还没有跨进考场，我想这些教师们的双腿可能已经发软。
然后，这个规模不大的城市里的教师们开始了大规模的忽悠行动。 丧偶和离婚后带有孩子的教师可以免除考试的规定，让这些教师们充分 利用起自己婚姻的杠杆，来忽悠教育局的教师资质考试。他们纷纷去办 理离婚手续，用假离婚来逃脱教师资质考试。
等到考试结束以后，再去办理复婚手续。当地的市民看到这些教师 们戏剧性的离婚和复婚，以此来忽悠政府时，发出了由衷的赞扬，他们 互相说：“这就是群众的智慧。”无论是在街道上，还是在学校里，这些 教师们见面后，第一句话就是打听对方离婚了没有？于是，这座小城市 流行起了这样的见面问候语：“你离婚了吗？”最终参加教师资质考试的 不足百分之三十，而且这里面大多是未婚的教师，或者是已婚后还没有 孩子的教师，当然也有一些自信能够通过考试的教师。考试结束以后， 大规模的复婚行动开始了，教师们每天的见面问候语也改成了：“你复婚了吗？”另外一个群众利用婚姻杠杆来忽悠政府的故事发生在农村， 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里屡见不鲜的事例。
中国长期以来有着严格的户籍制度，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
一九八〇年代起，中国的城市迅速扩张以后，城市周边大量的农村 土地被政府征用，农民的户口从农业转成非农业，中国简称为“农转 非”。农民们在失去土地的同时，也失去了他们几代居住的房屋。作为 赔偿农民的原有住房被拆除的损失，政府将农民们迁往城里新建的楼房 里居住。
每一位迁往城市居住的农民应该获得多少面积的赔偿，这是一个非 常复杂的计算过程。与农民原来的住房面积有关，也与家庭人口的多少 有关，最重要的是和婚姻有关。于是，结婚和离婚，再结婚再离婚成为 了很多农民忽悠政府的杠杆。
几年前，中国西南地区某镇农民们的土地被征用以后，为了农转非 的分房，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和更多的赔偿，几乎百分之九十五的家庭 故意假离婚，然后再找其他人假结婚。这样短时间里的大规模假离婚和 假结婚，让盖章的部门应接不暇。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几个月里受理的离 婚和结婚案子，比几年里受理的还要多。
在这次群众运动似的婚姻忽悠里，奇闻怪事层出不穷。一位老太太 已经老得不能走路了，突然交上了忽悠桃花运，在几个月内，被三个不 同的年轻男子背到了办事处，领了三次结婚证。老太太还没有完全明白 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已经拥有了三次不同的婚姻，而且三个年轻的丈夫 看上去都不错。
有一个男人假离婚后，不愿再和前妻复婚。先是寻找理由搪塞，不 肯去办理复婚手续；然后用上了拖延战术，可是前妻意志坚定，一定要 和他复婚。他只好吐露真话：“我早就想和你离婚了，这次终于有个好 机会忽悠你离婚了。”一位老爷爷也在忽悠里交上了挑花运，他和一位 年轻姑娘假结婚。然后，他死活不肯离婚了。不管年轻姑娘如何哭泣哀 求，甚至愿意给予经济上的补偿，老爷爷都是无动于衷。亲友们纷纷前 去充当说客，对他说：“这本来是假的，你怎么可以当真的呢？”这位老 爷爷十分真诚地说：“我对她是一见钟情啊！”群众忽悠政府的时候，政 府也在忽悠群众。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从计划经济里蜕变出了市场经 济，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一些地方政府热衷起了一系列的拍卖 活动。比如将道路、桥梁、广场，以及住宅区和高层建筑有偿命名，进 行公开拍卖，出钱最多的企业可以冠名。二〇〇六年，某城市决定拍卖 市区地名，市政府正式发出公文，没想到立刻招来群众的一片骂声，有 群众说：“如果把地名卖了.以后大家还记得路吗？”还有的群众讽刺 道：“我们家会不会变成『妇炎洁』小区？今后给朋友的信上是不是要 写上『脑白金』路？”妇炎洁是消毒杀菌药水，专用于清洗女性阴道； 脑白金是口服药，据说是可以治疗失眠。最具有荒诞色彩的是有群众建 议，干脆把城市的名字也卖了，最好卖给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以后就 叫“可口可乐市”。
政府官员出来解释：“地名有偿使用只是政府的一个想法和提议， 目前，并没有真的开始实施。至于目前市民们存在的种种担心，是完全 没有必要的。即便将来正式实施有偿命名，也会遵循相关的法律规定， 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让企业命名。”这起地名拍卖事件迫于社会舆论的压 力，后来没有了结果。
不过地方官员们谈及此事时，都是振振有词，声称现在是市场经济 时代了，应该按市场规律办事，应该进行市场化运作。这些年来，“市 场化运作”已经成为了地方政府官员们的口头禅，有时候也成为了地方政府忽悠群众的杠杆。
下面我要说的两个匪夷所思的故事，都是地方政府以“市场化运 作”作为杠杆来忽悠群众的。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西南某城市，该市城管局可能是为了更好的管理 流动摊贩，从而让政府收取更多的管理费用。城管局发布公告，向摊贩 们拍卖人行道的经营权。人行道是专供人们行走的道路，如果拍卖给了 摊贩，摊贩们的货物占据了人行道以后，难道要让行人走入车道？让行 人在快速行驶的车辆之间快速奔跑？我让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目瞪口呆， 我向一位政府官员讲述此事，可是这位官员不以为然，他认为我是过度 反应，他丝毫不觉得这事的荒唐，他说：“很多地方的城管局都在拍卖 人行道。”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华中某城市，市政府有关部门规定，吉祥 号门牌号码可以花钱买。中国人十分迷信数字中的“6”和“8”，认为“6”代 表着一切顺利，“8”代表着发财致富。于是有人花钱买下 了“6”、“66”、“666”、“6666”和“8”、“88”、“888”、“8888”这样的门牌号 码，然后部分城区街道的门牌编号一片混乱，不再是正常顺序的编号。 可以设想一下，当我们步入一条门牌号码混乱的街道时，如果左边是单 号，右边是双号的话，那么在左边的3号和7号之间不是5号了，而是一 个8888的巨大号码；同样的道理，当右边的门牌来到792号和796号之间 时，出现的也不会是794号，很可能是一个6的小数字号码。如果行走在 这样的一条街道里，我将会啼笑皆非。
人行道的拍卖和吉祥号的门牌号码可以花钱买，让这两个城市的群众议论纷纷骂声一片，可是地方官员却是大言不惭地忽悠道：“这是市场化运作。”
我们彷佛是在阅读一篇荒诞小说，在一个名叫“可口可乐”的城市 里，没有人行道，因为人行道被摊贩的小铺子占领了，人们身手敏捷地 穿梭在急驶的车辆缝隙里，个个都像中国功夫电影里的人物。街道、桥梁、广场和住宅区的名字稀奇古怪，比如“黑妹牙膏街”、“第六感避孕 套桥”、“三鹿奶粉广场”、“AB内衣小区”等等。这座城市的地名云集了 中国各行各业的众多品牌，吃的、穿的、用的、住的、出行的、做爱的 和生育的……应有尽有。
街道的门牌号码是混乱的，没有顺序，进入某个街道就像是进入了 某个迷宫，你可能永远都无法找到你想找的人。这时候，荒诞小说散发 出了神秘主义的气息。我想，卡夫卡和博尔赫斯（阿根廷作家〕也许十 分乐意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我又想，也许以后我会写出一篇这样的小说。书名可能是：忽悠之城。
有关忽悠的故事可以在此连篇累牍。因为忽悠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有外国元首来中国访问，人们会说“到中国来忽悠了”；如果中国领导人出访外国，人们会说“到外国去忽悠了”。一位商人去洽谈生意，他会说“去忽悠”；一位学者去演讲，他也会说“去忽 悠”。人际交往可以叫忽悠，“我把他忽悠成朋友了”；谈情说爱也可以 叫忽悠，“我把她忽悠得爱上我了”……就是“忽悠”之父的赵本山，也被 忽悠了一把。两年前，一条短信在中国上亿的手机里出现：“你那边有 没有电视啊？现在快点看CCTV-1台，赵本山被炸死了，警察封锁了东 北，十九人死亡，十一人失踪，一人被忽悠！”所谓的“一人被忽悠”， 就是正在收看短信的这个人。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出差在外。晚上入 睡之前，这位朋友向我要了两片安眠药，他说自己不会吃下这两片安眠 药，而是将它们放在床头柜上，可以起到精神上的安定作用。说完，他 笑着补充道：“可以把自己忽悠睡着了。”忽悠还可以重新定义文学作 品，唐朝诗人李白形容瀑布的著名诗句“白发三千丈”，曾经是中国文学 史上表达想象力的典范，如今人们的评价是：“李白真能忽悠。”忽悠似 乎成为了某种时尚元素。这两年，中国一些城市的中小学生之间竟然流 行起了购买忽悠证，尺寸大小和驾驶证一样。
在城市的街边和人行天桥上，摊贩们嗓音响亮地叫卖道：“忽悠证！一元一本忽悠证！一本忽悠证在手，忽悠天下无敌手。”打开忽悠证，上面印着：“兹证明某某同志具有独特的忽悠手法、丰富的忽悠经 验、高明的忽悠手段，让人防不胜防，特发此证。”发证机构为：“全国忽悠委员会办公室”。与中国其他类型的证件一样，忽悠证上面也是像 模象样地盖着一枚圆形公章。中小学生购买忽悠证以后，互相见面时， 从口袋里掏出忽悠证亮一下，像是好莱坞电影里FBI亮出特工证一样， 中小学生们觉得很帅，很刺激。 忽悠一词的迅速风靡起来，与山寨类似，同样显示了当代中国社会 伦理道德的缺失和价值观的混乱，也是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片面发展之 后引发的后遗症之一，而且忽悠现象在其社会生活方面的广泛性更甚于 山寨现象。当忽悠大行其道之时，我们也就生活在一个不认真的社会 里，或者说生活在一个不讲原则的社会里。
我的担心是，当忽悠堂而皇之地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之时，无论是 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都有可能成为忽悠的受害者。我的意思是说， 忽悠者最终很可能忽悠了自己。用中国的俗话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 脚。 我相信每个人都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想去忽悠别人，到头来却是 忽悠了自己。我当然也不会例外，回首自己的忽悠往事，我发现这样的 经历为数不少。在此举出一例。
我记忆里最初的忽悠对象是我的父亲。当父亲要我去做什么事，我 又不愿意去做的时候，或者我做错了什么，父亲准备惩罚我的时候，我 常常利用假装生病的杠杆。这在过去叫欺骗，现在应该叫忽悠了。
我想，欺骗或者说是忽悠父母，可能是每一个孩子的天性。
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我意识到父亲和我之间的美妙关系，也就 是说父亲是我的亲人，即便我伤天害理，他也不会置我于死地。
我最早的装病是从一个愚蠢的想法开始的，现在我已经忘记了究竟 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装病，我只记得是为了逃脱父亲对我的惩罚。我假装发烧了，摇摇晃晃地走向发怒的父亲，去忽悠父亲。
父亲听完我对自己疾病的陈述后，第一个反应一几乎是不假思索的 反应就是将他的手伸过来，贴在了我的额头上。那时我才想起来自己犯 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竟然忘记了父亲是医生。我心想完蛋了，我不仅 逃脱不了前面的惩罚，还将面对新的惩罚。
幸运的是我的忽悠竟然蒙混过关。当我父亲洞察秋毫的手意识到我 根本没有发烧时，他没有想到我是在忽悠他，而是对我整天不活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怒气冲冲地训斥我，警告我不能整天在家里坐着或者 躺着，应该到外面去跑一跑，哪怕是晒晒太阳也好。接下去他明确告诉 我，我什么病都没有，我的病是我不爱活动。然后他让我出门去，爱干 什么就干什么，两个小时以后再回来。
我父亲的怒气因为对我身体的关心一下子转移了方向，使他忘记了 我刚才的过错和他正在进行中的惩罚，突然给予了我一个无罪释放的最终裁决。我立刻逃出家门，然后在一个很远的安全之处站住脚，满头大汗地思索着刚才的阴差阳错，思索的结果是以后不管出现什么危急的情 况，我也不能假装发烧了。
于是，我有关疾病的表演深入到了身体内部，在那么一、两年的时 间里，我经常假装肚子疼，确实起到了作用。由于我小时候对食物过于挑剔，所以我经常便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我的肚子疼找到了借口。每当我做错了什么事，我意识到父亲的脸正在沉下来的时候，我的肚子就 会疼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能体会到自己是在装疼，后来竟然变成了条件反 射，只要父亲一生气，我的肚子立刻会疼，连我自己都分不清疼痛是真 是假。不过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父亲的反应，那时候 我父亲的生气总会一下子转移到我对食物的选择上来，警告我如果继续 这样什么都不爱吃的话，我面临的不仅仅是便秘了，就是身体和大脑的 成长都会深受其害。又是对我身体的关心使他忘记了应该对我做出的惩 罚，尽管他显得更加气愤，可是这类气愤由于性质的改变，我能够十分 轻松地去承受。
我装病的伎俩逐渐变本加厉，到后来不再是为了逃脱父亲的惩罚， 开始为摆脱扫地或者拖地板这样的家务活而装病了。有一次我弄巧成 拙，当我声称自己肚子疼的时候，我父亲的手摸到了我的右下腹，他问 我是不是这个地方，我连连点头，然后父亲又问我是不是胸口先疼，我仍然点头，接下去父亲完全是按照阑尾炎的病状询问我，而我一律点头。其实那时候我根本弄不清是真疼还是假疼了，只是觉得父亲有力的 手压到那里，那里就会发出疼痛，好像是父亲喊叫我的名字，我就会答应一样。
然后，在这一天的晚上，父亲把我背在身上，走出了家门。
我懵懵懂懂地趴在父亲的背上，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直到父 亲背着我走进医院的手术室，我才预感到大事不妙了。当时我心里充满 了迷惘，父亲坚定的神态使我觉得自己可能是阑尾炎发作了，可是我又 想到自己最开始只是假装疼痛而已，尽管后来父亲的手压上来的时候真 的有点疼痛。我的脑子转来转去，不知道如何太应付接下去将要发生的 事。父亲把我放在了手术台上，我记得自己十分软弱地说了一声：“我 现在不疼了。”父亲把我摁在了手术台上，两个护士用手术台上的皮带 将我的手脚绑住。我这时候拚命挣扎起来，大声喊叫：“我现在不疼 啦！”我希望他们会放弃已经准备就绪的手术，可是他们谁都没有理睬 我。我继续喊叫：“我要回家！让我回家！”那时候我母亲是手术室的护 士长，我记得她将一块布盖在了我的脸上，在我嘴的地方有一个口子， 我就在这个口子里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声，表明我拒绝手术的决心。我的 手脚被绑住了，只好扭动身体来加强自己的反抗。我听到母亲的声音， 她让我不要喊叫；她警告我，如果我继续喊叫，我可能会噎死的。我吓 了一跳，不明白为什么喊叫会噎死？就在我停止喊叫，思考这个复杂的 问题时，发苦的麻醉粉末倒进了我的嘴里，没过多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了。
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睡在家里的床上了，我感到哥哥的头钻 进了我的被窝，又立刻缩了出去，连声喊叫着：“他放屁啦，臭死 啦。”然后我看到父母站在床前，他们因为我哥哥刚才的喊叫而笑了起 来。就这样，我的阑尾被割掉了，而且当我还没有从麻醉里醒来时，我就已经放屁了，这意味着手术很成功，我很快就会康复。
多年以后，我曾经询问过父亲，他当时打开我的肚子后看到的阑尾 是不是应该切掉？我父亲斩钉截铁地告诉我：“应该切掉。”我关心自己 的阑尾当时是不是真的发炎了？父亲用模棱两可的语气回答：“好像有 一点红肿。”我心想“好像有一点红肿”是什么意思？尽管父亲承认这“好 像有一点红肿”就是不吃药也没有关系，可是他坚持认为手术是最为正 确的方案。因为对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来说，不仅是“好像有一点红 肿”的阑尾应该切掉，就是完全健康的阑尾也不应该保留。
我曾经相信父亲的话，不过现在我的看法和父亲不一样了，我认为 这是自食其果。我本来是想忽悠父亲，结果却是忽悠自己去挨了一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