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读伦敦老牌报纸卫报前几年的一篇文章，让我知道了英国人在被谁统治。内容以2015年的一天为例，文章是这样说的。
2015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一是个普普通通的一天，当天英国人的政治活动在像往常一样进行，但是也很典型。首先，在野党工党的领袖，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和经济学系 (简称PPE) 毕业生埃德·米利班德 (Ed Miliband) 发表了工党的竟选宣言。这个报告已经由几位专家做了先期审查，他们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 政治编辑、同是牛津 PPE 毕业的尼克·罗宾逊 (Nick Robinson)，BBC 经济编辑、牛津 PPE 毕业生罗伯特·佩斯顿 (Robert Peston) ，以及财政研究所所长、牛津 PPE 毕业生保罗·约翰逊 (Paul Johnson) 。
一个政党的宣言出笼，必然要遭到对手的攻击，对手是当政的保守党，由在任的英国首相、牛津大学 PPE 毕业生戴维·卡梅伦 (David Cameron) 出击。对方攻击了，己方就得有人辩护。出来辩护的主将是工党影子财政大臣、牛津大学 PPE 毕业生埃德·鲍尔斯 (Ed Balls) 。
电视上还有其他政治人物的活动报道，包括自由民主党的财政部长、牛津 PPE 毕业生丹尼·亚历山大 (Danny Alexander) ，他正在金斯顿和瑟比顿选区，帮这里的同党议员、牛津 PPE 毕业生艾德·戴维竞选。在肯特郡，英国独立党的两名议员之一、牛津大学 PPE 毕业生马克·鲁克利斯 (Mark Reckless) 正在他的选区罗切斯特和斯特鲁德做竞选。而政治新闻第四频道对当天事态发展做出评论的是牛津 PPE 毕业生、记者迈克尔·克里克 (Michael Crick) 。
看到什么共同点没有呢？当然，不论是哪个党，这些重要人物都是牛津大学 PPE 的毕业生。
当然，也有不是这样背景的政治相关人物。但是牛津大学 PPE 毕业生的比例是压倒性的，它比任何其他大学、任何其他课程都更多，而且以任何其他欧美国家都无法相比的优势，渗透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拥有同样的政治观点。不是，从右翼到左翼，从中心到边缘党派，从政论分析家到政坛主要人物，从寻求共识的到寻求革命的，从环保主义者到极端资本主义者，从国家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从精英主义者到民粹主义者，从官僚到舆论操纵者，从恶棍到骗子，样样都有。在2015年这个时间点，这个学位设立了 97 年。历届毕业生形成的网络一直在英国政治的各个层面发挥作用。
这个牛津PPE项目简直就是生产政治人物的工厂。这些公众人物的产品标志是：自信、国际视野、智力超群灵活，他们确信他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有理性判断力的人以及他们组成的团体，能够而且有义务改善英国和世界。许多外国未来的领导人也参加过这个课程，其中包括美国的比尔·克林顿、巴基斯坦的贝娜齐尔·布托、缅甸的昂山素季以及澳大利亚的马尔科姆·弗雷泽和鲍勃·霍克。牛津 PPE 学位已成为学术成就和世俗政治力量的全球地位象征。
在剑桥大学研究现代史的工党思想家莫里斯·格拉斯曼 (Maurice Glasman) 表示：“PPE 把精英大学的学位和职业学校的证书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是对政府内阁成员人物的完美培训，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文化形式。”
然而，2016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在全世界民粹主义、反抗精英和“职业政客”的新时代，牛津PPE代表的精英不再像以前那样顺利融入公共生活。对这些精英们，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非议和指责。PPE，这个由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门学科英文字母的第一个放在一起形成的名字，也旨在为这三个领域提供训练有素人才的供应商——似乎失去了无可争议的权威。人们还怀疑一门大学课程及其毕业生是否应该具有这样的影响力。越来越多的批评者说，这些训练并不能解决英国的问题；它可能并不总是一个解决方案，可能还是产生问题的一个原因。
但是在今天的2024年，回顾英国政坛在过去几年发生的情况，PPE并没有失去多少光彩。现任首相瑞斯·萨纳克，他的前任伊丽莎白·特拉斯都是PPE的毕业生，他们的前任鲍尔斯约翰逊也出产于牛津，学的东西也差不多。
可以说，英国人一直在被牛津PPE毕业生统治。PPE到底为什么有这样大的魔力呢？
英国前教育部长威利茨说道：“进入 PPE，你会对现代政治史得到一个广泛的了解，能深入了解各种政治思想，完成哲学逻辑的训练，并与从货币主义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进行了斗争。你必须完成大量作业——每学期 16 篇论文。这让你以后当政治人物时，必须立即快速写一篇演讲稿非常有用。”
反对PPE的声浪也很大，说的也不全无道理。工党的斯图尔特·伍德是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的前顾问，他于 20 世纪 80 年代获得了这个PPE学位，并于 1995 年至 2010 年间在牛津大学教授政治学，并且仍然偶尔为 PPE 学生举办研讨会。他说， “那种感觉，还像是 1936 年将要去统治印度的人必须要上的一门课。每周大量阅读；写综合和总结的文章——这是大英帝国晚期公务员的技能。在 PPE 的政治部分，你可以三年不讨论任何一个当代公共政策问题。关于过去、政治制度的内容太多，而关于民粹主义或社会运动的内容却不够。”
伍德认为，课程的结构本身让许多 PPE 毕业生产生了“中间派偏见”。 “你涵盖了如此多的材料，以至于大多数学生错误地认为，公正地对待它的唯一方法就是占据中心位置。他们再次错误地得出结论：要想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就必须避免成为异常者。他们认为，如果你什么都知道一点，你就永远不会被发现你有问题。”
这种批评有些道理，但我们先说明他这句话的问题。如果不知道的东西太多，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的观点总是对的，这样就好吗？在了解了很多意见之后，难道就不能形成正确的、或者符合自己观点的即使是偏激的思想了吗？当然不是。
对伍德批评的正确理解应该是这样：一个PPE项目虽然应该尽可能让学生更多了解各种观点，但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偏好。比如，你可以是一个偏激进的PPE，也可以是一个保守的PPE，从而对学生有一个引导。
牛津的PPE独大，而其它学校的PPE竞争不过、影响太小，这可能是英国的一个问题。在一个没有偏好的PPE项目里，虽然学生可以自己选择，他们在英国左右各派都有，但确实更容易做中间派。如果一个学校的PPE项目，有自己的偏好，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容易出现。如果某个学校的PPE项目，觉得牛津的PPE几乎不含盖民粹主义或社会运动，那么别的PPE项目来做这个就是了。
也就是说，应该有不同观点的PPE项目。自由市场智库“经济事务研究所”所长马克·利特尔伍德 (Mark Littlewood) 于 1990 年至 1993 年间在牛津大学学习 PPE，他说 “我的导师绝对是迷人和才华横溢的，但我不认为我接触过任何一位自由主义者、保守派或古典自由主义者。学生们绝大多数都是左派。”一名现任 PPE 三年级学生表示：“在某种程度上，牛津几乎每一位教授政治学的学者都是自由派。他们从温和的保守党转向温和的工党。有很多人在经济上属于右派，但几乎每个人都是社会自由主义者。”
这些说法不尽相同，但都指向牛津PPE项目的同质性。
这让我们有必要看一下这个项目的历史。
牛津PPE 最初是激进和“与时俱进”的。1920 年，在俄国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牛津大学开始了改革阶段。根据牛津大学的官方历史，学校 "对欧洲和亚洲的政治动荡以及英国的高失业率所引发的问题产生了兴趣"。
牛津逐渐形成了一个想法，即设立一个与当代世界打交道的学位，而不是牛津大学通常关注的中世纪和古典世界。经济学和哲学系的教授们认为，这样的学位将培养出更能为英国及其帝国服务的毕业生。如果牛津不再要求所有学生都懂古希腊语（私立学校的专长），那么它也可以向更多来自公立学校的申请学生开放。
在牛津，古典文学和现在一样被尊称为 “伟大（经典）【Greats】”；因此， PPE 的倡导者们首先将他们的理念称为 “无希腊语的伟大（经典）”，然后又称为 “现代伟大（经典）【Modern Greats】”。”经济学家安德鲁-格雷厄姆（Andrew Graham）曾在 20 世纪 60 年代攻读牛津大学 PPE，1997 年之前一直担任牛津 PPE 的导师，现在仍是该学位的主要倡导者，他说：”在牛津，几乎总是这样，你越是能让人觉得你所提议的东西一直隐含在牛津的生活中，你就越能做出相当激进的事情"。
牛津到底是激进还是保守，看来有各种看法。也许，与剑桥的你争我赶，历史上一会这个激进，那个保守，另一个时期这个保守，那个激进。科学上，牛顿、卡文迪许、狄拉克的剑桥，至少在物理上是更有创新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起初在牛津，锐意改革的那些人希望新课程包含更多的科学内容，但很快他们觉得这一提议太创新了。比不过剑桥？相反，1920 年 11 月，牛津决定提供 PPE 课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这样的课程。当时大学期刊《牛津杂志》和许多教授怀疑 PPE 可能是一个肤浅或胡乱平凑的学位。不管怎样，第一批 PPE 学生于第二年的秋天入学了。
在整个三年的课程中，这些学生要学习所有三个科目：疯狂地撰写论文，在每周多次讨论中发言，频繁参加考试，要理解从“1760年以来的英国宪法和政治史”到包括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1970年，PPE教学大纲终于放宽了一点，允许学生在第一学年末放弃一门科目。大多数人这样做，但少数能够应付的人坚持三种都学。
从一开始，对于一些雄心勃勃的学生来说，牛津 PPE 就不止是一个学位，也是政治冒险的基地。休-盖茨凯尔（Hugh Gaitskell）于 1924 年来到这里，他是一名公立学校的学生，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观点。在这，他被科尔（GDH Cole）迷住了，科尔是一位热情洋溢的年轻经济学导师和社会主义者，牛津政治PPE第一位这样的导师。盖茨凯尔后来兴奋地写道，”他被大家认为可能会成为英国革命的领袖"。1926年大罢工爆发后，盖茨克尔成了他的司机，在科尔和伦敦的工会领袖之间传递紧急信件，在曲折的乡间小路上来回奔波，每天晚上赶在校门关闭前回到牛津大学。
34 年后，当盖茨凯尔担任工党领袖时，他出版了一本关于他在 PPE 工作期间的回忆录。左翼作家希拉里-温莱特（Hilary Wainwright）在读女学生时看到了这本书。"我开始变得激进，"她回忆道，"我想，'是的！我想去那里！'"。她于 1967 年开始攻读这个学位。
由于离威斯敏斯特和首都的其他权力中心不远，牛津大学虽然是一个世外桃源，但也离世俗很近。但牛津大学PPE专业的学生们把对国家政治的零星参与更加系统化。这种参与在一所学院尤为激烈： 贝利奥尔（Balliol）.
贝利奥尔是一座由维多利亚时代和更古老的建筑组成的狭长的L形建筑，没有什么建筑装饰，与牛津大学更贵族化的学院相比，几乎是功利性的，即好用最重要。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努力更任人唯贤和外向型：开创了通过考试而非财富和关系入学的先河，在创建 PPE 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并努力让它过去所称的 "贝利奥尔人 "成为PPE的成员：能干、具有改革意识、对自己充满信心。
与其他学院相比，巴利奥尔的 PPE 学生和导师人数一直更多，堪称精英中的精英，并以自己的方式教授他们。曾在该学院担任过 28 年导师的安德鲁-格雷厄姆说："巴利奥尔 PPE 一直认为各学科之间应该相互联系，如果你学过一些哲学，你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经济学家。"
在动荡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格雷厄姆曾是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和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的重要经济顾问，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则是工党领袖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重要经济顾问。(2005 年至 2016 年间，格雷厄姆还是控制《卫报》的斯科特信托公司的董事）。
在19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格雷厄姆教过未来的工党部长伊维特-库珀（Yvette Cooper）、吉蒂-厄舍（Kitty Ussher）和詹姆斯-珀内尔（James Purnell），他们现在是 BBC 的战略总监。厄舍回忆道 "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一天，我和安德鲁（格雷厄姆）在院里散步时聊起了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他不停地摆手。他说，’通货膨胀率很高。你能做些什么呢？利率……你把它们提高！' 他其实是在说，'这是你可以影响的。'"。从贝利奥尔大学毕业十年后，厄舍尔成为了财政部长。
像我一样年纪的中国人常常在新闻联播和新闻简报上听到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斯的名字。他和欧盟执委会主席罗伊-詹金斯一样曾在牛津巴利奥尔学院学习 PPE。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在他的希思传记中写道，贝利奥尔大学的哲学导师林赛（AD Lindsay）是 “希思继他母亲之后......对希思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半个世纪后，希斯仍然虔诚地参加各种那里的各项活动，看见PPE与整洁的联系之紧密。
在 20 世纪中叶漫长的社会民主鼎盛时期，一些巴利奥尔大学的导师喜欢显摆自己的权力。根据詹金斯的说法，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在那里任教的经济学家托马斯-巴洛格 "喜欢安排他在课上被名人的电话打断"。20 世纪 60 年代，首相、PPE毕业生哈罗德-威尔逊最喜欢打电话给巴洛格，他曾聘请巴洛格担任唐宁街顾问。
与希斯和许多早期的 PPE 毕业生一样，威尔逊出身于工人阶级。他来到牛津大学学习另一门学科，然后转学。他发现学习PPE改变了他的一生。从那以后，威尔逊会告诉别人他取得了同年级PPE第一名的好成绩。他的一位导师说，威尔逊在牛津大学非常努力，他 “比欧洲任何人都更了解选举"。威尔逊后来赢得的大选次数超过了其他任何现代英国政治领导人。
PPE 很快成为牛津大学增长最快的专业，学生人数仅次于历史学（学习历史是欧美学校区别于中国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历史科似乎并不受欢迎也没有明显的专业前途）。未来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政治家雪莉-威廉姆斯（Shirley Williams）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就读了PPE。"她说："PPE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按照牛津大学的标准，这是一门新学科。那里的教授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牛津大学教授。随着英国经济陷入困境，经济学在政治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然而，在战后的岁月里，PPE 逐渐失去了其激进性。牛津大学的优缺点之一都在于它不是一所自上而下的大学：教什么主要由导师们想教什么来决定。威廉姆斯说，PPE导师渐渐养成了习惯，教学大纲 "不再更新"。尽管 20 世纪 60 年代末这十年间全球爆发了很多抗议政治活动，但 PPE 仍然侧重于较为传统、甚至是封闭的主题。韦恩赖特回忆说："经济学是非政治性的，不平等问题没有很多讨论。在政治方面，教程似乎与正在发生的危机毫无关系。PPE变成了一门如何治理国家的技术课程"。
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这也成为了著名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后代的最爱。詹姆斯-卡拉汉的女儿玛格丽特-杰伊于1958年至1961年在牛津大学学习PPE。她回忆说："我所在的学院（萨默维尔）那一年有六位 PPE学生 。"其中一位是盖茨凯尔的女儿。两位是极富盛名的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和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的女儿”。
这当然对保守主义人士敲响警钟，虽然不一定同意时代的左倾潮流，但即使是反击它也需要与时俱进，而不能只是坚守阵地，不进则退，能坚守阵地也实属不易。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学生运动对PPE也有影响。那也许是今天的反 PPE 情绪的先驱。左翼作家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当时与朋友打赌，说他可以在所有期末考试试卷中提到越南战争。他回忆说："在经济学中，有一道题是：'世界上哪种补贴运输方式最便宜？'我回答说：'从西贡到丛林的美国直升机服务，完全免费。唯一的问题是，有时它是单程的！'"
他希望考官们能让他不及格，从而暴露课程的保守性。但考官们不想那样，或者说太手软了。他们给了他第三名。
与此同时，PPE 的学生群体也四分五裂。温莱特回忆说："当时有两类人：一类是通常的准政治家，如（未来的保守党大臣）埃德温娜-库里（Edwina Currie）和（未来的工党议员）大卫-利普西（David Lipsey），他们会参加工党或保守党俱乐部或联盟（辩论协会）；另一类是政治活动家和PPE课程的批评者。她加入了后者。”我们开始对整个课程进行批判，并组织成小组。我们希望有一门政治参与度更高的课程，能够揭示现状的表象"。
在这场对PPE学位的质疑中，最有力的产物是在1968年出版的长篇论战《PPE的贫困》。书名参考了Karl Marx的一本书，许多人认为这门课程对Karl Marx的论述不够充分。最后的文章由特雷弗-帕特曼（Trevor Pateman）撰写，他是一位严厉的左翼人士，还刚刚获得了优秀的第一名。他认为，PPE学位的知识限制是有意为之，目的是巩固和美化英国权力的深层结构。他希望PPE纳入社会学、人类学和艺术，变得 "更加多变 "和 “坦率、颠覆"，并 "协助激进化和动员大学外的政治舆论"。
当受到激进分子的攻击时，PPE的领导层也会像英国的自由主义者一样做出回应：吸收一些批评意见来改革他们的机构，同时保持其基本原理不变。到 1971 年，政治阅读书目包括反主流文化的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和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以及 "偏差、异化和反社会 "部分。但 "1865 年以来的英国政治和宪法史 “部分的篇幅要长得多。这一课程主题的更新版一直保留至今。
了解这段历史，可以让人觉得左翼对PPE的进攻是很猛烈的，但同时右翼的反击似乎不是特别有力。当然英国的保守传统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在撒切尔夫人后来上台进行的反击。但传统的英国理念，包括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些想法不知在课程中得到多少涵盖。
与牛津大学的许多其他课程不同，PPE 没有院系大楼。在这个充斥着宏伟学术总部的城市里，PPE 只能部分使用相隔半英里的两座相对默默无闻的设施：一座低矮的玻璃大楼用于政治和经济学，另一座普通的石头大楼用于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牛津 PPE 根本不是一个机构，而是一群散居的学生，由于必修课程的比例不断缩减，他们分散在三个科目之间，组合方式也不断变化。
然而，自 1920 年以来，PPE课程的一个重点从未改变。为潜在申请者制作的官方视频以唐宁街 10 号大门的留影开场。影片中的一位导师强调说："很多人都从了政"，"所以你有很多资源可以利用"。政治系和经济系的通讯中都会列出知名政治校友的名单。
迄今为止，只有一个时期中断过这种流动。1979 年到 1997 年间，成为政治核心人物的牛津大学毕业生比往常要少。内阁中继续出现牛津大学毕业生的帮派；但许多人学习的是其他学科，最常见的是法律，他们的行列中出现了剑桥大学的新精英，也是法律专业毕业生。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约翰-梅杰（John Major）的政府比他们的战后前任政府更加强硬和教条，国家主义色彩更淡，因此对许多牛津大学PPE那种柔顺、妥协、亲白厅的心态用处不大。
斯图尔特-伍德（Stewart Wood）于1986年至1989年攻读该学位，当时撒切尔主义正处于顶峰。在他的记忆中，该课程时而 "追随撒切尔改革"，时而匆忙写下关于私有化的论文，时而完全无视撒切尔。马克-利特尔伍德（Mark Littlewood）说，20 世纪 90 年代初他在巴利奥尔大学学习 PPE 时，在哲学课上，他被要求阅读一本自由主义书籍--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无政府状态、国家与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结果，他不再是 "邋遢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成为了小政府的拥护者。令人震惊的是，希拉里-温莱特（Hilary Wainwright）和塔里克-阿里（Tariq Ali）等对牛津大学公共基础教育课程不满的人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他们通过与持不同政见的导师合作或设计自己的阅读清单，在课程的边缘找到了解放。格雷厄姆说：”这种认为公共基础教育就是灌输的想法......我们所教的人太聪明了，不适合这种想法。他们会反抗"。
但随着撒切尔主义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衰弱，PPE也在帮助下一代更务实的英国政治家成长，并达到了现在看来遥不可及的影响力顶峰。在牛津，大卫-米利班德和埃德-米利班德都曾接受经济学家安德鲁-格林的指导。格林本人曾是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是左翼革命组织 "斗士"（Militant）的核心思想家，但后来却对社会民主主义产生了敬意。米利班德的前顾问斯图尔特-伍德（Stewart Wood）说："安德鲁对艾德的思想影响最大"。
与此同时，在贝利奥尔，伊薇特-库珀和詹姆斯-珀内尔是一群自信的PPE中的一员，他们在学生聚会上发表演讲，为复兴中的工党发挥了作用。在漫长的牛津暑假期间，珀内尔为一位名叫托尼-布莱尔的年轻议员工作。牛津大学政治与公共政策学院有将政治家请到牛津大学，作为研讨会参与者或客座演讲者的传统，这既为学生解开了政治的神秘面纱，又帮助党派发现了人才。
戴维-卡梅伦在 1985 年至 1988 年期间攻读该学位。他的政治导师弗农-博格丹诺尔（Vernon Bogdanor）事后说，卡梅伦是 "我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之一"。虽然卡梅伦在牛津大学时几乎不参与政治活动，但在取得第一名后的几周内，他就在保守党研究部获得了一份工作，这是一条通往未来大臣的捷径。"纪录片制作人迈克尔-科克雷尔（Michael Cockerell）说："你可以把卡梅伦看作一个典型的PPE毕业生：世故、精通媒体。
当然，科克雷尔本人也是 PPE 毕业生。他说："这让你的采访更加流畅。就像政治家一样，记者往往必须成为表演艺术家--在10号门外对着镜头表演。而 PPE 工作者会了解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是如何运作的，了解光鲜外表下的东西"。
政治也不是牛津 PPE 唯一胜任的职业，投资银行对他们趋之若鹜。那些一溜烟跑到伦敦金融城尽可能多赚钱的人--你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他们加入了公众所不了解的真正的隐形精英行列。与此同时，那些热心公益事业的 PPE 毕业生却好像被踢出了政治。
无论如何，近几十年来，英国其他二十多所大学也开设了自己的PPE课程：从戴维斯参与的金史密斯大学更具政治冒险精神的版本，大量借鉴了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成果—1968年牛津大学的激进分子们想要的那种课程，但一直未能如愿；还有伦敦经济学院，那里更偏重数学、技术官僚主义的四年制版本。从美国到南非和荷兰，PPE 的理念也已传播到国外的几十所大学。
东亚也出现了，但很快会有一所新的P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