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89年秋我第一次去巴黎，当时陈迈平在挪威奥斯陆大学念学位，北岛在奥斯陆大学做访问学者。我缺乏欧洲地理概念，以为巴黎与奥斯陆相距遥遥，本没有去找他们的打算。在巴黎一通电话，二人说坐飞机只需两个多小时，很近，力邀我去玩儿几天。
签证，他们请奥斯陆大学东亚系主任杜博妮给我发的邀请函，直接传真给挪威驻法大使馆。北岛又托住在巴黎的高行健带我去挪威大使馆。我和高行健约好，在地铁的某一站与他碰头。到了大使馆，他帮我填了一份表格，手续非常简单就办好了签证。
这里先说一下杜博妮。她是澳大利亚人，国际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是北岛作品的第一个英译者。她父亲是澳共领导人，她1958年十几岁时就以澳大利亚青年团员的身份来北京留过学，对中国非常熟悉。
1985年，她在北京的外交学院当外国专家，住在外交学院的专家楼里，好像是百万庄一带。一天晚上，北岛约我去她家吃饭，同来的还有瑞典文翻译家李之义。李是博妮和北岛的朋友，曾在瑞典短期访学，那时出过国的人是凤毛麟角，非常稀罕，席间，李先生言必称瑞典之好——城市怎么好、服务怎么好、公共汽车怎么好（好像是说招手即停，不像北京的公交车老关门夹人）……把我这个土包子羡慕得无可如何。博妮听着直笑，不时插话说：“没有那么好，不像你说的（那样）……”可我是绝对相信李之义，不信杜博妮。后来我接触的人和事多了，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当年的大陆人，他第一个去的是哪个发达国家，就会认为哪个国家最好，第一个去的美国，那美国最好；第一个去的德国，德国最好；我第一个去的是日本，好得不得了啊，巴黎跟东京比，地铁又脏又乱还有好多逃票的，公用电话机笨重落后比日本的差多了，后来再到美国——感觉真土！
博妮的儿子在北京上幼儿园，金发碧眼，十分漂亮，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偶尔还蹦出一些胡同里的脏字，博妮严加制止，我听着心里那叫舒坦。那天吃的什么饭已经不记得了，喝红酒。吃完才8点多，北岛和李之义就说有事要走。我自然也跟着走，却被北岛劝住了，说陈凯歌还要来，你陪凯歌再呆一会儿。我和陈凯歌当时都在同一个会议上，住西直门内总政招待所，北岛事先没告诉我凯歌来，为什么要我陪？我不清楚。当着博妮的面不好问他，拒绝的话也似乎失礼，只得留下。
不多一会，陈凯歌果然到了。在这前一年，他拍摄了导演处女作《黄土地》，在电影界引起轰动，名声鹊起。在我们正在开着的会议上，又受到电影界大佬们的一致肯定，正迎来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高光时刻。博妮也很喜欢《黄土地》，对凯歌说：“我觉得你比振开（北岛）了解农民。”
我看他们俩非常熟悉，我陪是多余，用现在的话说，成了“当电灯泡儿”的，便起身告辞。凯歌又把我拦住了。其后我几次要走，凯歌都不让，一下子聊了个通宵。
凯歌看的书多，口若悬河，主要是听他在侃。他说，为什么唐朝的女人穿的衣服开领都很低？因为当时长安气候温暖，全年气温平均20度。
博妮问我小时候的经历。我说十一二岁就学会抽烟喝酒了。她说：“那你是一个流氓吗？”我平常跟朋友开玩笑，爱自称小流氓。现在被她严肃一问，心倒虚了，我哪有资格当流氓啊？在我看来，那都是些无视社会规范、扰乱现存秩序、敢打敢拼的英雄好汉。我起根儿就是个老实孩子，看社会的“眼色”行事的平庸之辈，没那个胆量。
我说我不是。博妮说：“我（年轻时）是流氓。”博妮是经历西方六十年代革命浪潮洗礼的一代人，嬉皮士运动是具有革命性的生活方式，“要作爱，不要作战”可视作左翼青年的宣言，致幻剂、性解放、摇滚乐等等，成为挑战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行为……这些，跟我们中国的土流氓还不是一码事。所以，博妮用中文说的流氓，跟我们中国人嘴里的流氓，听着是一个词，理解起来却是两个概念。
2.
北岛和迈平说在奥斯陆烈酒极贵，让我从巴黎带一瓶威士忌过来。我顺手买了两瓶。我的行李放在巴黎了，两手空空，一手提一瓶威士忌，大摇大摆从奥斯陆机场的安检门走了出来，那个机场很小很清净。这二位就在安检门外接我，见状大惊，问：“你是怎么从海关过来的？”我说：“两条腿走过来的啊！”二人齐声喊“幸运”。原来，挪威海关规定：从境外只允许带进一瓶烈酒，超过的算走私，罚款甚巨。后来北岛说：在挪威的一个中国艺术家曾带了两瓶威士忌进关，被海关抓住了，他为了免去走私罪，当场喝掉一瓶，才放他出来。这个也只能是当故事听了，在海关那个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一个人迅速喝光一斤（500毫升）的40多度的烈酒，连武松都有困难（他在景阳冈喝的是未经蒸馏的低度酒），更别提一个画画儿的了。真能办到，莫说打虎，打非洲狮子都不在话下，几个挪威海关办事员又算得了什么？
（左起：陈迈平、北岛、我，奥斯陆街头）
我和北岛有两年没见了。他是这年的4月从北京去美国开会，其后国中板荡，欲归不得，只好在外面转悠，此时刚到奥斯陆。北岛想家，对故土极为眷恋，一直不愿在国外久居。多年后他说，他在奥斯陆一年，几乎每天都和迈平见面，刚开始还有得聊，后来也没话了，两个人只是干坐着，可干坐着，也比一人独处强，其愁苦可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一直觉得北岛的诗是杜甫这个系统的，但我不懂诗，又不会有条理地表述，怕露怯，没跟他说过。他在早期可能也不一定有明确的自觉，然后不知从何年起，果然理所应当地爱上了老杜。
陈迈平是上海人，在内蒙古插队，恢复高考后，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79年北岛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因缘际会，迈平开始在上面发表小说，笔名万之。他的小说独树一帜，远远地超越了当时风靡天下的伤痕文学，具有极高的文学品质。在1980年前后，我的文学知识还非常可怜，当时看他的小说觉得新奇，但不懂。有一年《花城》杂志的编辑舒大沅来北京，我去找他，刚好碰到他们的主编李士非，闲谈时我问李先生中国现在谁写的小说最好？他答万之。我留下深刻印象。随着自己阅读量的增加，文学修养有所提高，再返回头读万之的小说，如饮醇醪，不觉迷醉，写得真是好。“今天派”的诗人们的诗，风格各异，但在大的主旨上有一个相同的境界。万之的小说也写出了一种诗境，与“今天派”诗歌的境界竟如出一脉。“今天派”诗人主要集中在北京-白洋淀，万之的生息地是上海-内蒙古，相距千里，此前毫无交集，却殊途同归，用不同的文体创造出相类的艺术境界。这一“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精神（艺术）现象，是那个封闭奇特时代的一段佳话，值得回味。
以前史铁生跟我说过，他最佩服三个才子，一是阿城，一是万之，一是老江河（于友泽）。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一个指这三人都有文学才华，另一个是说他们仨博学多闻、识见不凡。后一点，在同侪中尤其突出。附带说一句，史铁生也是最早在《今天》上发表小说的，他后来写的小说比那时的好。他的小说跟万之的小说属两种类型，与“今天派”的诗歌没有什么精神（艺术）上的关系。当然，这一点并不是评判好坏的标准，仅为陈述事实。
迈平大学毕业后考上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研究生，研究戏剧，导师是徐晓钟。拿到硕士后留校任教，渐渐不怎么写小说了。不久去挪威留学。
3.
迈平开一辆奔驰老爷车来机场接我，他说是买的二手车，很便宜。当天，正好他的一个挪威女同学家里有派对，女同学也是杜博妮的学生，研究中国文学，跟北岛也很熟。于是，二人拉上我，直接奔了女同学家，去参加派对。
女生的名字以X替代，她是与一个朋友合租的房子，两间卧室，客厅很大。来参加派对的快20人，大多是东亚系的学生，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我刚到一个新地方，很兴奋，喝了点儿酒，更兴奋，话就多了，与X聊得火热。这里面还有一个我刚参加工作时的同事小星，我调工作后就失去联系，不料他来了挪威留学，见面十分亲切。
酒过三巡，西式冷餐也吃了一遍，迈平去厨房煮饺子。我跟到厨房与迈平聊天。X也来了，对我说：“我（一起合租）的朋友去国外旅行了，你可以住在她的房间里。”“是吗？可以吗？”“没问题。”我拿眼睛看迈平，迈平低头用笊篱搅动锅里的饺子，假装没听见。这时北岛也进了厨房，我说X说我可以住她朋友的房间。北岛对X说：“不用了，我们已经给他安排好住处了。”X问：“住哪里？”北岛说：“我们住的那栋楼（学生公寓）里正好有一个空房间，跟我们在一起也方便……”
X离开厨房后，北岛严肃地对我说：“晓阳，不行啊，你跟我们回去。”我说：“这儿挺好的呀。”北岛说：“不行不行，你就在这儿呆几天，怎么能这样呢？”我说：“哪样啊？你思想怎么那么复杂呀！人家就是借我个住处，你想到哪里去了？”北岛也笑了，但坚持原则强硬不变。派对结束，我未尽欢，而散，被他俩强行带回学生公寓。
多年后，北岛说起这件事也觉得挺好笑的，他说他和迈平一个像书记，一个像政委，老管着我，怕我犯错误……唉，虽说觉悟有所提高总归是好事，但提高得是不是晚了点儿呀？一刹那即是永恒啊！机会一失，永不复来。
当然这都是玩笑话。一个外国人学雷锋助人为乐，这么简单一事儿，愣让我们仨给想歪了。看来我的思想也挺复杂的。都不是好鸟儿。
（在奥斯陆的一个公园里。陈迈平摄）
4.
第二天我和北岛、迈平跟杜博妮吃了一个简单的午餐，也可能是喝咖啡，记不准了，反正是在大学的一个餐厅里。杜博妮还带着几个她的挪威学生，其中也有X。都谈了些什么，我是一句也想不起来了。
我们仨逛了大街。正好有一个募捐义卖会，我们随着一帮中国留学生去了，我买了一件二手的牛仔上衣，便宜得就像白给的。关于留学生在义卖会上的故事，迈平讲了许多，十分有趣，可惜我都忘了。他还说：有的留学生开车不考驾照，被警察拦下的话，就把中国的学生证给警察看，都能糊弄过去。在收费的路边停车，应该往计时器里投硬币，有的留学生发现把中国的圆形的山楂片塞进去也管用，于是有人从国内来的话，就托他们带来好多山楂片，停车时就塞这个。等到一下雨，只见那些计时器就像被劈了几刀的人脑袋，四处流血，一片殷红，搞得挪威人莫名其妙。
迈平带我去了两个公园，一个是雕塑公园，一个是古建筑（木屋）公园。他和小星还陪我参观了易卜生故居。北岛有没有同行，已经不记得了，留下来的照片多是我个人的。X也带我去了一个公园，只记得有一些奇怪的山洞，好像离市区稍远，别的都忘了。
一天晚上与一帮留学生喝酒，有一个学小提琴的北京人特别有意思，他狂喝豪饮，醉话连篇。他父亲是一位作曲家，我问他令尊作过什么曲子，他说：“×××，×××，风吹雨打都不怕……傻逼！”这最后两个字把我逗得大笑。前些年看国内的报纸，他已经病逝了，生前是欧洲一个著名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杰出的音乐家。
奥斯陆很小，安安静静的，像一个镇子。我好像只待了三天，顶多五天，就像做了一场梦，留下快乐和美好的记忆。
202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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