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ris 是这次考察的重点。事实上，和Harris 合作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因为作为用户的军方已经对其产品表示认可，相应的国标军标的制定也是参照了这个系列。来此考察不过就是为后期的引进做个准备，捎带看看是否还能榨出点儿别的的油水。
Harris 的销售经理John Galan 是个熟人。他在此前多次到过中国。有关事情在中国时就已经和他谈过，所以在Harris 的活动都是经他的手安排。双方的大组会谈其实就是走个形式，商量一些下一步生产培训的细节。我真正关心的是另外一个谈话是否能够安排。
事情的起因在于产品所涉及的技术本身。
这次引进的产品是一个百瓦功率等级的短波电台。它所使用的技术相对于以往的军用短波通信设备有了堪称革命性的升级。
短波通信应该是历史最为悠久，应用最为广泛的无线通信方式。相对于有线通信要依赖于电线，电缆，极易于遭到破坏，一部数十瓦的短波电台，就可以在方圆数十公里，甚至数百公里的范围内实现通信。在早期因为电磁信号稀少，空中很安静，一部小电台就可以和很远的对方联系。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说的故事，一部隐藏在上海小阁楼里的电台，功率充其量十几瓦，但却可以和上千公里外的延安联系，就是这个原因。但现代社会，电磁环境越来越恶劣，小功率的电台信号轻易地就会被淹没，根本传不远。为了实现远距离通信，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加大发射功率，类似于在人群中谁的嗓门大就听谁的。但是如果大家都这么做，结果会更差，还是谁也听不见。
短波通信有两大天生的弱点：可靠性差。短波信号传输要靠电离层反射。电离层日夜变化，导致对同一地点，不同时间会有不同的通信效果。保密性差。早期的短波通信方式主要是靠莫尔斯电码，手敲手抄。一份长报文要发很长时间，很容易被盯上。而且电台信号往往因为发报人的性格，情绪和习惯等因素带有明显的特征，时间长了很容易辨认。有时仅仅因为某个电台信号的出现，不需破译电文，就可以推断出对方的动向。这些弱点对军用通信而言是致命的。所以在六七十年代，国外因为卫星通信的发展，短波通信已经慢慢地被边缘化了。
到了八十年代，事情有了转机。美国总统里根在此期间开始推行“星球大战“计划，主要依靠的通信线路是卫星。然而战争推演和演习的结果却发现，在主要对手有核能力的情况下，卫星通信显得非常脆弱。因为它要依靠大量的卫星和地面站，其中任何一点被摧毁，通信就无法保证。相比之下，短波通信所要求的环境要简单的多。于是，在沉寂多年之后，短波通信重新被军方列为发展的重点。此后这段时间被称为是短波通信的“第二个春天”。
因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短波通信性能的提高不再简单地依靠增加功率这种高举高打的做法，而采取了“取巧”的方针。电离层反射会影响通信质量，通信双方就实时对多个通信频率进行测试，选出效果最好的频率用，即所谓“自适应”。为了避免在一个频率上通信会被跟踪，就在预先设定的多个频率上跳来跳去，让你跟不上。就像是一个间谍，传一份文件，在一个固定地点，一旦被抓住就全军覆没。如果把文件撕成很多碎片，按事先约定的次序放在若干地点，那么接受方只要按次序拿回来就可以拼成一个完整的文件。即使丢失了其中的几个，也可以根据前后内容恢复出来。这样给对方的跟踪就造成了困难。这就是“跳频”的概念。
但是，这些概念说着容易，要在短波领域里实现有着特定的困难。短波频段的信道窄，决定了它的信息容量有限，这与为了加密而提高跳频次数的要求形成天然矛盾。跳得太快，还没来得及建立联系就要分手，什么也传不了。跳得太慢，又容易被盯上。实为两难。
当时Harris公司开发生产的短波自适应跳频电台已经成为美军现役装备。而跳频技术是被严禁出口的。我们能买到的只能是仅带有自适应功能的民用电台，所以关键的跳频功能只能靠自己了。国内搞短波通信也已有很长的时间，厂方军方对其中的关键问题都很清楚。对这种新概念的技术也容易理解，但如何实现却是不得要领。就连如何确定类似“跳频次数”这样的技术指标都不知如何下手。因为它不仅是个算法问题，还涉及到对器件和系统的要求高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反之，如果能了解这个指标的取舍原则，对器件性能要求，和各分系统指标如何分配就有了基本的判断。而我们当时迫切希望了解的就是这个。
在我们这次访问之前，国内军方已经和Harris 的有关专家有过接触。Harris公司有一个技术专家，是巴基斯坦人（当然早已经入美籍了），他是公司这套产品的技术领军人物。他此前曾经几次被国内军方邀请来华访问。军方正是通过他了解到了美军已经装备的这套新系统的性能特点。当然这些都发生在六四之前，都还属于正常交流的范畴，并不犯忌。六四之后，美国的制裁措施生效，这位专家就被禁止再来中国，也就没法再进行任何交流活动。而我们这次来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见到他。
我们此行一起来的军方代表，xx所的老Y， 和这位专家在中国时就认识。所以我们到了Harris之后，马上通过 John Galan 向公司提出，要见见“老朋友”，因为我们带来了国内朋友们的“问候”。其实美国人何尝又不知道我们打得是什么注意。他们清楚地知道那位专家在中国时见的都是什么人，也清楚地了解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急切地要见他。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对此要求并没有马上答复，只是回答要“请示”。
现在说起来，美国人不断指责中国人盗窃他们的知识产权，而我们过去以往的行为也的确可以划进这个圈子。但我看真正的原因不是这种行为，而是他们认为有这种行为的人不再是朋友了。而在当时，我们基本上还是被当作“朋友”对待的。我们到了公司后，主人寒暄之后，就有些难为情地表示，因为他们公司的性质，政府有关部门对他们有特别的关照，有专门人员驻在公司里监督各项活动。按照要求，我们到公司后，在公司办公楼范围内不能单独活动，即便是上厕所，也要有人跟着才行。对此我们一开始感到很不快，说这不是拿我们当犯人了吗？但是公司方面则把这一切一股脑都推给了官方，说是我们并非愿意这样，实在是政府的要求，我们不得已而已。也希望我们不要让他们为难。因为如果真的被发现有违规的行为，公司的麻烦就大了。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不过，团里的几位爷也不是省油的灯。既然上厕所要有人跟着，那我就多去几趟。而且还不一起去，这个刚回来，另一个又要去，让那两个陪同的哥们不得安生。
在团里的几位爷你来我往地去厕所之际，老Y和我商量，这次来指望和那个巴基斯坦人有深度的交流恐怕希望不大，我们得把我们关心的几个问题汇总一下，争取用最短的时间能得到些结果，以免浪费了这次机会。其实，几个关键问题已经困扰我们很久，如果现在有机会，我马上就可以脱口而出，完全不用准备。
果然，到了第二天，John Galan 通知我们，可以安排见一下那位专家，但他因为最近很忙，不能占用太多的时间，只能抽出半个小时。事已至此，我们也没法矫情他到底是真忙还是推脱，只能答应先见了再说。
会见安排在单独的一间小会议室。只有老Y和我去了。那个巴基斯坦人个子不高，深棕色的皮肤，嘴边一圈花白的胡子，一个典型的南亚人的相貌。他和老Y早就认识，见面并不陌生，显得客气而又坦然。他显然知道我们要会面的目的，一坐下就直接了当：我已经被告知，不能谈任何有关xxxx 系列产品的话题。老Y说，我们知道你很忙，不想占用你太多时间，我们也了解你们现在对一些事情的限制，所以不会让你为难，我们只想谈谈对有关技术问题的一些看法。我们说，你只需要听，不用讨论，只要表示 “同意” 或 “不同意” 就行。他点了点头。于是，我们将已经归纳好的几个问题列了出来，并说了我们认为的答案。特别指出了几处我们认为是关键的地方以及对其的理解。意图当然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试探他的反应，验证一下对错。专家很平静地听着，对几个问题他几乎是不加思索地就点头表示 “同意” 。但也的确有几个地方，虽然同意，似乎也迟疑了一下。不知是因为觉得一直这样被动有些过于拘谨，还是觉得以这种方式面对“老朋友”的请教有些过意不去，他到底还是面对其中一个问题的回答多说了几句：“我觉得不一定如此，也许可以 。。。”。
谈话的过程中，我也一直注意观察他，想看出他是真的把这些问题都过了一遍脑子，还是仅仅在敷衍。看得出这是个搞技术的人，对相关的技术问题的反应出自他的本能，并没有当官僚的那些人的“花式语言“，应该是值得相信的。
中美双方在八十年代关系很是热络，各种交流很多，军方之间也是如此。即使到了六四之后开始了制裁，有关厂家也是马马虎虎地对付事儿。美国政府其实也就是做做姿态。在当时，虽然美国人不再像八十年代时那样几乎是毫无顾忌，但防范的方式基本上还是形式大于内容。说句不太中听的话，那时我们是在专心致志地“偷”，而美国人却是在三心二意地“防”。只要事情不是做的太难看，都是在睁眼闭眼之间。
时间过得很快，不久John Galan 从外面推开门，笑嘻嘻的站在门口，意思我们当然都明白：时间到了。专家站起身客气地和我俩握手道别，一起合了影，转身离去。我和老Y都松了口气，因为我们最想谈的事都谈了，也基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
多年后，我好像在什么电影中看到了这样的情节：两个律师来监狱会见犯人。两个人对着那个犯人滔滔不绝地说着什么，其中一个还激动地拉着犯人的手好像是在劝说。而犯人则是冷冷地听着，默不作声。稍后，狱警进来了，面无表情地说一句：到时间了！于是，犯人站起身，转身离开，全然不顾身后面的人说着喊着什么 。待一切都平静后，一个人慢慢地展开手掌，里面是一个不知什么时候被塞进来的纸卷，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纸卷被偷偷地放进口袋，两个人默默地离开，直至出了大门，才相视而笑 。。。对这样的场景，我总觉得好像似曾相识。现在说起来，也许就是来自那次会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