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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之父查理曼大帝油画
本文是笔者在文化传媒界朋友中的一次讲座摘录，做这次讲座的缘由，是因着大家对欧洲中世纪存有根深蒂固的歧义，就是没能从地域政治的传统窠臼中走出来，返回到那个时代的环境诱因中去寻找信仰真相。就像公认的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如果我告诉你这不是为了加大逼迫和陷害，而是为了实现更加公正的审判，你信吗？ 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历史人文理念，或者说是启蒙时代返璞归真后，人们才从后现代的沼泽中重新追望中世纪获得的史学认知，为的是更为客观地看待曾经被过度污名化的中世纪。要知道，欧洲代表人类现代文明的第一次觉醒，正是从中世纪开始的。 作为一种缜密的逻辑关系，笔者先说说欧洲宗教裁判所。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大学历史系主任托马斯?F?梅登教授（Thomas F.Madden）撰写的“宗教裁判所的真面目”一文，颇值得一读。梅登教授冲破岁月弥障，穿越各样的构陷，重新抵达历史真实的现场，他告诉我们一个当惊世界殊的结论：站在历史代际的节点上看，欧洲宗教裁判所还称得上是那个时代仁慈的法庭。 与梅登教授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爱德华?彼得斯和亨利?凯门，前者是《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一书的作者，他几乎是在与梅登教授遥相呼应；而后者所撰写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The Spanish Inquisition）也是轰动一时的历史人文书目，因为这本书用深入浅出的文笔和严谨的考证，把那个“黑暗的中世纪”，重新拉回到人类的亮光中来。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幅油画，这是西班牙表现主义大家戈雅所画的《宗教裁判所》，透过色彩与人物场景的巧妙搭配，将1000年前的宗教法庭栩栩如生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画面定格的是宗教裁判所开庭场记，我们看到法庭有法官、有书记员，有辩护人，还有陪审员……你可能会大跌眼镜，这真是宗教裁判所吗？实事求是地讲，这还是“臭名远扬”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场景。 显而易见，宗教裁判所并没长青面獠牙，也没有酷刑，程序严谨，审判形式差不多就是现代法庭的雏形。 为什么要设立专门的宗教法庭？这其实是中世纪司法治理权的重新转换，当时四分五裂的欧洲正处于领主封分制时代，国王和封建领主对异端处罚异常严厉，甚至可以用血腥来形容。而教廷神权规治下的宗教法庭，实际将宗教司法权从世俗政权中剥离出来，以司法独立的方式进行专业裁判，这样就可以避免滥杀无辜，挽救更多人的性命。 中世纪早中期，是欧洲各地蛮族归顺和教化的时期，但欧洲遗留的巫术和异端却屡禁止不止，加上各地封建领主常年征战，动荡的欧洲杀伐不断。而教会遵循的诫命却是：那流人血的，他的血必为人所流；流无辜者的血，就是流自己儿女的血。 信仰不只是人们在教堂里实践的东西，信仰就是那个时代的科学、哲学、政治、个人身份和拯救的希望。如果异端邪说横行，不但岌岌可危的欧洲社会将进一步分化瓦解，而且国家、领主之间的战争也可能演变成新的宗教战争。宗教裁判所的兴起与此有关，但主要功能仅限于对异端邪说的审判。 对于信仰归顺的欧洲来讲，国王和各地领主都制定了严酷的惩处异端的法律条例，最著名的就是由查士丁尼大帝制定和颁布的《查士丁尼法典》，异端分子背叛了上帝和国王，就成了外来的危险分子，在国民与信徒看来死不足惜。那时惩罚异端差不多就成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而且各地都出现了用刑过重，草菅人命的现象。
但在教会看来，异端分子只是离群迷途的羔羊。因为圣经中耶稣有专门的训导，九十九只羊，他必不撇下一只。作为上帝的牧羊人，教皇和主教们有责任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把他们带入正途。这样，当中世纪的世俗领袖们汲汲于捍卫自己的王国和领主主权时，教会则在努力拯救灵魂。宗教裁判所应运而生，为异端分子提供了一种逃脱死刑并重返公共社会的出路，就像旧约中描述的逃城。 逃城是约书亚时代一种古老的救赎制度，“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作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直到日子满了的时候，才能“洗心革面”地走出城来，重获人生自由。新约时代后，逃城救赎的内涵已延伸到了普世心灵。 也即是说，宗教裁判所不只是律法主义的审判庭，而且还有兼有甄别、关爱、怜悯和关怀，教廷把宗教审判权从领主和国王手上收回来，为后来的政教分立作了一次有益的尝试。即使今天西方政府和法庭，仍然没有判定异端和邪教的权柄，这一权柄仍牢牢握在大公教会手中。 1998年，梵蒂冈向来自世界各地学者开放了宗教裁判所的档案。后来，学者们写出了长达800页的报告，其中最令人震惊的结论是，宗教裁判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恶劣，拷掠并不多见。即使那些被送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人中，大约也只有1%被执行了死刑，也即是在长达400多年的审判中，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只有2000人被执行了死刑。
或许正是得益于这种从思想到信仰的法律保障，欧洲中世纪才没有出现类似中国文字狱那样的禁锢，相反，人们对上帝创造美好世界的不懈探索，使个人的自由意志与社会伦理在不断碰撞中又不断融合，推动了神学、法学和科学等领域的快速拓展。公元8世纪， 欧洲第一次文艺复兴（又称加洛林文艺复兴）闪耀了整个欧罗巴，有人形象地称这是欧洲的第一次觉醒。 罗马教廷与查理曼大帝是这一文艺复兴时期的总导演和主要推动者，希腊哲学思想和文化精髓与基督教文化密切地融合在一起，使中世纪的基督教真正具有了西方近代文化形态。其后，“七艺学”得以普遍推广，欧洲人尤其是归化后的蛮族，开始系统研习数学、几何、音乐、天文、文法、修辞和逻辑，为后来大学在欧洲的兴起奠定了文化基础。 1088年，也即是欧洲中世纪中叶，“七艺学”带来的学术研究热与基督教经院学融为一体，宣告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正式成立（比中国大学早了800多年），并迅速成为欧洲重要的学术中心，历史慢腾腾的节奏突然快起来。
特别令人尊敬的是，意大利皇帝费迪南德一世还专门颁布法令，规定大学是一个不受任何权利影响，可以进行独立、自由研究的场所，这一法令被欧美大学秉持至今。 博洛尼亚大学果然不负重望，培养出了象但丁（Dante Alighieri）、哥白尼（Nicolò Copernico）这样一大批伟大的学者，他们连同他们的著述，成为后来改教运动和意义大文艺复兴的星星之火。 直到今天，古色古香的博洛尼亚大学仍然屹立于世界大学之林，而且还是意大利排名第二的大学，注册学生近十万。 美国历史学家，中世纪史学权威哈斯金斯(Haskins)，在他《12世纪文艺复兴》一书中感叹，中世纪并非如想象中的那样黑暗与静止，后来意大利文艺复兴也不是那么光明与突然。中世纪展示着生命、色彩和变化，对知识和美好的渴望与追求，在艺术、文学和社会组织方面的创造性成就斐然。 哈斯金斯的结论是，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已然成为引领人类文明的火车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