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雪耻中国百年屈辱
纵观中国一百年以来的历史，自1840年以来的鸦片战争、甲午之战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都是逢外即败，割地赔款，受尽列强的蹂躏、糟蹋和欺侮，抗 日战争日本侵略中国更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抗美援朝战争雪耻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打得当年洗劫北京和火烧圆明园的“八国联军”的主要参战国美、英、 法丢盔弃甲，一败涂地，是一场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之战，是重塑民族脊梁之战。从而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被誉为东方巨人。 在世界战争史上由一个积贫之国和劣势装备击败世界最强大军事盟军，雪中华民族百年之耻，只有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正是这场抗美援朝战争，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
毛泽东时代捍卫祖国尊严。
为了保家卫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亲自决策和指挥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抗美援越战争、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和西沙之 战，并取得了胜利。
特别是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正值新中国刚诞生不久，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使得国家满目疮痍，国力贫弱、百废待兴，而以美国为首 的16国军队却越过三八线，占领朝鲜首都平壤，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严重威胁着新生的红色政权。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也为了保卫的中国和平建设，毛泽东以一个伟人的宏伟胆略和气魄，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战争从志愿军入朝作战时起，始于鸭绿江，止于三八线。在这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没有远程炮火支援，没有空中火力掩护，没有地面集群装甲突击的情况下，仅凭着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志愿军的英勇作战，依靠着最原始落后 的装备，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16国“联合国军”和韩军，共计毙伤俘敌为109万，其中毙伤俘美军39万多人，沉重打击了美国的侵 略气焰。
毛泽东堪称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战胜了现代化装备的敌人，打出了中国的国威 和军威，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美国妄图干涉朝鲜内政、并吞全朝鲜的企图，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捍卫了新中 国的安全，保障了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保卫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鼓舞了世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的意志 和决心。
纵观中国一百年以来的历史，自1840年以来的鸦片战争、甲午之战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都是逢外即败，割地赔款，受尽列强的蹂躏、糟蹋和欺侮，抗 日战争日本侵略中国更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抗美援朝战争雪耻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打得当年洗劫北京和火烧圆明园的“八国联军”的主要参战国美、英、 法丢盔弃甲，一败涂地，是一场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之战，是重塑民族脊梁之战。从而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被誉为东方巨人。 在世界战争史上由一个积贫之国和劣势装备击败世界最强大军事盟军，雪中华民族百年之耻，只有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正是这场抗美援朝战争，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记得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势如破竹推进到“三八线”时，毛泽东授权周总理向美国发出 严正警告，“不得越过38°线，否则中国将出兵”。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根本不把中国的警告放在眼里，悍然指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占 领平壤，长驱直入至鸭绿江边，后被中国人民志愿军赶回“三八线”以外。
时隔十多年后美国又发动了越南战争，毛泽东又授权周总理警告美军“不得越过北纬 17°线”。后在长达十多年的越南战争中，美军一直没有越过17°线。这就是伟人的风采！
《抗美援朝》雪耻中国百年屈辱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毛泽东时代创立了《死缓》刑名
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建国之初提出了清理内部反革命分子的办法。
新中国建国之初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提醒各级党委领导同志，一定要注意清理在我们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2月18日，毛泽东提出划分外、中、内三层，并且提醒全党特别注意清理中层和内层后，许多地方党委并未对内部的反革命予以高度重视。毛泽东发现这一现象后，于3月11日，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
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仍然没有引起一些地方的高度重视。结果，1951年3月13日发生了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枪杀事件。
王聚民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十分仇恨。但他隐藏很深，一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还当上了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3月13日他在一次会议上当场开枪打死了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然后开枪自杀。
毛泽东3月18日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震惊，当天就代中央写了一份通报稿。
毛泽东在这份通报稿中写道：“必须认识党与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专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的分子，一有材料，就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
1951年3月20日，毛泽东在转发一份报告时写道： “请你们根据此项经验，着手布置清理自己所属的军政机关，财政机关，政法机关和文教机关，先作重点布置，取得经验，再行推广，尽今年一年初步地普遍地清理一次。”
1951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他亲自写的一份电报稿中特别强调，镇压反革命要重视对内部的反革命的清理和打击。
毛泽东发出这些指示后，全国各地普遍注意了清理内部反革命的工作。经过清理内部的反革命工作，在全国各地党政军机关内挖出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纯洁了内部，巩固了人民政权。
毛泽东创立了“死缓”刑名。
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一些地方出现了扩大死刑范围的偏向。
毛泽东发现后，及时指出，一定不可捕错杀错。而在错捕错杀中，他又更重视错杀的问题。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杀人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再长出来，而人被杀了头，就再也长不出来了。
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指出，“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1951年4月3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写道：“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把捕人杀人的批准权控制在一定级别领导机关的手中。在当时，毛泽东认为，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比较合适。
1951年4月2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写道：“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隔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发现，杀人权掌握在地委市委一级仍然不太合适。
1951年5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同时规定，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
在捕人杀人中，毛泽东特别对杀人持慎重态度，他考虑到：光是把杀人权限提到由省一级掌握还不够，还必须明确杀人不能太多的原则，提出杀人要控制数字、掌握界限的问题。他于1951年4月30日在一则批语中明确写道：“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
毛泽东还考虑到，在杀人问题上，必须提出具体的政策界限。他准确地抓到了一个关键点是：怎样从有可杀之罪的人中分离出一部分不杀之人的问题。
为此，毛泽东在前述同一批示中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死缓”刑名的设想。
毛泽东写道：“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
毛泽东感到，提出这一设想，事关重大，因此他提出：这个问题可以在5月10日召开的公安会议上讨论，并作出决定。他还向下边提出：对这个设想，“你们有何意见，可告你们那里来京开会的公安人员带来，或打电报来。”
在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把他关于设立“死缓”刑名的设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了出来。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这一设想。这样，在中央内部，就很快形成了设立“死缓”刑名的统一意见，并于1951年5月上旬作出决定。
1951年5月8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这个决定中写道：“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毛泽东估计，这个政策的实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而对其中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按照当时的情况，这个决定又具体规定了判处“死缓”的比例。这个比例，在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只把十分之一二列为可判死刑者，而把十分之八九列为可判“死缓”的比例。为什么要这样规定？
毛泽东在这个决定中这样写道：上层的反革命分子，“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和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死缓”刑名，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此前，在古今中外的法典里，找不到这个刑名。这个刑名既属于死刑范围，又与死刑有重要区别。主要体现了一个少杀的方针，既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对劳动力的保存，实际上是在特定领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方针。
毛泽东提出镇压反革命也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镇压反革命，是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对于反革命，必须镇压，丝毫不能手软。在执行这一原则的过程中，毛泽东又考虑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考虑到，要改善监狱情况，“克服监狱拥挤、营养不良，医药不足，发生疾病死亡等不良情况，应当仿照北京的办法，立即使他们离开监狱，参加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听候判决。对于判刑在一年以下的犯人，在多数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可以采取缓刑或假释的办法，交群众负责管制。”毛泽东的这条意见也写进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之中，实际上，这个意见，是后来我国实行缓刑、保外就医等政策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提出了做反革命分子家属工作的意见。他提出：对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必须进行适当的工作，以减轻或消除他们和人民的对立情绪，并争取其拥护政府的措施，应当向他们说明，政府的政策是只惩办反革命罪犯本人，并不株连其未积极参预反革命活动的家属，使其了解政府的宽大处置，并各安生业。在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时，必须留给其家属以足够维持生活的财产。其财产较少者，一般可免予没收，以示宽大。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也写进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这一政策的实行，对于争取反革命家属，团结更多的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国民党留在大陆上的潜伏特务基本被清理出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消灭了200万土匪的同时，把有着久远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匪患从根本上消除了。城乡里的黑社会、恶霸势力被摧毁，一批仇恨共产党，反对人民政权，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被法办。外国特务，特别是美国特务基本被挖了出来。在毛泽东领导下，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新中国出现了社会安定、政权巩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护的好局面。人民群众交口称赞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称赞毛泽东功德无量。
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建国之初提出了清理内部反革命分子的办法。
新中国建国之初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提醒各级党委领导同志，一定要注意清理在我们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2月18日，毛泽东提出划分外、中、内三层，并且提醒全党特别注意清理中层和内层后，许多地方党委并未对内部的反革命予以高度重视。毛泽东发现这一现象后，于3月11日，在一个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
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仍然没有引起一些地方的高度重视。结果，1951年3月13日发生了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枪杀事件。
王聚民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十分仇恨。但他隐藏很深，一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还当上了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3月13日他在一次会议上当场开枪打死了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然后开枪自杀。
毛泽东3月18日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震惊，当天就代中央写了一份通报稿。
毛泽东在这份通报稿中写道：“必须认识党与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专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的分子，一有材料，就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
1951年3月20日，毛泽东在转发一份报告时写道： “请你们根据此项经验，着手布置清理自己所属的军政机关，财政机关，政法机关和文教机关，先作重点布置，取得经验，再行推广，尽今年一年初步地普遍地清理一次。”
1951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他亲自写的一份电报稿中特别强调，镇压反革命要重视对内部的反革命的清理和打击。
毛泽东发出这些指示后，全国各地普遍注意了清理内部反革命的工作。经过清理内部的反革命工作，在全国各地党政军机关内挖出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纯洁了内部，巩固了人民政权。
毛泽东创立了“死缓”刑名。
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一些地方出现了扩大死刑范围的偏向。
毛泽东发现后，及时指出，一定不可捕错杀错。而在错捕错杀中，他又更重视错杀的问题。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杀人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再长出来，而人被杀了头，就再也长不出来了。
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指出，“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1951年4月3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写道：“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把捕人杀人的批准权控制在一定级别领导机关的手中。在当时，毛泽东认为，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比较合适。
1951年4月2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写道：“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隔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发现，杀人权掌握在地委市委一级仍然不太合适。
1951年5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同时规定，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
在捕人杀人中，毛泽东特别对杀人持慎重态度，他考虑到：光是把杀人权限提到由省一级掌握还不够，还必须明确杀人不能太多的原则，提出杀人要控制数字、掌握界限的问题。他于1951年4月30日在一则批语中明确写道：“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
毛泽东还考虑到，在杀人问题上，必须提出具体的政策界限。他准确地抓到了一个关键点是：怎样从有可杀之罪的人中分离出一部分不杀之人的问题。
为此，毛泽东在前述同一批示中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死缓”刑名的设想。
毛泽东写道：“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
毛泽东感到，提出这一设想，事关重大，因此他提出：这个问题可以在5月10日召开的公安会议上讨论，并作出决定。他还向下边提出：对这个设想，“你们有何意见，可告你们那里来京开会的公安人员带来，或打电报来。”
在全国公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把他关于设立“死缓”刑名的设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了出来。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这一设想。这样，在中央内部，就很快形成了设立“死缓”刑名的统一意见，并于1951年5月上旬作出决定。
1951年5月8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这个决定中写道：“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毛泽东估计，这个政策的实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而对其中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按照当时的情况，这个决定又具体规定了判处“死缓”的比例。这个比例，在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只把十分之一二列为可判死刑者，而把十分之八九列为可判“死缓”的比例。为什么要这样规定？
毛泽东在这个决定中这样写道：上层的反革命分子，“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和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死缓”刑名，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此前，在古今中外的法典里，找不到这个刑名。这个刑名既属于死刑范围，又与死刑有重要区别。主要体现了一个少杀的方针，既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也是对劳动力的保存，实际上是在特定领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方针。
毛泽东提出镇压反革命也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镇压反革命，是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对于反革命，必须镇压，丝毫不能手软。在执行这一原则的过程中，毛泽东又考虑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考虑到，要改善监狱情况，“克服监狱拥挤、营养不良，医药不足，发生疾病死亡等不良情况，应当仿照北京的办法，立即使他们离开监狱，参加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听候判决。对于判刑在一年以下的犯人，在多数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可以采取缓刑或假释的办法，交群众负责管制。”毛泽东的这条意见也写进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之中，实际上，这个意见，是后来我国实行缓刑、保外就医等政策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提出了做反革命分子家属工作的意见。他提出：对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必须进行适当的工作，以减轻或消除他们和人民的对立情绪，并争取其拥护政府的措施，应当向他们说明，政府的政策是只惩办反革命罪犯本人，并不株连其未积极参预反革命活动的家属，使其了解政府的宽大处置，并各安生业。在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时，必须留给其家属以足够维持生活的财产。其财产较少者，一般可免予没收，以示宽大。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也写进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这一政策的实行，对于争取反革命家属，团结更多的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国民党留在大陆上的潜伏特务基本被清理出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消灭了200万土匪的同时，把有着久远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匪患从根本上消除了。城乡里的黑社会、恶霸势力被摧毁，一批仇恨共产党，反对人民政权，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被法办。外国特务，特别是美国特务基本被挖了出来。在毛泽东领导下，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新中国出现了社会安定、政权巩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护的好局面。人民群众交口称赞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称赞毛泽东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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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党来比母亲你要剿杀共产党
《我》把党来比母亲。《你》要剿杀共产党。《我》和《你》各自代表不同的《阶级》。有《阶级》，必存在《阶级斗争》。《共产党》是一群人组成的一个《政党》，《我》把党来比母亲。《你》要剿杀共产党。这是事实存在的。在《我》和《你》各自代表不同的《阶级》上，能有“共识“吗？能是“命运共同体“吗？而又能互相让步吗？
《你》要剿杀共产党。自共产党成立第一天起至今日今时，《你》要剿杀共产党的信仰放弃过吗？而那些《我》把党来比母亲的人，能让他（她）们不把共产党比母亲吗？这些《我》中有农奴、下岗工人和农民以及到此流浪讨生活的农民工和底层劳动人民。
例如《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姚筱舟16岁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后入朝作战回国，被分配到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姚筱舟被誉为“矿工诗人”，他在焦坪煤矿工作了28年，写下了大量以矿山、矿工为主题的诗歌、散文。
焦坪煤矿大部分矿工，新中国成立前都曾在私人小煤窑中采过煤，受尽苦难和折磨。他们对共产党充满深情与感激，有的工友发自内心地说：“共产党是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的家。”姚筱舟与矿工们朝夕相处，心灵受到了强烈震撼。
1958年，姚筱舟创作诗歌《唱支山歌给党听》，诗的全文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姚筱舟不敢署自己的名字，就以单位名称的谐音“蕉萍”为笔名投稿，后来这首诗被发表在《陕西文艺》杂志“总路线诗传单”专栏里，“总路线诗传单”是由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编印的一张小报。
《唱支山歌给党听》后来被中国青年出版社汇编在《新民歌三百首》一书中出版发行。
1960年1月，雷锋在读书时偶然看到了这首诗，被诗中字句的真诚、质朴的情感所打动。回想起自己苦难的童年和翻身解放的日子，雷锋不禁感慨万千。他怀着自己对党的感情，将“母亲只能生我身”一句改为“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并省略了最后四句，整齐地抄录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中。
雷锋逝世后，《雷锋日记》被编印成册全国发行。1963年，上海实验歌舞剧院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在书中读到了雷锋抄下的这一段文字，被深深感动，于是为其谱曲，歌曲由任桂珍首唱。当时正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藏族学生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了这首歌，作为农奴的后代，这首歌的歌词让才旦卓玛深受触动。回想自己的身世经历和翻身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才旦卓玛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她主动找到自己的恩师、声乐教育家王品素，要求学唱这首歌。王品素被才旦卓玛的真情所打动，便费尽周折找到曲谱，一字一句地教她汉语歌词。
1963年“上海之春”音乐节舞台上，这首由姚筱舟原创歌词、雷锋改动抄录、朱践耳深情谱曲的歌曲，经过藏族学生才旦卓玛的出色演唱和电台的录制播放传遍大江南北，直至今日，经久不衰，成为几代人心中最熟悉的红色经典旋律之一。
一首歌曲几经辗转，流传于世。是共产党的深情感染，姚筱舟将情义抒写；是歌词动人，雷锋同志将它记录；是故事感人，朱践耳将它谱曲；是情真意切，才旦卓玛将它唱响。正是因为它是人民自己的歌，是人民群众心中的歌，才能过去这么多年始终深入人心。它饱含人民群众对党的一往情深，它必会被中华儿女世代传唱，万古流芳。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几十年来，《唱支山歌给党听》激荡过几代人的心扉，它的歌词质朴感人，旋律动人心弦，表达了人民对共产党的深情，是流淌在人们心中的歌、难忘的旋律。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全国各地群众《唱支山歌给党听》，用歌声发自肺腑的歌词和感人至深的旋律，让人久久难忘。为什么这首歌曲能经久不衰，历久弥新，传唱至今。
提起这首歌，人们很自然地把它与雷锋联系在一起。1963年，雷锋逝世后的第二年，毛泽东同志为雷锋题词，并号召全国上下向雷锋同志学习，掀起了一场学习雷锋的热潮。也是在那一年，雷锋日记里一首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曲传唱大江南北。
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歌词就是雷锋所写，后来经过考证认为，歌词仅仅是雷锋从报纸上摘抄的一首诗歌。几经周折，有关部门终于获悉，歌词系陕西省铜川市焦坪煤矿一位技术员姚筱舟（笔名“蕉萍”）所写。
《唱支山歌给党听》演唱者：才旦卓玛。
1937年6月，才旦卓玛出生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一个农奴家庭。当时农奴的家庭生活十分困苦。从小，她就喜欢唱歌，小时侯给农奴主放羊，经常和身边的人一起唱西藏民歌。
1951年，共产党解放军进驻西藏，包括日喀则，面临藏族民众的误解和恐惧。然而，共产党解放军的公正和友善行为让才旦卓玛等藏民改变了看法，并与之亲近。才旦卓玛因对唱歌的热爱，被解放军文工团吸引，并最终加入其中。之后，她有机会代表西藏青年赴内地参观，访问了北京、上海等地，拓展了视野 。
1956年，才旦卓玛去拉萨参加第一届西藏青年代表大会，那时候连演出服也没有，穿着一套借来的牧民服装，上台唱了一首《献给毛主席》 。
1958年，才旦卓玛成为了文工团一名歌唱演员。不久，才旦卓玛被选派进入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院（现西藏民族大学）里学习。按特长，才旦卓玛被分在声乐班学习声乐。在这里，才旦卓玛开始认识汉字，并学习到基础的文化知识。1958年底，上海音乐学院办少数民族声乐班，组织推荐才旦卓玛去了上海，师从声乐教育家王品素教授 。
1959年，才旦卓玛被选中演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反映西藏巨变的纪录片《今日西藏》主题歌《翻身农奴把歌唱》，该曲由纪录片的编导李堃与作曲家阎飞合作而成，影片上映后，这首歌迅速风靡海内外，才旦卓玛也一曲成名。
1961年，才旦卓玛在第二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独唱了由肖冷改编的歌曲《东方升起吉祥的太阳》，独具特色的歌喉令观众印象深刻 ，同年，还在读书的才旦卓玛在王品素老师的引领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学生党员。
1962年，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演出。
1963年，才旦卓玛再次登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舞台，演唱了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该作品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同年，她为电影《农奴》演唱了插曲《阿哥，你何须说（一支无字的歌）》 。
1964年10月2日，才旦卓玛在北京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倡导编排的戏曲片《东方红》并演唱了歌曲《毛主席，祝你万寿无疆》。
1965年，演唱由李堃作词，阎飞作曲的歌曲《翻身农奴把歌唱》，该曲入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 。同年，才旦卓玛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听了周总理的一席话，回到西藏，加入西藏歌舞团。在团期间，才旦卓玛走过了很多城镇、农村、牧场、厂矿、高山哨所为牧民群众、工人和人民子弟兵演唱歌曲。
1967年7月，才旦卓玛在海拔4700米的定日县古措兵站为1000多人举行了文艺演出，不顾疲劳和高原反应，连续献唱5首。演出后，她还特意为炊事班的8位同志补唱。此后，她坚持进行慰问演出，无论生病还是环境恶劣都从未停歇 。
1972年，演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歌曲《北京的金山上》。1974年，任西藏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 。
1978年，江村罗布与才旦卓玛率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出访北欧五国，旨在通过艺术表演消除西方对西藏的误解。他们作为中国文化使者，展现了西藏独特的音乐舞蹈，深受欢迎 。为了更好地宣传西藏，让世界了解西藏，在国务院和中宣部、文化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等中央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她先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使者、中国艺术访问团团长等身份出访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 。
1980年1月，参加西藏电视台播出的第一个小型电视晚会；9月，参加第1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1981年，担任西藏文联主席、党组副书记 。198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前夕，她在拉萨举办了个人独唱音乐会，演唱的31首歌中，有27首是藏族歌曲 。1986年，才旦卓玛参加由中国音协表演艺术委员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联合举办的王品素教授从事艺术教学四十年学生音乐会。
1988年，当选中国音协副主席。1988年至1993年，担任西藏文联主席、党组书记，西藏政协副主席、中国音协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五届副主席、西藏文联名誉主席 。1989年，获得第1届中国金唱片奖、“五洲杯金曲奖”、西藏首届“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基金奖”等 。
1994年，由才旦卓玛率领的西藏艺术团到澳门进行演出，藏族音乐的独特魅力立刻征服了澳门的观众。在澳门同胞的资助下，一个以弘扬藏民族的表演艺术，培养和奖励西藏中青年优秀艺术人才为宗旨的“才旦卓玛艺术基金”建立了 。1995年，西藏文艺代表团参加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1996年，参加“才旦卓玛艺术基金奖”歌曲新作演唱评奖暨电视颁奖晚会 ；同年，发行群星专辑《20世纪中华歌坛名人百集珍藏版》；12月，担任中国文联第六届副主席，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
1998年，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与克里木、德德玛等联唱歌曲《往日情怀》。1999年，发行个人作品精选专辑《才旦卓玛名歌经典》；同年，随西藏艺术团访澳并演唱歌曲《北京的金山上》。
2002年，发行精选集《才旦卓玛》，同年，才旦卓玛专门从拉萨飞到北京，在第十届“哈药六杯”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对西藏年轻的歌唱选手索朗旺姆进行支持 ，同年，才旦卓玛受邀在“五个一工程”颁奖晚会上演唱了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歌曲《一个妈妈的女儿》，该曲由著名军旅作家和诗人杨星火作词，国家一级作曲家阿金作曲 。2003年，才旦卓玛举办了“奇正藏药大型巡回演唱会”，足迹遍及上海、南京等几大城市。演唱会上，她把西藏的中青年歌唱演员带给了内地观众 。
2005年，发行个人专辑《才旦卓玛从艺50周年极品CD珍藏》；同年，才旦卓玛到青藏铁路建设工地慰问铁路建设者。2007年，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并演唱歌曲《雪莲献北京》 。
《我》把党来比母亲。《你》要剿杀共产党。《我》和《你》各自代表不同的《阶级》。有《阶级》，必存在《阶级斗争》。《共产党》是一群人组成的一个《政党》，《我》把党来比母亲。《你》要剿杀共产党。这是事实存在的。在《我》和《你》各自代表不同的《阶级》上，能有“共识“吗？能是“命运共同体“吗？而又能互相让步吗？
《你》要剿杀共产党。自共产党成立第一天起至今日今时，《你》要剿杀共产党的信仰放弃过吗？而那些《我》把党来比母亲的人，能让他（她）们不把共产党比母亲吗？这些《我》中有农奴、下岗工人和农民以及到此流浪讨生活的农民工和底层劳动人民。
例如《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姚筱舟16岁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后入朝作战回国，被分配到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姚筱舟被誉为“矿工诗人”，他在焦坪煤矿工作了28年，写下了大量以矿山、矿工为主题的诗歌、散文。
焦坪煤矿大部分矿工，新中国成立前都曾在私人小煤窑中采过煤，受尽苦难和折磨。他们对共产党充满深情与感激，有的工友发自内心地说：“共产党是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的家。”姚筱舟与矿工们朝夕相处，心灵受到了强烈震撼。
1958年，姚筱舟创作诗歌《唱支山歌给党听》，诗的全文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姚筱舟不敢署自己的名字，就以单位名称的谐音“蕉萍”为笔名投稿，后来这首诗被发表在《陕西文艺》杂志“总路线诗传单”专栏里，“总路线诗传单”是由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编印的一张小报。
《唱支山歌给党听》后来被中国青年出版社汇编在《新民歌三百首》一书中出版发行。
1960年1月，雷锋在读书时偶然看到了这首诗，被诗中字句的真诚、质朴的情感所打动。回想起自己苦难的童年和翻身解放的日子，雷锋不禁感慨万千。他怀着自己对党的感情，将“母亲只能生我身”一句改为“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并省略了最后四句，整齐地抄录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中。
雷锋逝世后，《雷锋日记》被编印成册全国发行。1963年，上海实验歌舞剧院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在书中读到了雷锋抄下的这一段文字，被深深感动，于是为其谱曲，歌曲由任桂珍首唱。当时正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藏族学生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了这首歌，作为农奴的后代，这首歌的歌词让才旦卓玛深受触动。回想自己的身世经历和翻身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才旦卓玛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她主动找到自己的恩师、声乐教育家王品素，要求学唱这首歌。王品素被才旦卓玛的真情所打动，便费尽周折找到曲谱，一字一句地教她汉语歌词。
1963年“上海之春”音乐节舞台上，这首由姚筱舟原创歌词、雷锋改动抄录、朱践耳深情谱曲的歌曲，经过藏族学生才旦卓玛的出色演唱和电台的录制播放传遍大江南北，直至今日，经久不衰，成为几代人心中最熟悉的红色经典旋律之一。
一首歌曲几经辗转，流传于世。是共产党的深情感染，姚筱舟将情义抒写；是歌词动人，雷锋同志将它记录；是故事感人，朱践耳将它谱曲；是情真意切，才旦卓玛将它唱响。正是因为它是人民自己的歌，是人民群众心中的歌，才能过去这么多年始终深入人心。它饱含人民群众对党的一往情深，它必会被中华儿女世代传唱，万古流芳。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几十年来，《唱支山歌给党听》激荡过几代人的心扉，它的歌词质朴感人，旋律动人心弦，表达了人民对共产党的深情，是流淌在人们心中的歌、难忘的旋律。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全国各地群众《唱支山歌给党听》，用歌声发自肺腑的歌词和感人至深的旋律，让人久久难忘。为什么这首歌曲能经久不衰，历久弥新，传唱至今。
提起这首歌，人们很自然地把它与雷锋联系在一起。1963年，雷锋逝世后的第二年，毛泽东同志为雷锋题词，并号召全国上下向雷锋同志学习，掀起了一场学习雷锋的热潮。也是在那一年，雷锋日记里一首名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曲传唱大江南北。
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歌词就是雷锋所写，后来经过考证认为，歌词仅仅是雷锋从报纸上摘抄的一首诗歌。几经周折，有关部门终于获悉，歌词系陕西省铜川市焦坪煤矿一位技术员姚筱舟（笔名“蕉萍”）所写。
《唱支山歌给党听》演唱者：才旦卓玛。
1937年6月，才旦卓玛出生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一个农奴家庭。当时农奴的家庭生活十分困苦。从小，她就喜欢唱歌，小时侯给农奴主放羊，经常和身边的人一起唱西藏民歌。
1951年，共产党解放军进驻西藏，包括日喀则，面临藏族民众的误解和恐惧。然而，共产党解放军的公正和友善行为让才旦卓玛等藏民改变了看法，并与之亲近。才旦卓玛因对唱歌的热爱，被解放军文工团吸引，并最终加入其中。之后，她有机会代表西藏青年赴内地参观，访问了北京、上海等地，拓展了视野 。
1956年，才旦卓玛去拉萨参加第一届西藏青年代表大会，那时候连演出服也没有，穿着一套借来的牧民服装，上台唱了一首《献给毛主席》 。
1958年，才旦卓玛成为了文工团一名歌唱演员。不久，才旦卓玛被选派进入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院（现西藏民族大学）里学习。按特长，才旦卓玛被分在声乐班学习声乐。在这里，才旦卓玛开始认识汉字，并学习到基础的文化知识。1958年底，上海音乐学院办少数民族声乐班，组织推荐才旦卓玛去了上海，师从声乐教育家王品素教授 。
1959年，才旦卓玛被选中演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反映西藏巨变的纪录片《今日西藏》主题歌《翻身农奴把歌唱》，该曲由纪录片的编导李堃与作曲家阎飞合作而成，影片上映后，这首歌迅速风靡海内外，才旦卓玛也一曲成名。
1961年，才旦卓玛在第二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独唱了由肖冷改编的歌曲《东方升起吉祥的太阳》，独具特色的歌喉令观众印象深刻 ，同年，还在读书的才旦卓玛在王品素老师的引领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学生党员。
1962年，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演出。
1963年，才旦卓玛再次登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舞台，演唱了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该作品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同年，她为电影《农奴》演唱了插曲《阿哥，你何须说（一支无字的歌）》 。
1964年10月2日，才旦卓玛在北京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倡导编排的戏曲片《东方红》并演唱了歌曲《毛主席，祝你万寿无疆》。
1965年，演唱由李堃作词，阎飞作曲的歌曲《翻身农奴把歌唱》，该曲入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 。同年，才旦卓玛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听了周总理的一席话，回到西藏，加入西藏歌舞团。在团期间，才旦卓玛走过了很多城镇、农村、牧场、厂矿、高山哨所为牧民群众、工人和人民子弟兵演唱歌曲。
1967年7月，才旦卓玛在海拔4700米的定日县古措兵站为1000多人举行了文艺演出，不顾疲劳和高原反应，连续献唱5首。演出后，她还特意为炊事班的8位同志补唱。此后，她坚持进行慰问演出，无论生病还是环境恶劣都从未停歇 。
1972年，演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歌曲《北京的金山上》。1974年，任西藏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 。
1978年，江村罗布与才旦卓玛率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出访北欧五国，旨在通过艺术表演消除西方对西藏的误解。他们作为中国文化使者，展现了西藏独特的音乐舞蹈，深受欢迎 。为了更好地宣传西藏，让世界了解西藏，在国务院和中宣部、文化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等中央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她先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使者、中国艺术访问团团长等身份出访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 。
1980年1月，参加西藏电视台播出的第一个小型电视晚会；9月，参加第1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 。1981年，担任西藏文联主席、党组副书记 。198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前夕，她在拉萨举办了个人独唱音乐会，演唱的31首歌中，有27首是藏族歌曲 。1986年，才旦卓玛参加由中国音协表演艺术委员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联合举办的王品素教授从事艺术教学四十年学生音乐会。
1988年，当选中国音协副主席。1988年至1993年，担任西藏文联主席、党组书记，西藏政协副主席、中国音协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五届副主席、西藏文联名誉主席 。1989年，获得第1届中国金唱片奖、“五洲杯金曲奖”、西藏首届“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基金奖”等 。
1994年，由才旦卓玛率领的西藏艺术团到澳门进行演出，藏族音乐的独特魅力立刻征服了澳门的观众。在澳门同胞的资助下，一个以弘扬藏民族的表演艺术，培养和奖励西藏中青年优秀艺术人才为宗旨的“才旦卓玛艺术基金”建立了 。1995年，西藏文艺代表团参加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 。1996年，参加“才旦卓玛艺术基金奖”歌曲新作演唱评奖暨电视颁奖晚会 ；同年，发行群星专辑《20世纪中华歌坛名人百集珍藏版》；12月，担任中国文联第六届副主席，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
1998年，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与克里木、德德玛等联唱歌曲《往日情怀》。1999年，发行个人作品精选专辑《才旦卓玛名歌经典》；同年，随西藏艺术团访澳并演唱歌曲《北京的金山上》。
2002年，发行精选集《才旦卓玛》，同年，才旦卓玛专门从拉萨飞到北京，在第十届“哈药六杯”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对西藏年轻的歌唱选手索朗旺姆进行支持 ，同年，才旦卓玛受邀在“五个一工程”颁奖晚会上演唱了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歌曲《一个妈妈的女儿》，该曲由著名军旅作家和诗人杨星火作词，国家一级作曲家阿金作曲 。2003年，才旦卓玛举办了“奇正藏药大型巡回演唱会”，足迹遍及上海、南京等几大城市。演唱会上，她把西藏的中青年歌唱演员带给了内地观众 。
2005年，发行个人专辑《才旦卓玛从艺50周年极品CD珍藏》；同年，才旦卓玛到青藏铁路建设工地慰问铁路建设者。2007年，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并演唱歌曲《雪莲献北京》 。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
毛泽东时代，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
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
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
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
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多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就我党的经验说来，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的，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
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
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有些错误，是因为执行中央方针而犯的，不应当过多地责备下级。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
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
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
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
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 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 有括号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事情正在起变化》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写的一篇文章，曾发给党内干部阅读。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多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就我党的经验说来，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的，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有些错误，是因为执行中央方针而犯的，不应当过多地责备下级。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 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 有括号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下。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有两派最坚决：左派和右派。他们互争中间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几个月以来，报纸上从右派手上飞出了多少帽子呢！中间派反对扣帽子是真实的。我们对中间派过去所扣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乱扣。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的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 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象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斗争是互相斗争，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锄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你们这一篇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了一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在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妄图灭掉共产党，那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
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是又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戒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它普通犯错误的人，更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律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
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把党的整风任务完成？现在情况进展甚快，党群关系将迅速改善。看样子，有的几星期，有的几个月，有的一年左右（例如农村），就可完成。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思想水平，那就时间要长些。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人民正是这样希望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23-429页）
毛泽东时代，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
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
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
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
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多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就我党的经验说来，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的，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
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
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有些错误，是因为执行中央方针而犯的，不应当过多地责备下级。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
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
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
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
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 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 有括号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事情正在起变化》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写的一篇文章，曾发给党内干部阅读。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多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就我党的经验说来，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的，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有些错误，是因为执行中央方针而犯的，不应当过多地责备下级。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 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 有括号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下。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有两派最坚决：左派和右派。他们互争中间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几个月以来，报纸上从右派手上飞出了多少帽子呢！中间派反对扣帽子是真实的。我们对中间派过去所扣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乱扣。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的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 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象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斗争是互相斗争，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锄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你们这一篇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了一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在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妄图灭掉共产党，那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
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是又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戒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它普通犯错误的人，更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律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
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把党的整风任务完成？现在情况进展甚快，党群关系将迅速改善。看样子，有的几星期，有的几个月，有的一年左右（例如农村），就可完成。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思想水平，那就时间要长些。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人民正是这样希望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23-429页）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
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
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
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3)》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2023年全国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27件，罚没金额21.63亿元。其中，涉及医药领域案件7件，所涉罚没金额约17.72亿元，占比超过8成。
流转过票、层层加价……见不得光的操作，被掀开一角。
垄断原料药，虚增成本数百倍
此次公布的一众案件，涉及东北制药、天津金耀、远大医药、武汉汇海、江西祥宇、上药生化等多家企业。其中，仅上药生化等四家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就罚没超12亿元，这一案例也堪称“经典”——一家企业以原料药垄断为起点，最终撬动整个药品生产、购销链条的巨额利润。
罚近18亿!一份报告，揭开医药领域垄断黑幕
敲警钟！医药反腐风暴仍在持续
2023年的医药反腐风暴让整个医药产业经历了一次“刮骨疗伤”。进入2024年，官方的一系列动作都在提醒，这场风暴仍在持续。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公安局透露，该局成功破获一起医药领域特大虚开发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该案价税合计高达50亿元。
另外，据中新健康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18日，今年至少已有超150名医药卫生系统“关键少数”被查，范围涵盖地方卫健、医保、药监领域“一把手”以及医院、药企、高校管理层。
官方组合拳围剿，《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会是《谁？》？又会是《谁？》？靠走资派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反腐？能反得了吗？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转载《罚近18亿!一份报告，揭开医药领域垄断黑幕》
文章来源: 新闻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反垄断局）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3)》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2023年全国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27件，罚没金额21.63亿元。其中，涉及医药领域案件7件，所涉罚没金额约17.72亿元，占比超过8成。
流转过票、层层加价……见不得光的操作，被掀开一角。
01
一桩典型大案背后：
垄断原料药，虚增成本数百倍
此次公布的一众案件，涉及东北制药、天津金耀、远大医药、武汉汇海、江西祥宇、上药生化等多家企业。其中，仅上药生化等四家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就罚没超12亿元，这一案例也堪称“经典”——一家企业以原料药垄断为起点，最终撬动整个药品生产、购销链条的巨额利润。
罚近18亿!一份报告，揭开医药领域垄断黑幕
截图自《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3)》
案件中涉及的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是生产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的必需原材料，中国没有企业生产该原料药，只能从境外进口。看到“商机”的武汉汇海方开始入局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
2010年4月，武汉汇海与丹麦雅赛利签订了《原料药供货协议》，成为丹麦雅赛利中国市场代理商。2013年11月，丹麦雅赛利获得原料药《进口药品注册证》。2016年开始，汇海方给予丹麦雅赛利中国区销售负责人好处费，要求其利用职权不向其他企业销售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
根据官方公布的调查，2015年以来，丹麦雅赛利将向中国出口的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总量的98%销售给了汇海方或者汇海方指定的企业；其余2%销售给了医疗器械研发公司，未用于生产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也就是说，汇海方控制了中国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供应。
为达到以高价销售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获取垄断利润的目的，汇海方在上药生化配合下，在原料药销售环节安排38家医药经销公司流转过票、层层加价，将从丹麦雅赛利处73-94元/克采购的原料药，逐步推高至1.8万-3.5万元/克销售给上药生化用以生产制剂。
根据第三方统计数据，2017年以来，在与中国市场销售量接近的美国、印度、俄罗斯市场，同规格或者相近规格的制剂销售价格折合人民币为47-183元/支，中国市场2303-2918元/支的价格是该价格的12-62倍。
2023年7月31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药生化立案调查，而在此之前不久，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的挂网价从2303元/支骤降为270元/支。
此后，国家医保局再次约谈上药生化，上药生化承诺将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挂网价格从270元/支进一步降低至123元/支，并保证稳定供应。
02
敲警钟！医药反腐风暴仍在持续
2023年的医药反腐风暴让整个医药产业经历了一次“刮骨疗伤”。进入2024年，官方的一系列动作都在提醒，这场风暴仍在持续。
5月27日，国家卫健委等14部门发布《2024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该文件从持续规范医药生产流通秩序、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治行业乱象、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深化巩固集中整治工作成效5个方面提出15条具体要求，其中就明确提到重点关注推高药品价格、扰乱药品流通秩序的不法行为。
医药领域特大虚开发票案部分涉案物品。乌兰浩特市公安局供图
就在几天前，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公安局透露，该局成功破获一起医药领域特大虚开发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该案价税合计高达50亿元。
另外，据中新健康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18日，今年至少已有超150名医药卫生系统“关键少数”被查，范围涵盖地方卫健、医保、药监领域“一把手”以及医院、药企、高校管理层。
官方组合拳围剿，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
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
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
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3)》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2023年全国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27件，罚没金额21.63亿元。其中，涉及医药领域案件7件，所涉罚没金额约17.72亿元，占比超过8成。
流转过票、层层加价……见不得光的操作，被掀开一角。
垄断原料药，虚增成本数百倍
此次公布的一众案件，涉及东北制药、天津金耀、远大医药、武汉汇海、江西祥宇、上药生化等多家企业。其中，仅上药生化等四家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就罚没超12亿元，这一案例也堪称“经典”——一家企业以原料药垄断为起点，最终撬动整个药品生产、购销链条的巨额利润。
罚近18亿!一份报告，揭开医药领域垄断黑幕
敲警钟！医药反腐风暴仍在持续
2023年的医药反腐风暴让整个医药产业经历了一次“刮骨疗伤”。进入2024年，官方的一系列动作都在提醒，这场风暴仍在持续。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公安局透露，该局成功破获一起医药领域特大虚开发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该案价税合计高达50亿元。
另外，据中新健康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18日，今年至少已有超150名医药卫生系统“关键少数”被查，范围涵盖地方卫健、医保、药监领域“一把手”以及医院、药企、高校管理层。
官方组合拳围剿，《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会是《谁？》？又会是《谁？》？靠走资派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反腐？能反得了吗？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转载《罚近18亿!一份报告，揭开医药领域垄断黑幕》
文章来源: 新闻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反垄断局）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3)》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2023年全国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27件，罚没金额21.63亿元。其中，涉及医药领域案件7件，所涉罚没金额约17.72亿元，占比超过8成。
流转过票、层层加价……见不得光的操作，被掀开一角。
01
一桩典型大案背后：
垄断原料药，虚增成本数百倍
此次公布的一众案件，涉及东北制药、天津金耀、远大医药、武汉汇海、江西祥宇、上药生化等多家企业。其中，仅上药生化等四家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就罚没超12亿元，这一案例也堪称“经典”——一家企业以原料药垄断为起点，最终撬动整个药品生产、购销链条的巨额利润。
罚近18亿!一份报告，揭开医药领域垄断黑幕
截图自《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2023)》
案件中涉及的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是生产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的必需原材料，中国没有企业生产该原料药，只能从境外进口。看到“商机”的武汉汇海方开始入局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
2010年4月，武汉汇海与丹麦雅赛利签订了《原料药供货协议》，成为丹麦雅赛利中国市场代理商。2013年11月，丹麦雅赛利获得原料药《进口药品注册证》。2016年开始，汇海方给予丹麦雅赛利中国区销售负责人好处费，要求其利用职权不向其他企业销售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
根据官方公布的调查，2015年以来，丹麦雅赛利将向中国出口的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总量的98%销售给了汇海方或者汇海方指定的企业；其余2%销售给了医疗器械研发公司，未用于生产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也就是说，汇海方控制了中国硫酸多黏菌素B原料药供应。
为达到以高价销售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获取垄断利润的目的，汇海方在上药生化配合下，在原料药销售环节安排38家医药经销公司流转过票、层层加价，将从丹麦雅赛利处73-94元/克采购的原料药，逐步推高至1.8万-3.5万元/克销售给上药生化用以生产制剂。
根据第三方统计数据，2017年以来，在与中国市场销售量接近的美国、印度、俄罗斯市场，同规格或者相近规格的制剂销售价格折合人民币为47-183元/支，中国市场2303-2918元/支的价格是该价格的12-62倍。
2023年7月31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药生化立案调查，而在此之前不久，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的挂网价从2303元/支骤降为270元/支。
此后，国家医保局再次约谈上药生化，上药生化承诺将注射用硫酸多黏菌素B挂网价格从270元/支进一步降低至123元/支，并保证稳定供应。
02
敲警钟！医药反腐风暴仍在持续
2023年的医药反腐风暴让整个医药产业经历了一次“刮骨疗伤”。进入2024年，官方的一系列动作都在提醒，这场风暴仍在持续。
5月27日，国家卫健委等14部门发布《2024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该文件从持续规范医药生产流通秩序、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治行业乱象、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深化巩固集中整治工作成效5个方面提出15条具体要求，其中就明确提到重点关注推高药品价格、扰乱药品流通秩序的不法行为。
医药领域特大虚开发票案部分涉案物品。乌兰浩特市公安局供图
就在几天前，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公安局透露，该局成功破获一起医药领域特大虚开发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2名，该案价税合计高达50亿元。
另外，据中新健康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18日，今年至少已有超150名医药卫生系统“关键少数”被查，范围涵盖地方卫健、医保、药监领域“一把手”以及医院、药企、高校管理层。
官方组合拳围剿，下一个瑟瑟发抖的会是谁？
chunfengfeng 发表评论于
没有抗美援朝，就没有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虽然里面的阴谋论，也在网上横行，也许斯大林和金日成确实做了什么，但是改变不了一个事实：新中国的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惹急了，是不好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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