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产主义》消灭《共产党》
反《共产主义》消灭《共产党》这个话题，是从《马克思主义》诞生时起，《共产主义》的理想一直被资产阶级右派们列为反对名单上的第一位。《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资产玠级右派和蒋介石国民党列为消灭名单的榜首。反《共产主义》消灭《共产党》的工程也己进行了几百年了，何时完工，目前似乎看不到完工的迹象。
但在反《共产主义》消灭《共产党》的巨大工程中，不断地有反《共产主义》消灭《共产党》的新生力量的加入。尤其是一些出生于低层工人或农民家庭的后代们，他们出生于新中国，生长在红旗下，受教育于走资派时代，深受“考上大学改变命运“，“读书当官获取名利“等的人生价值观的潜移默化，在大学毕业后又出国留学接受资本主义的教育后，树立了“絕对精致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混迹于上层精英圈内，自然扛起了反《共产主义》消灭《共产党》的重任。
那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们为了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巨大努力，他们通过出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述、利用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学习研究革命理论，在很短时间内基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性质和组织原则，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从1920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到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中国共产党人作了大量艰苦的工作，通过翻译出版马列著作，创办报刊介绍马列著作等形式，使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中国的先进分子很早就认识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从1918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开始，中国共产主义者就一直在不懈地进行革命理论的探求。1920年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便逐渐开始有组织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到1922年党的二大召开时，共产党在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原著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利用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成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织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到上海后，即开始从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了专门的宣传报道部和出版部，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翻译、编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介绍、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20年6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社会经济丛书第一期出版预告”，其中刊登的即将出版的书籍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伦理学》、《资本论解说》、《社会经济的基础》、《布尔色维克底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史》等，这些都是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负责翻译和出版的。
1920年11月，《共产党》创刊号以《列宁的著作一览表》的形式，集中介绍了列宁的19种重要著作。它们是：《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问题》、《俄罗斯的资本制度发达史》、《经济的剳记和论文》、《要做什么》、《告贫乏的农民》、《进一步退两步》、《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民主工党两个政策》、《社会民主实业史略的大纲》、《解散旧国会和无产阶级的目的》、《1905年至7年俄罗斯第一次革命中的俄国社会民主的大纲》、《经验批评主义的唯物哲学》、《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末日》、《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目的》、《论进行方法的文书》、《革命的教训》、《农业中资本发达律的新论据》、《国家与革命》、《苏维埃政府的要图》、《无产阶级的革命与靠斯基汉奸》（即《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的最初翻译——笔者注）。1921年7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上发表《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时，将上述列宁的著作再次予以推荐。
1921年6月下旬，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又准备出版《新时代丛书》。到1922年，出版有《社会主义与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马克思学说概要》等书。
中共一大之后，集中译介马克思主义著述即成为党的工作的重点之一。在1921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5号上，刊登了一篇《人民出版社通告》。这个通告中提出的庞大的出版计划，即便是在今天，也令人感到惊讶。《通告》说，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即共产主义者）丛书和其他9种书。具体是：
马克思全书共15种：（1）《马克思传》（王仁编）、（2）《工钱劳动与资本》（袁湘译）、（3）《价值价格与利润》（李定译）、（4）《哥达纲领批评》（李立译）、（5）《共产党宣言》（陈佛突译）、（6）《法兰西内战》（孔剑明译）、（7）《资本论》（李漱石译）、（8）《剩余价值论》（刘英译）、（9）《经济学批评》（李漱石译）、（10）《革命与反革命》（李漱石译）、（11）《自由贸易论》（吴智译）、（12）《神圣家族》（钱润译）、（13）《哲学之贫困》（黄式遵译）、（14）《犹太人问题》（胡琰译）、（15）《历史法学派之哲学的宣言》（张九思译）。
“列宁全书”共14种：（1）《列宁传》（张亮译）、（2）《国家与革命》（康明烈译）、（3）《劳农会之建设》（李立译）、（4）《无产阶级革命》（张空明译）、（5）《现在的重要工作》（成则人译）、（6）《劳工专政与宪法会议选举》（成则人译）、（7）《讨论进行计划书》（成则人译）、（8）《写给美国工人的一封信》（孔剑明译）、（9）《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李墨耕译）、（10）《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张空明译）、（11）《苏共中央：资本主义的末局》（罗慕敢译）、（12）《第二国际之崩坏》（孔剑明译）、（13）《共产党星期六》（王崇译）、（14）《列宁文集》（孔剑明译）。
“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1）《共产党计划》（布哈林著，张空明译）、（2）《俄国共产党党纲》（张西望译）、（3）《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布哈林著，彭成译）、（4）《世界革命计划》（胡友仁译）、（5）《共产主义入门》（布哈林著，罗雄译）、（6）《共产主义》（鲍尔著，张松严译）、（7）《创造的革命》（鲍尔著，李又新译）、（8）《到权利之路》（柯祖基①今译为“考茨基”，以下同。著，孔剑明译）、（9）《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成则人译）、（10）《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托洛茨基著，罗慕敢译）、（11）《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李墨耕译）。
计划出版其他书籍9种：（1）《马克思学说理论的体系》（布丹著，李立译）、（2）《空想的与学科的社会主义》（恩格斯著，陈佛突译）、（3）《伦理与唯物史观》（柯祖基著，张世福译）、（4）《简易经济学》（阿卜列特著，张空明译）、（5）《多数党底理论》（波斯格特著，康明烈译）、（6）《俄国革命纪实》（托洛茨基著，周诠译）、（7）《多数党与世界和平》（托洛茨基著，周诠译）、（8）《马克思经济学》（温特曼著，杨寿译）、（9）《家庭之起源》（伯伯尔著，张空明译）。
除了直接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外，中国先进分子还利用有限的资料，自己编书著书，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如邵飘萍编著的《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商务印书馆，1920年4月）；邵飘萍著《新俄国之研究》（日本东瀛编译社1920年8月）；飘萍、吉人合著：《失业者问题》（泰东图书局，1920年11月）；田诚（陈独秀）著：《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汉口印，1921年6月）；施光亮编：《劳动运动史》（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印，1922年4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马克思纪念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印，1922年5月），等。
可以看出，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渴求程度和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在党的90年的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这期间，由于各种原因，其出版计划并没有全部完成，但绝不止有人说的只有20种。据石川祯浩先生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介绍，目前尚能看到的1920年8月至1922年6月由中国共产主义者翻译或编译并正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类图书，仍有37种之多。
中国先进分子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将利用报刊发表文章，作为掌握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通俗的工人刊物《劳动界》；9月，将《新青年》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11月7日，创办了半公开性质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同期，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劳动音》，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劳动者》、《劳动与妇女》等。与此同时，先进分子还把一些报纸的副刊办成传播新思想的园地，如《晨报》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京报》副刊等。
以《晨报》副刊为例。1920年5月，它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它译载了日本人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从5月9日至6月1日，“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了马克思的重要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中译文。6月3日至11月1日，又连载柯祖基《马氏资本论释义》的中译文。
此外，中国先进分子利用这些报刊，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从1920年5月至1922年6月，陈独秀在报刊上发表随感录26篇，发表论文25篇。
中国先进分子利用这些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经验，介绍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所进行的斗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
为了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引向深入，更系统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类型的组织，开始有组织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以北京为例。在李大钊指导下，经过长时间秘密酝酿，1920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这也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有组织有计划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今天，北大图书馆还保存着当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读过的8本德文原版马列文献。它们是：《伟大的创举》（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反对改良主义》（蔡特金和瓦勒齐）；《共产主义在波兰》（布兰特和瓦勒齐）；《无产阶级革命中共产党的作用》（季诺维也夫）；《在德国十二天》（季诺维也夫）；《旧目标，新道路》（季诺维也夫）；《法国工人运动问题和共产国际》（托洛茨基）。
当时在李大钊推动下，北京大学出现了多个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系等课堂上，也开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现实性很强的社会科学课程，如“唯物史观研究”、“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劳农政府”、“中国劳工现况与现代各国劳工组织之比较观”、“现代各国之社会党”、“现代普选运动”、“人种问题”等等。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基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如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从而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性质和组织原则，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方向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首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早期共产党人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中，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开始逐渐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而共产党人一旦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便用来作为斗争的武器，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
其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是用以代替私有制度、资本制度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要实现这个新组织，首先要推倒现政权及其军队，重建劳动者的政府，“这种急进的、全部的、彻底的改造就叫作‘革命’。
再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由于早期共产党人较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并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为榜样，从而使党在创建之时就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有效地保持和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