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年语文教改（2432）易中天回校作报告，激励我勇往直前
1986年4月17日是星期四，下午政治学习时间，学校领导请时任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副主任易中天，回母校给老师们作报告，讲美学问题。
易中天是华师一附中1965届高三（1）班的，当时坐在下面听他作报告的有三个与他同届的同学，他同班的徐尚哲，是北师大毕业的高材生，因父亲是右派分配到边远山区；（2）班的游丽昭和我，因“不宜录取”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当中学老师。我们三人都是历经周折，先后在袁福校长的倾情关爱下，调回母校的。
易中天当年因“不宜录取”，上不成大学，而支边去了新疆。后来凭着“同等学力”，于1978年直接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考回武汉。毕业时幸遇当代蔡元培——刘道玉校长，千方百计把他留在了武汉大学，现在凭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学风格和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当上了副主任。
当主持会议的王副书记宣布：“今天请我们学校的老校友、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易中天给我们作报告，大家鼓掌欢迎。“
只见老同学易中天走上去，把讲稿放在讲台上，然后走到台前，向全体老师弯腰九十度行了一个鞠躬大礼，再回到讲台：“首先感谢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们！特别感谢恩师吴传忠老师！……”
此前，易中天有一次在答《东莞时报》记者问时，是这样回忆高中时代的吴老师的：有一次，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叫《记一位难忘的人》。
我问老师，写古人行不行？
老师楞了一下，说行。
我又问，不写成记叙文行不行？
老师又楞了一下，又说行。
我得寸进尺，又问，回家写行不行？
这回老师特爽快，说行。
我回家。写了一篇独幕剧《苏武牧羊》，老师给了高分。后来，只要是作文课，我就回家写。有一次，我用繁体字和文言文写了一篇游记，老师给了最高分。他就是我永远难忘的吴传忠老师。
（易中天与笔者中间是吴老师）老师们，我在母校高中三年所遇到的老师，都让我永远难忘！千家街上的华师一附中让我终生难忘！下面，我开始汇报《谈美学》。
我以为，美学是：研究“问题的问题”、“标准的标准”。也就是说，它研究的，是艺术和审美中那些带有根本性和普遍性的问题。
美学是研究美和艺术最抽象最根本问题的。把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电影等等统统管起来的只有美学，此外还有艺术学。或者准确地说，一般艺术学。一般艺术学就是宏观整体研究各门类艺术共同规律的学科。它是美学和门类艺术学之间的东西。
美学研究的，是艺术的根本问题，是艺术中的哲学问题或者哲学中的艺术问题。
美学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满足人类的一种好奇心，一种对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探索的愿望。
在人类文化和文明中，艺术差不多是最早诞生的，比科学和哲学早得多，几乎仅次于工具。
美学是研究美和艺术的。
人与动物的不同，是在他遇到一个现象，就要提问题。什么问题呢？总的来说，也就三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这就产生了各种学科。
要知道“怎么办”，就得知道“为什么”；而要知道“为什么”，就要知道“是什么”。所以，“美是什么”，就是美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只要谈到“美”，必然有一个如何“审美”问题。
比如《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杜牧的“蜡烛有泪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很有名的，很美，很感人，但不“科学”。因为蜡烛没有心，也不懂得惜别，只要把它点燃了，它就流泪。你离别的时候它流泪，你结婚的时候它也流。所谓“替人垂泪到天明”只是我们的“自作多情”。但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你不自作多情是不行的。你不自作多情，生活就没有意思，自然也就不美了。天鹅为什么美？因为它优雅。荷花为什么美？因为高贵。熊猫为什么可爱？因为它憨态可掬。腊梅为什么可敬？因为它傲雪凌霜。其实，自然界原本无所谓优雅不优雅，高贵不高贵。熊猫并不觉得自己憨，这些品质或性质，都是人赋予它们的，是移情的结果。移情是艺术和审美当中十分常见的现象。
移情也要是有条件的。比如，面对一只癞蛤蟆，你就无法“移入”高贵的情感。我们也很难说芦苇是坚韧的。可见，对象的形式是移情的条件。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主体的态度。懂得了移情的原理，就能更好地欣赏艺术。
有人把移情称为拟人，拟人是中学语文老师教学生的一种修辞方法。两者确实相象，也有关系，因为它们都是把对象看作人。所以移情和拟人往往是难解难分的。但认真说来，移情和拟人是不同的。拟人是修辞手法，而移情是审美态度；拟人是在想象中把非人对象的外部特征和人的外部特征联系起来，移情则是在体验中把自己的情感赋予对象。拟人所拟人之人可以是他人，移情所移之情必须是自己。拟人只能用于非人的对象，移情的对象则可以是非人的，也可以是人。
移情也不等于联想，联想也是语文老师教学生写作文的一种思维方式。联想只能“唤起”情感，不能“移入”情感。比方说，你看见老朋友画的一幅画，从而想起了故去的他，很难过，这就是联想。这个时候，画面上有什么，是不重要的。相反，如果是移情，那么，这幅画是谁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画面上的色彩、线条、构图会使你移入什么情感。总之，联想是睹物思人，移情是物我同一；联想是由此及彼，移情是推己及人。它们两个也是不一样的。
移情就是在审美活动中主体将情感移入对象，从而体验到和物我同一的心理过程。
这是很符合我们中国人审美经验的。可以说是中国美学尤其是中国诗学的要义。
中国美学认为，人之所以要有艺术，是因为他有情感。“情动于中故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这就是诗；“嗟叹不足故永歌之”，这就是歌；“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就是舞。诗歌舞是三位一体，都是情感的表现。
有一个人问:你们理论家总是讲“愤怒出诗人”。我倒是经常愤怒，怎么不是诗人？我就回答——我本来是不想回答的，但见他问得很认真，就回答了。说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你的愤怒有没有社会意义？如果你只是到菜市场买菜，付了钱又忘记把菜拿走，自己和自己生气，恐怕就写不成诗。写成了也没人看。第二，就算你的愤怒，有社会意义，也还要看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形式。找不到，你也成不了诗人。克罗齐说的好，同一首诗的题材可以存在于一切人的心灵，但正是一种独特的形式，使诗人成其为诗人。
北岛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身影”。这当然是诗，而且是非常好的诗。因为它不但有一个很好的诗的形式，而且它所传达的情感，是有社会意义的，有普遍性的。情感的普遍性非常重要。只有那些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情感和题材，比如爱情、死亡、生命的价值等等，才能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所以，一个姑娘会歌唱自己失去的爱情，一个守财奴却不会歌唱自己失去的金钱。
美感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种情感。如果不是情感，就不叫美感了。其次，它是一种高级情感。这一点也没有问题，许多心理学家就是这么讲的。高级情感包括三种，理智感、道德感、审美感，有的心理学家比如湖南师大的陈孝禅教授，便把它们合起来称作情操。陈先生认为人的情感可以分为三类，即情绪、情感、情操。情绪是低级情感，情感是一般情感，情操则是高级情感。这是有道理的。只不过情操这个说法不大容易被接受。因为在一般人的概念中，情操往往单指道德感，而且和操守相联系。也就是说，道德情感和道德操守相结合，即为情操。把美感称为情操，容易产生误会。但我们现在也还想不出一个适当的词，把理智感、道德感和审美感统称起来。我们只要记住美感是一种高级情感，也就行了。
美感为什么是一种高级情感呢？在我们看来，美感之所以是一种高级情感，就因为它是经过了传达即对象化的。也就是说，美感，是对象化了的情感。正因为它被对象化，被“加工”和“改造”过了，也就不再是原始的、粗糙的一般情感，而是高级情感了。这里要注意，“加工”和“改造”是打引号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我们在这情感上面做了什么手脚，把它怎么样了。情感还是情感，只不过先被对象化到一个对象上，然后又从这个对象那里获得共鸣而已。“情往似赠”，就是情感的对象化；“兴来如答”，就是在这个情感的对象那里再获得共鸣，只不过打了个来回（所引两句话见《文心雕龙》）。
但是，打不打这个来回，却大不一样。没有这个来回，情就还是“情”（一般情感），变不成“兴”（高级情感）。当然，这里说的“兴”不等于美感。兴，又叫“兴象”，是审美情感加审美意象的意思。一个审美情感，一个审美意象，加在一起，就叫“兴象”。 可见“兴”又确有美感的意味，也可见在上述过程中，情感和对象都发生了变化。情感因为对象化而且是由一般情感变成了审美情感，对象在审美主体头脑中的反映则因为情感化而由一般表象变成了审美意象。所以审美就是情感的对象化过程，美感则是对象化了的情感。
审美是情感的对象化过程，美感是对象化了的情感，也就等于说审美是情感的传达，美感是传达了的情感。在这里，对象化是方式，传达才是本质。这个观点，也可以叫做“审美本质传情说”。
为了说清这点，我们必须把传达的定义再讲一遍。传达就是让不同的人体验到相同的情感，即同情和共鸣。但我们知道，情感在本质上是主观的。每个人的情感体验都不相同。因此，当两个人试图交流情感时，他们很可能是相互指向却又相互错过。比方说，父母是很爱子女的，可是他们并不一定能得到子女的回爱。子女对待他们可能是爱，也可能是冷漠，蔑视，甚至暴戾。这时做父母的就会非常伤心。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情感虽然必须传达，却不一定能够传达。因此，任何情感要想得到传达，尤其是想在人与人之间实现普遍的传达，都必须通过和借助于一个“中介”，我们称之为“传情的媒介”
其实所有的艺术品，所有的审美对象，都是这样一个“传情的媒介”，当我们唱同一首歌，看同一幅画，为同一部影片所感动时，我们的情感也就得到了传达。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就是专门为了情感的传达而产生的。因为除了当“传情的媒介”，我们看不出艺术还有什么作用。而且，正因为艺术的目的就是传达情感，所以，艺术和情感一样，也不讲道理。吕本中有首词：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读这首词你不能抬死杠，说你到底是要我像月亮还是不像月亮？其实这并不关月亮什么事。不过是“传情的媒介”而已。
我们可以看出审美对象的秘密。什么是审美对象？其实就是“传情的媒介”。从这个意义上讲，审美对象即艺术品，艺术品即审美对象，它们都是“传情的媒介”。只不过艺术品的任务，主要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传达；审美对象的任务，则主要是实现自己和自己情感的传达。在这个时候，审美对象就被看作了另一个人“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就是这个意思。
美学至少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何谓审美何谓非审美。第二，它必须回答，非审美如何变成审美。
我们知道，世界上原来是无所谓美丑的，正如世界上原本无所谓真伪。自然界从不做假，自然界所有的现象都是真的。自然也无所谓善恶。说狼吃羊是恶，这是人的看法，不是自然界的看法，自然界也没有什么“看法”。没有看法，也就没有真伪、善恶、美丑。所以，自然界也是非逻辑、非道德、非审美的。
那么，世界上为什么后来又有了真伪、善恶、美丑呢？简单地说，是因为有了人。这些都是人对事物的评价，是人的价值判断，而且是以人为中心来设立评价标准的。这就是我们要明确的第二点，真伪、善恶、美丑，都是对于人而言的。
第三点，正因为真伪、善恶、美丑都是对于人而言的，因此它们也都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的。庄子有句名言：“神奇复化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实际上，这些问题的结论都一直是在变化着的。审美起源于非审美，美则往往由丑而来。比如“残荷败柳，乱石险滩，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这就是丑变成美。
那么，有没有不变的？有。有些东西，恐怕永远也变不成美，比如垃圾。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列一个名单，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不能证明人是人的对象。它们或者是人要抛弃的，比如粪便；或是人要避免的，比如病态；或者是使人不成其为人的，比如死亡；或者是这些东西的象征物，比如尸体。动物当中，最难被看作“美”的是猴子。猴子为什么往往被看作是“丑类”呢？就因为它像人又不是人，很容易让人看出“不是人”的特征。其他动物和人差别太大，反倒不会引起这种比较。有了距离，反倒可能美了。所以，人决不会说猴子美，只会把它当作耍弄、嘲笑、鄙视的对象。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人越是意识到自己是人，就越是反感自己的非人形象；而越是对自己的非人形象反感，就越是肯定自己的属人本质。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就是能够确证人之为人的东西；丑，则是人的不能确证。
有人会问，你说病态不美，病西施怎么讲？这个问题要搞清楚逻辑关系，是西施因病态而美，还是病态因西施而美？恐怕是后者。病西施之所以美，只因为生病的是西施。如果是东施，只怕越病越难看，要不怎么说“东施效颦”？可能你又要说了：东施越病越丑，西施越病越美，可见美丑和病不病，还是有点关系。是有点关系。什么关系呢？作料的关系。病西施为什么美呢？就因为她原本人见人爱。一生病，更让人心疼，也就觉得更美了。这就好比做甜食，放一点点盐，更甜。但你不能说盐是甜的，对不对？所以你也不能说病态是美的。如果病态即美，那选美大会就该到医院去开了。
又有人说了，你说猴子不美，但画家也有画猴子的，我可以补充一句，还有画死人的。可惜这并不能证明猴子或死尸是美的。因为任何对象一旦进入艺术领域，无论美丑善恶，都一律变成美。为什么呢？因为艺术无丑。一件“艺术品”如果居然很“丑”，那就根本不能叫“艺术”或“艺术品”。表现丑，或者说，表现现实丑的艺术不是“丑的艺术”。因为它表现的对象虽然是丑的，它自己却是美的。所以，猴子如果被真正的画家画了出来，它就肯定是美的了，是“美猴王”。你们看六小龄童演的孙悟空，最美的部分是什么？是眼睛。但你们想想，那是猴子的眼睛吗？不是。那决不是猴子的眼睛，那是人的眼睛。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最美丽的猴子和人比起来也是丑的。”这句名言其实提示了一个道理：美就是能够确证人之为人的东西。艺术之所以无丑，就因为艺术是人的确证。正因为艺术是人的确证，因此，一旦一件艺术品被认为是丑的，人们就宁愿说它“不是艺术”，而不愿说它是“丑的艺术”。
许多美学家是反对将美和艺术划等号的。在他们看来，美是美，艺术是艺术。比方说，自然美就不是艺术，艺术中也有丑。但我想这一点在我们这里应该不成问题。艺术中的丑是怎么回事，我们已经讲清楚了。至于自然美，则无妨广义地看作艺术美。所谓“江山如画”，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自然界原来无所谓美丑。只有当我们以看待艺术品的眼光去看待自然时，自然界才会表现出自己的美来。
实际上，美和艺术只有方式和形态的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后来，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教授和易中天合著的《黄与蓝的交响》这本书中，我们对美和艺术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表述：作为过程，情感的对象化就是艺术，即美的创造；作为结果，对象化了的情感就是美，即艺术品。艺术是给情感的内容以对象化的形式，美是以对象化形式体现着的内容。因此，美就是凝固了的艺术，艺术则是展开着的美。
学友易中天来作报告时，正是我刚从宁沪游学归来的第二天。游学江南，“烟花三月下扬州“，后来又游览了苏州园林。再听易中天学友的谈美学，真是感觉这次游学美不胜收。一次演讲，两堂课，特别是像这样理论性非常强的抽象概念怎么讲，易中天以他特有的风格，讲得生动、形象、风趣，引人入胜。不仅让大家如沐春风，更让我深刻认识到从理论上提高自己该是多么重要！我边听边想，他就是我后半生的榜样！
感谢易中天，让我清醒认识到勇往直前继续走语文教改之路，还要有“谋”，于我而言，谋就是要掌握专业的理论知识，包括学友今天讲的美学理论和常识。有勇有谋才能成就未来！
【附录】 老同学朱牧生眼中的易中天
华中师大一附中65（2）班老同学朱牧生，从新疆调回宜昌六中工作时，曾在《宜昌日报》上发表了《我所认识的易中天》，全文如下：
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上频频亮相，用幽默机智，神情并茂，通俗浅显的说史方式，把古代三国人物品了个淋漓尽致的易中天教授，渐渐成了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随着他一系列著作的畅销，他成了中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尽管各类媒体对易中天和易中天现象褒贬不一，但作为易中天中学时代的同学，同为“军垦战士”时侯的战友，为他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而高兴。同时，也让我忆及这四十多年来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
教授与萝卜
1965年9月17日，我们满怀着“解放全人类”的勃勃野心，乘坐同一专列从武汉支边进疆，分配到新疆兵团农八师莫索湾垦区，都成了一名军垦战士。
莫索湾地处天山以北，准葛尔盆地南沿，是五十年代末期从戈壁沙漠中开垦出来的处女地，离石河子市有98公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沙漠、盐碱地、戈壁、白杨、条田、地窝子、红柳。这里有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烂，树干粗过树冠的胡杨林。这里没有四季之分，有着长达半年（每年10月底至来年5月初）最低温度可达零下40度的寒冷冬季，也有着最高温度可达零上40度的炎热夏季。昼夜温差极大。那时的“农工超男”易中天，曾冒着“风头如刀，面如割”的寒风拉过每车超过500公斤黄沙的架子车；曾在结了冰的棉桃上抠过棉花；曾在蒸笼般的庄稼地里掰过包谷棒子，收割过小麦；曾在疙疙瘩瘩的田间跪爬着定过苗，拔过草；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一手提马灯，一手拿铁锹浇过水，守过夜…….。那时的易中天一餐能吃一斤半包谷馍。大碗地喝酒，大块吃肉，大声吼叫，大步走路。到哪里都是一个壮劳力。
“江南好，风景旧成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首诗曾是我们这些游子的梦中吟。那时虽然有三年一次的探亲规定，但在那动乱年代，在那“天高皇帝远”的沙包窝里仅是一纸空文。即使有极少数“表现好的”享此殊荣，但短短的一个月假期（那时交通不便，往返路途就要8、9天）又岂能弥补亲情的伤痕。由内地通往新疆的铁路线上不知洒下多少亲友的眼泪。这其中又尤以湖北人思家念骨最切。在新疆，不管你是黄陂的，新洲的，还是武汉的，只要听到带有南方口音，都感到分外亲切。都凑上去聊几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不是春节晚会上的一句笑话，这确实是常年生活在异乡的人们情感的真实写照。人们为了互相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每逢节假日聚在一起，互诉衷肠成为一种企盼。中天是我们每聚必到的挚友，是最受欢迎的座上宾之一。
当年的易中天，每逢外出，总是干净而朴素。冬天常常穿一件蓝咔叽布的长棉大衣，靠上面有两个护手的大荷包，一双黑色的皮鞋擦得干干净净；夏天总穿一套细帆布的工作服，足蹬一双翻毛皮鞋，（夏天公路上常积尘盈尺）。不足一米七零的身高，却显得很壮实，略显稍大的头颅上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只有从他那嘴角常带着的调侃微笑中，才显出他的聪明睿智的书生本色。他的记忆极好，谈吐幽默，又乐于助人。用老乡们的话来说：“他蛮合群”。
近来，易中天说：“我是一个大萝卜，一个学术萝卜，萝卜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草根，第二是健康，第三是怎么吃都行。你可以生吃，可以熟吃，可以荤吃，可以素吃。而我追求的正是这样一个目标，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学术品位、大众口味。”中天对萝卜情有独钟，这不是近几年的事，想起来，早在三十多年以前，他就是“品”萝卜的高手，当然，那时他不是作为“学术萝卜”让别人去“品”，而是他“品”萝卜。
那是1972年11月5日，是我老大周岁生日，免不了要请老乡来家聚一聚。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各类物资匮乏，就是团部商店，也只有牙膏，牙刷，草纸，油、盐、莫合烟（新疆当地产的烟叶）等日常生活用品，连香烟、糖也不多见。不用说什么生猛海鲜，甚至连现在上不了酒席的花生米也买不到。虽然我们夫妇早有准备，但仍为下酒的几样凉菜发愁。恰逢中天早早赶过来帮忙，中天说：何必为这点小事犯愁，用萝卜至少可做四样凉菜！新疆这地方，只要有水，什么东西都能种出来，这里长的白萝卜，一般都在3公斤以上，水灵灵的，特别香甜。按中天的方法，大家一起动手，把大白萝卜分别切成丝，条，片，丁，分装成四大碗，再分别拌上醋、糖、辣椒粉、花椒粉、分别放上一些芹菜叶，胡萝卜丝，最后浇上滚烫的清油。一会儿工夫，四大碗色香味俱全，酸、甜、辣、麻口味各异的下酒菜就端上了桌。加上胡萝卜块烧成的一盆油炸排骨，用白萝卜煨的一大罐鸡汤，外加用大葱炒鸡杂和几样小菜。这一餐萝卜宴显得特别异常丰盛，加上早已备足的高粱曲酒，老乡们吃得特别尽兴，赞不绝口！我忙说：“这有中天一半之功也！”
（左一是易中天，蹲在前排的是朱牧生的一家人）
“品萝卜”与“品三国”看似两回事，其实异曲同工。一本三国演义，世人已经品了几百年，是大众所熟知的古典名著，而经易中天娓娓道来，品得有滋有味，老少皆宜，看似容易，而要处之得当，需要极大的功夫。若自己没有渊博的知识，不深得其中味，又岂能让观众有味？这正如普通之极的萝卜，千百年来，人们天天在吃，而要吃得有滋有味，吃出不同的花样来，则非有中天这样的一个调味的高手不可。
三十年后的易中天自称：“萝卜学者”。照我看来，一是不忘自己的平民身份。二是以雅俗共赏的方式，帮助大众共同分享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这“萝卜学者”的谦称，实乃意味深长。
教授与书
前不久，著名主持人杨澜采访易中天。问：“你考取武大研究生以后的最大感触是什么？”答：“最高兴的是从今以后有很多的书可以看了。”（大意）
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精神上的痛苦。在长达十多年的封闭中，对一个想读书又无书可读的有志青年，这种折磨恐怕不为一般人所能够理解。中天生在书香家庭，其父在五十年代就是著名的经济学教授。从小受家庭熏陶，几百首唐诗，宋词早就烂熟于心，文学功底极好。但时逢动乱年代，除了“红宝书”再无新知识的补充，其心境可以想见。当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能有读不完的书时，恰似“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那种喜悦兴奋之情，实在无以言表。
1990年8月初，我到武汉出差，顺道去看了看中天老弟。他1975年离开莫索湾，算起来已整整15个年头没有见面了。在我的想象中，一个已在国内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且颇有些名气的大学副教授，理应有个明窗净几，宽敞舒适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不料一跨进武大南三区他住的教工宿舍，实在叫我大跌眼镜。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徒四壁，唯书而已。”
当我爬上二楼，从迎面敞开的大门内，一眼就看到易中天只穿着一条短裤，一件背心，正趴在一个旧竹床上奋笔挥毫，大概是我的身躯挡住了光线，这才抬起头来，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忙收拾笔纸叫道：“是哪股风把你老兄吹来了？你先坐，我去烧水泡茶。”
我见一个大竹床横在厅中后，行动已经不便，顺势就坐在了竹床上。环顾四周，只见水泥地面上已经坑坑洼洼，天花板和墙面上的石灰早已斑驳，然而给我印象极深的是，除迎着大门和厨房一面墙外，其他三面的墙边，都放的是书架，这些书架也很奇特，无窗无门，上顶着天花板，下立在地面上，像图书馆的书架一样敞开着。这些书架，上上下下，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类书籍。粗略看了看，古今中外的名著，诸子百家应有尽有。特别是有关美学、人文、历史、宗教、法律书籍格外显眼。随手抽出两本，明显留有阅读过的痕迹。有很多书都磨出阅读多次后的毛边来，绝不是现今的某些款爷们为点缀气氛的摆设。
十五年不见，中天显得清瘦而黑，人也好象显得矮了许多一样。我开玩笑说：“真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这么热的天，你还写得下去么？”
“这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旦动笔，欲罢不能！我规定自己每天一定要写4千字以上，如果无应酬，每天七千字没有问题。…….”
我和他走进厨房，在那用红砖水泥砌成的灶台上，油盐酱醋瓶和碗筷都堆成一片。连个碗柜也没看到。也不知道他从哪个罐罐里抓出半碗绿豆和米在水池上边冲洗，边说：“老兄远道而来，搞的是突然袭击，没有什么好招待，咱们煮点绿豆稀饭，就几样剩菜，喝两盅，如何？”
两杯酒下肚，谈及在新疆的往事及分手后众兄弟们的去向，不免感叹唏嘘。我又问及他的近况，中天说：“苏轼词云：‘常恨此身非我有’，我现在即深为此苦恼。我爱人李华在《湖北劳动人事》杂志当编辑，每天早出晚归，家务和小女贝贝都要由我‘主管’。系里行政事务繁多，教学科研亦不敢懈怠，各处又常来约稿，却之不恭，案头积稿盈尺，唯恨无分身之术耳。不瞒老兄，这几年来，我没有休息天，没有节假日，唯有与书、稿相伴耳。不过，倒是欢迎你们便中来家小酌。”
现在想来，1990年前后的易中天，正如启功前辈的调侃诗：“中学生，副教授。名虽扬，实不够。博不精，专不透。高不成，低不就。”中天正处在这样的矛盾中。当时中天的办法是“生产自救”。一个教书匠只好“挥笔动墨”，他陆陆续续写成的《帝国的惆怅》，《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与女人》，《品人录》，《读城记》等，大约都是这十几年的“产品”。特别是近年来的一部《品三国》，使他名满天下。各类媒体把易中天炒得沸沸扬扬。但又有谁知道易中天这前几十年的是如何走过来的呢？这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扬’，而对于年近六旬的易中天，又岂是十年寒窗？
1990年一别，转瞬又是十五六年，这期间，我们断断续续有些电、信来往。互道一声平安，但各人忙着各人的事，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特别是这两年已经无法取得联系。我知道，他是太忙了！
前几天，我在中天网上见到他的一段话：“退休后，住到别的地方去，到厦门大学是见不到我的……，书房里，哪怕是这书房不大，但四周放着自己喜欢的书，很温馨闲适，我可以睡到自然醒，起来以后喝自己喜欢的茶，写一点东西，我估计这是我们这类人最愿意的生活。”
如果真能这样，我们也许还有小酌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