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躺平》为何屡刹不止
《内卷》与《躺平》是当下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治理下年轻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词。一个指向“过度竞争”，一个代表“退出竞争”，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词语折射出年青一代对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社会，又或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竞争》白热化的挫折感。2021年《躺平》被评为年度十大流行语，2022年初《摆烂》又冲上热搜。如今中国的年轻人《躺平》《内卷》《摆烂》有多少？为什么？有谁思考过？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不断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走资派忽悠说：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多么好。以致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全民经商》，人人参与《投机倒把》官商勾结官倒成风，的确，成就了一小部分贪官污史及他们的亲朋好友先富起来成为资本家了。而大多数人沦为资本家们的《打工仔》。之后，走资派和资本家及右派们忽悠人人尤其是年轻人大学生们都去《创业》致富争取先富。然而，成功者屈指可数。几次忽悠后人人失去信任了就都去《考公务员》找国企外企互联网大厂的工作。得到的结果是几百人上千人争一个职位，就开始《内卷》了。随之又《躺平》了。
改革开放之后的二三十年间，对于享受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各种免费及资本的累积，以及“改革开放”实然归私有化《红利》的几代“少数人先富“的中国人来说，早有房有车、极少数己成富可敌国的大资本家，而“少数人先富“中的又一部分人及头脑灵光投机取巧的人也己成为中产阶级，这已经形成一条既定的中国人在社会地位或富有阶级上升通道，甚至不少是白手起家、成为千万富翁的“励志”故事也比比皆是。
但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年轻人们很快便意识到，市场的饱和与竞争的激烈超出年轻人的预期，想要赚钱已经不像祖父母或父母那一辈人那么容易了。大品牌和外卖平台几乎掌握了行业规则，年轻人即使开个小店进入市场也已经太晚。
一些小吃店为了竞争在外卖平台的排名，提高曝光度，他们只能尽量压低商品价格。标价50元人民币的一单订单，减去各种活动折扣后，顾客可能只需要付25元，而商家要支付活动折扣价格、外卖配送价格以及平台服务费。
“所有新商家为了活下来都在倒贴钱做生意，一个新店要做成功真的就像登天一样难。”哪怕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凌晨三四点回家，他们的小生意仍然没有起色。
2020年，有一家小店面对亏损100多万的现实，他们最终选择关掉这间店。在他们看来，自己的经历与许多同龄人在不同领域面临的困境一样，是“社会内卷化”的一种表现。“大家考虑的不是怎么真正去提高质量，而是相互消耗，真的像噩梦一样”，他们说。“结果就是大家都是输家”。同时，降价可以拿到台面上说，降低质量数量就不能说。
在一些年轻的公务员口中也能听到：“干得好不如躺得好”，“路见不平，绕道而行”，“毁灭吧，累了”……久而久之，消极情绪不断蔓延，人生轨迹也发生偏离。有的年轻干部刚迈进“机关门”就开始混日子，见到工作两手一摊，碰到问题两眼一黑。有的刚被提拔就打起“小算盘”，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还有的深陷腐败漩涡，甘心被“围猎”腐蚀，破罐破摔变本加厉，靠赃款奢侈消费来自我麻痹。玩女人赌博参与黑社会出卖情报当间谍等都有。
如今国内外形势复杂，又因缺乏信仰，不知如何要干，各行各业“内卷”日益加重，巨大的生活成本让年轻人感到“压力山大”。但更为关键的是，一些年轻干部在努力之后又无目的，因而产生了懒惰思想，遇到挫折产生了畏难情绪，在面对得失时怨天尤人、自暴自弃。
“内卷化”的背后，是已来自中产阶级的年轻人面对错过机会窗口期的一种挫折感。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眼见父辈分享中国从公有制转为私有制之间的红利，畅想自己也会面临这样的机遇，但现实已非如此。
现在的人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他们发现有太多竞争，不再像是90年代或者21世纪最早几年那样，只要有一个想法就有机会去创业迅速致富，那个发展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在数十年吃完“红利“后，中国已经实现几代领导人希望的“与世界接轨”，走资派特色中国己出现典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状态。然而，与西方工业革命相比，中国实现这一阶段的过程十分短暂。这短暂到它仍停留在人们鲜活的记忆里。这些年轻人的父母，甚至只比他们大10岁的邻居可以在这个年纪获取那么多利益，但如今这个窗口对他们却关上了。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几千年中历史性的一刻。
对于“被卷” 感到不满的年轻人发现，他们的沮丧无法被已经获得成功的上一代资本家们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打工仔与他们的雇主也是资本家之间的对立日益明显。
在最受中国年轻人青睐的互联网行业，一群程序员因为不满行业常见的高强度加班“996”工作模式（每天早9点一直工作到晚9点，每周工作6天），他们在网络上发起一场抗议运动。他们提议所有人准时下班回家，还建立了一份“996”黑名单。中国年轻人与资本对立的情绪也日渐高涨。资本家将“内卷”解读为“欲望与惰性的差距”。而许多的年轻人认为，这代表了“资本家”的典型观点。
一个更加典型的例子是曾经创造中国式成功神话的马云。他曾支持“996”，称这种工作模式一种“福报”。而这几年间，他已跌下神坛，不仅阿里巴巴收到中国政府开出的182亿元反垄断罚单，他本人的形象也从“马爸爸”变为“吸血鬼”与“资本家”。
在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同时，这种“仇富”心理存在范围的扩大似乎不出意外。根据《福布斯》发布的2021年全球富豪榜，包括香港与澳门在内，中国有698位亿万富翁，数量居全球第二，今年新增210名亿万富翁，比全球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与此同时，中国前总理曾在去年公开表示，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仅1000元左右。
《内卷》在流行半年多以后，一个与“内卷”截然相反的新词——“躺平”横空出现。《躺平即是正义》的帖子吸引了许多目光。“两年多没有工作了，都在玩，没觉得哪里不对，压力主要来自身边人互相对比后寻找的定位和长辈的传统观念……人大可不必如此，”文中写道。
“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只要我躺得够快，资本就剥削不到我”，“社会险恶，先躺为敬”，许多人纷纷这样附和。躺平是年轻人对“内卷”的一种反抗，是以放弃他们认为无意义的努力来退出竞争。“只要我还在工作，内卷就会一直存在于我的生活，“虽然这个概念并没有提供不同的行动方案，但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好事，说明大家开始反思过去的发展模式。
为什么一个可以在清理街上小贩问题上那么严格的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劳工条例不认真看一眼？最重要的不是哪里出了问题，而是怎么才能形成一种社会合力。现在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找不到可以突破的地方，因为其中有很多利益，都是靠不合理来吃饭的。就如《劳动法》白纸黑字明文规定就是明目张胆地违抗。当然要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问题，还得走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中，除了没有私有，没有资本家外，还有为年轻人量身定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涉及千家万户的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更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
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5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讲话，讲话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就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为此，毛泽东认为“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就是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24页，详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530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毛主席身体力行，让自己的儿子成为走这一道路的带头践行者。1946年，为了让从苏联回来的爱子毛岸英适应中国革命的环境，了解中国的真正国情，毛主席把刚从苏联回国的毛岸英送到农村，拜当时最有名的延安劳动模范吴满有为老师，去当农民。主席对毛岸英说：“虽然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是你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你还没有上过中国的‘劳动大学’，因此我希望你能够去农村拜农民为老师，在这所农村大学里，你能学到之前课本之中学不到的很多知识，你看好不好？” 毛岸英深知父亲的良苦用心，服从了父亲的安排，直到手上磨出了老茧，才从“农业大学”毕业。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毛主席一直关注着中国青年的发展方向。1955年，毛泽东在看到许昌地委报送的《大李庄乡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材料中，谈到郏县大李庄、邱庄、吴堂、杨庄四个村的7名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这在当时也算是知识分子了）回到村里参加农业合作社，有效地解决了合作社缺乏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时，敏锐地捕捉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条极佳途径，于是批示道：“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495页。 此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影响整整一代人的口号。
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指导思想，1955年，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又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此后，从50年代底开始，就有一大批城市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志愿报名到农村去插队落户。2009年9月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以及2019年9月再次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的邢燕子，就是1958年插的队；同样于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的天津宝坻县知青侯隽，是1962年插的队。在这些先进典型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广大城市青年纷纷报名到农村、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据不完全统计，毛主席的批示和党中央的《纲要》下达后，山西省就有51个县的8万多青年自愿响应号召积极报名参与，团省委在其中挑选了1038名优秀青年组成志愿者垦荒队，由各地团干带队，到内蒙古的河套地区支援边疆建设。乔晋湘《对山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考察》， 知青问题研究 2017.9.2
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进一步明确提出：“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是首次以中央的名义专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出的文件，也是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培养“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联系起来。
此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如火如荼，从60年代初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达到一个新高潮。所以成为上山下乡的高潮期，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所决定的。一是建国以后，由于国内环境稳定、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相对改善等原因，使中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出生出现井喷式增长。而在此同时，教育越来越普及，受教育人数急剧增长。到六十年代底至七十年代初，这部分人大多步入成人。在当时情况下，中国国内经济基础还相当薄弱，客观上难以安排这么多的青年在城市就业。因此，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就成为必然选择。二是在“文革”开始后，1966至1967两年，国家没有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中央《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中提出的每年安排100多万知青的任务，集中到1968年后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