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大战略部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大战略部署

尽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就业安排等客观因素，但凡事都有主次之分。大量历史资料已经证明，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目的，是毛主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重大战略抉择。

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怎样培养接班人？事关党和国家的事业成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对中国进行四面围剿，联合打压的同时，又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十条诫令》第一条就包括“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等内容。

毛主席敏锐地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提出要把防止“和平演变”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党不变色、国不变质。而后来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更证明了毛主席的有关预见绝非杞人忧天。

早在1959年他老人家就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并且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这里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不论新党员还是旧党员，都有一些品质不纯洁和作风不纯的人。那些人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还有变质了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

1959年12月，毛主席在组织有关人员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而要完全靠自己。”

1964年，针对苏联对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背离，毛主席又提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1964年10月，毛主席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谈到：“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知识了，没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所以要请你们当教员，给他们讲讲，告诉他们，不要忘记你们还在受苦。吃蜜糖长大的，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女孩子现在下去了。我告诉我的女孩子人家不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你不要躲躲闪闪，你就说我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笨了，要向你们学习请教。”毛主席这里所说的女儿，实际上是指大女儿李敏。但毛主席安排唯一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小女儿李讷到农村去插队，却更动人。

李讷在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在《解放军报》社上班，毛主席对身边的人说：“一个涉世不深的小娃娃，哪办得了报？”于是，李讷先是被安排到井冈山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儿，处处照顾她，锻炼不大，她想和广大青年一样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便给主席写信提出要求。主席积极支持爱女的这一行动，于是李讷便来到了江西的一个山区农村，成为生产队的一名普通社员。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的伟大胸襟。这无异于给了那些认为“让插队”就是“受迫害”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1967年5月，毛泽东在和另外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中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1968年7月，他在接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时又指出：“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综合上述一系列讲话、谈话可以看出，防止党和国家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改变颜色，是毛主席所考虑的重中之重。而和平演变最危险的群体，是“资产阶级分子”，但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却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潜在因素。因此，要防止党的各级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产生上述“三个主义”，从而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毛主席早已在延安时期提出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种相结合的过程，不仅是了解群众疾苦，听取群众心声的过程，更是建立和培养与群众深厚感情的过程。因此，当时不仅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包括机关干部和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文学艺术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军官等，每年也必须有一定的时间到农村、下基层，到车间，下连队，与第一线的群众打成一片，以了解群众呼声，解决群众难题，增进与群众的感情，激发事业灵感。

一项伟大的战略，往往需要若干年后才能看出其历史价值，且时间越长，看得越清晰。接班人问题，需要逐代过渡传承，更是需要在几十年后才能显现其真正的价值。党的十八大后，当年的知青逐渐进入高层政治舞台。据官方统计，十八大选出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知青经历，占这一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有过知青经历，占比28%；而最高层的政治局常委中，则有4人曾有知青经历，占比57.1%。十九大、二十大高层中知青占比也相当高。这种比例，是任何一个群体所没有的。

从专家学者的角度看，不少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与没有这一经历的人也有着明显区别。他们尽管身处高位，但时刻不忘为最基层的农村老百姓鼓与呼，受到了普通群众的热烈。这与那些发布“现在的人，哪家没有50万元的存款？”“不能剥夺低收入阶层的纳税权利”等言论的所谓“砖家”们，所站的立场截然不同，当然归根结底还是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不同。而现阶段许多政策严重不接地气、且越来越走向官僚化、资本化，也与出这些馊主意的“砖家”们没有深入实际，与老百姓没有建立起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感情有着极大关系。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些参与政策策划论证的“海归派”和“公知”们，已经成为西方颠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别动队”。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为人类一项最伟大的千秋伟业，不仅需要一大批与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和实干精神的带头人和社会精英，更需要千千万万志同道合的普通人的价值认同和行动支持。而全国1700多万有过知青经历的人，无疑是当今这一队伍中的强大生力军。回想这部分人，在回城分配工作后，不仅在毛泽东时代苦干实干加巧干，迅速成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而且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人面对下岗失业的困境，仍然识大体、顾大局，没有气馁、没有躺平，他们用插队时期培养出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忍辱负重品德，默默地告别企业，背起行囊，开始了自己重新创业，不少人也由此取得了成功。正像柳林县的一位知青曾经所说的那样：“正是由于有知青生活这碗酒垫底，才使自己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面对下岗失业等艰难困境，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

而一些步入仕途的知青，即使身在官场，由于有着和群众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为基础，继续心系百姓，成为老百姓称赞的“清官”“好官”。党的十八大后，山西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先后有十几名省部级领导干部被查，但在山西有过插队经历的6位省级领导，无一人涉案。吕梁更是塌方式腐败的重灾区，据公开报道，仅2014年前，吕梁就有百余名县级以上干部涉案，此后又查处了更多的大案要案。但我们柳林县有过知青经历的13名县级以上干部、28名科级干部，无一人涉及其中。

出现这种状况绝非偶然，而是与知青特殊的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

一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与其他群体的最明显区别，就是从小在城市家庭中熏陶出的城市思维和城市意识，使他们比之纯粹在农村长大的人眼界更为开阔；而对最底层老百姓艰难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相濡以沫培养起的深厚感情，又是一直在城市中长大的人所不及的。这种特殊的经历，对这部分人的成长过程影响是巨大的。

二是大多数知青都是在二十岁以前就开始插队的，这个年龄段，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刻。他们通过在农村的艰苦锻炼，不仅体会到基层老百姓生活的不易，更与老百姓结下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这极大地影响到以后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

正像一位有过知青经历的领导干部所讲的那样：“只要心中有了老百姓，就不会走得太远”。前述山西以及柳林县有过知青经历的领导干部，在塌方式腐败中没有人被卷入，与此有着极大关系。

三是农村生活，使他们学会了面对实际，也学会了克服困难，培养出百折不挠的精神，这在未来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自古就有“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之说。纵观毛主席的一生，除去为民族、为人民艰苦奋斗外，别无他求。尽管在这种奋斗过程中，特别是在“文革”运动中，包括毛主席的战友在内的一些领导干部受到过伤害，但对于主席来说，他考虑的只有人民立场和革命需要，没有任何个人利益，没有一个私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有不少曾经受到伤害的老同志，看到了毛主席的伟大及自己的短浅。

因此才有了王震将军“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50年”的感慨，才有了罗瑞卿将军从秦城监狱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天安门前对着毛主席像虔诚地敬礼，才有了许多高级领导人晚年因自己对毛主席误解而万般忏悔、痛哭流涕。

而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远见和实践道路，在当时自然也会有人持有异议。特别是毛主席逝世后，一些抱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人，迎合某种政治潮流，对此进行了无情诋毁和恶毒攻击。

总而言之，怎样正确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是共产党立党为公还是为私，是为“绝大多数人”还是为“小部分人”，是谋千秋伟业还是图一时之利？燕雀永远难知鸿鹄大志，侏儒永远难及巨人伟岸。

那些自私卑劣的小人，永远理解不了伟人之高尚和高远。他们所能做的，只是用疯狗般的狂吠来玷污伟大的灵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让越来越多的人们，更加清楚地看清这些小人的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