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共产风比地主剥削更恶
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
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
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
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毛泽东：“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
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
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
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
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
看看我们的历史吧。
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
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
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
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毛泽东《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泽东《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毛泽东《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国藩，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讲话，1959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