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家只有一间半房子。在那大的房间里，靠北墙铺张大床，那是父母休息的地方。日常起居饮食，招待客人全在这间房子里。那半间屋里放张小床，是二十岁弟弟的卧室。在门外边搭个棚子做厨房。我来的时候，父亲和弟弟都不在家，母亲告诉我，他们挖煤泥去了。买煤泥作燃料需要自己去挖。
三天三夜的火车我只是抱着孩子打盹，一路的颠簸，加上刚刚的嚎哭，已经没有力气多说话。我坐在椅子上，感觉好像还在火车上一样，晕晕乎乎的乱晃。邻居们见状，纷纷告辞。母亲也忙着做饭，喂孩子。可能是回到亲人身旁有了依靠吧，心身一下子放松下来，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顾了。累、困、乏征服了我。
邻居们走后，我摸索着上了大床，躺下就昏睡过去。等我醒来，已是半夜，
其实，我是被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盯醒的。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一股穿透肌肤直达心灵的力在刺激着我的神经。我猛地睁开眼睛，发现母亲站在床前正紧紧地盯着我看。
坐在一旁的父亲说：“小兰，你睡着的时候，你娘不错眼珠儿看你，一看就是大半夜。”我的泪刹那间模糊了双眼，抱住母亲泣不成声。
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儿啊。你真狠心。”母亲这句爱中带有责备的话，让我无地自容。
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准备帮母亲做早饭。房间里没有人，父母都不在家。我下了床，发现他们临时铺的地铺上，有一个小女孩睡得正香，看样子，也不过两岁。父亲正好进来，我指指孩子问：“这是谁家的孩子？”
父亲没有做声，转身出去了。我正疑惑时，邻居韩婶走了过来。
“闺女，你坐下，我给你说。”韩婶命令式的对我说。
“你知道三年前你那么狠心的一走，你娘是怎样受过来的吗？你娘就生你和你弟弟两人。不象我们，六七个孩子，走一个不觉得有啥。可你一走，你家就象搨了半边天，你娘想你想得发疯。虽说你们才搬来两年多，可整个工人村都知道你娘想闺女想得白天哭，夜里哭。还有你三天两头寄来的信，你弟弟唸着，你娘哭着。你弟弟唸完了，你娘哭得昏了过去。闺女呀，既然当初你非得走，再苦再累再想家，你也得忍着，干嘛封封信都泪迹斑斑叫苦连天的，你娘能受得了吗？”
我想起在我最想家的时候，我是天天写信，张张信纸都有泪痕。我曾接到父亲的一封回信，信中说，别再写那些想家难过的事啦，看得让人受不了。
记得我当时心中一沉，心想，有痛苦不给父母说给谁说。果然，第二封信接着来了，信里说，孩子，痛苦难过就给我们说，我们给你分忧解愁。
韩婶接着说：“有一次，一个姑娘在路上走，两根大辫子垂在腰间晃呀晃，后影很像你。你娘非得说是你回来了，在后边边追边喊：‘兰，兰，我的儿，咱家住在这里……’吓得那姑娘撒腿就跑。我们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时间长了，你娘非得疯不可。实在没法，你父亲托人抱养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孩是个遗腹子。她妈怀她时，她爸因病去世了。婆家容不下她妈，她妈妈只好改嫁。但找的那家男方说，只要大人不要孩子，就这样，生下她三天就抱来了。你别说，自从孩子抱来以后，你娘把全部心思都用在这个小孩身上，慢慢地恢复了理智。可怜老天不作美，你妹妹，韩婶指了指地铺上的小女孩，在十个月大时，得了小儿麻痹症，两条腿都瘫了，只能躺着，连坐都不能。可怜你娘背着她隔一天就往三十多里外的徐州二院跑，给她扎针。闺女呀，要理解你父母，你要是不走，你父母能要别人的孩子吗？”我含着泪，点着头，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
我下决心照顾好这个小妹妹。为父母分担由我制造出来的忧愁
母亲回来了，见我眼圈红红的，拉着我的手坐了下来。
母亲告诉我，当父亲把生下三天的孩子递给她时，她好像看见襁褓中的孩子就是我，迫不及待地接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
母亲流着泪说：“兰呀。我当时就把小兰，妹妹的乳名，当成了你，我要重新抚养你长大。”
母亲说：“我把泡好的花生米去皮，放到碓窝捣碎，用纱布挤出汁来，和大米或小米一起熬，只撇上边的浓汤灌倒奶瓶里喂你，不。不，是喂小兰。”
“冬天的晚上，我把一个饼子用干净的布包好，放在绵袄袖筒里，夜里，小兰一哭，我就把饼子拿出来，放到嘴里嚼碎，口对口的喂她。”
“小兰可乖了，长的也俊，白白胖胖的，小嘴大眼睛。”
“身体也很结实。才十个月就能扶着床沿走了。”
“咳。不知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让我这辈子不得好报。”
“小兰感冒了，发烧咳嗽流鼻涕。矿医院大夫开了药，又打了针。回家小兰就睡了。第二天早晨，我给小兰穿衣服，擎着她的两个胳肢窝想让她站起来，谁知她的两条腿就像面条一样，随着就躺了下去。试了几次，都是这样。我害怕极了，心直往下沉，预感到孩子得了重病。你父亲上早班走了，你弟下放农村不在家，我急急地找到刚下夜班的你马大爷，他看了也着急的不行。他推出自行车，让我抱着小兰坐在后坐上，急急地向徐州二院蹬去。”
“诊断结果是小儿麻痹后遗症，无药可治，只有针灸。”
“原来你妹传染上一种叫什么骨灰质炎的病，症状和感冒差不多。就怕扎针。一扎针准瘫痪。当时连医生都不懂得，我们那儿知道啊。”
“从那时起，每隔一天我就背着她去一趟市二院扎针。我不会骑自行车，也没有公交车，我来回得半天时间。”
“唉。总算老天有眼，，一年后能坐起来了。小嘴巴巴的，可聪明了。”母亲的叙述让我五味杂陈，既心疼母亲，可怜妹妹，自己又充满愧疚。
现在我回来了，我要接过这个担子，我把女儿交给母亲，带妹妹去扎针。
自行车横梁上架着一个小孩车座，两岁的小兰被捆绑在上边，我挺着七八个月的身孕，骑上自行车，向市里奔去。
后来，听说某军医用银针把哑巴扎的能说话，聋子能听清，我满怀希望地带小兰骑车前往。不知是针的功劳还是老天怜悯，妹妹能从地上移到小凳子上坐了。
我的预产期也到了。
母亲和我商量：“兰，咱们这儿的风俗你是知道的，闺女不能在娘家坐月子。你父亲每天下矿井很危险。不出事还好说，万一出了事故，就会认为是你在娘家坐月子妨的。所以想让你在医院新盖的空房子里住一个月。虽说新房子还没安门窗，我们用草帘子挡一下就行。你说好吗？”
这还用商量吗。愧疚正折磨着我的心，还有什么不愿意的。
儿子是1969年5月28日中午12时生。生完后母亲就把我们母子送到医院一间还没完全盖好的空房子里。
那儿早就铺好了床，还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有保温瓶茶杯，还有红糖罐和苍蝇拍。我用大毛巾包好孩子，放在床那头，也没给他盖被子。我在床这头和衣躺下。
生产的疲惫使我很快就睡着了。母亲做饭去了，还有我两岁的妹妹和我一岁的女儿都需要她去照顾。
一觉醒来，发现屋子里太黑，草帘子把门窗挡得严严实实，一丝风都不透。我起身用椅子把门帘撑开，用苍蝇拍把窗户上的草帘也撑开，风从窗口吹进来又从门口出去，非常凉爽。我躺下又睡着了。
第二天的下午，我看孩子不对劲，小脸通红，呼吸急促。急忙抱到医院，一量体温，高烧40度。为我接生的医生是地主成分，她吓坏了，连声说：“转院，转院，赶快转院，赶快到市内医院抢救。”
弟弟叫来他的同学，找来一辆架子车，我抱着孩子躺上去。弟弟把一床棉被盖到我们身上，拉起架子车就跑。
刚走了一半路，本来是晴空万里的天，突然乌云翻滚，狂风大作。一股强劲的风把我身上的被子掀到半空中，裹在我头上的方巾也随风飘去。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
我翻身坐起，俯身扑向儿子，用自己的身体给儿子营造一个挡风避雨的窝。弟弟一个跳跃抓住被子，把被子重新覆盖到我的身上。
车轮在暴雨中颠簸着，跳跃着，飞快地滚动。
进了医院，挂号、就医、拿药。弟弟楼上楼下跑得气喘吁吁······儿子已烧成肺炎。医生一边埋怨着我，一边急急地配药、拿输液管。
等我们拿着吊瓶到注射室时，注射室已人满为患。护士们正为武斗撤下来的垂危伤员忙的不可开交，根本顾不上我们。
看着儿子高烧昏迷，急的我团团转。我突然发现一位穿着白大褂正默默扫地的中年妇女，就问身旁一位老人：“她是谁？清洁工吗？”老者答：“她是这个医院的院长。走资派，罚她劳动改造。”我眼前一亮，抱着孩子走近她说：“救救孩子吧。我们这儿有药，你只要把针扎到血管就行。”她翻了翻孩子的眼皮，丢下扫帚，跑去洗了洗手，拿来酒精棉球，熟练地把针插进头部那纤细的血管里。
生命随着点滴又注入儿子那小小躯体。有人见状也想请她帮忙，她摇摇头，迅速地走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