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余晖中醒来》
作者:邱月兰 编辑:小花荣
父母的家只有一间半房子。在那大的房间里,靠北墙铺张大床,那是父母休息的地方。日常起居饮食,招待客人全在这间房子里。那半间屋里放张小床,是二十岁弟弟的卧室。在门外边搭个棚子做厨房。我来的时候,父亲和弟弟都不在家,母亲告诉我,他们挖煤泥去了。买煤泥作燃料需要自己去挖。三天三夜的火车我只是抱着孩子打盹,一路的颠簸,加上刚刚的嚎哭,已经没有力气多说话。我坐在椅子上,感觉好像还在火车上一样,晕晕乎乎的乱晃。邻居们见状,纷纷告辞。母亲也忙着做饭,喂孩子。可能是回到亲人身旁有了依靠吧,心身一下子放松下来,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顾了。累、困、乏征服了我。
邻居们走后,我摸索着上了大床,躺下就昏睡过去。等我醒来,已是半夜,
其实,我是被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盯醒的。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一股穿透肌肤直达心灵的力在刺激着我的神经。我猛地睁开眼睛,发现母亲站在床前正紧紧地盯着我看。
坐在一旁的父亲说:“小兰,你睡着的时候,你娘不错眼珠儿看你,一看就是大半夜。”我的泪刹那间模糊了双眼,抱住母亲泣不成声。
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儿啊。你真狠心。”母亲这句爱中带有责备的话,让我无地自容。
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准备帮母亲做早饭。房间里没有人,父母都不在家。我下了床,发现他们临时铺的地铺上,有一个小女孩睡得正香,看样子,也不过两岁。父亲正好进来,我指指孩子问:“这是谁家的孩子?”
父亲没有做声,转身出去了。我正疑惑时,邻居韩婶走了过来。
“闺女,你坐下,我给你说。”韩婶命令式的对我说。
“你知道三年前你那么狠心的一走,你娘是怎样受过来的吗?你娘就生你和你弟弟两人。不象我们,六七个孩子,走一个不觉得有啥。可你一走,你家就象搨了半边天,你娘想你想得发疯。虽说你们才搬来两年多,可整个工人村都知道你娘想闺女想得白天哭,夜里哭。还有你三天两头寄来的信,你弟弟唸着,你娘哭着。你弟弟唸完了,你娘哭得昏了过去。闺女呀,既然当初你非得走,再苦再累再想家,你也得忍着,干嘛封封信都泪迹斑斑叫苦连天的,你娘能受得了吗?”
我想起在我最想家的时候,我是天天写信,张张信纸都有泪痕。我曾接到父亲的一封回信,信中说,别再写那些想家难过的事啦,看得让人受不了。
记得我当时心中一沉,心想,有痛苦不给父母说给谁说。果然,第二封信接着来了,信里说,孩子,痛苦难过就给我们说,我们给你分忧解愁。
韩婶接着说:“有一次,一个姑娘在路上走,两根大辫子垂在腰间晃呀晃,后影很像你。你娘非得说是你回来了,在后边边追边喊:‘兰,兰,我的儿,咱家住在这里……’吓得那姑娘撒腿就跑。我们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时间长了,你娘非得疯不可。实在没法,你父亲托人抱养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孩是个遗腹子。她妈怀她时,她爸因病去世了。婆家容不下她妈,她妈妈只好改嫁。但找的那家男方说,只要大人不要孩子,就这样,生下她三天就抱来了。你别说,自从孩子抱来以后,你娘把全部心思都用在这个小孩身上,慢慢地恢复了理智。可怜老天不作美,你妹妹,韩婶指了指地铺上的小女孩,在十个月大时,得了小儿麻痹症,两条腿都瘫了,只能躺着,连坐都不能。可怜你娘背着她隔一天就往三十多里外的徐州二院跑,给她扎针。闺女呀,要理解你父母,你要是不走,你父母能要别人的孩子吗?”我含着泪,点着头,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
我下决心照顾好这个小妹妹。为父母分担由我制造出来的忧愁
母亲回来了,见我眼圈红红的,拉着我的手坐了下来。
母亲告诉我,当父亲把生下三天的孩子递给她时,她好像看见襁褓中的孩子就是我,迫不及待地接过来,紧紧地搂在怀里。
母亲流着泪说:“兰呀。我当时就把小兰,妹妹的乳名,当成了你,我要重新抚养你长大。”
母亲说:“我把泡好的花生米去皮,放到碓窝捣碎,用纱布挤出汁来,和大米或小米一起熬,只撇上边的浓汤灌倒奶瓶里喂你,不。不,是喂小兰。”
“冬天的晚上,我把一个饼子用干净的布包好,放在绵袄袖筒里,夜里,小兰一哭,我就把饼子拿出来,放到嘴里嚼碎,口对口的喂她。”
“小兰可乖了,长的也俊,白白胖胖的,小嘴大眼睛。”
“身体也很结实。才十个月就能扶着床沿走了。”
“咳。不知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让我这辈子不得好报。”
“小兰感冒了,发烧咳嗽流鼻涕。矿医院大夫开了药,又打了针。回家小兰就睡了。第二天早晨,我给小兰穿衣服,擎着她的两个胳肢窝想让她站起来,谁知她的两条腿就像面条一样,随着就躺了下去。试了几次,都是这样。我害怕极了,心直往下沉,预感到孩子得了重病。你父亲上早班走了,你弟下放农村不在家,我急急地找到刚下夜班的你马大爷,他看了也着急的不行。他推出自行车,让我抱着小兰坐在后坐上,急急地向徐州二院蹬去。”
“诊断结果是小儿麻痹后遗症,无药可治,只有针灸。”
“原来你妹传染上一种叫什么骨灰质炎的病,症状和感冒差不多。就怕扎针。一扎针准瘫痪。当时连医生都不懂得,我们那儿知道啊。”
“从那时起,每隔一天我就背着她去一趟市二院扎针。我不会骑自行车,也没有公交车,我来回得半天时间。”
“唉。总算老天有眼,,一年后能坐起来了。小嘴巴巴的,可聪明了。”母亲的叙述让我五味杂陈,既心疼母亲,可怜妹妹,自己又充满愧疚。
现在我回来了,我要接过这个担子,我把女儿交给母亲,带妹妹去扎针。
自行车横梁上架着一个小孩车座,两岁的小兰被捆绑在上边,我挺着七八个月的身孕,骑上自行车,向市里奔去。
后来,听说某军医用银针把哑巴扎的能说话,聋子能听清,我满怀希望地带小兰骑车前往。不知是针的功劳还是老天怜悯,妹妹能从地上移到小凳子上坐了。
我的预产期也到了。
母亲和我商量:“兰,咱们这儿的风俗你是知道的,闺女不能在娘家坐月子。你父亲每天下矿井很危险。不出事还好说,万一出了事故,就会认为是你在娘家坐月子妨的。所以想让你在医院新盖的空房子里住一个月。虽说新房子还没安门窗,我们用草帘子挡一下就行。你说好吗?”
这还用商量吗。愧疚正折磨着我的心,还有什么不愿意的。
儿子是1969年5月28日中午12时生。生完后母亲就把我们母子送到医院一间还没完全盖好的空房子里。
那儿早就铺好了床,还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有保温瓶茶杯,还有红糖罐和苍蝇拍。我用大毛巾包好孩子,放在床那头,也没给他盖被子。我在床这头和衣躺下。
生产的疲惫使我很快就睡着了。母亲做饭去了,还有我两岁的妹妹和我一岁的女儿都需要她去照顾。
一觉醒来,发现屋子里太黑,草帘子把门窗挡得严严实实,一丝风都不透。我起身用椅子把门帘撑开,用苍蝇拍把窗户上的草帘也撑开,风从窗口吹进来又从门口出去,非常凉爽。我躺下又睡着了。
第二天的下午,我看孩子不对劲,小脸通红,呼吸急促。急忙抱到医院,一量体温,高烧40度。为我接生的医生是地主成分,她吓坏了,连声说:“转院,转院,赶快转院,赶快到市内医院抢救。”
弟弟叫来他的同学,找来一辆架子车,我抱着孩子躺上去。弟弟把一床棉被盖到我们身上,拉起架子车就跑。
刚走了一半路,本来是晴空万里的天,突然乌云翻滚,狂风大作。一股强劲的风把我身上的被子掀到半空中,裹在我头上的方巾也随风飘去。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
我翻身坐起,俯身扑向儿子,用自己的身体给儿子营造一个挡风避雨的窝。弟弟一个跳跃抓住被子,把被子重新覆盖到我的身上。
车轮在暴雨中颠簸着,跳跃着,飞快地滚动。
进了医院,挂号、就医、拿药。弟弟楼上楼下跑得气喘吁吁······儿子已烧成肺炎。医生一边埋怨着我,一边急急地配药、拿输液管。
等我们拿着吊瓶到注射室时,注射室已人满为患。护士们正为武斗撤下来的垂危伤员忙的不可开交,根本顾不上我们。
看着儿子高烧昏迷,急的我团团转。我突然发现一位穿着白大褂正默默扫地的中年妇女,就问身旁一位老人:“她是谁?清洁工吗?”老者答:“她是这个医院的院长。走资派,罚她劳动改造。”我眼前一亮,抱着孩子走近她说:“救救孩子吧。我们这儿有药,你只要把针扎到血管就行。”她翻了翻孩子的眼皮,丢下扫帚,跑去洗了洗手,拿来酒精棉球,熟练地把针插进头部那纤细的血管里。
生命随着点滴又注入儿子那小小躯体。有人见状也想请她帮忙,她摇摇头,迅速地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