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得不敬佩共产党成功的宣传策略。首先，重复是一个极其有效的心理学工具。通过不断重复“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一话语，中共成功地将其植入了民众的潜意识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灌输，逐渐使这一话语成为了许多人的默认认知，甚至到了不加怀疑的程度。
其次，选择性记忆也是宣传的重要手段。中共通过控制信息流通和历史叙述，选择性地强调党的成功与成就，而对失误与失败则进行淡化或掩盖，如反右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计划生育等等严重的错误和后果，均被一笔勾销，避而不谈。这种“筛选式”记忆使得公众只能看到中共的一面，从而强化了“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话语的说服力。通过垄断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权，中共使自己成为唯一合法的解释者和裁判者，进而使其自吹自擂的言论显得更加可信。
此外，制造共识也是中共成功推广这一话语的关键。通过各种宣传工具，特别是官方媒体、教育体系以及文化艺术产品，中共不断制造出一种“全民共识”的假象，即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党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种集体认同的氛围给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要么接受这一话语，要么选择沉默。最终，这种社会压力使得“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话语成为了一种社会常态，而非仅仅是党的口号。
中共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话语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政治实践和宣传积淀。从建党初期的艰难奋斗到1949年成功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斗争，树立了自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地位。这种胜利的历史经验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的话语提供了实质性的依据，使其成为党内外宣传的核心内容。
在此基础上，中共通过建构一套“红色叙事”，不断强调党的历史功绩，尤其是解放战争的胜利、经济改革的成功以及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通过将这些“功绩”与党的领导联系在一起，中共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形象。这种形象不仅巩固了党的政治合法性，还使“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的话语在公众心目中根深蒂固。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权威崇拜是解释为何“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话语能够得到广泛认同的重要因素。人们通常倾向于相信那些具有权威地位的个体或群体，尤其是在社会动荡或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中。这种信任源于人类对安全感的追求，人们更愿意依赖被认为强大、稳定且可靠的领导力量。
中共在中国社会中的权威地位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还通过一系列社会控制机制（如教育体系、宣传机构、法律体系等）得以强化。通过长期的意识形态灌输，民众被教导要忠于党，认为党的领导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唯一保障。这种灌输使得许多人逐渐将中共的自我夸耀视为一种“真理”，即使这些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显得过于夸张甚至脱离现实。
此外，认同的心理机制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许多人来说，认同中共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不仅是一种对外部压力的顺应，更是一种自我身份的确认。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党内或与党有密切联系的人群，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和个人荣誉都与党的形象密切相关。因此，他们更容易接受并传播这一话语，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社会中的地位。
中国的文化背景，特别是儒家传统和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也在“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话语的广泛接受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儒家思想中对权威的尊重和对等级秩序的推崇，使得许多人习惯于接受权威的说法，而不去质疑其合理性。这种传统文化中的顺从与尊重权威，为中共的自我宣传提供了文化基础。
另一方面，集体主义文化也强化了这一话语的传播。在中国，个人往往被置于集体之下，个体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常常来自于集体的成就。中共通过将自身的成功与国家的荣誉、民族的崛起紧密相连，使得个人在认同党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时，也同时感受到了来自集体的荣誉感。这种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使得个人在面临党自我夸耀时，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集体荣誉的体现，而非简单的自吹自擂。
除了文化与心理因素外，制度上的信息控制和封锁也是中共“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话语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共通过对媒体的严格控制，限制了民众接触到多元化的声音和观点。在这种信息封闭的环境下，民众难以获得全面、客观的事实，因而更容易被单一的、经过筛选的官方叙事所影响。
同时，通过互联网审查和社交媒体监控，中共有效地压制了任何对其自吹自擂的质疑与批评。这种制度性的控制机制，确保了“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的话语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使得任何对其的挑战都难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结果是，许多人被迫接受或不敢也不能公开反对这种夸大的自我评价，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话语的社会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