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简笔画想到》
作者：马青
四川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图书馆，借还书岗。从2015年9月开始，我在此处混饭。学生还书，其中有本《简笔画》。简笔画一下把我拉到1980年代。
那阵，我刚从南充医学专科学校毕业不久，分配到四川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在学报编辑室担任学报编辑。工作轻松，单位离家很近，骑自行车，五分钟就到。
因为印刷、出版学报要跑印刷厂，就有脱岗借口。常常，上班途中，我骑上我的墨绿色飞鸽26自行车，一溜烟地骑到人民南路去。去干啥？逛新华书店。
我不去一楼的书店门市，而是直接上书店二楼的内部售书处。饱完眼福，或者，买一两本书后，再慢悠悠地沿着成都半边桥街自由市场骑回去上班。路上，要经过西御街的新声剧场、清真牛肉馆、“美琪”理发店、“老妈火锅”（后来成为成都市火锅名牌的“老妈火锅”，当时，还是很小的铺面）、“王胖鸭”……间或，我的忘年交——同事王姐，会和我一起骑车冲出校门，去太升南路买丝巾。那会儿，太升南路还没有手机、电脑可卖，只有服装小贩用蛇皮袋从深圳贩运回来的丝巾或各种新旧衣服。记得，除了丝巾，我买了一件旧连衣裙，似乎还穿了一段时间。成都人称“跑单帮”的小贩为“窜窜儿”，言语间，带着明显的歧视，意指东窜西窜的。殊不知，这帮人率先富起来。
王姐的父亲是中共建政前的华西医大毕业生，1950年代，每月工资一百多，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中，因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而自杀，我无缘面见。她的母亲是老师，性格温和而坚毅，一说话就笑眯眯的。和我一样，王姐也毕业于国家级重点中学成都市第四中学（后来更名为石室中学）。尽管是尖子生，但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她也被洪流裹挟。去支边前，四中校长王侃亲自到她家去，说服她，别去西双版纳。她从小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数理化成绩好得惊人，是学校数学小组成员。当知青时，她凭着记忆，写下整本《简爱》，拿给知青伙伴们传看。去年，她把这本她手写的《简爱》拿给我看，泛黄起皱的稿纸上，字迹刚劲端庄。我很想让她送给我，但没好意思说出口。和我大表哥一样，王姐也是自由主义者，说起“伟大领袖”就咬牙切齿。在我从树苗长成大树的过程中，她做了最初的浇水和培土。
有时，我会骑车去人民南路上的四川省图书馆，找我的大表哥。当时，他被四川省委书记鲁大东点名批评，说他里通外国。一个图书管理员，为何被省长点名？话说，1979年某天，他失眠时，突然福至心灵，想，万有引力不对，应该是万有斥力！银河系那么多星球，无时无刻不在爆炸，爆炸力是推力，就像，手榴弹爆炸产生推力一样，是推力把人和苹果推到地面上，而不是地心里面的引力把人拉在地面上。他把他的万有斥力说寄给美国天文学会，美国天文学会邀请他去开年会，被中共邮检制度发现。结果，美国无缘前往，还成为1983年成都市清除精神污染的典型人物。
针对清除精神污染，曾经流行一句顺口溜：“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当时，我大哥就被装了进去。
我叫我的大表哥为大哥，他是我父亲的姐姐的大儿子，也是我的精神教父。我的姑爹（也就是他的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奉命潜伏进国民党军队，后来，差点成为成都十二桥烈士。据说，当时他得到一个口信，成功逃生。中共建政后，他的个人成份被划成伪军官，虽然，他的情报工作有助于成都“解放”。
尽管，大哥在成都市另外一所名校七中读书，成绩好得一塌糊涂，但因为其父“历史问题”，被划为异类学生，继而，被剥夺考大学的权利和正式分配工作的权利。如果不是“伪军官”三个字，高中毕业后，他本应被成都市银行学校录用。那样的话，他的人生又是另外一番光景了。
大哥一向自由散漫，思想异端，对我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你是老成都，你可能还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四川省成都市有个长发飘飘的男人骑着自行车东游西荡，他，就是我大哥。
那会儿，去找他，无非说几句话，听他摆一下龙门阵，打打精神牙祭。从小，我就喜欢听他神侃，天南地北，抨击时政、攻击党、藐视“伟大领袖”。后来，我对他说，我的“反动”来自于他。他不承认，但却是事实。不瞒你说，我很小的时候，啃过他的脚趾头。那时，我还在咿呀学语，他已经长大成人。
有次，他到我家来玩，和我爸争执起来，我爸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说，工人阶级不可能领导一切！当时，我三岁左右，坐在白色蚊帐环绕的我爸妈的大床上玩耍，他已经在四川省图书馆当临时工了。
大哥时不时地推荐一些书给我看，比如，外国小说《白鲸》、《卡拉马佐夫兄弟》。我第一眼见到《圣经》，也是在他家。
话说回来。我刚参加工作那段时光，悠闲得照葫芦画瓢地画简笔画，没事就听交响乐、做布艺、织毛衣。我的闺房里，墙上满是我照本宣科画的简笔画，床头柜上是交响乐磁带和日立牌卡式收录机，竹书柜上放着我的布艺画、瓷板画。那阵，我喜欢看舒婷、顾城、张承志、张贤亮、黄宗英、蒋子龙、高晓声、冯骥才、刘索拉、三毛、林清玄，买《走向未来丛书》，看《十月》、《花城》、《当代》、《小说月报》、《报告文学选刊》、《译林》、《文汇月刊》……那会儿，我尤其喜欢三毛、陈染、刘索拉、黄宗英，特爱看《文汇月刊》上的杂文，还喜欢泰戈尔和勃朗宁夫人的诗。
1985年，我从南充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在我爸的数次奔跑下，我分到四川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去卫干院报到时，院方让我去附属医院当眼科医生。但我早就拿定主意，坚决不从医。为啥？毕业前，在绵阳地区人民医院实习时，内科住院部某医生把自己需要的药开在住院病人头上，叫我去取。这还不说，我实习的某个内科病房还出了一次医疗事故，直接导致一位二十多岁的女人无故死亡，但院方推卸责任。医生和医院如此恶浊，我无法忍受。更何况，原本我就不喜欢学医。
我爸有句口头禅：无为而治。就是说，顺其自然，绝不干涉我。我不当医生，我爸就任由我放弃专业。当然，我读那所学校太一般，我爸我妈晓得，我凭那个文凭，搞不出个所以然来。如果我读的是华西医科大学，我父母会不会在我选择工作上干涉我，那还真是个问号。
小学和初中，我都是尖子生，年年当选为“三好学生”，奖状一大把，门门功课都在97分以上。小学，有次考地理，胖乎乎的地理老师说，谁要是考一百分，我在手板心上给他煎鱼。结果，我考了一百分。
我第一批入队，第一批入团，标准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相信共产主义天堂，梦想解放台湾、解放全人类。初中毕业，我从成都市第十四中学考进成都市第四中学（就是现在的石室中学）。高二文理科分班，我随大流，选择了理科。就我读文科还是理科的问题，我爸专门去征求我的班主任张老师的意见，张老师说：“马青当然读理科了！英语、数学给她拉分！”当时，在大家眼里，学文科的都是“瘟猪子”（学习成绩不好的）。我的文科好，英语、语文手到擒来，数学完全没问题，但物理、化学听得云里雾里。
在老师、家长、同学的裹挟下，我迷迷糊糊地读了理科。这个选择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失误，也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英明决策。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在漫长的二十来年里，我、我妈、我爸都深深懊悔我没学文科。我们一致认为，我要是学文科，不考上北大，也会考上复旦。事实，可能真是如此。给你举个例，你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小学时，我所在的502厂子弟校搞了个作文比赛，小学、初中混在一起比，我一举夺魁。还有，学校搞成语比赛，我也力拔头筹。我把成语拿来首尾相连，轻易而举地背下让同学们瞠目结舌的一长串成语。二三十年后，电视娱乐节目上，才出现成语接龙。
1977年，因为“文革”内战而中断十年的高考开始恢复招生。由于招生人数的限制，很长一段时间，考生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一颗红心”，是指，为实现现代化而攀登文化科学高峰的革命理想。“两种准备”，一种是考上全日制大学；另一种，如果考不上，则坚持自学或业余学习。
1983年，我从成都四中高中毕业，参加一考定终身的高考，考砸了。高考分数385分，物理只得了35分。那年，本科录取线是420分。拿到分数那天，我关蚊帐里痛哭了大半天。
因考前填写了“服从分配”，被分配到南充医学专科学校。1982年，揭发医疗乱象的“走廊医生”兰越峰毕业于这所学校。当然，她被世人所知，是在很多年以后。
南充医专完全不是我想象的大学，只有一栋实验大楼、一栋教学楼、两栋宿舍大楼和一个食堂，没有我曾经设想的人文类公共课和各种社团组织。好在，我大哥随时来信。在一小段时间的郁闷后，我走出我的高考滑铁卢阴影。除了大哥对我的精神安抚，我姐、我妈也随时给我写信，同时，我的高中同学也不停地给我来信。那阵，我睡上铺，我的对面上铺上是一位娇小玲珑的女生，来自重庆。她父母亲都是军医，我和她成为密友。南充三年，如果没有她，可能难过许多。
后来，到了我开始关注公共题材时，我才晓得，好在没学文，要是学文，我的思维和思想早被党文化、八股文和各种政治纪律捆绑死了。
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小学语文老师马老师对我也影响深远。语文课课本上，讲到反潮流小英雄黄帅的时候，马老师就按下黄帅不讲，给我们讲鲁迅的散文《秋夜》。至今，我还记得马老师严肃地一字一句地念到：“我家门前有两棵枣树……”
我就读的小学，是成都3508厂（也叫502厂）子弟学校。3508厂的全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08厂，该厂是军需被服厂，上级主管单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厂门口，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08厂”这几个字外，还有个大大的红五星。这个红五星，伴随我长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自豪无比。每天早上，我妈都会踏着厂里播放的军号，一路打着喷嚏，去食堂买稀饭、馒头。
我上小学时，每周都有劳动课。上劳动课时，马老师会带我们去厂里的农场去干活，除草、收红苕之类。有次，劳动间隙，马老师叫我们爬上一人多高的墙壁，让我们挨个往下跳，他在下面，张开双臂接我们。七十年代，马老师的教育方式非一般老师所能及。
我父亲那个家族的人，全都血气方刚，包括我爸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比起我姐来，我血性得多，我直接遗传了我爸的火爆脾气。除此之外，马老师的教育方式也加助了我的勇敢和勇猛。马老师毕业于成都市西北中学，为人正直，绝不搞弄虚作假那套。哪个同学撒谎了，顺走某个同学某个文具了，他会气得发抖，然后，在黑板上用方方正正的正楷板书：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在省卫干院上班的四年当中，我的大多数衣服都是我姐给我做，一件衣服上身就不脱，一直穿下去。我姐叫我“盯一件”。那阵，我还不是物质女、购物狂，还沉浸在精神世界里。
我妈说，我家每年都会用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来订阅期刊杂志，就是说，每年，我爸会花六十多块钱订各种书报，其中，有《参考消息》，也有给我姐订的《音乐》。
我姐喜欢唱歌，音准好，节奏感强，我喜欢跟着我姐唱，我姐不厌其烦地教我，尽管，在我姐眼里，我是个“左嗓子”。《乘着歌声的翅膀》、《重归苏莲托》、《深深的海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所有外国名歌都是我姐教我的。我姐对我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我姐当时有一本歌本，叫《外国通俗歌曲大全（金曲301首）》。我姐看得懂五线谱和简谱，但只有会唱的歌，我才哼得出谱子。没法，在音乐方面，我就是差一根筋。
我姐生于1959年，赶上1959年——1961年的大饥荒。我姐当过红卫兵，我曾经无比羡慕她这点。轮到我时，只有红小兵当了。后来，红小兵改叫少先队员。我妈总是重复描述一个画面，画面上，我姐对带她的婆婆说：“婆婆，我饿！”我妈怀她的时候，肚里缺油水，有次，我妈一口气吃了两斤红苕。
我和我姐中间，还有一个女孩，叫马兰。我妈说起我姐马兰时，总说她是大眼睛，很漂亮。马兰生于1964年，比我大一岁。马兰满月时，是寒冬腊月，我妈背着她去我奶奶家，路上受凉，从感冒演变成急性肺炎。我妈是502厂卫生科的妇产科医生，她的同事中间，有个J姓中医师。我妈请J医师给马兰开了一副中药，结果，中药没把肺炎治好，我妈眼睁睁地看着我姐马兰死了。
我妈我爸对我百般宠爱，尤其是我妈，一辈子都把我放手心里捧着。可能，我姐马兰的死是他们对我呵护有加的最根本的原因。
我妈也喜欢唱歌，即使现在，八十六岁了，还时不时地哼歌。我妈唱的歌当然是红歌，《十送红军》、《洪湖水浪打浪》、《在太行山上》、《保卫黄河》之类。在红歌和外国歌曲的旋律中，我逐渐长大。音乐和诗歌是相通的，如果你想写诗，多听音乐。
我妈1953年参军，当了三年兵，在部队医院做助产士。后来，穿着军装到了成都军需被服厂502厂。在厂合唱队，我妈认识我爸。
我妈是没入党的党员，甚至，拿她自己的话说，比党员还党员。到了晚年，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马列主义老太太。我们家相册里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我站着，我妈下蹲，我妈捧着红宝书指给我看。我斜着眼睛，皱着眉头，看样子，也就四岁不到。我妈从我懂事起，就给我忆苦思甜，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解放前白色恐怖，解放后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现在，我妈说共产主义确实是乌托邦，不可能实现，但改革开放好，穿的、用的、耍的比三十年前不知好了多少倍，中共慢慢在改，好日子还在后头。一带一路更是好，你好我好大家好，连美英法学者都给中国点赞。
我妈是资深爱国者，床头插着小红旗，看见卫星发射、奥运会夺冠、“自主创新”、国家超级工程就亢奋。她老人家是我们家的新闻主播，国家政策如数家珍。啥子土地流转、社保异地结算、博士生涨工资、两个一百年战略决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调结构转方式、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等等。我妈唯一痛恨的是毛魔，说他是大流氓、十恶不赦，奸淫女人，整死无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对毛屠夫的愤恨，主要来源于她看的《炎黄春秋》。我妈时常叹息，再年轻十岁就好了，就可以看到更美好的未来了。我妈常劝我：政府一直在改，你慢慢看，会好起来的！少在网上东说西说，看问题要全面，要辩证地看。秦火火一出事，我妈就紧张。薛蛮子上央视认罪时，我妈也紧张。我妈说，现在言论自由，不像以前，稍不注意，就是现行反革命罪，但还是要注意分寸，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乱说，不要乱转帖，别造谣、信谣、传谣，弄不好，整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帽子来戴起。
在我妈劝我的过程中，雅安芦山地震了，官方公布：200多万人受灾，196人遇难，21人失踪，13484人受伤。天津港爆炸了，官方公布：事故总遇难人数为173人。昆明发生“暴恐案”了，官方公布：31人死亡，141人受伤，其中，40人重伤。访民徐纯合被佩枪警察一枪毙命了，大学生魏则西被医死了，牙医陈仲伟被砍死了，抓嫖警察卢红奎被电死了，环保专家雷洋被足疗死了。当然，我妈不认为这些事件和一党专政有关。
我姐和我妈不一样，不老是劝我，对我说了几次“过自己的日子”后，见我我行我素，不可救药，就闭嘴不说了。我姐夫认为，中国这么大，只有共产党才管得好。我前夫是毛粉，对毛屠夫佩服得五体投地。一说起毛，我们就会一阵大吵。我儿子从小受爱国主义、反智主义教育，直到二十岁左右，看见五星红旗升起，还忍不住地冒泪。在看我发帖的过程中，他总是不由自主地，经常说我负面情绪多、只看阴暗面。
我在我们家，是“一小撮”。好在，我还有个大哥，可以推心置腹。
我父亲进入502厂、参加工作之前，是成都绸缎铺的学徒工。“解放”给了他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我姑爹、姑妈的影响下，他练字、看书，参加工作，当上缝纫工后，也抄抄写写的。慢慢，当上工人通讯员，再从工人提干，进了计划科。后来，成为厂长御用笔杆子。八十年代初，四川人民出版社把我父亲调去做文艺编室的编辑。从“解放”初，到我父亲搞编辑工作，这中间，我父亲写了很多他自鸣得意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曲艺、杂文。从“建立新中国”、“抗美援朝”、“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文革”、“打倒四人帮”，到“改革开放”， 我父亲都一路歌功颂德。因为种种原因，他在厂里未能入党，直到去了出版社后几年，方才如愿。并且，后来成为四川文艺出版社文艺编室党支部书记。我父亲晚年喜欢看《炎黄春秋》，他多次明确表示，赞成多党制。但在赞成多党制的同时，他又写打油诗，喊共产党万岁。
因为我父亲喜欢舞文弄墨，所以，我家书香、墨香、画香不断，这种艺术氛围直接把我送进诗的王国。从小，我就在明信片上看李少言的版画，长大点后，看郭沫若的诗画集《百花齐放》，看《莱蒙托夫诗选》、《普希金诗选》、《泰戈尔诗选》。齐白石、徐悲鸿的画我是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后来更名为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明信片上看到的。我翻来覆去地看那两套明信片。
在四川省卫生管理干部学院工作那四年，是我这辈子最轻松的四年。睡觉之前，我会在巴赫、肖邦、门德尔松、舒伯特、李斯特、柴可夫斯基……之间，挑出一盘磁带来听。或者，看几页书，再闭眼。一去单位上班，同一个办公室的王姐就喜欢我得不得了，青妹青妹的不离口，还接二连三地给我介绍男朋友。她骑凤凰28，我骑飞鸽26，我们一前一后，或者，并肩骑行在成都的大街小巷上。目的地：去介绍人约定的地方见面。我的前夫就是在无数见面后，最后出场的。
我是六零后，“文革”前夕出生。二十岁左右，正好赶上八十年代思潮，经历了“科学的春天”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洗礼。从那时开始，直到2009年，我是标准的文艺女青年，喜欢看小资刊物，比如，《万象》、《书城》、《艺术世界》、《三联生活周刊》，听蓝调、摇滚、民谣、美国乡村音乐，追看艺术电影。2009年，我开始转型，关注起公共题材。再后来，着手写“反诗”，逐渐奔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小撮”。
读小学时，某天，我的语文老师马老师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在纸上画了两条路，一条直路，一条斜路。马老师咬紧嘴唇，神情严肃地说：“马青，同学们都说你骄傲！这是两条路，你走哪一条！”没想到，后来，我确实走上了一条斜路，不仅斜，还斜得无可救药，直到，和众人反向而行。
王姐后来离开大陆，虽然痛恨当局，但她主张渐进改良。她说：“成都变化好大啊！二环路高架桥，一转眼，就修起了！不得不承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处！”看了全国那么多城市，她觉得，成都的现代化程度是数一数二的。她说，中国人口太多，乱不得，乱了还是小老百姓遭殃。
马老师和我大表哥也都主张渐进改良，但我觉得渐进改良早就没戏了，1989年6月，追碾平民、学生的党卫军坦克宣告渐进改良寿终正寝。我是沉船派，主张推墙、沉船。终于，几十年后，我彻彻底底地走向斜路，从共产主义接班人变成共产主义掘墓人。
2014年5月4日,“习一尊”到北京大学溜达，对万般激动的大学生说：“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我的第一颗扣子扣得端端正正的，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最后，我还是从乖乖女、文艺女青年变成自由主义者、“反党反社会主义”者，举起飞刀，甩向我曾经戴着红领巾宣誓热爱的中国共产党。
我从小就腼腆，见了生人总是脸红。我妈我爸可能万万想不到，我会变成钢铁侠。后来，我二表哥（标准毛粉、自干五）当着我妈我爸的面说，是我大表哥影响了我，把我带往资产阶级泥坑。听了这话，我大表哥当着众人的面，伤伤心心哭了一场。
其实，我之所以变成这样，主要和我曾经的灵魂伴侣有关。关于他，以后再讲。
附图简笔画是我前几天的依葫芦画瓢。希望哪天沉船成功，我可以有时间画画。
我妈对我的担心不无道理，虽然，我从未想过我会因为转发某个帖子犯法。要出事，也出在我自己的文字上，咋可能因为转发呢？问题是，我还真就因为转发被专政了。
2016年5月4日第一稿 于郫县犀浦红光
2016年5月17日第二稿 于郫县犀浦红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