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24
Summary
Laureates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24 to
Daron Acemoglu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USA
Simon Johns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USA
James A. Robin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IL, USA
“for studies of how institutions are formed and affect prosperity”
They have helped us understand differences in prosperity between nations
This year’s laureates in the economic sciences –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 – have demonstrated the importance of societal institutions for a country’s prosperity. Societies with a poor rule of law and institutions that exploit the population do not generate growth or change for the better. The laureates’ research helps us understand why.When Europeans colonised large parts of the globe, the institutions in those societies changed. This was sometimes dramatic, but did not occur in the same way everywhere. In some places the aim was to exploit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 and extract resources for the colonisers’ benefit. In others, the colonisers formed inclusiv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for the long-term benefit of European migrants.
The laureates have shown that one explanation for differences in countries’ prosperity is the societal institutions that were introduced during colonisation. Inclusive institutions were often introduced in countries that were poor when they were colonised, over time resulting in a generally prosperous population. Thi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why former colonies that were once rich are now poor, and vice versa.
Some countries become trapped in a situation with extractive institutions and low economic growth. The introduction of inclusive institutions would create long-term benefits for everyone, but extractive institutions provide short-term gains for the people in power. As long as the political system guarantees they will remain in control, no one will trust their promises of future economic reforms. According to the laureates, this is why no improvement occurs.
However, this inability to make credible promises of positive change can also explain why democratisation sometimes occurs. When there is a threat of revolution, the people in power face a dilemma. They would prefer to remain in power and try to placate the masses by promising economic reforms, but the population are unlikely to believe that they will not return to the old system as soon as the situation settles down. In the end, the only option may be to transfer power and establish democracy.
“Reducing the vast differences in income between countries is one of our time’s greatest challenges. The laureates have demonstrated the importance of societal institutions for achieving this,” says Jakob Svensson, Chair of the Committee for 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llustrations
The illustrations are free to use for non-commercial purposes. Attribute ”© Johan Jarnestad/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Illustration: 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2024 (pdf)
Illustration: Income gap (pdf)
Illustration: Reversal of fortune (pdf)
Illustration: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re shaped and changed (pdf)
Read more about this year’s prize
Popular science background: They provided an explanation for why some countries are rich and others poor (pdf)Scientific background to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24 (pdf)
Daron Acemoglu, born 1967 in Istanbul, Türkiye. PhD 1992 from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K. Professor a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USA.
Simon Johnson, born 1963 in Sheffield, UK. PhD 1989 from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USA. Professor a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USA.
James A. Robinson, born 1960. PhD 1993 from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USA.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IL, USA.
Prize amount: 11 million Swedish kronor, to be shared equally between the laureates.
Further information: www.kva.se and www.nobelprize.org
Press contact: Eva Nevelius, Press Secretary, +46 70 878 67 63, eva.nevelius@kva.se
Experts: Tommy Andersson, +46 73 358 26 54, tommy.andersson@nek.lu.se, Peter Fredriksson, +46 76 806 70 80, peter.fredriksson@nek.uu.se, Jakob Svensson, +46 70 177 67 17, jakob.svensson@iies.su.se and Jan Teorell, +46 70 868 18 91, jan.teorell@statsvet.su.s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for the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founded in 1739, is an independent organisation whose overall objective is to promote the sciences and strengthen their influence in society. The Academy takes speci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mathematics, but endeavours to promote the exchange of ideas between various disciplines.
Nobel Prize®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the Nobel Foundation.
2024年10月14日 作者： 胡萌 来源： 新京报
10月14日，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鲁滨逊三位获得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完全不意外，尤其是阿杰姆奥卢，许多人早就呼吁他获得诺奖。”国内经济学领域的多位教授在接受贝壳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表示，他们三人凭借对“制度如何塑造并影响国家繁荣”的深刻洞察共享此殊荣，“实至名归，但也借了AI东风。”
“他们三人是一个固定的团队，是研究制度经济学领域的黄金搭档，其中，阿杰姆奥卢的影响更大一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表示。
阿杰姆奥卢等三人共享诺奖
业内：他们组合在一起是无敌的
“三位长期的合作者，呼声一致很高，终于如愿以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向贝壳记者表示。
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诺贝尔奖委员会评价称，“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这些获奖者证明了社会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今年三位诺奖得主，我与其中两位有过接触。谈及对他们的印象，大多数人会将光环放在阿杰姆奥卢身上，事实上，他们三人是一个固定的团队，可以说是黄金搭档，其中，阿杰姆奥卢的影响更大一些。”聂辉华表示，制度经济学天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他们虽然都研究制度经济学，但有所差别，其中，阿杰姆奥卢侧重于经济学，约翰逊侧重于金融学，鲁滨逊侧重于政治学，这三个组合在一起基本是无敌的。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同样认为“阿杰姆奥卢对经济学的贡献整体要比其他两位更大。”对于经济繁荣的理解的确需要深入考虑政治体制与政治权利分配的角色，他们的工作推动了经济学界对这一重要方向的努力。
聂辉华表示，三位诺奖得主合作撰写了多篇文章，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发表于顶级期刊2001年美国经济学评论（AER）。在这篇文章中，他们证明了制度的重要性。之前，诺斯等人也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但没有在因果关系上进行证明。在2001年的文章中，他们巧妙地找到了一个工具变量，解决了这个问题。
陈永伟表示，他们凭借对“制度如何塑造并影响国家繁荣”的深刻洞察共享此殊荣，这一理论为我们揭示了国家贫富差距的根源。
三位合作撰写多本著作
个别观点曾引发比尔盖茨批评
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阿杰姆奥卢、约翰逊两位来自麻省理工，鲁滨逊则来自芝加哥大学，三位合作撰写了多本著作。
聂辉华表示，阿杰姆奥卢与鲁滨逊合作了《民主与专制的经济起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等畅销书，其中，《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尽管观点引人深思，但其中一些观点过于简单粗暴，引发热议，比尔·盖茨曾专门写书评来批评这本书。此外，二人还合作了一本未在国内翻译的书《狭隘的走廊》，主要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最近，我强烈推荐的一本书是《权力与进步》，这是阿杰姆奥卢与约翰逊合作完成的，他们通过考察过去千年的重大技术变革得出两个惊人结论。”聂辉华指出，首先，并非所有技术进步都能带来经济繁荣；其次，即使技术进步确实推动了经济增长，这种繁荣也不一定会惠及所有普通劳动者，这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来平衡不同利益集团，没有保护弱势群体的制度，那么技术进步可能会加剧贫富差距。
“他们跟老一代制度经济学家不同，他们是通过做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并展开叙事。但争议很大。”张军指出，他们的思想总体上还是传承于西方中心论。“长期以来，他们的研究想弄清楚为什么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不能发展起来。一个结论是大多数国家要么国家能力太强，要么太弱。在他们看来只有欧美是最适度的。”
高产的阿杰姆奥卢
每周工作时间超过100个小时
阿杰姆奥卢是一位兴趣广泛、著作等身的天才经济学家。“阿杰姆奥卢实在是太能写了，动不动一写就是几百页的书或者是上百页的论文。我的电脑里存放着大量的阿杰姆奥卢的文档，至今尚未读完。他的写作速度甚至超过了我阅读的速度。”谈及对阿杰姆奥卢的印象时，聂辉华表示。
据了解，一般学者一生可能只能在顶级的五本期刊上发表一到两篇文章，而阿杰姆奥卢论文频繁亮相于各大顶级期刊。哈佛大学教授曼昆甚至曾在博客中打趣道：“阿杰姆奥卢一定有个孪生兄弟在帮他写东西，否则我无法想象一个人能有如此高产！”
“阿杰姆奥卢与其他学者不同，他兼顾学术研究和科普工作，堪称双料冠军。”聂辉华表示，我讲课的时候一般会这么形容阿杰姆奥卢，身高八尺，腰围八尺，体格雄壮，精力充沛。他每周工作时间超过100个小时，因为太勤奋的打字了，甚至把手指都打坏了。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阿杰姆奥卢对AI技术的蓬勃发展也给予了密切关注。与许多对AI乐观的学者不同，他持谨慎态度。他指出，技术具有双重潜力，既可能改善社会福利，也可能加剧不平等。
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从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得主来看，人工智能都是获奖的主要元素。在预测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不少人士将目光瞄向了与人工智能研究相关的学者。“如果经济学选AI得奖的话，其中之一应该是阿杰姆奥卢，他写了大约18篇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广泛讨论了自动化或机器人对人们收入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穷国与富国在何处分野？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很现实”
《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表示，他们三人凭借对“制度如何塑造并影响国家繁荣”的深刻洞察共享此殊荣，“实至名归，但也借了AI东风。”
“他们三人是一个固定的团队，是研究制度经济学领域的黄金搭档，其中，阿杰姆奥卢的影响更大一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表示。
阿杰姆奥卢等三人共享诺奖
业内：他们组合在一起是无敌的
“三位长期的合作者，呼声一致很高，终于如愿以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向贝壳记者表示。
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诺贝尔奖委员会评价称，“缩小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这些获奖者证明了社会制度对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今年三位诺奖得主，我与其中两位有过接触。谈及对他们的印象，大多数人会将光环放在阿杰姆奥卢身上，事实上，他们三人是一个固定的团队，可以说是黄金搭档，其中，阿杰姆奥卢的影响更大一些。”聂辉华表示，制度经济学天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他们虽然都研究制度经济学，但有所差别，其中，阿杰姆奥卢侧重于经济学，约翰逊侧重于金融学，鲁滨逊侧重于政治学，这三个组合在一起基本是无敌的。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同样认为“阿杰姆奥卢对经济学的贡献整体要比其他两位更大。”对于经济繁荣的理解的确需要深入考虑政治体制与政治权利分配的角色，他们的工作推动了经济学界对这一重要方向的努力。
聂辉华表示，三位诺奖得主合作撰写了多篇文章，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发表于顶级期刊2001年美国经济学评论（AER）。在这篇文章中，他们证明了制度的重要性。之前，诺斯等人也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但没有在因果关系上进行证明。在2001年的文章中，他们巧妙地找到了一个工具变量，解决了这个问题。
陈永伟表示，他们凭借对“制度如何塑造并影响国家繁荣”的深刻洞察共享此殊荣，这一理论为我们揭示了国家贫富差距的根源。
三位合作撰写多本著作
个别观点曾引发比尔盖茨批评
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阿杰姆奥卢、约翰逊两位来自麻省理工，鲁滨逊则来自芝加哥大学，三位合作撰写了多本著作。
聂辉华表示，阿杰姆奥卢与鲁滨逊合作了《民主与专制的经济起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等畅销书，其中，《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尽管观点引人深思，但其中一些观点过于简单粗暴，引发热议，比尔·盖茨曾专门写书评来批评这本书。此外，二人还合作了一本未在国内翻译的书《狭隘的走廊》，主要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最近，我强烈推荐的一本书是《权力与进步》，这是阿杰姆奥卢与约翰逊合作完成的，他们通过考察过去千年的重大技术变革得出两个惊人结论。”聂辉华指出，首先，并非所有技术进步都能带来经济繁荣；其次，即使技术进步确实推动了经济增长，这种繁荣也不一定会惠及所有普通劳动者，这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来平衡不同利益集团，没有保护弱势群体的制度，那么技术进步可能会加剧贫富差距。
“他们跟老一代制度经济学家不同，他们是通过做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并展开叙事。但争议很大。”张军指出，他们的思想总体上还是传承于西方中心论。“长期以来，他们的研究想弄清楚为什么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不能发展起来。一个结论是大多数国家要么国家能力太强，要么太弱。在他们看来只有欧美是最适度的。”
高产的阿杰姆奥卢
每周工作时间超过100个小时
阿杰姆奥卢是一位兴趣广泛、著作等身的天才经济学家。“阿杰姆奥卢实在是太能写了，动不动一写就是几百页的书或者是上百页的论文。我的电脑里存放着大量的阿杰姆奥卢的文档，至今尚未读完。他的写作速度甚至超过了我阅读的速度。”谈及对阿杰姆奥卢的印象时，聂辉华表示。
据了解，一般学者一生可能只能在顶级的五本期刊上发表一到两篇文章，而阿杰姆奥卢论文频繁亮相于各大顶级期刊。哈佛大学教授曼昆甚至曾在博客中打趣道：“阿杰姆奥卢一定有个孪生兄弟在帮他写东西，否则我无法想象一个人能有如此高产！”
“阿杰姆奥卢与其他学者不同，他兼顾学术研究和科普工作，堪称双料冠军。”聂辉华表示，我讲课的时候一般会这么形容阿杰姆奥卢，身高八尺，腰围八尺，体格雄壮，精力充沛。他每周工作时间超过100个小时，因为太勤奋的打字了，甚至把手指都打坏了。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阿杰姆奥卢对AI技术的蓬勃发展也给予了密切关注。与许多对AI乐观的学者不同，他持谨慎态度。他指出，技术具有双重潜力，既可能改善社会福利，也可能加剧不平等。
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从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得主来看，人工智能都是获奖的主要元素。在预测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不少人士将目光瞄向了与人工智能研究相关的学者。“如果经济学选AI得奖的话，其中之一应该是阿杰姆奥卢，他写了大约18篇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广泛讨论了自动化或机器人对人们收入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穷国与富国在何处分野？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很现实”
第一财经•10-14 作者：高雅 ? 冯迪凡 责编：谢涓
当地时间10月14日，一年一度的“诺奖季”迎来了最后一项大奖，即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揭晓。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达龙·阿杰姆奥卢（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鲁滨逊（James A. Robinson）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共同获得，他们在“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方面的研究贡献得到了表彰。
负责评选和颁发奖项的瑞典皇家科学院评价称，今年的三位获奖者对国家之间为何存在巨大的繁荣差异提出了新的见解。通过研究欧洲殖民者引入的不同政治和经济制度，三位经济学家证明了制度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还开发了理论工具，解释了为何制度差异会长期存在，以及制度如何改变的问题。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所博士生导师、长聘副教授谢丹夏与这三位经济学家颇有交集。在美国读书期间，他曾在麻省理工学院选修过阿杰姆奥卢的经济增长课程；也曾与西蒙·约翰逊同在彼得森经济研究所共事；在谢丹夏获得博士学位的芝加哥大学，詹姆斯·鲁滨逊长期担任教职。
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学界普遍认可他们三位在研究上的贡献，尤其是他们2001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这是制度经济学的一大突破。这篇文章目前的引用量已达18000次。在经济学领域，一般认为引用量超过1万的文章都存在荣获诺奖的可能。他们的文章已接近2万次引用，获奖也是意料之中。”
制度如何影响繁荣
根据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介绍，三位经济学家在2001年的论文中研究了欧洲人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化历史。他们发现，殖民者从16世纪起在不同地区引入或保留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造成当前国家繁荣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殖民时期最富裕的地区如今却成了最贫穷的地区。
这种“命运的逆转”与殖民者的死亡率息息相关。研究发现，殖民者死亡率越高的地区，如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往往越低，因为高死亡率地区往往是缘于建立了掠夺性制度，目的是迅速获取资源，而不是长期发展。
《比较》杂志研究部主管陈永伟对第一财经记者称，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20世纪60至70年代，“新经济史学家”如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提出，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即从制度角度来看待经济增长。然而，这一领域早期的研究多停留在“讲故事”层面，缺乏严谨的计量分析，未能解决地理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争论。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其介绍词中也写道，证明社会制度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易事。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制度上，也涉及其他因素。为了找到答案，获奖者采用了创新的实证方法。
“阿杰姆奥卢和其合作者用十分巧妙的方法，验证了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例如，他们研究了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的死亡率，发现殖民者在适宜居住的地区建立了包容性制度，而在高死亡率地区则实行掠夺性政策。他们精密的统计分析显示，各地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有着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陈永伟解释称。
谢丹夏回忆起他在阿杰姆奥卢课堂上的经历：“在讲授经济增长那门课时，阿杰姆奥卢当然会讲到他那篇经典的文章。除了实证方法，他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能够用非常严谨的数学把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思想进行建模。我认为，这是他与另外两位诺奖得主不同的地方之一。他在实证和理论方面的造诣可能更深，尤其是在创新性的建模上。”
而在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后，阿杰姆奥卢进一步研究了制度的演化规律。例如，他对“政治的科斯定理”表示质疑，即制度变迁是通过谈判达成最有效率的结果。在他看来，制度变革的原因不是其效率而是各集团政治力量的变化，如果在旧制度中受损的阶层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制度变迁，那么有效率的制度就不会出现。
陈永伟解释说，在阿杰姆奥卢的观点中，制度变化并不总由效率驱动，西欧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提升了劳动者的地位，而不是效率改变导致庄园制兴起。制度演进的关键在于缺乏第三方保证机制，导致集团冲突和制度不稳定。最终，胜利的精英集团选择制度的标准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国家整体利益，只有在两者恰巧一致时，根据激励相容的原则，好的制度才会出现。
诺奖近年来青睐“现实问题”？
瑞典皇家科学院称，如今，全球最富有的前20%国家比最贫穷的20%国家要富裕约30倍。尽管最贫穷的国家有所进步，但仍无法赶上最富有国家的步伐。他们认为，今年的获奖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解释了这一现象为何持续。
长期追踪诺贝尔经济学奖动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仁贵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从近几年诺奖的颁发情况来看，大多表彰的是针对现实重大问题的研究。他解释说：“2019年的诺奖颁发给了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研究，2022年的研究解决的是金融危机是如何爆发的，2023年的奖项则给了劳动经济学的性别差异研究，今年的获奖者研究了国家繁荣水平差距背后的原因。”
谢丹夏称，每年的诺奖颁布周，也是全球科研工作者的狂欢节。“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每年经济学诺奖颁布的前几天，博士生们会举办一年一度的诺奖竞猜活动。每人出1美元，写上一个自己预测的诺奖得主姓名，放入投票箱；诺奖公布后，预测正确的同学将平分所有奖金。”他讲述道。
谢丹夏举例称：“2022年的诺奖得主之一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也出身芝加哥大学，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关于金融中介和银行挤兑模型。这对金融风险管理有着重要意义，帮助我们理解如何避免银行挤兑，并提供了理论模型和解决方案。这不仅是学术界关心的，上至央行下到普通储户也会关注，因为它直接影响到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储户的利益。例如，戴蒙德教授的贡献与我国2015年开始实行的存款保险制度有密切关系，他的理论帮助了这一制度的设立。如今，我们每个银行账户都有50万元的存款保险额度，这在降低银行挤兑风险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谢丹夏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所以备受财经界关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获奖理论往往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他说：“今年的获奖理论特别重要，它探讨了为什么有些国家会贫穷，有些国家会繁荣。这些问题涉及如何让一个国家变得富裕，关系到人类的重大社会福利和切身利益，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显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谢丹夏认为：“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关乎普通百姓的生活品质、财富管理和金融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研究成果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公众关注的原因。”
有可能二次获诺奖的AI质疑者
李仁贵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外界很容易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误认为对某位杰出人物的表彰，但事实上，这是对某项特定成就的表彰。换言之，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可能会二次获奖。他称：“我们可以看到，在物理和化学领域已有两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科学家，某位经济学家二次获奖也是迟早的事。”
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阿杰姆奥卢未来也很可能因人工智能（AI）领域的研究获得诺奖。谢丹夏说：“阿杰姆奥卢在经济学中的贡献不仅限于制度经济学。虽然这次获奖主要是表彰他们对制度及其对国家贫穷或繁荣影响的研究，但阿杰姆奥卢在经济增长、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也有很多贡献。”
1967年出生的阿杰姆奥卢今年57岁，于1992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获得博士学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一年后，他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在2005年，他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奖章。
在AI爆发增长的时代，人们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微软、亚马逊和Meta等云计算超大规模企业对英伟达GPU的大量投资不会带来相应的收入激增。
而长期以来，阿杰姆奥卢对AI的潜力都心存疑虑。他认为，AI只能适度提高生产力，未来十年对美国经济产出贡献不会超过1%。他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表示，AI基础设施投资可能无法满足投资者的盈利预期。换言之，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可能无法实现，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实现。
阿杰姆奥卢表示，在未来十年中，可能只有5%的工作会受到AI的重大影响，“很多钱都会被浪费掉”，“你不可能从这5%中获得经济革命”。
阿杰姆奥卢认为，未来AI有三种可能的发展前景，但都不是特别乐观。其中，最乐观的情况是，AI炒作降温，该技术的一些应用站稳脚跟，其狂热会持续到2025年，最终导致科技股崩盘，类似于互联网泡沫时期发生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和技术高管会对AI失去兴趣，从而导致“AI的春天之后是AI的冬天”。
不过，虽然阿杰姆奥卢对ChatGPT这样的大型语言模型所能做的事情印象深刻，但可靠性问题意味着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在工作场所取代人类。
“你需要高度可靠的信息，或者这些模型能够忠实地执行以前工人所做的某些步骤。”阿杰姆奥卢说，在少数情况下，这些模型可以做到这一点，但需要一些人工监督，比如编码，“但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做不到。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现实”。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达龙·阿杰姆奥卢（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鲁滨逊（James A. Robinson）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共同获得，他们在“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方面的研究贡献得到了表彰。
负责评选和颁发奖项的瑞典皇家科学院评价称，今年的三位获奖者对国家之间为何存在巨大的繁荣差异提出了新的见解。通过研究欧洲殖民者引入的不同政治和经济制度，三位经济学家证明了制度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还开发了理论工具，解释了为何制度差异会长期存在，以及制度如何改变的问题。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所博士生导师、长聘副教授谢丹夏与这三位经济学家颇有交集。在美国读书期间，他曾在麻省理工学院选修过阿杰姆奥卢的经济增长课程；也曾与西蒙·约翰逊同在彼得森经济研究所共事；在谢丹夏获得博士学位的芝加哥大学，詹姆斯·鲁滨逊长期担任教职。
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学界普遍认可他们三位在研究上的贡献，尤其是他们2001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这是制度经济学的一大突破。这篇文章目前的引用量已达18000次。在经济学领域，一般认为引用量超过1万的文章都存在荣获诺奖的可能。他们的文章已接近2万次引用，获奖也是意料之中。”
制度如何影响繁荣
根据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介绍，三位经济学家在2001年的论文中研究了欧洲人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化历史。他们发现，殖民者从16世纪起在不同地区引入或保留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造成当前国家繁荣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殖民时期最富裕的地区如今却成了最贫穷的地区。
这种“命运的逆转”与殖民者的死亡率息息相关。研究发现，殖民者死亡率越高的地区，如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往往越低，因为高死亡率地区往往是缘于建立了掠夺性制度，目的是迅速获取资源，而不是长期发展。
《比较》杂志研究部主管陈永伟对第一财经记者称，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增长就是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20世纪60至70年代，“新经济史学家”如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提出，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即从制度角度来看待经济增长。然而，这一领域早期的研究多停留在“讲故事”层面，缺乏严谨的计量分析，未能解决地理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争论。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其介绍词中也写道，证明社会制度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易事。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制度上，也涉及其他因素。为了找到答案，获奖者采用了创新的实证方法。
“阿杰姆奥卢和其合作者用十分巧妙的方法，验证了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例如，他们研究了欧洲殖民者在非洲的死亡率，发现殖民者在适宜居住的地区建立了包容性制度，而在高死亡率地区则实行掠夺性政策。他们精密的统计分析显示，各地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和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有着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陈永伟解释称。
谢丹夏回忆起他在阿杰姆奥卢课堂上的经历：“在讲授经济增长那门课时，阿杰姆奥卢当然会讲到他那篇经典的文章。除了实证方法，他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能够用非常严谨的数学把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思想进行建模。我认为，这是他与另外两位诺奖得主不同的地方之一。他在实证和理论方面的造诣可能更深，尤其是在创新性的建模上。”
而在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后，阿杰姆奥卢进一步研究了制度的演化规律。例如，他对“政治的科斯定理”表示质疑，即制度变迁是通过谈判达成最有效率的结果。在他看来，制度变革的原因不是其效率而是各集团政治力量的变化，如果在旧制度中受损的阶层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制度变迁，那么有效率的制度就不会出现。
陈永伟解释说，在阿杰姆奥卢的观点中，制度变化并不总由效率驱动，西欧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提升了劳动者的地位，而不是效率改变导致庄园制兴起。制度演进的关键在于缺乏第三方保证机制，导致集团冲突和制度不稳定。最终，胜利的精英集团选择制度的标准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国家整体利益，只有在两者恰巧一致时，根据激励相容的原则，好的制度才会出现。
诺奖近年来青睐“现实问题”？
瑞典皇家科学院称，如今，全球最富有的前20%国家比最贫穷的20%国家要富裕约30倍。尽管最贫穷的国家有所进步，但仍无法赶上最富有国家的步伐。他们认为，今年的获奖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解释了这一现象为何持续。
长期追踪诺贝尔经济学奖动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仁贵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从近几年诺奖的颁发情况来看，大多表彰的是针对现实重大问题的研究。他解释说：“2019年的诺奖颁发给了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研究，2022年的研究解决的是金融危机是如何爆发的，2023年的奖项则给了劳动经济学的性别差异研究，今年的获奖者研究了国家繁荣水平差距背后的原因。”
谢丹夏称，每年的诺奖颁布周，也是全球科研工作者的狂欢节。“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每年经济学诺奖颁布的前几天，博士生们会举办一年一度的诺奖竞猜活动。每人出1美元，写上一个自己预测的诺奖得主姓名，放入投票箱；诺奖公布后，预测正确的同学将平分所有奖金。”他讲述道。
谢丹夏举例称：“2022年的诺奖得主之一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也出身芝加哥大学，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关于金融中介和银行挤兑模型。这对金融风险管理有着重要意义，帮助我们理解如何避免银行挤兑，并提供了理论模型和解决方案。这不仅是学术界关心的，上至央行下到普通储户也会关注，因为它直接影响到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储户的利益。例如，戴蒙德教授的贡献与我国2015年开始实行的存款保险制度有密切关系，他的理论帮助了这一制度的设立。如今，我们每个银行账户都有50万元的存款保险额度，这在降低银行挤兑风险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谢丹夏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所以备受财经界关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获奖理论往往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他说：“今年的获奖理论特别重要，它探讨了为什么有些国家会贫穷，有些国家会繁荣。这些问题涉及如何让一个国家变得富裕，关系到人类的重大社会福利和切身利益，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显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谢丹夏认为：“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关乎普通百姓的生活品质、财富管理和金融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研究成果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公众关注的原因。”
有可能二次获诺奖的AI质疑者
李仁贵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外界很容易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误认为对某位杰出人物的表彰，但事实上，这是对某项特定成就的表彰。换言之，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可能会二次获奖。他称：“我们可以看到，在物理和化学领域已有两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科学家，某位经济学家二次获奖也是迟早的事。”
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阿杰姆奥卢未来也很可能因人工智能（AI）领域的研究获得诺奖。谢丹夏说：“阿杰姆奥卢在经济学中的贡献不仅限于制度经济学。虽然这次获奖主要是表彰他们对制度及其对国家贫穷或繁荣影响的研究，但阿杰姆奥卢在经济增长、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也有很多贡献。”
1967年出生的阿杰姆奥卢今年57岁，于1992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获得博士学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一年后，他加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在2005年，他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奖章。
在AI爆发增长的时代，人们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微软、亚马逊和Meta等云计算超大规模企业对英伟达GPU的大量投资不会带来相应的收入激增。
而长期以来，阿杰姆奥卢对AI的潜力都心存疑虑。他认为，AI只能适度提高生产力，未来十年对美国经济产出贡献不会超过1%。他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表示，AI基础设施投资可能无法满足投资者的盈利预期。换言之，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可能无法实现，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实现。
阿杰姆奥卢表示，在未来十年中，可能只有5%的工作会受到AI的重大影响，“很多钱都会被浪费掉”，“你不可能从这5%中获得经济革命”。
阿杰姆奥卢认为，未来AI有三种可能的发展前景，但都不是特别乐观。其中，最乐观的情况是，AI炒作降温，该技术的一些应用站稳脚跟，其狂热会持续到2025年，最终导致科技股崩盘，类似于互联网泡沫时期发生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和技术高管会对AI失去兴趣，从而导致“AI的春天之后是AI的冬天”。
不过，虽然阿杰姆奥卢对ChatGPT这样的大型语言模型所能做的事情印象深刻，但可靠性问题意味着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在工作场所取代人类。
“你需要高度可靠的信息，或者这些模型能够忠实地执行以前工人所做的某些步骤。”阿杰姆奥卢说，在少数情况下，这些模型可以做到这一点，但需要一些人工监督，比如编码，“但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做不到。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