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晚，数了上千只羊，却一分钟都没能睡着。
凌晨四点，蒋先生被邮轮员工护送回了房。他说他打完了抗生素点滴，还喝了止吐冲剂，医护让他早上七点再回去，做新一轮的检测。
我俩谁都睡不着，就躺着讨论了一下各自的感受。
蒋先生说，输了液，至少把恶心想吐的感觉给抑制住了。但也承认，这次的感觉与韩国实在太像了，就算明早七点的检测数据有所好转，他也没信心再在船上待下去了。
我赞成他的“没信心”。当初在韩国，他下午感觉是好转了的，可到了晚上就急转直下。谁知道漂到海上会是什么状况。万一发展成重症，急救直升机都开不过去。
而且，我俩一致认为，我们对邮轮的医护水平信心不足。或者说，他们压根儿就没打算给我们任何信心。在治疗室时，我曾把韩国医院开出的药方给医生看，问她：现在船还在百慕大，医护室能不能（看在蒋先生可能旧病复发的份儿上，）准备一些类似的药品。黑MM一口拒绝了。她说，邮轮医护的作用是急救，不会为特定客人采购药品。她甚至连处方也不肯给我们开，说是不符合她的职责要求。
之前我读到过，邮轮医生的资质比北美行医标准要宽松许多，因为邮轮不受国土疆界的限制，员工招聘自然也不用跟随某几国的严格标准。这位黑MM医生也许才高八斗，但她明显缺乏医护人员所需的人文关怀精神。她自始至终都给我一种卖弄学问的感觉，不是救死扶伤。
虽然舍不得这接下来十几天的行程，也心疼花出去的好几千块，但一想到蒋先生很可能会重新走上死亡线，心里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冒这种风险的。哪怕普通肠胃感冒vs.旧病复发的概率只是99:1。毕竟，另一头的概率再低，那也是人命关天的事。
再说，医生都说了，他现在有血液感染。关于这件事，一回房我就谷歌过，血液感染有五种可能，其中包括沙门氏菌这种小毛病。但愿他只是小毛病。。。但是，谁知道呢？他有前科，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我说，明早（其实是今早）下船，如果不紧急住院，咱们也得在医院附近住上几天。
贫贱夫妻百事哀啊。说这话时，我心里也闪过一丝埋怨：蒋先生，你复发就复发了，为什么非要选择一个这么贵的地方！
真的，百慕大的贵，简直不能用言辞形容。我在expedia上查过岛上的酒店：最便宜的那一家，三天也要$1500+，看着就像一家普通的民居，全无酒店的设计感，像是有人分享一间自家的卧室。剩下的价格更离谱，每天晚上$1500+，甚至两三千。也许是last minute，酒店选择很少，全岛不超过十家。Airbnb也是同样的状况，两个字：bloody expensive！这是什么风水宝地啊！
要订的话，也只有三晚1500的选项了。可我又不知道医院在哪里。要是离得太远，不管是他就医，还是我去照顾他，都不方便。因此暂时也还没法下单。
蒋先生说，通知保险吧。
我说，这次可能不行了。旧病复发，保险公司是不保的。看他不置信的样子，我说，你妈妈对保险条款知道的比较清楚（上次多亏她一手包办），不如我们问问她？
他那么不爱打扰其他人的一个人，竟然默许了。
我看了一下表，已经凌晨五点，撇开时差，维多利亚也已半夜一点。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过去，响了三下，没有回应，赶紧就挂了。我也不想打扰老人家休息啊。
不过，不到一分钟，婆婆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听说了蒋先生的状况，婆婆的态度很坚决：一定要下船，哪怕是很小的复发几率，也不要心存侥幸。
她也说，保险公司不会保这种情况。
我得说，在下船这个决定上，双方家人的意见空前一致。我跟我爸妈还有姐姐他们通电话时，他们也一致认为，这种情况一定得下船！
比起可能遭遇的风险，邮轮的价值与乐趣不值一提。
所以，28号清早，就是紧锣密鼓的下船准备。
前台的主管很帮忙，规定开船前三个小时前必须下船，考虑到我们的突发情况，她给我们宽限了一个小时，允许十点下船。她把自己拨给我专用，亲自教我填写百慕大的Arrival Card，还主动给我退还了当天玻璃底船Excursion的费用 ——比起邮轮费，这是毛毛雨。但是，这种感同身受的小关怀，给我添多了一丝暖意。
昨晚的抗生素治疗还是有效的，蒋先生说，虽然他还是浑身乏力，起码没有变糟的迹象。早上去医务室验血。医生也说血液感染的指标有所好转，所以她不能出具医学方面必须退船（Break the Cruise）的证明。我们表示理解。退船是我们自主的决定，只是为了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本来也没打算拿着病历让MSC给我们退款。
蒋先生说，如果能维持住目前的现状，他应该经得起稍微长途一点的飞行，就怕路上重新出现呕吐状况，那是会吓翻一飞机人的。我们再次请求医生开一份药方，万一路上出现状况可以抓药。医生也再一次拒绝了，大概是怕出了处方就坐实了医学方面必须退船的理由。蒋先生厚着脸皮要了一包昨晚护士给他服用过的止吐冲剂，宝贝似得一小口一小口喝了一路。
我们选择了美联航下午两点直飞纽约的航班。在纽瓦克机场中转一夜，第二天一早七点飞多伦多。我想着，到了纽约，离家就近了，如果状况紧急，打个Uber都能把他送回加拿大。
忙完这一切，我回到房间，紧急打包，又把孩子们摇醒。
孩子们当然不愿意走。昨晚告别时，蒋小诗还跟俱乐部的小朋友约好，要一起吃饭一起玩耍；蒋大核也惦记着“全世界最好吃的披萨”。怎么一觉醒来就要离开邮轮？
蒋小诗还是好说话，我们哄几句，她就乖乖背起了书包，跟我们走。蒋大核又调到了“一根筋”的状态，钻进牛角尖出不来。 从房间走到前台办理最后退船手续的这一路，我磨破嘴皮子跟他共情：妈妈知道，对你来说，这真是太难了，本来这样的生活准备好了要过上16天，谁知道才过三天就要下船。可是，爸爸生病了，我们只能这么做。真是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道理讲了一箩筐，他脑筋还是转不过弯来，又哭又闹。耐心耗尽时，我体内的控制狂魔忍不住咆哮：你爹不下船，可能会死！下个船对你来讲，真就那么难吗？
当然，这个控制狂魔始终只能深藏在共情慈母的皮相之下。我努力按压下心底的暴躁，搂住啼哭的他一遍遍道歉。
这母慈子哭的画面，连前台主管也湿了眼睛。
Google说，从邮轮终点站到百慕大机场，开车只需7分钟。下船前，我也问过前台员工，他们都说机场不远，就在附近。
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大概五六十岁，看着像当地的土著。他皮肤黝黑，穿一件宽大的棕色布衫，衣袂飘飞，一副得道高僧的模样。他会讲流利的英语，有问必答，但一路从没主动跟我们寒暄。
开了近十分钟时，附近完全没有机场的影子。我有点纳闷，问：“还要开多久？”
司机说：“应该还要半个小时吧。”
我吃了一惊，说：“这么久吗？谷歌说，从邮轮站到机场，只要7分钟呀。”
司机还是笑眯眯的模样，说：“7分钟？你得坐船过去。不坐船，就需要沿着小岛转一圈。我已经给你们抄了近路呢。”
谷歌地图也没说要坐ferry啊。我怀疑他搞错了，问：“咱俩说的机场，是不是同一个机场？”
司机慢动作一般摆了摆头，说：“放心吧，百慕大就一个机场。错不了的。”
开了将近半个小时，眼看就走上了我们昨天去往马蹄靴沙滩和Hamilton的路。我怀疑司机故意拉着我们绕圈子，问：“那现在呢，还需多久？”
司机说：“大概二十五分钟吧。”
这下连病得昏头耷脑的蒋先生都忍不住了，插嘴说：“半个小时前，你说要开半个小时。怎么这会儿还要25分钟？”
司机也不辩解，只是笑眯眯地说：“我已经开得很快啦。再快就要超速啦。”
我说：“我们赶国际航班呢。如果不能及时赶到机场，就麻烦了。”
他问：“你们去哪里？”
我说：“纽约。”
他“丘”了一声，温和地说，“没关系，美国的航班，你们提前一个小时到就行。”
真是让人没脾气。
秒表上的数字蹭蹭跳跃，我换了种问法：“从邮轮站到机场，正常应该是多少钱？”
他想了好一会儿，说：“大概，80？。”
又开了半个小时，终于到站，秒表打出了98美元。
我认定司机绕路了，跟他讲价：“你说80块，现在98，怎么办，要不要给我们打个折扣啊。”
司机一边帮我们把行李搬下车，一边笑眯眯地说：“不用担心价钱啦，日子要开开心心过。你就给80吧。”
后来到了机场连上网，我才发现是我搞错了。百慕大有两个邮轮码头，一个离机场很近（谷歌default那个），真的只要七分钟。而我们的邮轮停靠在Dockyard，也当真像司机所说，需要穿越百慕大才能到达。
对不起，司机大哥，是我们错怪你了！
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了百慕大人民生活富足，才不会为了几块钱跟游客斤斤计较。而且，就算我们错怪了他，他也不辩解，不急不躁干他的活。真是个情绪高手！我没法跟他当面道歉，只能在博客里遥遥致敬。
百慕大机场空空荡荡。去往美国，我们光速入关，就像境内旅行。
物价高得离谱。平常超市里卖一块钱的巧克力，这里的价格翻了好几倍。
从百慕大到纽约，飞行时间2小时40分钟。两地时差一个小时。
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多，我们抵达纽瓦克机场的A号航站楼。我问美联航工作人员，有没有转签的机会？ 她说C号航站楼的美联航Kiosk上可以免费领取standby的票，如果当天还有空位的话。
等班车，换航站楼，四处寻找Kiosk，又一阵兵荒马乱。。。C号航站楼设计得像一座迷宫，走来走去也走不到头。眼看病号已快耗尽力气，我找了个座位让他们仨坐下，自己去找改票机。
美联航当天还有两趟飞多伦多的航班，一趟六点，一趟八点半。我找到Kiosk时，已经五点半，取了六点的standby，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蒋先生和孩子们了。所有的转弯角落看起来都一样，而我转转旋旋也走不出那个迷宫。更要命的是，蒋先生的手机还在我包里。
足足找了半个小时，我终于找到了原地等候的他们，也华丽错过了六点那趟飞机。
不得已，我重回Kiosk，取了八点半那趟的standby。我打定主意，除非四个人能一起走，不然，就算有三个standby的位置，也只让蒋先生一个人先回去。他到了多伦多以后可以选择是不是去医院。带个小油瓶，就没那么容易了。
八点半那趟不负所望，有（也只有）一个空位，我赶紧替蒋先生claim了。我说，等你到了多伦多，如果感觉还行，就自己开车去妈妈家（他喜欢开车，我替他租了一部，不取不收费）；如果不行，就打出租去医院；感觉实在糟糕，请直接在机场叫救护车。
当晚十一点，蒋先生平安抵达多伦多。妈妈说，他到家就躺下了。平时这么讲礼貌的一个人，虚弱得连寒暄都省略了。
妈妈所谓的寒暄，大概是指“你好”。这是蒋先生为数不多会说的几句中文。不过，知道他平安到家，我在微信这头也就放心了。只要到家了，就算有病，也能得到最好的治疗。
至于我和孩子们，当晚就在纽瓦克熬夜了。第二天清早七点的飞机，订旅馆还不够折腾。
对于过夜客来说，纽瓦克大概是最差的机场了，连把不带扶手的椅子都找不着，每个人只有一只铁打的座位，两旁带扶手，完全没有躺下的可能。
除了孩子们。他们猫一样的体质，能把身体卷缩在同一把椅子上。
机场空调开得足。我把厚实一点的衣服全都找了出来，盖在了孩子们身上。总还替他们觉得冷。
半梦半醒间，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再去箱子里的翻件衣服出来，把我的脚盖住？
可是身体实在疲惫，不愿睁开眼睛。
凌晨两点左右，感觉真是冷成了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时，我们寄居的僻静角落走过来一位黑妹妹员工。她给我们带来了机场专用的蓝色小绒毯。
她扯开外包装塑料袋，把毯子给孩子们一一盖上。又把剩下的两条递给我，说：“夜里凉，你盖着点。”
这么朴实的一句话，把我感动到差点流泪。这一路，她就是我心目中最美的天使！
早上六点，在纽瓦克机场看了一场日出。
飞机准点起飞，也准点到达多伦多。
看到前来接机的姐姐，我的身体终于开始放松。靠在汽车座椅上，我感觉，自己的那份疲累像是奔走了一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