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日军从虹口海军司令部沿着天通庵路，进攻驻守的国军，“淞沪抗战”因此 打响。日军停在黄浦江的巡洋舰“出云号”等军舰炮击了国军阵地，停在东海的航母也派轰炸机袭击。
下午六点多，我父亲接到医院的电话，立刻赶去探望后脑勺中弹片的祖父。据护士称，刚到医院时，祖父十分清醒，他颤抖地写下我父亲的名字，和新闸路的地址，但上了手术台后，医生刚把嵌在后脑勺的弹片一拔，祖父“啊”的叫了一声，便是不治。估计是呼吸中枢延脑部位中弹，弹片一拔，鲜血喷出，呼吸骤停，于是去了。身为长子的父亲青年丧父，自己刚刚高中毕业，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和自己的母亲，一家六口要生活，祖父的丧事要料理，经济上的压力山大，他只能求亲告友，四处奔波。一个弟弟，托人情进了店铺当学徒，祖母以其手工艺贴补家用，大妹去一家小学干些杂活，我父亲则做过多种工作，但这家仇国恨未敢遗忘，他把他父亲脑部拔出的七扭八歪的弹片一直收藏在家里，直到他2007年去世前还让我看看，征求我的意见是否保留下去。
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看见他身着军装的照片，以及1942年4月20日，21日，22日护送杜立特航空队轰炸东京返航后，迫降在天目山，衢州附近的飞行员。然而，在这以后的许多年中，他从未提起过一个字，或许是这为了保护家人，怕给家人麻烦，以至于他去世后，我才在书橱的隔层里翻出了这些发黄的旧照，一把匕首，一架日本军用望远镜，一张通行证，一张缅甸密支那，腾冲的地图，似乎都在无言地诉说那些故事。
我在父亲去世后的2007年11月，回到美国后，曾经认真寻找过杜立特轰炸东京的故事，因为我在国内的36年中，从上到下，无人提及此事。不知道当年在浙江沿海地区，天目山区，衢州附近，以及在去湖南衡阳机场的路上，有过那样的惊心动魄，牺牲过二十万民众的往事。我为父亲的苦衷而悲哀，在那是非颠倒的时代，一切根据政治需要，事实真相，不足挂齿。这也是我们那代人，只知道中流砥柱的平型关大捷，不知道台儿庄，万家岭，腾冲，保山战役，衡阳战役，不知道中途岛战役，瓜岛战役，硫磺岛战役，塞班岛战役，更不知道多少日本的甲级军团被美军报销，在中国战场毁灭。
文革的1966年6月，我和邻家毛毛中在雨天，捡到一大包装有各种勋章，一把折断的中正剑的布袋。我猜想或许是五原路“模范村”的哪位国军将领遗属，为了保命，而把这包烫手山芋，仍在汾阳路的小花园里，我只能希望这位遗属一切安好，或许她象岳阳路胡秋原特地探望的那位老太一样，终身一人。或许，他们文革后，也举家迁往美国了，在异乡安度晚年。
秋阳，落叶，青草地，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军乐响起，2023年11月3日，一名无亲无友的士兵，82年前的1941年在菲律宾战俘营中死去的大卫惠普尔，在离家82年后，终于回家，安息于他献身的国土。奉献无大小，牺牲不问军衔。“Going home，Goning home. I’m yes going home. “ 一缕披着军魂的泪雨，悄然而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