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日军从虹口海军司令部沿着天通庵路,进攻驻守的国军,“淞沪抗战”因此 打响。日军停在黄浦江的巡洋舰“出云号”等军舰炮击了国军阵地,停在东海的航母也派轰炸机袭击。
下午六点多,我父亲接到医院的电话,立刻赶去探望后脑勺中弹片的祖父。据护士称,刚到医院时,祖父十分清醒,他颤抖地写下我父亲的名字,和新闸路的地址,但上了手术台后,医生刚把嵌在后脑勺的弹片一拔,祖父“啊”的叫了一声,便是不治。估计是呼吸中枢延脑部位中弹,弹片一拔,鲜血喷出,呼吸骤停,于是去了。身为长子的父亲青年丧父,自己刚刚高中毕业,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和自己的母亲,一家六口要生活,祖父的丧事要料理,经济上的压力山大,他只能求亲告友,四处奔波。一个弟弟,托人情进了店铺当学徒,祖母以其手工艺贴补家用,大妹去一家小学干些杂活,我父亲则做过多种工作,但这家仇国恨未敢遗忘,他把他父亲脑部拔出的七扭八歪的弹片一直收藏在家里,直到他2007年去世前还让我看看,征求我的意见是否保留下去。
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看见他身着军装的照片,以及1942年4月20日,21日,22日护送杜立特航空队轰炸东京返航后,迫降在天目山,衢州附近的飞行员。然而,在这以后的许多年中,他从未提起过一个字,或许是这为了保护家人,怕给家人麻烦,以至于他去世后,我才在书橱的隔层里翻出了这些发黄的旧照,一把匕首,一架日本军用望远镜,一张通行证,一张缅甸密支那,腾冲的地图,似乎都在无言地诉说那些故事。
我在父亲去世后的2007年11月,回到美国后,曾经认真寻找过杜立特轰炸东京的故事,因为我在国内的36年中,从上到下,无人提及此事。不知道当年在浙江沿海地区,天目山区,衢州附近,以及在去湖南衡阳机场的路上,有过那样的惊心动魄,牺牲过二十万民众的往事。我为父亲的苦衷而悲哀,在那是非颠倒的时代,一切根据政治需要,事实真相,不足挂齿。这也是我们那代人,只知道中流砥柱的平型关大捷,不知道台儿庄,万家岭,腾冲,保山战役,衡阳战役,不知道中途岛战役,瓜岛战役,硫磺岛战役,塞班岛战役,更不知道多少日本的甲级军团被美军报销,在中国战场毁灭。
文革的1966年6月,我和邻家毛毛中在雨天,捡到一大包装有各种勋章,一把折断的中正剑的布袋。我猜想或许是五原路“模范村”的哪位国军将领遗属,为了保命,而把这包烫手山芋,仍在汾阳路的小花园里,我只能希望这位遗属一切安好,或许她象岳阳路胡秋原特地探望的那位老太一样,终身一人。或许,他们文革后,也举家迁往美国了,在异乡安度晚年。
秋阳,落叶,青草地,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军乐响起,2023年11月3日,一名无亲无友的士兵,82年前的1941年在菲律宾战俘营中死去的大卫惠普尔,在离家82年后,终于回家,安息于他献身的国土。奉献无大小,牺牲不问军衔。“Going home,Goning home. I’m yes going home. “ 一缕披着军魂的泪雨,悄然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