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殇、女殇与灵殇——读李翊云小说《漂泊者》
康正果
一
在共产专制国家，“解冻”时期总是充满了危机的，就连曾在苏联引发解冻巨变的赫鲁晓夫本人，在谈起他一手促成的那一场变革时都深怀如履薄冰之感。他说他和他党内的领导成员既赞成解冻，又感到惶恐，因为他们最担心解冻的局面一发而不可收，最后连他们自己都可能葬身于洪水泛滥之中。赫鲁晓夫的担忧后来以另一种形式应验到他自己头上，解冻时期的早春景象为时不久，党内的顽固派为维护他们的权力，很快就搞垮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立即政治收紧，压制和打击再次猖獗，全面倒退的强硬路线此后又维持了二十多年。
凡是从毛泽东时代活过来的中国人都有目共睹，毛的死亡在中共内部引起的恐慌更甚于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毛这个巨大冰帽的崩塌并没有立即带来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的景象，压制的惯性犹如断裂的浮冰塞满了混浊的急流，它以肃杀的春寒对奋起者过早的迎春热望形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扼杀。华国锋虽然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但他执行的仍是“四人帮”式的极左路线，对任何触及共产党专政的对抗声音，所施加的镇压一点也不比毛手软。
1977年12月14日，在江西赣州市体育场举行了三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年轻的李九莲被五花大绑押上台宣判死刑。为防止她呼喊反革命口号，她的舌头和下颚事先被特意穿上一根竹签，其手段之残忍直追张志新临刑前的被割断喉管。这位被判为“反革命”的死刑犯曾经也是很革命的，她在中学时负责校团委宣传工作，文革中任造反派组织头目。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她那红得发紫的激情岁月，她也像很多单纯的青年学生一样爆发过革命的狂热。狂热者往往很容易从峰巅落入低谷，随着形势翻云覆雨的变化，李九莲对眼前某些荒谬的现象渐生怀疑，出于失望和困惑，有一次写信向她的男朋友发了些不满现实的言论。没想到那男友为积极立功，争取入党，立即将她的来信交到了领导手中。在那个到处都在揭发反革命言论的年月，那当然是很严重的问题，李九莲很快便因此而被捕判刑。但她始终不服判决，经过接二连三的申辩和抗争，她那股冲天的怨气反弄得自己的罪行连续升级，结果以“恶毒攻击华主席”的罪名被判处死刑。更令人发指的是，为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李九莲遭到枪杀后竟被弃尸荒野，无人收殓，以致让一个性变态的退休工人割走了乳房和阴部。该分尸犯尽管在事后被捕法办，但也只判了七年徒刑。
李久莲的冤死在当地的派性组织中引起强烈的不满和抗议，因参与此事而被捕判刑和遭受其它打击者竟达六百人之多。其中有一位名叫钟海源的年轻女播音员因反抗最强烈而遭罪最惨，1978年4月30日，她同样以“恶毒攻击华主席”的罪名遭到枪杀。钟海源遇害时正巧有一高干子弟患肾功能衰竭，急需一活体移植的肾脏。医院于是和公安勾结在一起，在行刑前从钟海源身上血淋淋割走了那个手术室预订的肉件。据一个在场工作的军医后来回忆说，手术过程中钟海源血流不止，仅从他擦地板的拖把上挤出的血液，就盛了半塑料桶之多。从钟海源的惨剧可以想见，中共当局摘除死刑犯人器官的做法绝非始于最近的残害法轮功学员，而是由来已久的罪行，累累的血案至今已难以逐个查清。
二
六十多年来，类似的伤天害理之事在中国大地上从未间断，其恐怖和卑劣的程度实非小说家编故事那有限的想象力所能企及，其中的任何一件真人真事，拿过来供作家剪裁，写出的故事都会给人以人间地狱的惊愕。远的不论，就拿李翊云最近在美国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漂泊者》（The Vagrants by Yiyun Li, Random House）来说，顾姗和吴楷这两个人物作为反革命死刑犯惨遭枪杀的故事框架，以及其中大量的细节，即明显取材上述的李九莲、钟海源惨案。李翊云堪称移花接木的高手，伍尔夫所谓“把某甲的头皮、某乙的脚跟拼凑而成”的手法，在她的笔下运用得一点都不生硬。因此，我在此还要特别提醒英语世界的读者，读到李书中那些骇人听闻的情节，多少要与西方的歹乌托邦（dystopia）小说作出区别，后者多为预想可怕的未来，前者则记录了令人揪心的既往，其中的血腥事件自然比奥威尔虚拟的“1984” 要实在和恐怖多了。
李翊云虚构的泥河城是一个工矿小城，它的环境和氛围多少令人联想到李九莲惨案的发生地——赣州市和兴国县钨矿。故事从1979年3月21日该城举行反革命死刑犯顾姗的公判大会讲起，到5月1日另一个反革命死刑犯吴楷宣判后被押送刑场枪毙结束。在那四十天的苍黄反复中，城内的一群小人物随着事件的推进而陆续登场，通过他们耳闻目睹的残暴和荒谬，小说的叙事以黑白纪录片的真情实景展现出自中共夺取政权以来愈演愈烈的价值颠倒现象：一个人不管做了多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只要与党的利益一致，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总会得好处受奖励，步步高升。但你若跟不上政治形势的变化，便随时有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的危险，而你若越是为人忠厚，用心慈悲，富有正义感，你的罪过就会越加深重。
顾老师的遭遇，他女儿顾姗和播音员吴楷的下场，都明显反映出这一中国特色的悲剧。顾老师出身富贵人家，他曾留学法国的母亲回国后任女子寄宿学校的校长，用她募来的大部分经费扶助贫寒子弟读书。显然是受到母亲的良好影响，顾老师学有所成后便到国民政府中负责国民教育方面的工作。直到他心爱的妻子“解放”后突然要与他离婚，他方才得知，原来那位可爱的女子是个地下党员，爱上他和嫁给她，都是遵照上级指示，专门投到他暖翼下求掩护和搞情报来了
解放后她要奔她革命的锦绣前程，自然非同他划清界线不可。顾姗是顾老师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儿，他从小教女儿背唐诗，原想把她培养成淑女。只可惜他对女儿的诗化教育发生在一个非诗反诗的年代，孩子并没受到古雅的诗性熏陶，文化革命一开始，年仅十四岁的她便跟上红卫兵搞起了抄家、烧书、打人的革命行动。顾姗的情况也与李九莲相类似，随着形势发生变化，她对文革有了疑问和负面的看法。她的男友告发了她通信中的反动言论，致使她被判十年徒刑。也是像李九莲一样不服判决，她在狱中继续对抗，最后以“恶毒攻击罪”被判死刑。
吴楷具有表演才能，中学时扮演秋瑾的难忘经历既预兆了她后来的悲剧，也成为她走上那条路的起点。如果说在李九莲惨案中，“李调会”成员和钟海源的抗议行动以及他们遭受的迫害，在很多方面都牵涉到文革中复杂的派性斗争遗留下的问题，那么他们所有的受害者不管多么冤屈，不管与对立面斗争得多么英勇，斗到底也都没跳出毛泽东搅浑的一潭浊水，不过在你死我活地混战，为伟大领袖的瞎指挥所愚弄罢了。但到了李翊云笔下，吴楷与她的前男友佳林在泥河城领导的抗议活动却有了本质的不同：那是文革浩劫后民众在解冻期的初步觉醒，他们的行动再也不是搅入反没反林彪或“四人帮”，拥不拥护毛主席或华主席那一类混球争论了。他们的义愤十分明确，成百上千的市民戴白花走上街头，只是在默默抗议泥河城当局从死刑犯身上活生生摘除器官的反人道行为。这一点实属李翊云移花接木中富有创意的着色。
我在这篇评论中一直紧扣《漂泊者》的素材来源，并在两者间作出对比，并无意做红学家那类钩沉索隐和对号入座的工作。我要强调的是在明确其素材来源的基础上勘探李翊云化实为虚的谋篇布局，以及她如何揭示比事实更值得我们认识的“真实”。鲁迅曾在多篇作品中以冷嘲的笔调漫画国人的“看客”嘴脸，写他们把犯人杀头当热闹看的围观场面。按照通常的说法，鲁迅的出发点是揭示麻木愚昧的国民性，他试图通过文学作品发出的呐喊来医治他深感痛心的国民性疾病
70后出生的李翊云从起点上就比鲁迅更具小说家眼光，她并不认同鲁迅那种用文学创作来改造国民性的理念。她的兴趣是追求一种非情绪化的写作风格，是用她那摄像机镜头一样的记录向读者冷峻地呈现共产暴政下人的残忍、疯狂和卑贱可能达到的程度。因此她不再以挑剔的眼光挖苦和苛责国人的看客心态，在她的笔下，泥河城的公判大会被呈现为一种将围观升级为革命狂欢节的总动员，一个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将反革命死刑犯的身体界定为“妖怪”的过程。公判大会那天，全城的干部和工人不上班，教师和学生不上课，组织市民参加公判大会，成为那一天该城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在这样的集会中，与会者既被驱使到现场接受惩戒和规训，又被鼓动高呼口号或上台发言，与专政机器一起投入那一场惩罚的暴行。一个名叫彤的小学生一大早便兴奋地期待大会的召开，他后来和同学在老师带领下进入会场，满怀豪情地大唱起革命歌曲。然而让小彤颇感失望的是，被押上台的反革命分子并非老师描述的那样凶恶，她耷拉着脑袋，脖子上缠着血迹斑斑的纱布，在押解者强有力的夹持下几近垂死，那有气无力的样子并没有激起小彤勇斗阶级敌人的劲头。
李翊云笔下的示众现场与鲁迅喜欢描写的看客景观因此而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旧社会，游街的死刑犯至少还享有大喊大叫，临死前充一阵英雄好汉的机会。他不管犯了多大的罪，活着的时候总还被当活人对待。比如像中共党魁瞿秋白那样落到国军手中的党国要犯，处决前也让享受到死刑犯常有的酒菜款待，甚至还得到提笔写一首绝命诗的机会。法律和威权并没胆怯到不敢让一个人临死前任意说话的地步。“即将处死”的终结使受刑者在那个极短暂的时刻获得了胡言乱语的特权，随着围观的热闹趋于高潮，法律在显示威严的同时似乎有意要松弛一下，一任其威严受到片刻的嘲弄和颠覆。鲁迅因为总是从他那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角度看待同胞，所以他看到的多为可笑丑陋的现象。他笔下的看客场景也只能触及事态的肤浅层面，而难以深入到作为仪式的示众场面更为复杂和矛盾的古老动机。在传统社会，游街示众的举动，应该说多少含有向公众作出一个最后交代的用意：如果司法当局没把犯了死罪的人拉出来公之于众，公众也许会怀疑当局放走了一个罪不容赦的犯人，或认为他们因隐瞒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而进行了秘密处决。至于让犯人在公众前任意说话，那多少也算是给了犯人一个最后申辩的机会。因为围观者并不只是作为凑热闹的看客出现在那里，他们是目击者，也是评判者和无政府状态的陪审团，如果他们从中听出冤情，看到不公，他们也可能当场起哄，群体介入那处罚的程序，甚至会起到阻止或扭转事态发展的作用。正因为历史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曾存在过这种示众现场的危机，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杀人时便格外作出如临大敌的戒备，以致强大的外表下露出了自己无比的胆小和心虚。为避免顾姗在会场上发出反抗的声音，泥河城当局竟事先切断了她的喉管。这个细节显然取材张志新惨案。一个华人作者在外国用外文写中国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他/她可以为耸人听闻而不受限制和不负责任地胡编乱造，由此也可见李翊云在细节描写上重出处而有来历的叙事原则。毛泽东及其党人向来都善于煽动群情，巧于将暴民的怨愤引向敌对的一面。他们自然特别忌讳有召唤力的反抗声音，最害怕被鼓动起来的群情激愤。因而在他们的屠刀下，只允许沉默的羔羊乖乖地待宰。
这也与他们倡导的唯物主义有一定的关系。毛泽东常称“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构成的人”，奥斯特洛夫斯基把一个布尔什维克成长的经历比喻为钢铁炼成的过程。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锻炼革命斗志，最终要把一个人锻炼成党和革命事业的螺丝钉，那只能是不断清除人身上与党性冲突的属于人性的东西，从封建礼教到资产阶级人性论，直到日常生活中的人之常情，在反复宣传的党化语境中，于是便统统被打入狠批狠斗之列。像彤那样年幼的小学生，从第一堂课开始就不断被灌输了特殊材料构成的英雄榜样。他争取加入少先队的荣誉感于是便与他学习英雄人物的积极表现结合在一起，致使他后来向公安局的专案组人员供出他参加抗议活动的老师和一大堆熟人，并在吴楷的死刑宣判会上积极发言，甚至半无意半有意地陷害了自己的父亲，害得他无辜被捕，被打成残废。“你要是心硬得能吃下你的母亲和妻子，那就什么都打不倒你了。”（p.214）正是按照这一无毒不丈夫的特殊材料哲学办事，彤后来很有出息，在泥河城政府机关谋得一公务员之职。顾姗的男友也是个特殊材料，他勇于揭发女友的反动言论，随后谋得光荣参军的奖赏。顾姗被处死的当天下午，在泥河城一家酒店举办了丰盛的庆功宴会，市长夫人在那里招待了几个忠实为党服务的有关人员。由于给上级首长提供了一个急需移植的肾脏，她和她的同僚都立了大功。反革命死刑犯只是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物，一具低廉材料构成的躯体，能够在必要的情况下废物利用，有权者何乐而不为？在唯物主义者看来，那事情根本就不存在是否合法或是否违反医学伦理之类的问题。一次血腥的手术为众多的参与者带来了雨露均沾的优惠，包括做手术的军医，也在事后得到了好处。有一天晚上，他看着熟睡的女儿，极度不安地想到，有朝一日他无力保护她们，她们能否免遭此丑恶世界的残害？
生命并不仅仅是一个解剖学意义上的血肉之躯， 生命同时也是生灵，当我们称百姓或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为“生灵”时，显然是很看重其物质存在状态中某种灵性的内涵，从疼痛的感觉到是非羞恶之心，到尊严的维护和自由的追求，所有属人的感觉，以及心理的和精神的活动都会闪现出灵性的辉耀。但人一旦被炼成特殊材料，被用作有利于党的事业的工具，他的灵也就或多或少地残缺损坏了。毛泽东“人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富”这句话实际上是对人及其灵性极大的贬低，一个自主的个人怎么能被界定为他人的财富呢？而另一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更反映出毛这位灵性残缺者的冷漠、冥顽与狂妄。无所畏惧势必无所不为，正因为不信邪，全党全民才在毛的怂恿下与天与地与人斗得其乐无穷。所以割反革命的喉管也好，活体摘除死刑犯的肾脏也好，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不只无需畏惧什么，甚至还满足了他们某种变态的狂想。正如在西方的杀巫狂潮中，迫害者通过把女巫烧死来祛除其妖术魅惑，通过手术把反革命的身体界定为物，正好也是个将灵与肉一并蹂躏，彻底毁灭的有效手段。工人老昆本来是收了顾老师的钱去掩埋顾姗的尸体的，他之所以丧尽天良，在奸尸后又割走死人的乳房和阴部，就因为他处理的是一具反革命的尸体，是被他视为与动物的尸体没有什么区别的东西。女性之所以较男人别有其独特的灵性者，就在于其身体的私密性和某种不可暴露的禁忌。男人可赤膊而无所顾忌，女人就不宜随处袒胸，即使在美国这样自由表达的国度，媒体上对那几处露点也是不允许的。因为那个生命出入的渠道和哺乳生命的东西有其不可狎玩的尊贵。在此一割乳房和阴部的丧尽天良之举中，我们看出了低下者对他人身体中充溢的灵性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阴暗心理。
物极必反，通过煽动底层怨愤而得势的中共，在整个的后毛时代不但走向与底层明显对立的状态，而且一直恐惧地面临着底层怨愤大规模的反噬。他们曾用于反对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的那一套词令，如今也被反过来用于反对他们了。这的确对他们是个很致命的事情，弄不好就会出现赫鲁晓夫所担心的洪水泛滥，葬身于汹涌的春潮。因此对吴楷领导的示威性哀悼活动，泥河城当局断然采取了严厉的镇压。除枪毙吴楷外，对参与哀悼活动的八百八十个人都做出了逮捕法办或开除公职的处理。
三
作为一个女性作者，李翊云对中国妇女所受的政治毒害明显表现出特别的关注。但这一关注的态度完全不是国内的女作家群那种女性温情主义的顾影自怜，更不同于女性主义偏激的性别路线，李翊云的女性视角毋宁是超越女人的和新中国妇女批判论的。她站在更高处扫描泥河城这块红色杂拌灰色的藩溷，让我们看到那里面所有的人都在他们可鄙的痛苦中受罪。但她并未因自己是女性便特别把笔下的女人写得情有可原或予以美化，她反而通过书中惟一可敬的男性人物顾老师那悲悯的声音传达了她个人的批评和感怀。如果说被解放了的新中国妇女在她们获得的解放中深受了共产党的毒害，并参与了那毒害的扩散，那么顾老师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受毒害的女人们扩散毒害的一个受害者了。他爱他的前妻，却被她欺骗、背叛和遗弃。他一心教育自己的爱女，女儿的悲惨下场却使他成为一个反革命死刑犯的父亲，以致受到邻里间的监督，动不动就遭到一个邻家悍妇的肆意辱骂。那悍妇不只在顾老师面前常要欺头，还对劝阻她的丈夫恶言相向。有一天那小伙拿上一瓶酒去看望顾老师，顾在酒精的作用下激愤放言，一吐了胸中的块垒。他对好心的小伙子说：
提起你妻子，请恕我冒昧，在我看来，她与我妻子都是那么个德性。我女儿也同样如此，你可能并不了解她，与你妻子相同，她们都有这样那样的观念和看法，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做一个可敬的人。她们自以为很革命，很进步，满以为自己是在完全自主的情况下为世界做出伟大的贡献，只可惜这个革命什么都不是，它只是一类人活生生吃掉另一类人所使用的一整套手段。要知道，推动历史的并不是他们高唱的革命力量，而是骑到别人脖子上随意拉屎撒尿的欲望。男人已经把坏事做够了，现在又把女人拉进来搞平衡，照这样下去，还不如别再给这个世界多生孩子为好。（p.314）
李翊云显然不接受“共产党解放了妇女”之类模糊影响的说法，全中国人民至今仍深坠“被解放”的陷阱中而不能自拔，妇女怎能有单独的解放？你可以说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曾经把某些参加革命的妇女从旧有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了，但就那些被解放的妇女个人的生活与命运而言，她们被解放的结果又如何呢？顾老师的前妻也是个知识分子，她在数学研究上还有一点造诣，应该说也是出身于比较富有的人家。你可以庆幸参加革命使她摆脱了她那个剥削阶级的家庭束缚，更可以称赞她与顾老师离婚后当上了大学校长。但她此后再没有结婚，一直独身的她等于嫁给党做了个对党从一而终的女人。由此看来，她并没有从她所享有的政治荣耀和权势地位中得到女人应享有的幸福，更没获得马尔库塞意义上爱欲的解放。在党父的菲勒斯（phallus）威权下，她不过是一个放弃了女性需求的红色女奴，从旧有的父权制转入了新生的父权制而已。
旧制度不管有多少应革除该批判的弊病，有一个超越阶级和性别的价值序列毕竟是客观存在的，它恒定不变，与天道和常理同在。在这个千差万别的世界上，不同的个人本来在资质上就有高低智愚之分，富贵者之中有好坏优劣的等级差别，贫贱者之中也有好坏优劣的等级差别，在男性与女性的人口中，情况同样如此。因此，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一个阶级或性别独霸的价值和标准。我们并不否认旧社会的富人中存在着个别的为富不仁之徒，但绝不是所有的富人都是“万恶的地主”或所谓“土豪劣绅”。在富有的阶层中，贤能仁义之士向来都大有人在，而且他们的富有在一定的程度上正是他们贤能仁义的结果。同理，穷人在贫富差别悬殊的社会中确实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穷人的贫穷处境并不是非要用暴力剥夺富人财产的正当理由。毛泽东领导的武装夺权斗争从一开始即罔顾这一固有的事实，为了从穷人中征集武装夺权的力量，他按照贫与富的对立制定了朋友与敌人的划分，进而将拥护或反对什么的判断统统与敌我对立的关系挂上了钩。其实在传统社会中，君主的地位不管多么尊贵，平民的地位不管多么卑微，在评判智愚贤不肖的问题上，自古以来，均按照恒定的阶序统一划分。此严格的阶序不管在以往造成过多少压抑和委屈，几千年来，它基本上有效地抑制了人群中放辟邪侈的因素，而在促进阶序中不同层次的个体自我提升的方向上更起到正面的作用。但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却在中共的阶级斗争中遭到彻底的破坏：当党及其革命的需要被确定为绝对正确，天道，常理，人世间最起码的是非好坏和美丑善恶便失去恒定的分辨，可以根据党的需要而任意颠倒，理直气壮地践踏，人群中向来为正派人及其正气所不容的卑贱奸邪之辈便得到了空前猖狂的机会，把革命的事业搞成了骑在别人脖子上拉屎撒尿的淫虐。
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顾老师的前妻可以心安理得地欺骗和背叛真心爱他的丈夫。受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要武嘛”那煽动性的权威鼓舞，连中学的女学生都敢把老师和校长活活打死。正是在这一鼓励打人杀人的氛围中，顾姗公然飞脚狠踢一个孕妇的肚子，致使她生下妮妮那样的残废女孩。吴楷的婆婆利用她在泥河城市委的权力和关系给自己无能的儿子大办好事，她先是把漂亮能干的吴楷调到广播站当播音员，然后撮合成她儿子的媳妇。但后来她一见吴楷参与上街抗议的活动，预感到事情不妙，便立即让儿子办理了与吴楷离婚的手续。她那副马列老太婆的嘴脸一贯谄上傲下，最善于紧跟政治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在人群中不断地界定和重新界定敌与友的划分。就是这一类女人簇拥党父的菲勒斯中心，构成了新中国日益壮大的“女匪干”队伍。
顾老师是深受其害的过来人，他看清了解放牌妇女的失足之处和陷入的深度，所以在提到他女儿顾姗惨遭枪杀的不幸时，颇有因果感悟地总结说：“她死于她自己参与调配的一种毒药。”（p.228）从文革中抄家打人的红卫兵暴行到后来犯了“恶毒攻击罪”，顾姗的中毒是前后一致和逐步加深的。当顾太太说他们的女儿是“烈士”时，顾老师一语道破玄机，解构了妻子的“烈士”迷思。他说：“为事业捐躯的烈士正如被操纵演出的木偶，”全都是“服务于大规模欺骗的”（p.226）牺牲品。
四
顾老师那几分看透了世事的情绪多少呼应了《漂泊者》篇首所引的一节诗，那节诗引自奥登（W. H. Auden）的名作《阿喀琉斯的盾牌》（The Shield of Achilles）。奥登这首诗写于二战后的废墟年代，可谓现代英语诗中吊古伤今的“咏史”之作。诗人截取了荷马史诗中的一个片段，却把那场景置于他自己的现代人俯视之下，而这个俯视在诗篇中则整个地通过阿喀琉斯的母亲Thetis那来自云端的脉脉慧眼。她注视到阿喀琉斯盾牌上那九层图像所描绘的古代生活之淳朴、美好和丰饶，更忧虑地看到眼下正在发生的进军场面，然后把注视聚焦到军营中三个押到竖起的桩子边被绑起来的人。Thetis眼中的战场毫无荷马笔下那种杀气腾腾，雄伟壮观的阵势，它显得机械，灰色，缺乏生气和热情，颇有点艾略特式的枯燥和荒芜。李翊云篇首所引者就是紧接着那军营场面的第六节诗。她显然也在通过那位女神的慧眼从云端俯视泥河城这一块人类大地上的中国缩影：昏昏噩噩的老百姓就像被捆绑的士兵，只知道听命最高指挥，死到临头还弄不清自己所受的蒙蔽。如果他们真能有所醒悟，能想到他们作为单独的个人与强大的极权相比固然十分渺小，但只要大家都站在一起，都不接受指令，都不参与合谋，那强权大概就什么事情都难以做成，而可能获取的救赎就伸手可得。然而，眼前的现实是冷酷的，Thetis看到的境遇却是
不可能希求救助，也没有救助：
他们的敌人对他们业已为所欲为，
他们受尽了羞辱，丧失了尊严
他们的人格已在身死前悄然死去。
哀莫大于心死，在人的自尊已普遍遭到强权践踏的泥河城，早春的气息在寒流的突袭下遭到了彻底的扼杀。这种糟践是继元蒙占领后妇女缠足，满清入关后男人辫发的另一摧残，是华夏人从形体丑陋升级到心理和精神扭曲的毁灭性毒害，是对从男到女每一个人都不放过的灵之残损，是举国举族的灵殇。俯视到这一情景，李翊云似乎与顾老师以及奥登一样悲观和失望。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读者，我还是觉得李翊云对生活本身，对人——特别是被排除在体制外的漂泊者——的自由意志和向善的灵性，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和希望。在她通篇冷峭的叙事结尾，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点点惨淡的春意。华大妈由于参与了吴楷组织的抗议活动也被拘捕，获释后与老伴再也难在泥河城居住下去。这一对靠捡垃圾和扫街道糊口的夫妇本来就居无定所，离开泥河城的时候，“他们心中重新燃起了再回去无拘无束过乞讨生活的希望。”（p.336）他们还带走了妮妮。上路的时候，这个被父母赶出家门的女孩做出了与老两口相依为命的打算，她开始设想将来如何照看他们，如何给他们养老送终。她甚至还在心里奉守着她与卢八十的婚约，等那个因绑架她而获刑的窥视癖家伙刑满释放后，她准备与他完婚。
从以上那几星淡墨点染的亮点可以看出，被顾姗的革命行动制造成残废的妮妮的确是人小心不小的，她还蛮有些身残志未残的义气。她让人联想到《庄子•德充符》中几个外形丑陋的人物，他们并未因自己的形体残缺而失去尊严做人的志气，结果都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形体的残缺本先天所致，那是残废者的命。在美与丑的价值序列中，这样的人当然处于较低的阶序。丑就是丑，你不能说因为一个人是党员，是书记，是红二代，是大老板，他的丑就不是丑，而是美了。同理，老贫农的牛粪脚肯定是臭的，你不能说因为他是老贫农，他的牛粪脚就比资本家小姐的手还香。毛泽东一贯强词夺理，非要扭过来不可的歪理就是如此偏执地颠倒价值：他不只把牛粪脚捧到天上，还固着在那个“臭”上，把他一己之变态嗅觉大肆推广，让全中国人民都把它作为思想改造的内容乖乖地接受。与始终气不顺恨不消而惯于整人的毛泽东根本不同，“德充符”的残废者之所以能全其德，是由于他们没有因自己的命运不幸——也就是自身所处价值序列的较低层次——而怨天尤人，他们在勇于承受命运的同时，更通过修身养性和积善成德——也就是积极的实践活动——创造了新的命运，从而在伦理的价值序列上提升了自己的地位。要解决老贫农牛粪脚的问题，应该是突破中国社会小农经济的瓶颈，实行现代化和民主化的社会改造，把农民从贫困和落后中解放出来。毛泽东却利用穷人的怨愤，挑起他们的暴力，把造反的矛头对准他自己敌视的价值，特别是他个人低下的资质所望尘莫及的民国人物身上那一派气度、学养和风范。毛这种卑劣的颠覆不但破坏了传统的价值序列，致使几千年来压在底层的暴戾乖僻之气轰然爆发，以可怕的冲击波横扫华夏大地，而且摧残了五四以来大量的热血青年，将他们单纯天真的左倾理想引上了致命的歧途。近百年来，国共两党中最优秀、最勇敢的人士多在此泥沙俱下的革命浊流中受尽煎熬，献出了生命。结果却让以毛为首的平庸鼠辈踩着不左不右的便道，把住价值颠倒的梯子，侥幸地爬上了权力的高层。仅仅把烈士视为被人操纵的木偶，未免太绝对，甚至有点犬儒口气（cynical）。烈士并不全等于木偶，他们的不幸在于他们可贵的热血和理想受到了误导。
特别是那些富有热情和理想的女青年，我们还是应给出明确的肯定，在新中国被中共毒害的女性群体中，她们在价值序列上无疑处于资质较高的品位。与纯朴的农夫和天真的青少年相类似，从传统礼教束缚下走向民国社会的妇女，在她们自身的有限性中的确保持着某种未遭受社会尘垢的贞烈和明慧。明清文人称之为天地所钟的灵秀之气，明确地说，那就是被排斥在父权制社会事务外的妇女几千年来所深蕴的潜能。相对而言，面对西潮涌动的冲击和列强的侵凌，传统的文人和士绅便显得不可救药的没落和衰颓，成为新女性所厌弃的对象。旧有的菲勒斯中心因此而出现了内源的枯竭，暴露出阳刚不振，利比多匮乏的萎靡。正是在此旧的菲勒斯中心有待自新和重建的危急时刻，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多余人和新形势下找不到出路的知识人汇聚在一起，得到了争夺中心和占据空缺的大好机会。从打土豪分田地暴动中发展起来的中共武装力量打起苏维埃红旗，对很多热血青年以及其中的烈性女子来说，这一反西方的西化（anti-Western Westernization）——所谓反帝国主义的共产国际革命路线——的号召便蛇妖一样显示出勾魂的魅力。抗日的战火更映衬出延安土窑洞红星闪闪的光芒，有理想的和有文化的女青年就在这种情况下走向革命的熔炉，耗损了她们初潮的热情，在那个仍然以男性为主流的队伍内充实哺育了接纳异性的自然需求。在此后党内残酷的派别斗争中，其中的英烈者敏锐者多枉送性命或遭受打击，更多的卑贱狡黠之徒却得以幸存，钻进了直达菲勒斯中心的通道。在《漂泊者》一书中，顾老师的前妻，邻家的悍妇，还有吴楷的母亲、婆婆等一群势利妇人，就属于这一类喝了烈士血，更吃革命饭的既得利益群体。她们在毛时代稳操政治投机的胜券，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则尽占权势与市场勾结的好处。“女匪干”这个词尽管属于过时的白色恐怖语汇，如今拿过来通称这一群中毒兼下毒的女人，看起来还比较传神的。
至于顾姗和吴楷，包括李九莲和钟海源在内的春之殇烈士，她们被误导的悲剧固然令人叹惋，需要进一步深入检讨，但她们以生命冲破早春严寒的勇气，在险恶的解冻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仍值得我们哀悼。当然，她们的反抗模式和取向已在事过境迁后成为明日黄花，既不必赞誉过高，也不应再愚蠢地效仿了。70后清醒的女性如李翊云者，对中共强权及其横行霸道所持的态度，更多的是投以不锈钢老鼠那样的不屑和冷嘲，是以较为平淡的心态目送他们的大势已去，是在他们走向终结前给出确切的定位，画出其猥琐乖劣的形状。这一既得利益的势力也处在身死前灵已泯灭的状态，但与被人骑在脖子上拉屎撒尿的大量受害者遭罪的情況仍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所把玩的淫虐一直都在败坏着自身的每一个细胞和每一根神经，他们的死亡是一个一天天烂下去的过程，是喂养着蛆虫的苟延和散发出恶臭的残喘，真不知在此总体性的溃疡之后，中华民族的国体会长出什么样的新肉。
2011年元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