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物价打造了坚挺的人民币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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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物价打造了坚挺的人民币
 
 
 
 
 
 
 
毛泽东时代,物价非常低,非常平稳,没有通货膨胀,平均每年物价增长只有1.1%。人民没有任何生活压力,没有谁为养孩子发愁。1973年前,茅台酒4元1瓶,没有假酒。当时新工人月工资37元,大学毕业转正56元(北京),就是说每月工资可买14瓶茅台酒。
 
一次周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有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周总理在高级外交场合,显示出机智过人的幽默风度,让人折服。同时反映出:我国当时是钱少办大事,物价非常低。70年代有个人存了400块钱,那时是可以买一栋小房子的……
 
在实际生活中,现在中国工人夫妻俩一起没日没夜地干,养活一个孩子都困难,还时常需要爷爷奶奶来接济。为什么工人供养家庭的能力下降?有个笑话,说明了中国GDP和CPI的关系:去年2元钱买4个苹果,今年8元钱买4个苹果,GDP增加了4倍,CPI却降低到了25%。
 
这就是美国比中国人还要关心中国的根本原因。点击查看:1962年中印战争中林彪到底有多狠?
 
首先是财政补贴国外,一是通过出口退税按商品发放;二是通过亏损补贴对企业发放,造成了中国商品在国外比国内便宜现象,中国游客在国外抢购中国商品成为世界奇观。
 
其次则是实行高额税收;税收占消费品价格超50%,自然造成物价高高在上。
 
三是出口商品造成的巨大通货膨胀损失。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汇率比增发约7元人民币来平衡,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约2.5万亿美元,由此增发人民币超过16万亿元,相当于市场货币流通量(M0)的近5倍,这些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方式转嫁到百姓头上,造成货币大幅度贬值,物价大幅度上涨。
 
 可以说:出口商品越多,赚取外汇越多,是与老百姓生活质量成反比的。如果不出口商品,既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又不会对外财政补贴;退一步来说,如果商品白白送给外国,不收取美元,也不会增发人民币,货币不贬值,损失会小一些。
 
可是,商品出口到了国外,换取的美元又借给国外,而把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留在国内,变成了没有任何商品做基础的“废纸”,造成货币大幅贬值和物价大幅上涨。
 
结果是不仅损失掉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连手里的货币都遭受贬值损失。结果是,美国给中国印发美元,我们给老百姓印发人民币;美国用这些纸币为老百姓换来各种商品,我们用纸币从老百姓手里换走各种商品。
 
形成这个财富魔方最关键环节,就是货币增发和商品增加之间的分离: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美国等国家,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中国市场上,不断稀释着老百姓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这就是美国高工资低物价,中国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一些精英,受的是西方教育,一切以西方利益为出发点,当然就会以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
 
 毛泽东是绝对不允许这么做的。毛泽东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
 
对此,毛泽东早有预见:“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
 
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
 
两极分化快得很。
 
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
 
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
 
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
 
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
 
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毛泽东免费扫盲改收费能普及吗







毛泽东时代的免费扫盲运动从一开始就改为收费赚钱,还能对中国人民的教育识字进行普及吗?新中国就如一个初创公司,一切从零开始之后,初具成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还说风谅话,不孝之子。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有过谁对全国的劳动人民进行过免费扫盲? 别说扫盲, 低层的劳动人民被有钱有文化的阶级称为下人、刁民。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要让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基础是实现在文化上的翻身。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先后部署掀起四次扫盲高潮,并取得了巨大成效。

刚成立新中国时农民们几乎都是文盲, 曾有过这么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真实故事。 1949年初秋,一封紧急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某村长手上。村长不识字,连夜挨家敲门找人来读,可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更别说是读信了。终于,村长找到了一个号称“秀才”的富裕村民家中,但当“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来,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这个真实故事,折射出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第一,新中国成立时,文盲占80%,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占20%。第二,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识字,做睁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彻底翻身。 为此,从来不畏任何险阻的毛泽东下定决心要迅速改变这一严重落后的面貌,要让人民在文化上也真正有文化必须要从免费教育开始。这个教育工程可是个大工程, 困难很多, 师资、教材、教育地方等都要由国家来解决, 而这一切都需要人力、物力、钱等。按旧时代留下来的繁体汉字学起来很难记住, 所以就从汉语拼音学起。

第一次:研究汉语拼音方案,创造《速成识字法》。 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将教育工作提上议事日程。1949年底,在毛泽东直接关怀下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新中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繁乱的教育思想,发展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1950年6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和旧有社会文化的改革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新中国很快对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组织进行了改革。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改造了全国30余万所大中小学,使之纳入社会主义的为劳动人民的办学轨道。之后,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民,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学了。旨在改变6亿人口中有4亿多文盲的现状的扫盲工作也同时展开了。

“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这是1950年9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劳动人民教育会议的基本精神。为了鼓励和推动学习,毛泽东在9月27日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并与学习劳模亲切握手、合影。于是,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

毛泽东非常关注扫盲的方法。早在1949年8月25日,华北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的坚决倡导者吴玉章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地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对吴玉章的建议,毛泽东极为重视,把信批转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在毛泽东的关心下,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典型的力量是无穷的。此时,军队中出了一个扫盲的典型人物,其方法切实可行。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了《速成识字法》。这是一种借助注音字母的辅助作用,利用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相同与相异的不同特点,来提高识字速度的方法。1951年,西南军区在126万名干部、战士中试行《速成识字法》,一般只要15天时间,能识字1500个以上,能读部队小学课本3册,能写短稿。某野战军采用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彻底扫除了文盲。

祁建华的创造很快引起了高度的重视。1951年11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介绍了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1952年1月11日,新华社发表了祁建华写的《“速成识字法”的创造经过》。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举行颁奖典礼,奖励发明者祁建华的杰出贡献。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扫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的工人农民中间普遍地推行速成识字法,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扫除文盲,已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9月6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在工人群众中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9月23日至27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座谈会。会议一致认为,在广大劳动人民及工农干部中扫除文盲,是我们国家实行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的必要条件,同时是一项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应以历次革命运动的精神来领导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运动,并须定出计划,以期在今后五至十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文盲。会议还指出,扫除文盲的标准,就是使文盲半文盲认识2000字左右,能够阅读通俗书报和写三五百字的短文。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楚图南为主任委员,李昌任党组书记,以《速成识字法》闻名全国的祁建华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另一名副主任委员是林汉达。

扫盲运动有如星火燎原,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为了把更多的迫切要求学文化的人组织起来,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被创造出来:工厂的“车间学校”、煤矿的“坑口学习小组”、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

“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教师条件很平常,识字就能教文盲”。“扫除文盲人人有责,教人识字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等口号迅速响彻全国,使神州大地到处呈现出一片“读书声声响,处处是课堂,互教又互学,师生大家当”的热烈场面。到1953年止,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许多从“扫盲班”毕业的学员升入了业余学校,得到了进一步的深造。别忘了同时还有很多工作, 例如刚解放的清理扫除工作、少叔边远地区的解放、清除几百万蒋军留守特务、扫除黑社会、土匪、吸毒贩毒烟馆妓院、改造妓女、抗美援朝战争、接收管理城市、工厂开工、农村土改、第一个五年计划等等千头万绪的事要做。扫盲也不落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轰轰烈烈搞新中国的建设。

第二次:1955年扫盲教育工作 。光阴荏苒,新中国步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期。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对人民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希望借社会主义改造的春风来扫除文盲。于是,1955年,扫盲教育工作再次成为全国工作的重点。

9月,毛泽东看到了《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十分欣喜地表示:“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毛泽东在这份报告的按语中,提出了消灭文盲的问题。他说:“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他认为在这方面,“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很赞赏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以本乡高小毕业生为教员,以合作社为单位办记工学习班的扫盲经验。他号召说:“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并就教学内容和教材作了详尽的指示:“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毛泽东文集》,1999年版,第6卷,第455-456页。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谈到了扫盲运动:“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之后,毛泽东还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81页。

就在这种背景下,扫盲运动又再次发动起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第二次扫盲高潮。 12月1日,共青团中央发布《关于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的决定》,指出“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必须加快扫盲的速度。”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社论。

1956年1月30日,教育部发布《关于评奖扫除文盲优秀教师、优秀工作者、优秀学员、先进单位的暂行办法》《颁发识字证书及业余小学、业余中学毕业证书暂行办法》。 2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把扫除文盲运动推向高潮》的社论,提出:广泛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大规模地开展扫除文盲运动。于是,扫盲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为了推动扫盲运动的深入,3月15日,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会长由陈毅元帅担任。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将扫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决定》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扫除文盲,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文盲状态,具有现代的文化,这是我国文化上的一个大革命,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大张旗鼓地开展。《决定》还制定了扫盲的原则、对象、标准和目标。

在扫盲运动高潮中,人民群众创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学形式。当时,工矿企业采取了“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等形式,农村采取了“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做到了“学习方法大家找,怎么方便怎么好。安排活茬挤时间,能学多少学多少”,“见物识字”,“见字问字,见人问人,处处是课堂,一片读书声”。

春耕夏种不言苦,喜看秋后果累累。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学习文化后,生活和生产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学员在扫盲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文化技术,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

第三次:1958年《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 1958年春,我国的工农业生产都出现了“大跃进”的做法,文教卫生事业当然也要“跃进”。毛泽东非常希望能够加快扫盲的步伐,要求尽快制定出新的扫盲规划来。 2月底至3月初,教育部、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召开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陈毅在讲话中说:扫盲工作是使六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开步走,就要识字。从扫识字盲,扫文化盲,到扫科学盲。他号召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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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知识一直当作私有财产








几千年来,知识一直被当作私有财产,成为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

《教育》几千年来一直是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正如列宁所说的“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资产阶级偏见在教育界的主要表现,就是“知识私有”、“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理论至上”、“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新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几经反复,每进行一次重大改革,资产阶级总是伺机反攻倒算,力图使旧的东西复辟。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教育界又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上大学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命运“、“阶级转换“等忽悠年青人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理论书将知识私有化。说什么批判“知识私有”“智育第一”就是不讲学文化知识,开门办学就是不要学理论,工农兵上大学“质量低”,学校要有砖家叫兽内行来领导等等,已将教育为复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服务。

毛泽东:“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劳动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者,是革命的主力军,历史的创造者,因此,知识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创造的经验,至多只不过起了一个总结和概括的作用。

但是,几千年来,知识一直被当作私有财产,成为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

这种历史的颠倒是怎样发生的呢?本来,在原始社会,并没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只是到了原始社会后期,产生了私有制,出现了剥削,产生了阶级,原始社会解体,进入了奴隶社会,才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

恩格斯说:“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可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体现了阶级的对抗。

没落奴隶主代言人孟轲叫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成了商品,知识也不例外。

资产阶级“把知识当作专利品,把知识变成他们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解放前的中国“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在旧中国知识是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私有财产,被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反动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知识和灵魂一道出卖给反动统治阶级,作了反动派的忠实爪牙。有些人则把知识作为商品进行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争名夺利,因而“知识私有”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新中国成立后,反动政权已经被打倒,“所有制变更了”。被作为“私有财富”的旧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却不能象对待地主资本家的土地、工厂那样处理,既不能剥夺,也不能没收。因此,解放后,新中国对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并给予他们种种优厚的待遇,这正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私有制痕迹的反映。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费用大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负担的,即《免费教育》。《免费教育》的成果应归社会所有。“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个人不应当有“任何额外的要求。”

可是新中国刚从旧中国过来,有些人对旧中国遗留过来的“知识私有”观念也相当严重。这是因为,在中国,虽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已经基本上变为公有制,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原有对立的状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尚未完全取消。三大差别仍然存在,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处于优越的地位。反映这三大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对人们还起着腐蚀作用。新中国实行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因而在分配领域里资产阶级法权还占统治地位,知识分子因为文化水平高,是所谓复杂劳动,有权从社会领取较多的消费品,因而生活上处于优越的地位。这些就给“知识私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存在和泛滥,提供了客观的经济条件。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相当“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几千年剥削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私有”的传统观念,在社会上不少人的头脑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并且一下子变不过来。原来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更是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虽然已经不能再把土地或工厂传给自己的下一代,却期望自己的子女,以“知识”为资本,继续向上爬,做骑在工农头上的精神贵族。

混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之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少奇、邓小平之流,在文化大革命前也大肆贩卖“知识私有”论,教唆青年把知识当作私有财产,当作个人成名成家的资本,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知识私有”作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精神支柱,为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服务。这就是“知识私有”观念赖以存在和泛滥的思想政治条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走资派邓小平在文革后承认了错误,邓小平向毛泽东保证:改正错误!永不翻案!当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邓小平死不改悔,一上台就翻案,邓小平用实际行动坐实了走资派的皇冠。

总之,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一上台就抓《教育》恢复高考,还是老一套让知识私有化。不过换了一个名称叫“上大学改变命运“或叫“知识改变命运。就是让少数人先富先有知识,然后离开农村工厂低层人群,转流到城市富有阶级做上等人。这个“知识私有”观念是在长期的私有制社会形成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还有它赖以存在和泛滥的经济、政治条件。

因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应当是针对“知识私有”这种传统观念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和危害,对症下药地进行无情揭露,深刻批判。所以走资派邓小平们掌权后就造谣说:文革所谓批判“知识私有”就是“不讲学文化”,就是提倡“文化无用”或“知识无用”的奇谈怪论。其实,“文化无用”论是“知识私有”的反动理论受到批判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知识私有”观念,决不是说“知识无用”、“技术无用”、“文化无用”。无产阶级非常需要知识,如列宁所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但关键问题是对知识持什么态度。知识是公有还是私有?是作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还是作为个人猎取名利的资本?这反映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把知识看作个人的私有财产,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的集中表现。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毛主席指明的教育革命方向,就是要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和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同剥削阶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作彻底的决裂。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教育战线曾经已经取得过伟大的胜利,教育阵地的变革是深刻的,但从根本上进行改革还刚刚开始,教育革命并没有搞过头。在中国教育领域里,剥削阶级搞了几千年,修正主义搞了文革前的十七年,改革开放后变本加利地又是四十多年。资产阶级把知识看作个人的私有财产的影响是相当顽固的,用马克思主义把教育阵地完全占领下来,改造过来,要经过几代人不断地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行。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摆脱了私有制的锁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己逐步发展起来。但是,在所有制方面,当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因此,文革中要彻底清除教育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毛泽东是要必须继续完成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把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文革进行到底的。

尤其是对教育革命的 “知识私有”观念赖以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因此,要破除“知识私有”观念,必须打破这种状况,实行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文革就是这样做的。

文革期间造反派红卫兵们是必须热情地扶植和发扬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新生事物。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是逐步消灭三大差别的宏伟纲领。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能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具有高度政治觉悟、能文能武、亦工亦农的共产主义新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实践中去。

广大革命师生走“五·七”道路,下乡下厂开门办学。

工农兵业余理论队伍的成长。

三结合的写作组或批判组的成立,等等。

所有这些新生事物,对于无产阶级占领和改造教育阵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重要的和深远的意义。

中国的劳动人民一定要满腔热情地支持新生事物,使其茁壮成长,加速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伟大目标。

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资产阶级的势力和旧的传统观念是相当顽固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因此,要破除“知识私有”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必须把上层建筑各个阵地牢固占领下来,改造过来。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中国共产党人要牢牢掌握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坚持不懈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孔孟之道,批判一切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yongbing1993 发表评论于
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决定








新中国建立初克服经济困难除了平息涨价风潮,稳定工商业以外,毛泽东、中共中央还考虑采取有力的措施以克服新中国面临的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其首要的一项手段就是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管理。当时已解放的老解放区虽已连成一片,但除了政策上的统一以外,财经管理工作完全处于分散状态,各有货币,各管收支,解放区之间只能做到少数军用品和少数物资可以调拨,远远未能达到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这不能适应全国统一政治局面的需要。

统一财经是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采取的一项重要的财政经济方针。《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指出:“过去国家支出的大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和依靠增发通货,现在则公粮和税收大多尚由各区、省、市、县人民政府管理,此种财经上的不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的脱节现象,如果任其继续下去,则势必额外增加通货的发行。”

这次统一财经工作的范围很广,基本内容有三项: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第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其中主要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重点又是统一收支,保证中央财政的需要。

财政收入即公粮、税收及库存物资的全部,公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的一部分,统归国库,没有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的支出命令,任何部门不得动支,所有库存物资,由中财委统一调度,合理使用,以减少财政支出,指定人民银行代理国库,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一律存入银行,不得存入私人行庄。

支出方面:军队的供给统一于解放军的后勤部,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则按照规定的编制和供给标准供给;统一重要物资调拨,当时,上海无大米,无棉花,同时因为生产没有恢复,运往外地的工业品不多,又无运力把米和棉花运进来,因而,毛泽东和党中央做出决策:为了稳定上海,占领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实行全国重要物资的统一调拨,以做到互通有无。

在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影响深远的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一方面,统一财经是必要的,特别是因为当时收支严重脱节,公粮和税收大半在地方手里,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但900万人里500万军队是要“吃皇粮”,由中央支出的。发在下面,支在上面,中央存在严重的亏空。同时要进行建设,在经济底子薄的新中国是需要集中一些经济力量、财政力量,才能办成一些大事的,这就同以前毛泽东军事上讲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有异曲同工之妙。

可是另一方面财经统一以后,地方积极性和企业的积极性可能被消磨,难以调动地方、部门、单位的责任心、主动性和创造性。全国财政实行统一管理之后,地方上仍有一定的财力和财政,在财政收入上,公粮附加和地方税收,仍归地方支配,国家工厂的一部分划归地方管辖,此外,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可先行一步,以便更好地支援全国,但是这毕竟是有限的,地方要么认为权力受限,要么增长了对中央的依赖思想,总的说来有以下几点:

财经的统一给地方带来了困难与不利,限制了地方积极性;统一财经后,在某些工作上中央管得过多了,如国际贸易工作,并没有区别全国性比重较大的业务与地方性比重较大的业务,统一由全国的各个专业公司实行垂直的领导,这样就使得某些地方性比重较大的业务,特别是在土特产的产销上,限制了地方“因地制宜”的作用;属于中央集中管理但又分散在各地的企业,如中央直接管理的工矿业、铁路、银行、国营贸易公司等等,与地方关系不清,在对这些企业单位的领导管理工作中,没有明确决定哪些职权是属于中央的,哪些职权是属于地方的,使得地方当局难于处理本地区与中央直属企业的关系。

黄克诚当时就给毛泽东和中财委写信,批评了中南地区出现的随意上收企业,限制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提出了应发挥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

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当即下令中财委解决,同时他更从战略上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要求把独立性和统一性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依照这个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调整。当时,政务院就通过了中财委提出的《关于1951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和《划分中央和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等几个文件,提出在继续保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统一领导、统一计划和统一管理的原则下,把一部分适宜于地方政府管理的职权交给地方政府。

这几个文件具体说来主要明确了地方的部分财政权力,其一,把一部分国营企业或一部分财经业务划给地方。其二,分散在各地的由中财委直接管理的企业单位,其政治工作均由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指定的地方当局领导,政治工作一定要以生产为中心,以业务为中心,必须防止政治工作与生产和业务游离的现象。毛泽东还指出,在统一财政支出时,除了具体的政策办法以外,还要注重讲道理和工作方法,应向各地讲清楚统一与分散的利害得失,说明革命者的责任要服从全局,当然也要保证地方的开支。有些收入可以采取分成或实行按比例提成的办法,预防和克服地方的消积抵触。

毛泽东还多次指出,中央和地方要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地方以大局为重,中央也对地方的情况予以照顾。解决各地区的问题要从全局出发,各个地区的解放,有先有后,情况也各不相同。解决各地区的财经问题,必须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区别对待。

比如,东北地区工业基础比较大,恢复生产的条件比较好,在经济建设上先行一步,对全国经济的恢复有好处,同时,为保证这个地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应当允许东北地区单独使用一种货币,即东北币继续在东北地区流通使用,以山海关为界,与人民币保持合理的比价,这样,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即可不受关内物价波动的影响,能正常进行。东北地区则以重要物资支援关内,向全国其它地方提供大米、大豆、余粮、钢、枕木等。

同时,地方与地方之间则互通有无,大宗物资的调拨经中财委,小宗物资的交换,各地区相互协商处理。

1950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讲话指出:过去的六个月我们在财政收支,稳定物价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的财政方针是正确的,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他还指出全国财经工作统一的胜利,其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并且赞美陈云,可称之为能。在这里,他是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奋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庞,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来赞扬陈云的理财之道。

6月6日在七届三中全会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毛泽东再次明确肯定了人民政府在几个月内实现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并进一步指出要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

从1950年3月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下决心统一了货币,统一了财政,统一了物资调拨。这样,中财委即可对各项问题作出统一的规定,统一计划和管理,比如税种、税目、税率,国营工业的生产计划,原料来源,产品推销;外销物资,外汇使用;内地物资的调拨;物价管理,铁路、轮船的合理使用;邮电的管理等等,到1950年第一季度都陆续作出了统一规定。之后,国家财政收入急剧增加,支出相对减少,而且国家收支都集中到中央金库,整顿财政不到半年,在1950年4月,财政收支出现了接近平衡的局面,这也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国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协力同心取得的巨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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