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北园有不多的几栋快二十层高的带着现代气息的新大楼外，南北俩园子里的宿舍楼和办公教学楼都有些年头了，加上路旁树影婆娑的高大梧桐树和远处大片的水杉和银杏树林，使整个校园都流露出古朴的书院气息。这个校园的学术殿堂的味道，让我一接近它就感觉肃然起敬。
我先在新生报到处报完到，然后把行李拖到了新宿舍。这宿舍楼一共五层，没有电梯。从东侧的入口进去，爬上三楼，中间的那条东西向的长走廊一眼到底，两头两尾是洗漱区和冷水淋浴的地方，南北两边就是我们的寝室了。
室友们都早一步来了，我成了最后一个来的。和他们打过招呼后，我打量了一下这个朝北寝室的布局。这研究生寝室是五人间，比本科时的八人间感觉空不少。三张高低床，五个人占据了各自位置后，空出一个下铺来，随便摆放了俩箱子。
大家寒暄了几句，开始介绍起自己哪里人，本科在哪儿读的。我惊奇地发现，寝室里五个人中，他们都是从重点大学考进去的，就我是从一个很没名气的学校去的。我自然很羡慕他们有好的基础，但是那个北洋大学来的高个儿，扬州人董杰，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后，很夸张地叫了出来：“原来你就是真芳啊！幸会幸会！久闻大名了，我们专业第一名啊！”
我知道初试成绩排第一名这件事，是在复试的时候，金大生物系的主考官们亲口告诉我的，那自然错不了。不过，那时候我告诉他们，分子生物学方面的实验，我只做过一个，他们很是摇头，坦率地表达了对我实验技能不足的担忧。有个主考官告诉我，入学后，我要补的实验技能课程还很多，叫我不要忘记在实践中强化自己的实验能力。
所以，董杰这么夸张地赞叹，让我既有些得意，又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有了隐约的压力。我告诫自己还是得低调些，因为像我这样基础不佳的考进去的学生，很容易被人当成只知道考试的得分机器，“考研专业户”，名声并不很好。要是回头研究做不好的话，自己的所谓“第一名”的名头蒙尘是小事，给那些批评“唯分数论”的人增添了一个新的证据，让其他高分的人被看扁可就罪过大了。
我一边扭扭捏捏地接受着他们的夸奖，一边又突然有些惊讶，董杰怎么知道这么多内幕消息，一点儿也不像我这么孤陋寡闻。来这里学习，我几乎一个人都不认识，除了知道有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学姐。说起来，知道有这么一个学姐，还是因为我大哥的缘故：这个学姐去年考金大生物专业研究生，但是没考上公费的，就没有入学，据说后来就先到金大做技术员了。我大哥从她手里收集了金大生物学的考研试卷帮我，所以知道有这么个情况，和我说过一嘴。
董杰告诉我们几个，他是北洋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因为相信“二十一世纪是生物学世纪“的这个口号，所以跨专业考了生物学的研究生。结果，他准备时间太短，生物专业课分数不理想，最后只好接受自费来读了。
另一个舍友张麓，是湖南人，有些肌肉的体魄，川大的化学系毕业生，听到了很是感慨。原来，生物学有个研究生方向，报考时可以自由选择化学专业或者生物专业的卷子，他就选了化学专业的，所以他考了个高分，顺利拿到公费名额。
听张麓这么一说，董杰不禁直拍大腿：“靠，都怪自己当时不知道这个，真是信息不全面呀！“他很羡慕我们公费研究生，不但能省下三年的学费，而且还有助研金可以发，很划算。我不由得既同情他，又暗自庆幸自己的初试成绩不错，稳拿公费名额，省了不少钱。
另两个同学，厦大来的袁枫和中国医科大来的张安倒算是生物学的本行了，他们也都是江苏人。大家初次见面，倒不像多年前我刚到南昌时那么拘谨了。午饭时间，我们一起朝食堂走去，准备边吃边聊。
上次在金大食堂吃饭，我都光吃米饭去了，这次带着对北京的大馒头的美好回忆，我要了俩馒头。拿到手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南京的馒头就这？也忒小了点儿。咬下去还是软绵绵的有些甜腻，这种一口一个的甜软馒头和北方的二两一个的筋道朴素大馒头相比是两个极端。得，下次留意了，同一个名字，可不见得就一直会是同一个东西，我算是学到了。
我一边吃，一边羡慕地看着他们，看上去他们都从容自信地度过了愉快的大学生活，然后无缝衔接开始研究生学习。不像我，头两年先是在家待了半年业，等待中专的毕业分配，然后乡镇工作一年多，接着又是一刻也不放松地学了两年，才幸运地抓住这个机会，顺利考入金大。
寝室里的张麓是独一份儿的存在，因为本科毕业后，他去药品行业卖了三年药，才接着回来读研究生的。他说，卖药的不懂生物学，很是吃亏。他告诉我们：“学校里干净些，社会上很多行业太脏了！”
五个人中，张麓最见多识广，什么人他都能搭得上话，什么现象他都已经见怪不怪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老油条一根”了。依我看，我在乡镇的那么一两年，除了让自己脸皮厚一点儿，说话胆子大一点，“油条”的火候离张麓还是差了不少。
研究生虽然也要上课，但和本科时候不一样，需要尽快确定导师，好早些开始开展课题研究。这学期有一门现代生物技术导论课，头两堂课就是让各个导师们和研究生新生们见面的，方便双向选择。
那两堂课，台上的二十来个导师分别花五分钟简单介绍了自己研究方向和研究进展，然后学生们可以和他们私下联络，探询有无空的实验室位置。虽然很多导师的名字在研究生招生简章和学校的网页上都已经看到过了，但可能因为网页信息更新滞后的缘故，有些网页上看上去年轻的教授，登台来一看，都已经白发苍苍了。他们虽然给人感觉知识渊博，但也有些锐气不再，好像开始脱离前沿研究了。袁枫私下里告诉我们，不少导师主要以写基金申请和横向合作为主，没有很多时间能再在实验室手把手指导学生了，都交给资深的博士们和其他青年教师了。
这么多导师轮流亮相过了，但我对台上那些做植物分类呀，理论生物学呀，还有猴类生理学研究，甚至是什么水生动物的代谢研究都兴趣缺缺，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一个刚从美国海归回来没两年的年轻老师。
那老师比我略高，看上去大约四十上下，但是之前在海外留学十来年了。和其他看上去很严肃的导师们相比，他显得更幽默有趣些。他轻松愉快地向一众新生介绍说：“我们实验室对各种遗传学问题都很有兴趣，研究呢主要是在小鼠的实验动物平台上进行的。小鼠虽然个头小，但是它和人的基因差别并不大。不同的评估方法表明两者基因序列相似度超过90%，基本上人的基因都可以在小鼠身上找到同源基因。”接着他放出一张全身黑得发亮的可爱小老鼠的幻灯片来。
如果说，上这堂课之前，老鼠给我的感觉是很可怕和恶心的话，这张幻灯片成功地颠覆了我对老鼠的全部印象，让我觉得以前对老鼠的看法有多片面了。
我得告诉你，小时候我讨厌的动物有很多，老鼠就是其中之一。我妈告诉我，小时候家里老鼠多，我的脚都被老鼠啃过。其实这个过节还好，因为没有什么疤痕，我也没有这部分记忆。但从我记事起，到我离家去外地上学为止，家里的阁楼总是听到老鼠跑过的声音，木楼板把这个声音会传导得很大。尤其是一到晚上，那众多老鼠在楼板上窜来窜去的声音，就像是天上的飞机轰鸣声。
最恶心一次经历发生在初中时的一个冬天。那时候哥哥们都去外地上学了，我一个人在房间睡觉，枕头下的床褥额外垫了一层厚厚的干稻草。睡觉途中的半夜，我被动静惊醒，然后感觉枕头下有老鼠起伏在找稻草上残留的稻粒，那吱吱声在深夜听来尤其刺耳。物理性的头皮发麻之下，我猛地用手摁住枕头然后狠命打了好几次。把它打死了以后，我捏着黑乎乎的尾巴把它扔到地上，接着又睡了过去，想着第二天早上再来收拾它的尸体。结果第二天起床一看，那尸体的头都被它的同类咬破了，血肉模糊，真是可怕的经历。
那个幻灯片上的可爱小老鼠的形象，和我记忆中的那些个头巨大的灰扑扑的家中大老鼠自然大相径庭。那黑亮的毛发，带着光泽的眼睛，彻底颠覆了我对老鼠的负面观感，我开始憧憬那些老鼠的研究能多大程度上增进我们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也许有一天，我能像制造克隆羊多莉一样，做出惊人的成果来。
讲台上的年轻海归老师对众多的实验室老鼠显然十分熟悉，也对在老鼠身上的各种遗传操作手法很娴熟。短短几分钟介绍，让我感觉到那用老鼠做研究的魅力，也似乎隐约感到了那种海归导师的儒雅自信的魅力。我觉得，无论怎么着我也得试试，看能不能去他那做科学研究，不然可就错过一个好机会了。
做科学研究，成为科学家，那是我小时候开始就有的一个梦想。那时候关于科学家的认知，当然都是来自书本上的大科学家们的介绍。很多有名的科学家，像牛顿和伽利略，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达尔文和巴普洛夫等等，都在学校的教室和实验室的墙上挂着呢。他们的伟大实践，既满足了他们自己的好奇心，也增进了人类的福祉，总让我对他们心向而神往。
如果说小时候那还是为了好玩儿的话，工作之后再来考虑这个梦想的时候，我可就认真多了：人总得做点儿对得起自己能力的事情，才算没有糟蹋天分。而当科学家，在我看来应该很适合我。乡镇的工作虽然有意义，但是和我的能力和抱负并不很好匹配；祖国的科学事业需要我，而我也需要科学来施展我报效国家和人民的志向。我知道，这么想自然是有些狂妄，但是年轻人嘛，冲劲还是要有的，对不对？
为了这个梦想，过去的两三年里自己一直没松过劲儿，除了因为卫雪的事情分过一些心。现在，总算像是看到了触手可及的路径了，让我内心有着难以压制的激动。
想到这里，我不得不感慨，命运让我去了中专，然后让我在乡镇工作了那么两年，像是给我的科学方向的求索之路开了个玩笑。幸好，玩笑结束了，我又回到正轨上来了。
想到能加入那个年轻导师的研究组的这个前景，我觉得该和那些神通广大的同学们多聊聊，看看这个年轻老师到底是谁，怎么好像没有在以前的学校网页上列上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