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钱江，生于上海，曾在内蒙古插队6年，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1982年分配到北京《体育报》，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历任《人民日报》驻云南首席记者、华东分社新闻部主任、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海外版副总编辑。现已退休。

原题

我和王晶垚交谈:

您接受宋彬彬道歉吗

（外一篇）

作者：钱江

上

宋彬彬9月16日在美国的家中去世，消息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人们普遍关注：宋彬彬和当年的“红卫兵运动”有什么样的联系，怎样看待她在晚年的忏悔和道歉，她又有哪些需要承负的历史责任吗？

本文所述的是历史，直书姓名。

01

王晶垚和宋彬彬

谢幕离开了人生

“红8月戴袖章人”宋彬彬在美国走完77岁的人生之路。至此，她表示向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的道歉，和王晶垚的拒绝，就因为双方先后辞世最终落幕了。

历史还在延续。

王晶垚和宋彬彬的谢世都引发人们对1966年“红8月暴行”的记忆和讨论，宋彬彬知名度更高，引起的关注也更多。事缘之一是，1966年8月5日，宋彬彬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卞仲云被该校一群女学生殴打致死。宋彬彬是当时该校学生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十多天后，她上天安门，成为“戴袖章红卫兵”。

王晶垚认为，宋彬彬对卞仲耘的死负有责任，有道歉但是做得很不足，他不能释怀。最后，由于事态的发展，“在真相大白之前”，他不能接受宋彬彬的道歉。

然而宋彬彬多次表示忏悔了。她本人说很早就忏悔了，不过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她进入新世纪以后的忏悔言行。2014年1月12日，她回到中学母校，和若干位当年的同学向卞仲耘的雕像鞠躬，随后讲话说：“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

从那次道歉到现在，又是十年过去了，如何看待宋彬彬道歉始终存在不同意见。

2005年，王晶垚在家中。作者摄

王晶垚这边呢，他不接受，认为宋彬彬2014年在师大附中所做的是“虚伪道歉”。这个观点，在这之七八年他就和笔者谈到了。

02

我与王晶垚说起，现在

出现了“老红卫兵”的道歉

进入本世纪，本文作者为研究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史，多次访问王晶垚，他在1946至1949年先后工作于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今日《人民日报》的前身。他的妻子卞仲耘和他一起进入《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这对夫妇都是在抗战时期投身革命的老资格革命者。

2005-2006年，延至2007年，是我访问王晶垚前辈最多的阶段，听他详述早年经历，也包括1966年“红卫兵”加害卞仲耘致死的情况，为此我还发表专文《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耘的悲剧是怎样发生的》，刊登于《炎黄春秋》，目前在新三届公众号上还可以看到。

我们谈起了“老红卫兵”的道歉和忏悔。我对王晶垚说，眼下这段时间里，不断有“老红卫兵”在报刊上撰文，对当年侮辱和殴打老师的行为表示忏悔。

王晶垚告诉我，女附中部分“老红卫兵”，也在调查卞仲耘遇难的细节，其中许多人表示悔恨。他关心这件事。

我问他，当年迫害、殴打卞仲耘的红卫兵，现在年过半百了，她们中间有人来向您道歉吗？

王晶垚回答，有，有一些了，不过都是围观的那些学生。来看我的女附中学生说，当年没有去阻挡暴力、保护老师，感到惭愧。可是那些下狠手殴打卞仲耘的，没有一个到我这里来。包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头头宋彬彬，她有责任。

文革罹难者卞仲耘和她的四个孩子

03

我倾向于接受道歉，

促进和解，王晶垚表示要看

我说，时间已经过去了50年，来道歉的人认识到当年错了，把“道歉”两个字说出口，是一件好事。要把“道歉”两个字说出口，也不容易呢。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道歉意识，现在也是这样。

王晶垚回答，我不记恨她们，我认为“错”的根源是这场叫做“文化大革命”的运动。

我倾向于可以接受道歉，认为忏悔和道歉是向现代文明迈出的一步，现代文明需要我们这个民族产生和解的精神，从头脑中摈弃对立和暴力。

我对王老前辈说，您经受的痛苦无人可以替代，包括您子女的痛苦也无人可以替代。但是，有道歉，您表示原谅，就是认同她们的思想随着时代向好，彼此都好。

我们交谈的时候，王晶垚的神情是爽朗的，只要不触及妻子当年的死，不时之间，他也会露出笑容。

交谈中涉及对道歉和责任的认识。

我说，道歉和免责可以有因果关系，但毕竟不是一个概念。道歉有益。道歉了，对心灵是很大的解脱。特别是当面道歉，能卸下一层精神压力。当年有千千万万人卷进红卫兵运动，到晚年能意识到错了，道歉了，同样是对千千万万人的影响。

至于责任，是分不同层面的。如果有道歉，解脱了一个层面。余下来的责任，应该是轻责免除，重责减轻。

我把这样的看法对王晶垚说了，问他，如果宋彬彬来道歉、表示忏悔，您接受吗？

“我还要看，要看看她是怎么表现。”王晶垚回答得很明确，当时给我的印象，如果宋彬彬前来当面道歉，表示忏悔，门或许可以打开，至少没有关死。

就在我们这次谈话后不久，当年师大女附中“学生代表会议”主席刘进，和两位同伴一起来到了王晶垚的家。刘进是当年工作组撤出女附中后该校的最高领导组织负责人，是她在8月18日推选宋彬彬上天安门去“戴袖章”。

他们的交谈内容我并不知晓。我看到有报道说，交谈之后，王晶垚留这几位客人吃饭，可见见面气氛和好。如果是这样，王晶垚接受宋彬彬道歉的门是不是就可以打开了？

刘进和宋彬彬的关系非常密切，刘进可以踏进王晶垚的家，那么宋彬彬呢？是不是就在一步之间了？

这时候，北师大女附中建校90周年纪念活动日益临近。

但是，这个学校校庆活动中“评选90名知名校友”选上宋彬彬，彻底激怒了王晶垚。

2007年11月，王晶垚站在徐唯辛的肖像画展《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展厅中央——卞仲耘、王晶垚的大幅肖像前。当时的王晶垚正在酝酿致师大附中校长的公开信。看到展厅中这幅肖像画，王晶垚下定决心，把公开信写出来，发表出来。徐小棣摄

中

王晶垚对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由师大女附中发展而来，以下或简称“该附中”）校庆抱有希翼，希望校庆活动对曾任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主持全校工作）的卞仲耘的死有所纪念，结果非但无人倾听他作为受害人丈夫的诉求，却有对宋彬彬“文革符号”的追捧。王晶垚感到透骨冰寒。

01

什么理由将宋彬彬

定为“知名校友”

宋彬彬得知自己遴选为女附中90名“知名校友”（后改称“荣誉校友”）之一，她表示愿意接受，认为“是为自己澄清的机会”。

然而选上她的台面原因，并不是因为她登上天安门献戴了袖章，而是另辟途径，将主要理由列作她在1988年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球行星科学系首位来自大陆的女博士。

这就出现了一个明显悖论，就知名度来说，宋彬彬“戴袖章”产生的知名度远远超过在麻省理工获得一个博士学位。进一步说，以该校某学科“首位大陆女博士”来衡量宋彬彬的知名度，明显看轻了众多中国女博士们，乃至师大附中的女生，难道她们中间的女博士还少吗？

再进一步说，以宋彬彬获得“博士学位”作标准，不免落入了“以分数当成就”窠臼。应该看看她的博士论文写了什么？有科研创新或突破吗？还是到获得学位去求职就止步了？

宋彬彬本人到美国后加入了美国籍，皈依基督教，完成学业后即进入美国政府机关服务，未知在科研上获得了什么成果。如果是这样，她手里的学位，也就是一个求职敲门砖了。

有校友明确反对宋彬彬当选，然而她的母校自有垂青，在反对声中宋彬彬依然选上了“知名校友”。

北师大女附中90周年纪念文集中的文革部分

02

王晶垚愤怒的直接原因

如果宋彬彬就是因为“博士学位”原因选上“知名校友”，列名90人之中，也许未必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偏偏是，学校制作的“名人”展板上将宋彬彬“戴袖章”的大幅照片突出展示，意在彰显。

2007年9月8日，这所学校90周年校庆大会“光荣与梦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场外大型展板上有宋彬彬在天安门上戴袖章的大幅照片。这样的展板也竖立在这所学校校园里。表明遴选者对于宋彬彬，看重的还是“戴袖章”，视之为“正面形象”。至于她的学位如何，倒是其次的、淡化的。

该附中校庆期间，王晶垚走不动了，委托两位年轻朋友代他去校园里看一看，将带有他署名的一页纪念文字放在历任校长之一的卞仲耘像下。结果，两位女士同时看到了校园中树立的展板上宋彬彬“戴袖章”的大照片，向学生问起在这所校园里死去的卞校长，却是无人知晓。

知道了这些，几十年来坚强地要为死去的妻子讨回公道的王晶垚彻夜难眠，想到要向校方发出抗议。

这年的王晶垚86岁，已经执笔艰难，不能像年轻时那样落笔顺畅了，怎么写抗议信？

他征询几位年轻朋友的意见。说“年轻朋友”，是指“共和国的一代”，恰是“文革”亲历者。他们支持了王晶垚。

怎么样写好这封信，还是很费一番斟酌的。他们分别来到王晶垚家中，交谈过许多，渐渐理清头绪。但是真要动笔还有踌躇，一直延续到11月间。

11月，徐唯辛画展《中国历史众生相——1966-1976》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行。画展中有63位人物肖像（后来逐渐增加），每幅肖像画两米多高，卞仲耘和王晶垚的两幅肖像并排摆放在展厅进口正面最突出位置。

王晶垚前去观看了展览，注目良久。同行的徐小棣为他拍摄了站在两个肖像中间的照片。

这幅肖像给了王晶垚很大安慰，促进他下了最后的决心，完成写给附中校长的信。

2007年12月22日王晶垚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长的公开信启首部分

03

王晶垚的抗议公开信

是这样写成的



一旦下了决心，最后完成只在一天之中。

2007年12月22日下午，王晶垚请3位年轻朋友来到家中起草公开信文稿。

文稿不算长，但前后反复修改至少7次。文稿是年轻朋友在计算机上打出来的，每次出稿都交王晶垚本人执笔修改。

王晶垚最后一次改定文稿的时候，加上了3处文字。

第一处是写到卞仲耘受到女学生殴打，加上“用军靴践踏”；

第二处写了宋彬彬献戴袖章的过程，加上“这个袖章实质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

第三处在公开信后半段，仍然是针对宋彬彬戴袖章，加上一句：“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

接近午夜11时，阅定了最后加上的这3处文字，王晶垚表示，他满意了。

听到王晶垚这句话，3位“共和国一代”青年朋友一起拍手鼓起掌来。

公开信中说：

1966年8月5日，原师大女附中(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惨无人道，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用军靴践踏，折磨达数小时，其过程令人发指! 文革中，卞仲耘同志是北京市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公开信援引1981年6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论述：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公开信随后说：

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这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这种肆无忌惮的举动，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警觉。

2007年12月22日王晶垚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长公开信的结尾部分

公开信的结尾要求学校“组织学生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让青年学生认清文革曾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专此布达，伫候回音。王晶垚（签名）”

王晶垚感到，写成了这封信，他在为妻子卞仲耘伸张道义的路途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王晶垚在镜头前的控诉

下

9月16日宋彬彬在美国的家中去世，转眼之间一个月了。这一个月里，远在大洋彼岸故土上的人们对这位文革初起时的风云人物又起热谈，呈现各自不同的观点。

01

关于宋彬彬的主要热议

热议的中心话题主要两个。

一个是关于她在1966年8月中的行为。其一是8月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发生的、女学生殴打副校长卞仲耘致死的事件中，宋彬彬应负什么责任？以及她在随后的8月18日上天安门为领袖戴上“红卫兵”袖章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第二个话题是，后来宋彬彬愧悔了。2014年，她来到中学母校，向当时受迫害、遭殴打的教师们道歉，向卞仲耘副校长的亲属表示道歉。结果，来到现场的老教师们表示原谅当年的学生，但是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发出公开信，拒绝接受宋彬彬的道歉。

为什么时年93岁的王晶垚不肯原谅、不接受宋彬彬道歉？

02

宋彬彬希望表达道歉的愿望

在晚年趋于执着

以笔者所知，宋彬彬希望向人们表达，她对文革初起时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愧悔，要向当年受迫害、受伤害的人们道歉。这样的愿望进入21世纪以后越来越强烈。

2007年，宋彬彬参与母校遴选她为“知名校友”，引起抨击，她自述因此“心力交瘁”，认识到是“错误的不明智之举”。即便如此，她要向公众道歉的信念也没有改变。

她以数年时间陆续写出文字讲述自己的想法，最后定名《40多年来我想说的话》。起初丈夫不让她发表，2011年12月丈夫去世后，宋彬彬把长达1.2万字的文章传播于网络，很多人读到了。

似乎平静的思想江河水面下，其实始终涌动着反思文革，追索浩劫源头的激流。激流所至，有人失语，有人深思未解，但有的人大悟。2013年10月，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来到中学母校，当众宣读道歉，就自己在“红8月”中前后言行向母校受迫害受侮辱的老师和同学道歉。这件事促使宋彬彬下决心也回母校表示道歉。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和若干当年的同学一起来到母校，当众向年迈的老师道歉。宋彬彬作讲话《我的道歉和感谢》是面对公众的，到场者有23名老师，31名校友和11名记者。

当着媒体记者，宋彬彬和几位校友一起向卞仲耘的铜像鞠躬。

在卞仲耘雕像前的忏悔

宋彬彬道歉的报道包括照片，随即刊登在若干报刊上，在网络世界里广为传播。但是，她的道歉没有像陈小鲁那样得到广泛的良好评论，而是赞同与抨击并起。赞同者认为是良心发现，具有反思精神，是进步；抨击者说她识见肤浅，辩白多于自身解剖，态度不够诚恳。

当此之时，人们特别关注王晶垚的态度，因为在“红8月”里失去妻子卞仲耘的他应该是宋彬彬道歉的第一对象。

03

王晶垚为什么

拒绝宋彬彬的道歉

对宋彬彬、刘进在北师大实验附中的道歉讲话，王晶垚非常关注。他的反应比起7年前为宋彬彬当选“知名校友”致校长公开信时要快了许多，半个月后就发表了拒绝道歉的公开信。

公开信说：

作为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丈夫，我郑重声明如下：

一.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

二.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三. 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特此声明！

王晶垚

2014年1月27日

2014年1月27日王晶垚写下的公开信原件（局部）

2014年1月27日王晶垚在公开信上签署姓名

除去书面文字，王晶垚所以拒绝接受宋彬彬道歉还可以注意到两点，一是宋彬彬的勇气没有达到邀请王晶垚到场从而当面致歉的程度。

2014年“道歉会”之后有一个说法，“她们”（不知具体指哪一位）邀请了王晶垚的大女儿王学，但王学谢绝。对此说法有存疑之处。王晶垚没有接到邀请不必说了，他和卞仲耘有4个子女，3个子女都表示不知道此事，没有听大姐王学言及（王学已在2022年去世）。时年93岁的王晶垚的身体确实比7年前衰弱了，但即便天寒，出席会议是做得到的，这是本文作者可以证实的。不管怎么说，这个场合第一个应受邀请的受害者亲人是王晶垚。

王晶垚经历过战争风云，经历过大磨难，性格坚强，做事执着，这是笔者与他多年交往之后的认识。他经得起“道歉”那样的场面。

既然“道歉会”的主办者对着物化的卞仲耘铜像鞠躬了，为什么不去向健在的卞仲耘丈夫王晶垚说一声道歉呢？宋彬彬没有迈出这一步，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应该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替代王晶垚失去妻子的痛苦，没有人能够替代他的子女失去母亲的痛苦。

2014年4月，王晶垚收阅刊登了有关“道歉”报道的报纸和杂志。对这些报道，包括网络文字，王晶垚仔细阅读

04

关于宋彬彬道歉的

语言尺度和反思深度

这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宋彬彬的道歉语言和认识程度都是王晶垚不能认同的。

王晶垚读到宋彬彬的道歉讲话以后表示：“这是错误吗？这是罪！”这当然是王晶垚本人的看法，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鲜活生命的离去。在生命意义面前，道歉显得轻飘。

中文语境里有若干词语用来表达对他人的歉意，“道歉”所表达的，比“对不起”“请原谅”要更有一些分量，但远不是深切表达，因为“八五事件”涉及戕害生命。联系到她的“戴袖章”举措负面影响了千万人的行为，再联系到她于2007年参加母校“知名校友”遴选过程中对“戴袖章”表示出的态度，不是一句两句道歉就可以包括尽的。

但是宋彬彬表达的致歉用语，说到“道歉”为止。

说到宋彬彬的认识程度，则是言及“反思”为止。

1966年6月到8月以后，宋彬彬有一系列言行应该言及，应该反省反思，其事不止于“八五事件”夺去卞仲耘生命。她在就读的中学母校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成为“学代会”副主席，再到“8·18”戴红卫兵袖章，此后又参加多种政治活动，都表明她是文革的积极参加者，在校内外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极为广泛。她应该反省这一系列言行是怎么来的？

2007年选入中学母校“知名校友”，增加了宋彬彬应该检讨的地方。如果说，她当年上天安门戴袖章存在偶发因素，但她2007年参选“知名校友”则完全是有意为之。这次参选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为“文革”站台。使得有着她身影的那个文革符号更加凸显，催人勿忘。这一点，王晶垚在2007年的公开信中就已经指出，但是此后的宋彬彬意识到了吗？

宋彬彬在文章中和道歉会上，是将“道歉”和“反思”联系在一起作表述的。此后十多年，她反思了哪些呢？是不是说了“道歉”，对文革行为的反思也就停止了？她的反思包括哪些内容，正是王晶垚等着要看到却没有看到的。

实际上，王晶垚接受宋彬彬道歉的大门，经历2007年“知名校友”风波之后，就基本上关闭了。2014年的道歉没有被接受，是一个逻辑发展的结果。

王晶垚、卞仲耘和子女们。这个家庭的完整被大劫难打碎了

05

宋彬彬和王晶垚

身后会延续什么

现在，王晶垚（2021年100岁时辞世）和宋彬彬都走进了历史。人们从此要用历史眼光看待他们。

如何看待他们、看待宋彬彬的道歉和王晶垚的拒绝？肯定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这很正常。因为现实世界并不是非黑既白两种颜色，世界是多色调的，不同观点尽可以相向诘问。这也是历史学家和无数历史专题研究者要记述、评述和参加进来的。

以笔者的看法，是愿意接受宋彬彬道歉的。她的道歉深度，可以是下一个要提出的问题。道歉是前提，是良知觉醒的开端，走向和解的开端，应该得到嘉许。对问题的认识，可以逐步发展、深化。

但是王晶垚不接受宋彬彬的道歉，有他的道理。他完全有权利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

历史是根据人物对社会影响的大小或深度来记述来评价的。影响深广一些的，在历史叙述中会有较长的留存，历史评论更多。由此看来，宋彬彬的社会影响度更大。她不仅涉及在“8 5事件”中应该担负的责任，还包括大劫难初起时从校园大字报到天安门上“戴袖章”，再到串联湖北等等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8·18”那张传播极为广泛以致成为“文革”符号或标签的照片。这幅照片在现代历史上的负面影响究竟有何样的深广？包括2007年宋彬彬参选“知名校友”风波中对这张照片的站台背书，可以成为一个研究专题。

那场历时十年之久的大劫难促使人们深长思考，在记述历史的时候，要不要把中国现代历史上痛苦的疤痕或符号也写进去？其中包括宋彬彬留下的历史符号？

每一个个体都要为自己的历史负责，即便是对集体追责也要具体地落到个人头上，哪怕偶一为之也是个人行为。

在劫难年代里发生了多许多令人痛心的事情，每一个参与者都不能以“无知”“被利用”“身不由已”的理由来逃避责问。这常常引起反问：知识储备为什么不足？为什么不独立思考？错误潮流涌来，为什么要随波逐流？

这样的反复问诘将会延续很久，不是一两代人就可以终结的。

2024年10月16日

外一篇

“戴袖章红卫兵”宋彬彬是怎样声名远播的

作者：钱江

宋彬彬于9月16日在美国去世，在她的祖籍国引起非常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足见她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

笔者日前写有《我来谈谈卞仲耘是否在土改中害人杀人》一文，言及宋彬彬与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简称“师大女附中”）负责人卞仲耘被该校女生集体殴打以致殉职的关联责任——卞仲耘被视为“红8月”中第一个在红卫兵初潮的暴力中付出了生命的教师。

但是，宋彬彬几乎在瞬间知名，声名远播，还不是因为“八五事件”，以笔者考察，主要还是由于她在这年8月18日登上天安门城楼，为领袖“带上了一个红卫兵袖章”。这个场面，写进了当日的新华社电讯，还被新华社记者拍摄下来，成为知名照片。

1966年8月18日上午，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原载《人民画报》1966年第9期。这张照片是后来做了着色的

新华社8月18日电讯没有写出宋彬彬的名字，但是她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情节被写入新闻，刊登在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头条报道中。这条电讯写道：“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

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1版，新华社新闻稿中写到了”红卫兵“戴袖章的情节。见右栏第9行

新华社记者拍摄的宋彬彬“戴袖章”照片，并没有在拍摄次日由国内主要报纸刊登。

“女红卫兵”宋彬彬的名字首次被公众广泛知晓，缘于8月20日《光明日报》第2版刊登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文尾署名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宋要武（宋彬彬）”。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在第2版同样位置转载了《光明日报》这篇约1400字的文章。

1966年8月21日《人民日报》在第2版同样位置上转载了《光明日报》上署名“宋彬彬（宋要武）”的文章



文章的主旨是：“我满怀激情，把‘红卫兵’的袖章戴在了我们伟大领袖的臂上。”

文章中出现了领袖和作者的对话：

毛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宋彬彬。”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我说：“是。”主席亲切地说：“要武嘛。”

文章作者对“彬彬”和“要武”这两个词汇作了诠释：“……我们要武了！从“彬”到“武”，这反映了人们思想的一个大变动，反映了革命的小将在成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文章最后一段话表示决心：“中国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前途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发扬“武”的精神，跟着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通篇文章里并没有提及“宋彬彬”是否改名“要武”。而且“要武”用作名字，则是比较典型的男性名字，从“彬彬”到“要武”转意很大。但从文章署名方式来看，作者用了新的名字，为了让读者知晓，特意将“宋彬彬”打了括号。这样的署名表明，“宋要武”和“宋彬彬”是同一人。

后来宋彬彬在多种场合表示，文章是《光明日报》记者（她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是“实习记者”）代笔写的，发表前没有給她看过，没有征得她的同意。

到目前为此，没有见到《光明日报》对此事的文献或回忆文字记载。按照该报工作程序，这样一篇重点稿件见报，光靠一位“实习记者”（甚至是一位正式记者）动笔是不够的，他的身后必须有编辑，还有稿件的逐层审签者。

这篇文章在次日由《人民日报》转载，是对《光明日报》原文的肯定，影响范围非常巨大。这个名字产生的影响，可作为一项专题研究。

“宋要武”的名字出现以后，中学和大学里大规模殴打老师和“黑五类”学生的情况愈演愈烈，红卫兵以“要武”和“破四旧”为名，冲出校园在社会上打砸抢烧抄走向高潮。陈毅之子、当时北京八中的学生领袖陈小鲁后来感叹地回忆：“这句话（要武）真是要命啊……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控制不住了。” （见《南方周末》2014年3月13日）

宋彬彬本人随后到外地串联，在火车上遇见邻座几个人痛斥“宋要武”，她生怕被人认出来，赶快把眼镜摘下来。可见此时的“宋要武”已经裹挟了宋彬彬，在中国传播开来，无法阻挡了。

“8·18”12天以后，第9期《人民画报》出版了，在“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标题下，采用了8月18日的新华社讯的文字，其中有：“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文后刊登了两张毛泽东与红卫兵在一起的照片，其中一张就是宋彬彬正在给领袖戴上红卫兵袖章。这张照片将宋彬彬和“红卫兵”定格在一起了。

1966年第9期《人民画报》刊登了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照片

这张照片出自职业摄影者，曝光适度，焦距准确，而且是抓拍。这天手持相机登上天安门城楼作新闻采访的，可能只有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本文作者曾主持编辑《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口述回忆合集，没有发现与这张照片有关的线索，判断《人民日报》摄影记者没有拍得这张照片。

和第9期《人民画报》同一个月记录和传播了宋彬彬名字的，还有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纪录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接近一小时的记录影片，动态传播了8月18日这天的盛大场面，完整记录了宋彬彬给毛主席戴红袖章，以及随后她高兴得又蹦又跳的场景。

这部记录影片在9月里在全国范围发行，观众量极为巨大。

不仅如此，这部纪录片的解说词全文刊登于1966年9月10日的《人民日报》第4版上半版。

1966年9月10日《人民日报》第4版上半版刊登的“新影”纪录片解说词，圈出部分是关于宋彬彬戴袖章情节的部分

解说词写明：“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随后引用了《光明日报》“宋要武（宋彬彬）”文章中的对话。

短短一个月时间，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的文字稿，到《人民画报》刊登的照片，随后还有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多层面强化了随着宋彬彬名字传出的“要武”信息，将她和“红卫兵”符号紧紧联系到一起广泛传播，比她在之前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传播得范围更大、影响更久远。

此后半个多世纪里直到今天，“宋彬彬戴红卫兵袖章”照片在不同场合高频率反复出现，其含义或有不同，但普遍认为这是“红卫兵运动”第一张标志性照片，是鲜明的符号。

所有这些传播媒介中，新闻照片和“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署名具有定格固化的功能，最便于印证和传播，更加强化了它的符号特征。

宋彬彬的名声由此广泛传播，是她本人始料未及的。此中的幸与不幸，直到今天还引起人们的反复思考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