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和人工智能唤醒了我的坐家文学梦

我成长的年代是书籍极端贫乏的文革时代。除了毛和他有关的政治书籍,几乎所有的出版物, 也包括中共建国后的印刷品, 均属于“大毒草”读物。今天的人很难想像，毛的焚书坑儒的广泛性，严酷性和持久性。如果被人发现禁书， 即与毛无关的, 轻的惩罚为批斗, 重的会被抓去, 游街示众都有可能。这在大城市，军队，高等院校等地，做的非常彻底。连《星火燎原》，《烈火金刚》，《红岩》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这样的左派革命读物，在十年浩劫里，也是非法印刷品，遭到收缴和焚毁。为毛个人崇拜的造势努力,在他临死前,达到了疯狂的巅峰。

庆幸的是我家里有个书架,摆在明处的均是“合法”应景的文革书籍。我能在不太费力的努力下,背诵其中的小册子。自己也不明白为何能如此, 并意外地成为学校背诵的“标兵”。面对这些东西, 我没有什么兴趣, 并有天然的抵触情绪,但直觉告知不能说出来。有时候,我会撕掉这些书的中间纸张,用来叠纸牌玩游戏。还被同学抓住过一次, 因为纸张内发现毛的语录。老师接到报告后, 没有“上纲上线”,不了了之了。

有一天, 我突然发现家里书架整排书的背后, 还有一些隐藏的书籍。我至今还能记住它们的名字: 《敌后武工队》, 《水浒传》等。那时候的小学也“停课闹革命”, 学校无课可上, 数周待在家里是常事。每当停课无大人在家的时候, 我会抽出这些书, 慢慢翻看。后来发现,我的父母并不会干涉我偷读这些“毒草”书籍。 胆子也越来越大, 许多书翻破了, 也从未受到父母的责难。至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至少已经读了五遍水浒传。此后其它三大名著也都读过了, 但我并不能领会其中的许多内容, 尤其是对诗词等,常常感到头疼和不解。那些跳来跳去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常常让我这个小学生抓瞎。

有一天无意之中, 看到父母和隔壁的叔叔紧张地传递几本书。后来在床底下,发现了三册《红楼梦》。一看名字, 便知道是“大毒草”, 后来旁敲侧击从同学口里得知,这是当年的禁书。很快我和几个同学建立了禁书交换关系, 也开始抢着看父母交换的书籍。私下保留的图书都是好书,内容五花八门: 印象较深的包括苏俄的翻译书,马克吐温的小说集, 《李自成》, 《洪波曲》,《神秘岛》, 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等等。当然文革写作旗手的书《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也读过, 随便翻翻便知道，它是御用作家的应景产物。有一些问题无数次划过大脑,例如为何那个所谓“文化”大“革命”年代出不了能引起共鸣的大书籍? 而人们私下却热衷传递那些被批判的“大毒草”? 没人愿意回答这些问题, 也没人敢去问触碰自己的生死线。

由于水浒传里人物简单, 故事情节相对独立, 比我啃读三国或红楼梦,要容易多了。 这些书都是繁体字印刷的,这样的阅读丰富了词汇量, 促进了汉语的熟练使用,让我在“复课闹革命”后,中文的作文成绩始终保持在全班的前列。那个时候的作文, 大多数与政治有关。幸运的是, 我中学的几任语文老师, 都是民国或50年代毕业的知名大学高材生, 他们对我的成长付出了许多劳苦。他们在政治高压下, 小心翼翼地坚守着他们的职业道德。他们批改的作文, 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 难以忘却。

因为读过古典书籍, 使我很早即对历史感兴趣。我开始接触司马迁的《史记》是在小学五年级, 在亲戚家发现了这本线装书。文革前后的政治词汇越来越狭窄和“革命“化, 但我的作文常常是老师拿出来的范例。让许多同学和我自己一直迷惑不解。现在看来,受到老师好评的主要原因是, 我的作文不大守规矩,里面掺杂了大量不合适宜或海外的词汇, 而自己当时并未察觉或体会到, 老师也不明说。大慨在上中学后, 我即有规律地收听海外中文节目,他们的词汇表达让我感到舒适,文雅和有理性, 反而对新潮的“革命”词汇, 报有戒心和谨慎的态度。但在特定的场合, 我也会熟练地应用那些文革术语, 这对后来各种运动里的免于被折腾和顺利高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我上中学后即开始了严酷的外语学习, 先是俄语后是英语, 例如珍宝岛事件后,常学的俄语词汇是“缴枪不杀”等, 迄今已忘的干干净净。父母不愿意我去学俄语当炮灰, 很快将我转到南方上学, 开始学习英语。 并在学习中渐渐了解了西方的基督教文化, 也开始收听海外的英语教学节目。这在当时“读书无用论”的环境下,是个明显的异类行为,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在文革后期,学习外语是为了反帝反修输出世界革命,那时候的英语词汇也带有明显的文革特征。今天听起来, 会让人捧腹大笑。但无论如何, 我已经进入了ABC世界。

我去乡下的时候, 已经接近文革的末期。经过林彪的“913事件”后, 人心涣散, “国民经济已经进入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是后来官方的定义。甚少有文化和有理智的人, 再把毛当成偶像来崇拜, 他死前推出的各类运动和口号已经流于形式, 没有多少人再当回事儿。我的下乡行李里, 除了一个带有短波的收音机, 简单的英文读物，另外就是一些文革前的书籍, 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等。我当然知道, 他的观点带有明显的马列烙印。即便如此, 也是文革当局的禁书。那个时候在大城市, 短波节目受到干扰台杂音故意骚扰, 如同现在的防火墙。被抓住可入狱两年或判死刑(聚众或外传信息) 。但在乡下, 如常常微调短波频道, 即可收听到清晰的美苏韩台港等处的中文广播。我常常把听到的信息和党报的新闻互比对照, 知道天快亮了。而乡下农民对收音机非常好奇, 几乎没有人有“收听敌台”的慨念,或如城市里的举报文化。

由于在大江南北转学了数次, 并一直是班级内外语文写作的“尖子”,这给了我极大的写作信心。我的数理化成绩不错, 但没有太大的热心去钻研课外的东西。由于文革而丧失了继续学习的机会, 心里的失落感时常会涌现出来, 家里人看见了只能叹气。下乡后在煤油等下,我仍然醉心于写作, 留下了数本当时的日记。

在各种政治运动的气氛下，各地需要出版配合形势的大字报专栏, 不停地应付上面的检查。公社有200多位全国各地来的知青，我被点名出来赶任务。不用打草稿，照着上面精神,用毛笔大字迅速地组合成各类宣传板块。后来成为公社内独家包揽的活儿, 严格地说，这是一份可糊口的工作，人人羡慕但又难上手，可以不必烈日或寒风下耕作而为温饱忧愁了。但为生存挣扎的乡民们, 根本没有人会对这些宣传感兴趣, 也不明白运动的意义。我从电台里, 早已知道所有这些运动游戏, 不过是为了继承或抢夺毛式家族江山的封建内斗而已。笑看江湖, 是我那个时期心情的写照。

1977年恢复的高考,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文学梦的接近和人生的重要选择。我的志愿是文科,任何与历史和文学有关的学科都是我的首要兴趣。其实这个闪念仅存在了非常短的时间。父母和所有家人都不支持,当然我自己也知道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在当年的中国,作家是最没有骨头的一群人。他们的写作仅是为了混口饭吃,或能生存下去。我已经隐约的感觉到,从事文科必须有自由思考, 创作和发挥的空间和能激发人性共鸣的社会环境。而我母亲说, 像我这种类型的人如是她的年纪, 不会活过反右时期。如我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可以业余追求。所以我最终报考了理工科, 成为全公社文革后,唯一一个凭高考进入本科院校的77级学生。

我在日记里, 记述了这个极左时期的许多让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中国社会的愚昧,落后,欺骗,虚假,特权,狡诈和没有人性的残酷事实, 无疑与共产教育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关。我相信其它社会制度也有类似的问题, 但这个没有约束的社会制度和封建文化加重加速了人性的腐败堕落。让我想像不到的是, 进入八十年代后, 整个社会突然大为改观, 文学读物和出版业百花齐放, 我的职业失落感开始出现了。为了专业,我的自修中心很快转向了英语, 此后的三十多年, 主要是用英语写作科学论文或书籍。中文阅读成为我的业余爱好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认识来自上海的彭恩华先生。他是学文科的, 与我这个理工生一见如故,常常彻夜长谈, 此后一直保持密切的通讯。他童年的经历与追求文学梦的努力和我产生了共鸣。实际上,他的童年和我一样, 没有经过多少正规的中小学教育, 挖过八年沟壕,但他自学和掌握了多门外语, 成为改开早期知名的文学翻译和评论家。80年代, 彭先生翻译和引进了多本世界名著。不知是否包括习近平声称在梁家河看过的那些经典作品。此后他赴犹他州读书，又在加州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并再次返回犹他大学执教, 直到去世。

彭先生让我再次思考我的母语文化背景,中国文化的演变和批判, 以及中西文化的对比和冲突。他是最早“西藏协会”的成员, 对港澳台等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如果用大陆今天的定义, 他是个典型的右派。但他引进我认识的许多大陆文化界人士, 却是文革期间知名的大左派, 这让我看到了他的开放情怀和包容之心。彭先生坦率,正直, 他直言不讳地说, 我是在他的文学领域之外结交的,能谈的深入的极少数理工科人士, 并有许多诚恳的评价。 我当然以此为傲, 并回答他: 我当不了作家,养不活自己,最多是个电脑键盘前的坐家。

网络的出现和文字信息的迅速传播, 让动手写作的功夫渐渐失去了传统的市场。除了给父母写信外, 最后我的生活里已经极少使用中文。当电话普及后, 人们更不需要动笔了。有一次母亲与我谈心,感叹到: 你已经完全成为了两个人, 不像小时候。现在错字连天, 字体混乱, 看的我好费劲儿。听后思考了许久,我打算重拾中文, 但最大的困难是文字的电脑输入, 家人全部出动帮忙解围, 解答我的拼音错误。至少用了三年时间, 我才能独立的应用电脑, 不过却成为名符其实的坐家了。由于眼睛开始老花, 专注力退化明显, 错字难免,但仍能维持大体的文章思路和格式。

我很快遇到了封网禁言大潮。大慨从2012年开始, 大陆网络开始禁闭某些字的应用, 这反而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 也让我认识到了网络文化的短平快效应, 传统的长篇大作已经不适合大部分的年轻人。而与名利无关的用笔名写作, 坐家比作家更容易达到心灵上的自由,并有可能与读者达成精神上的共鸣,这是网络时代的新趋势。但同样会遇到匿名人士的纠缠, 甚至谩骂等无理取闹行为。平常心待之, 反而加深了对人性的了解和批判,这就是坐家相比作家的益处。删除拉黑, 比当年的纸上对战, 省心省力也省时间, 何乐而不为? 如果对方果真是作家或坐家, 自然有写作和思辨的能力, 而不会去撒泼耍无赖。

人工智能 (AI)近年的出现, 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据说Chat-GPT已经可以帮助写作了, 我也试着追赶新科技。但我总觉得AI是天下文章一大抄, 没有独特或深刻的思辨功夫, 一切取决于输入的信息量多寡。也许, 我的观点是错的,总有那么一天,AI会赶上人的大脑, 我等岂不是连坐家都当不成了吗?

有一天, 我又突然发现人工智能也可成为评论家。那么Chat-GPT是如何评价我的拙文的? 上网一搜, AI列出的多项评判标准: "观点鲜明，敢于表达, 文化深度,学术背景,理性思辨，分析深入, 文笔简洁，易于理解, 风格多样，涉及广泛,反思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情感真挚，贴近生活, 有时带有批判性, 争议性与批评......" 结果是天天不同, 但大体还是一致的。非常接近我的中学老师们和彭先生的评价, 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或沮丧的。但至少我的文学梦,Chat-GPT是承认的, 这多少给了我一些安慰。

显然,目前AI的思辨能力依然有限。如果Chat-GPT真能区分坐家的真谛, 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张冠李戴的笑话了。愿以本文澄清Chat-GPT的不实描述, 并祝读者们圣诞愉快, 2025新年康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