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只有我在家。我正趴在二楼家里面向大马路的小窗口望着楼前的街道，突然发现如往常那样带着列宁帽的爸爸，手里提着一网兜生活用具，从大楼另一端的门洞前，穿过楼前正在玩耍的小孩，向家这边走来。我急忙奔下一楼打开门洞大门，迎接爸爸回家。进家后爸爸放下那些住“牛棚”用的生活用具，环顾了一下好久没有回来的家，说要找个地方洗个澡。 以往爸爸从来没在单位外洗过澡，都是在规定的时间在单位的澡堂里洗澡，所以爸爸不知道周边有什么澡堂。其实我们这座日式家属楼每家都配备有澡池，只是大连自身一直严重缺水（现在引进了河水），还要向靠港的国内外货轮和客轮供水，家庭用水受限，不能在家洗澡。
出门后，我带着爸爸去这一带最好的洗浴去处“八一澡堂”。这是个对外开放的军属澡堂，就是路稍微远点。从家里出来，穿过那个三角邮局公园，在工学院操场边处转弯向上一直走到山脚下。带着爸爸走在这条只是我熟悉的较长的路上，我突然感觉爸爸变了。以往那份传统的父子式的严厉，好像消失，一下子出现难见到的温馨。回想，爸爸进牛棚这期间，我也没做过什么特别有用的大事儿。只是先后送过几次妈妈特别为爸爸做的好吃的饭，包括有次过年送了一饭盒的饺子。但送饭并不能见到大人。单位有好几个大门，还会被门岗支派到不同的大门才能收下。能见到爸爸，只有在一大群“牛鬼蛇神”被成队地押往去食堂吃饭的路上。就是这样，我也是藏在角落里远远地张望，爸爸并不知情。
受着孔孟“君臣父子”旧式教育长大的上一辈人一般对孩子都表现得严厉。如媒体中朱镕基的自述：撞见儿子从外面抱回一捆油毡布，二话没说，上去就删了儿子一个大耳光。再看比父亲早半辈的蒋经国20年代的有关记述，上海时期他老爹白天玩股市晚上逛风月场，但撞见了进家门的儿子蒋经国却会没头没脑劈头盖脸先来一顿训斥。写更早些年代的红楼梦更是：贾政喝停撞见正在园中奔跑的贾宝玉，也是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脑地先训斥一番；要问罪时他几乎将宝玉打残。这是建国前旧式文化教育下的家庭生活形态。如果有父辈出生于书香门第或留过洋的，情况会好些。所以路上感觉到我父亲的变化，让我十分诧异。孔孟的君臣父子等级中的父子并不包括爷孙，或许这让国人隔一辈的溺爱可以到几乎没有原则的地步。当时感受的温馨没有到那个程度，有些父子和爷孙之间，前所未有。我心想，一定是在“牛棚”期间有什么大事发生在我父亲的身上，若不然情况不会是这样。
果然，晚上听到爸妈的对话，我爸曾经被人半夜推到黑屋里暴打，几乎致死。我父亲忍无不及时连声高喊领袖万岁，才喝停了那帮人的毒手。在生死线上走过一朝的人，劫后余生，性情都会受到一份不小的冲击。
前面举朱镕基和蒋劲国的例子，这里没有半点攀龙附凤之意。我父亲身上有三大硬伤。如果没有和朱镕基在北京同一部门相邻办公做同事，硬伤就只有两个：历史上中学时期加入三青团和莫须有的白专。如果不是蒋劲国抗日时期将两广学生不问意愿全体搞入他的三青团壮大他的团派队伍，硬伤就只剩一个莫须有的白专。如果只是白专这一条，它可能都不会是个事儿。成了事儿是因为你有别的硬伤顺手也把它变成了硬伤。这三个硬伤，比较要命的，在清理阶级队伍需要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的时候，还真的是和朱做了同事。
当然那时候右派朱镕基还没混成人物，朱不是问题，问题在他们伺候过的那些当权派上级。清理阶级队伍搞得外调满天飞，需要看到你的配合。其实，自从我三岁入幼儿园的第一天一早逃回家开始有了童年记忆，我没见到过我爸和当官的打过交道。只有文革之前的一次，家里来了一位北京当官的叔叔。那天在堆满了书刊中临时清理出一个小角的书桌前，我爸和他交谈甚欢。 他挺直且高出一些的身材，眼中有一种亮光并带着透明的微笑，因为和我平时见到的搞学术的叔叔们很不一样，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这位建国初在沈阳和我父亲在东北局工业部一同做事的叔叔，文革后官拜中组部副部长，但文革前他并不是个大官。另一方面，自从我有了童年记忆，却也发生过一些令我困惑的事儿：幼儿园时贪吃糖搞坏了牙齿的我每次在医院里怎么总会被医生问道有没有去市长胡明的家？ 忍无可及时我便问了父亲。我爸说，我们家刚从北京来大连的时候，去市长家都不用通报的。还说在他家吃到的苹果大得将近一斤一个。老爸的答疑其实让我更糊涂，虽然我那时还不懂得那个哲理，但还是做到了“难得糊涂”。
当然，工宣队和新班子可不认可这个“难得糊涂”。我爸的性格又硬，心中的英雄除了崇拜几位洋人科学家之外便是我们的岳飞辛弃疾之类的人物，这让我爸没少吃苦头。那次几乎致命的毒打，起因于审问我妈给出的交代和我爸的交代有出入。我爸坚持自己认为的事实，不顺从，不说谎，并不客气地反驳对方。恼羞成怒的对方白天记恨在心，晚上蒙头拖入黑屋泄愤。那个时候，打死人，他们不会“好汉做事好汉当”地去充英雄。把打死的人从高楼上推下然后诬陷畏罪自杀不是没有发生过。按着我父亲的性格，牛棚期间不仅没好果子吃，还把自己的苦难越搞越深，最终牵连到家庭。
为我父亲没有一点灵活性和变通，吃了那么多的苦，我个人不知怎么都“埋怨”到蒋介石身上了；当然不是在那个时候。以后开放读到历史，看他多在抗日的演讲场所标榜的一句话，“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且不管蒋在沽名也好、在玩政治伎俩也罢，但对涉事不深的中学生，这灌输的就是“一根筋“的“毒”呀。尤其对农民家庭走出来的我的父亲，所有的教育没有半点来自本供不起他读书的家庭，全部来自学校和社会——没有半点家教的修正。成全我父亲成为读书人的，是因为那时民国在两广中小学能对少数成绩优异的学生提供免学费读书，且大学读的又是免费的师范。为自认为的“正气”而“一根筋”，让我父亲遭受了许多不应有的罪。就说在中学加入三青团那点芝麻事儿，且在后来的大学还加入了地下党，新班子就是无限期不予结案。以至于下放到农村发生林彪事件时，我父亲才发现自己成了全体“五七战士”中仅有的一员，受着敌对待遇而不能听那些文件。这才让我父亲多少抛弃些斯文，专门回城找单位拼挣了一番——这是后话。
为了这份“埋怨”，也让我产生了一份兴趣，这就是特别关注建国前我父亲那代读书人在不同风云人物统治下出现的“基因”差异。当时的读书人或来自蒋介石的国统区、或来自汪精卫的日占区、或来自溥仪的满洲国。如果我父亲成长在那后两个区（国）内，肯定多少都会懂得一些变通，甚至懂得玩一下“曲线救己”。我们“世纪之交”那代国家最高层人物中有幸同朝出现这种同时相关蒋和汪的小标本事件，我便可以进行对比。过滤掉标本中因建国后历次运动对所有人都产生的那些“变乖”的搅动因子，不难发现我的这个“变通”性与个人成长中面对的风云人物有相关的判定是有道理的。不同风云人物对学子身上产生的这份“变通”都会有实质上的差别。在美国，我还真和一位满洲国出来的长辈同一屋檐下生活了一段。长辈告诉我，他们在学校每天早上要向两个方向鞠躬：溥仪的和日本天皇的；以至于光复后民国不承认他们的中学学历，他考清华前还得补课。会不会就是补那类“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之说教呀？试想我父亲的教育如果是来自满洲国的，被整时肯定不会和那些专政队的人理论：你说什么我听着就是了。这样至少不会出现被暴打身亡的几率。通俗话说，就是不会出现被暴打身亡的可能。
不知我如此地将文化“基因”和历史风云人物进行关联，是不是有些走火入魔？不过我个人还是有点自信的。举个反证：我的日记不就是在文革家里被抄、被那些人胡乱翻阅后从此就不写了吗？按照所述的分析，我们应是有个不写日记的领袖吧？进一步推论，蒋公日记天天不拉下，如果我成长在他那个年代，肯定便会天天记日记。
说起父亲牛棚里最懂得“变通”的，还是一位行政和技术都曾在高级位置上的海归。他见过洋世界。他当然知道西方的战俘文化，那就是不被要求对失去自由后在高压下作出的任何陈述负任何责任。可能就是凭着这份见识，他在交代中经常无中生有，一会儿交代出王某是个特务，一会儿又交代出李某藏有个电台，一会儿再交代出张某握有份联络图…..。尽管专政队总是扑空，但他们仍然乐此不彼。工宣队喜欢这样，不管真假，在他们眼里形式和战果越大越好。 父亲眼中瞧不起他，但人家的见识还挺对路的。事情的发展还真如同那西方战俘文化那样。人家文革后官复原职，技术上继续高位发光，以往的事儿就如同没有发生过。他胡诌乱陷所害到的人，就是出了人命，帐都不算到他头上。想想也是，何必如我父亲那样用自己的脊梁骨去硬扛。那人东咬一口西咬一口，咬进更多的人来一起扛这份人为制造的灾难，事后依然属于被无辜迫害人士，呜呼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