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家庭的情况在跌宕起伏起中，但我孩儿自认为追求革命的那份“赤诚之心”不变。文革进入即将召开“九大”时刻，最高指示明确指出要“稳、准、狠地打击反革命”。课堂上工宣队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挖出历史反革命的故事：宿舍里那个人梦中大喊“杀！杀！杀！”引起了有觉悟的同室群众怀疑。他号召我们找旧报纸，找一切能够引起怀疑的线索。69年时社会上掀起找旧报纸的高潮。我家被抄让我知道家里房间的上层有个隔音夹板间。我带军队家属的那位我最好的小伙伴来到我家，爬上夹板间，希望在这个日占时期建筑的楼房里能找到粘贴着的日伪时期的旧报纸或者其他什么文字。我们俩拿着手电筒在夹层间爬来爬去，衣服蹭了不少灰，还是白忙一场。
一天，我们楼前的一根电线杆上出现了反动标语。在楼前玩着的我和我那位最要好的伙伴正好碰上调查人员询问。我们俩互相对视了一下，似乎觉得见到过他们所描述的一个人，就答应了上去。我们说了好几条“好像这样”又“好像那样”。他们来调查了好几天，还专门去了趟学校找我们俩。这让我在班级面前还自豪了一番。也不知道案子是怎么结的。最后是一位头戴黑色列宁帽、身着黑衣、工人的样子、个子瘦高的大人找到我俩，告诉以后不用再等他们来了。
有一天上学一进学校楼，发现满走廊的学生都在哼哼哈哈着什么。那位我们小伙伴的头远远看到我就冲着我过来，朝着我摇头晃脑哼哈起来：“临行喝妈一碗酒……”，看着愣着的我，说：“你不知道啊，这是现代京剧！”。正感到歌儿怪怪的，我们班那位小浪包也哼哼哈哈地走过来：“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被搞得糊涂的我回家从收音机里才明白这是新时髦起来的革命样板戏。以往的歌曲由学校老师教我们唱，有点倒了过来的今天，学生高歌几句给不会唱的老师听。这些先一步的同学经常参与自己街道文革活动便先得到点真金白银，这点我们这些单位家属的孩子就差多了。最后还是工宣队来人教我们，只听这位大人满怀激情地高吼：“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我们这帮最低年级的小孩在学校的文革也可以比拟一部“春秋”。我们抓阶级敌人的所作所为便是雷锋叔叔所说的“秋”。雷锋叔叔所言之“春”，是学校安排我们到大马路上做好人好事。大连多坡路，帮助推车上坡便是学雷锋。去我们学校下面主干线边上一座制冰厂帮助推车拉冰块是一件愉快的事儿，学雷锋的同时还可以搞点碎冰含在嘴里。大连的路上没什么人骑自行车，但碰到骑自行车载人的，还没有自行车高的我们会迎上去替派出所的叔叔管一管。雷锋叔叔所说的“夏冬”，我们太小了，时代没给我们机会。
学习雷锋运动中，班上那位家养火鸡的公安家属女同学，经常自称在马路旁捡到一分钱，上交后经常因此遭到表扬。她捡的钱，加起来可以买好几根冰棍呢！而我们全班其他所有同学瞪着大眼睛盯着大马路能捡到的，前后加起来就够买一两根左右。
我们这帮小孩终于有机会能轰轰烈烈地走上社会进行文革活动的是全班被组织同全校的高年级学生一起去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区内卡车满载着挥舞着红旗的知青在大马路上行驶，我们全校的学生站在马路两旁举手呼喊口号欢送。前前后后忙了好一阵。有一次学校把我们组织到海港，迎送去北大荒路经的上海知青。他们从大连港下船后再到大连火车站转乘火车去黑龙江。成群结队身着黄色军装的知青拖带着行李走出海港出口，需要步行到不远处的卡车集结处集体乘车去火车站。那时的行李都需要肩扛手提。我们便纷纷上去帮忙提行李。一般是好几位同学一起帮助一位知青：长长的行李袋每侧一个耳带，两侧的耳带各由两三个人的我们一起提着，在密集的人流中送到卡车处，再返回找下一个帮助的对象。那个时候，大连海港通往大连火车站的交通路段属于大连一段别有特色的主干线马路。国际海员俱乐部，友谊商店，国际大厦和饭厅，欧式建筑银行……林林总总散立在这一线上。这儿并非热闹，但绝对是《小城故事多》那小城里一段热闹中的宁静且靓丽的风景线。愿这段风景线能让这些哥哥姐姐们在北上荒凉大地之际获得一份美满的充实。
68年底开启了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后，自文革开始积压了两三年的小学毕业生便可以离校入中学；同时街道停办“抗大小学”，将所有的小学新生都回归正规学校，我们享受了两三年的学校里最低年级生的待遇从此结束。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属于没有资格参加游行活动的低年级学生。除了欢送知青下乡，另一件能和全校一起活动的就是迎接领袖送给工人阶级的芒果。我们被组织一起夹道欢迎了一次。然后又被组织去一个大馆参观展览一次。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芒果。
比起我们在学校的文革，社会上的更为跌宕起伏。我们虽然不参加社会上的文革，然而它展现在我们面前更激烈和更多样性，所产生的撼动远甚于我们在学校的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