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所见的文革（1）
我是1966年12月5日到达上海，1969年2月10号左右返回六安的。前后在上海生活工作了二年零三个月，基本见证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了解了上海的社会状态；基本了解了上海工人的工作与生活。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有三年说、十年说、十二年说、甚至二十年说几种说法。官方的说法是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也就是从少数老干部下台开始，到这些老干部全部恢复原职为止，其中还包含彻底否定九大、彻底否定毛泽东后半生的动机。胜利者写历史， 得到广泛承认充其量只有胜利者还活着，一旦死去，历史就会恢复本来的面目。唐太宗在世，谁也不敢提及玄武门事变。唐太宗去世，历史就恢复了原来的面目，杀兄逼父的丑闻暴露于天下。我认为，三年说比较贴近实际，从1966年5月十六条公布、文革小组成立开始，到1969年四月九大召开、文革小组自然消失为止。这三年，形势起伏跌宕，斗争惊心动魄。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舞台闪影来去匆，黄粱梦醒夕阳沉。九大之后，斗批改开始，整顿与改革同步进行，经济步入快速发展时期。
实际上，上海的文革连一年时间都不到。从1966年11月10日的安亭事件到12月30日的康平路事件，再到1967年2月5号上海人民公社（后改为革命委员会）成立，不到4个月时间就结束了，工业生产受到轻度影响。此后，在革委会的领导下，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行各业很快就进入恢复和发展时期，为全国提供丰富的工业产品。只是学校迟迟没有开课，全部学生辍学在家，成为最大的历史遗憾。
安亭事件前后，上海的工人基本分为两大派：保皇的赤卫队和造反的工总司。这两大派组织势均力敌，他们后面分别是中央文革和上海市委。康平路事件的发生，导致了赤卫队彻底垮台。
请看百度百科的叙述（有删节）：
“1966年12月23日，赤卫队召开批判大会，迫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曹荻秋承认他们的要求。25日，工总司又开会批评市委领导，强迫曹荻秋废除对赤卫队条件的承认，并宣布赤卫队是“保皇组织”，致使矛盾激化。28日晚，赤卫队调集了万余人包围了位于康平路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要找曹荻秋算账。”
面对如此情况，“工总司立即设立前线指挥部并迅速大批调人。到29号晚，调集康平路的工总司成员已达10万人，被包围的赤卫队员不足3万人。30日凌晨2时，工总司向赤卫队发起攻击，打伤91人。晨7时，赤卫队全部投降。工总司乘胜在全市捣毁了赤卫队的组织。”
国针厂当时也是两大派组织对立，各派成员都佩戴各自的袖章。12月29日，厂里的赤卫队员全部脱岗去造反去了，制造车间停了许多机台，车间主任何保定及时安排保全工上去顶岗，停产的机台全部恢复运转，体现了上海的工人阶级顾全大局的品质。我也有幸被安排替一位赤卫队员顶岗。第三天，这位赤卫队员就回来上班了，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陈师傅小声对我说：小徐，你看这个人气色不好吧！他前天晚上被缴械了，袖章也被收掉。举手投降方才走出康平路。从此，厂里的赤卫队销声匿迹，过了一段时间，赤卫队员几乎都参加了工总司。
记得是在三四月间，厂革委会组织了一次批判大会，批斗厂党委书记宋和根，让他跪在一只燃料桶上。他头上戴了一顶有一米长的尖帽子，看了挺滑稽的，有人说当年斗土豪怕都是这样子的。又有人反驳说肯定不会给他戴这样的高帽子，那时候纸张也金贵，舍不得浪费在这上面。想想被批斗的人也挺可怜的，跪在一米多高、四十多厘米直径的染料桶上，几乎没有任何活动余地，弄不好就得栽下来，一旦栽下来，肯能会摔伤。这究竟是恶作剧还是仇恨所致，不是我这样一个外地来的学员所能断定的。那天陪斗的有两人，一是厂长（可能姓张，我记不清了）另一个是劳资科叶科长，就是接待我们的那个女科长。按一般惯例，厂长也是走资派，也应当下跪的，可是没有。国针厂科长有六七个，仅有一人陪斗。这个叶科长也挺让人同情，她的丈夫钱宝根于1968年被安排支外去了武汉针织厂（永久性的），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拆散了。看来叶科长得罪了人，这个人现在掌握了权势，利用市针织公司调人的机会，把钱宝根做为支内人员送出去了，让他们夫妇成为两地鸳鸯。话说过来，钱宝根不去支内，也得安排别人去，那时候，上海支内是任务，针织公司下了名额，任何厂都得执行。钱宝根夫妇被拆散，在织造车间没引起人们的同情，大多数人都是哂笑的态度，可能是叶担任劳资科长期间，做了许多伤害群众的事。在钱宝根走后不久，另一位保全工主动要求支内，去了贵州都匀，原因是他的孩子较多，老婆没事做，而都匀针织厂答应安排他老婆工作，解决住房。这两个保全师傅支援内地经济建设，都是发生在1968年，由此可见，上海的文革一直在平稳运行。
这次批斗会后，书记和厂长都下放到车间劳动去了，书记在什么车间我不知道，只知道厂长在成衣车间做拷克机。那年月，厂领导都会一项技术，每个星期下车间劳动一天，厂长原来就在成衣车间做拷克挡车工。一天我成衣车间找人，看见原厂长在做拷克，心中挺感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