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艰难困苦
有人认为，二十世纪地球上最重大的事件是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使得进入工业化国家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比发达国家人口的总数还要多。其实这条道路走得非常艰难，其中许多情节世人或并不知晓。
读小学的时候，刚度过饥荒，就看到墙上写了很大的标语：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读着有点任重道远的感觉，只是那时肚子还没有吃饱，所以觉得迷茫。这个世界先进水平或许还很遥远，不远的将来又是多久？那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都还是老百姓的梦想。此前曾读到一本书，叫《科学家谈21世纪》，说房子都是塑料做的，小飞机满天飞等等，看着插图感觉梦幻，也许将来真的会是这样。
我很小的时候常听到街坊邻居婴儿的日夜啼哭，谁家出生了婴儿准会知道，以为婴儿啼哭是正常的事。也有整夜不停地哭的，公共厕所里常会贴着几张祈求孩子不再啼哭的纸条，上面写着：天惶惶，地惶惶，我家生个夜啼郎，过路君子读一遍，我儿一觉到天亮。我女儿出生后妻子带着她在插队的农村，我只能在节假日去，没有完整的概念。直到后来我的外孙和外孙女出世，看到他们只有在饥饿或者不舒服时才会啼哭，吃饱了换上新的尿片，只会甜甜地笑。方才醒悟，那时的婴儿大多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当时奶粉是稀罕物，平常人家吃不起，母乳不足就辅以米汤。往厕所贴纸条应该是发现婴儿不正常，又无钱就医，只好天惶惶，地惶惶的祈求平安。
上小学时就读到唐朝诗人李绅的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尤饿死。甚感悲切，至今记忆尤新。既无闲田，收成又好，农夫却被饿死，可能当时农业可以承载的人口已达到极限。据说清朝以前中国的人口没有超过1亿，应该是全部可耕土地在精耕细作后可以承载的最多人口。清康熙至道光约150年间，中国人口从1.5亿增加至4.3亿，不少研究者都以为主要原因是该期间出现了农业技术的变革，最重要的是引进推广象红薯这样耐贫瘠的高产作物。但仍不能高枕无忧，紧接着连年灾害，随即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旧中国没有避孕技术，小孩是自然受孕出生，是什么在维持人口的天花板？除了灾害和战乱外，是出生后难于成人，成人后难于寿终。由于医疗和育儿知识的缺乏，旧中国婴儿大量夭折几乎难免。我妈妈是老六，上面有个舅舅，下面有个阿姨，其余都未能成人；我妻子也是老六，长大的只有她哥哥、她妹妹和她三个。溺婴非常普遍，听我妈妈讲，以前穷人家生了小孩，如果觉得没有能力把她抚养大就以一桶冷水了结。
有人以为：与之并存的另一个现象是：由于中国特色，国土广大和人口众多，即使在生产力很低下的时候，维持一个少数贵族阶层特别富足奢华的生活水平都是很容易做到的。所以传统中国的精英阶层对提高生产力毫无兴趣，相反是一直压制而防动乱的[1]。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禁止溺婴，一度还鼓励生育，人口增长的速度达到了高峰。但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没有改变，农田施肥仍以人畜粪便和生活垃圾为主，如费孝通讲的马桶文化，一种绿色循环，却是潜力非常有限的生产方式。后来有了称为肥田粉的化肥，但量很少，听农民讲一般是买不到的，只有当出售的猪超过一定的重量才会奖励几斤，平均一亩田达不到一斤化肥。本来就在勉强温饱与部分挨饿之中，一下子多了那么多张嘴，依然是那一片国土，应该达到从未有过的紧张程度。
人口激增，耕地有限，使这种绿色循环本来就难以为继，稍有激动，即易崩溃。上小学后粮食越来越紧张，后来出现了饥荒。那时我上五年级，学校取消了体育课，说是为了少消耗能量，但还有夜自修，夜里回家时同学们都围住了冒着热气和香气的点心铺，不舍离去。肚子里油水少，应该还跟前一些时候只讲究集体生产的粮食产量，忽略乃至抑制农家副业有关。
听我妈妈讲，这场灾难来得快也去得快。我以为来得快是由于前几年大跃进，造高产田，把所有的肥料都搜刮殆净，加上大办钢铁、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等造成的浪费，破坏了本已十分脆弱的绿色循环。去得快则是还有尚未利用的资源，家乡原先古城墙外有大片芦苇，成为我们儿时戏耍时的藏身之地，之后都种上了红薯；郊外举目眺望都是漫无边际的乌桕林，农民们采集乌桕籽榨油做照明的蜡烛，饥荒之后都被刨掉种上了红薯，照明则代之于煤油和电灯。
一切都在无声地说明，有限资源支撑的中国传统农业已不能满足人口与发展的需求。要突破农业发展的瓶颈就必须得到强大的基础工业的支持，尤其像化肥、排灌设备、电力、农机等。然而，还不能摆脱饥饿的威胁，只能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积累十分有限，又何谈工业化？这成为一个相互制约又难以解开的结。但当时中国的领导者已有其周密长远的规划，且相信以愚公移山这样非理性的坚持，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最终会达到目的。
有人以为:中国在解决吃饭问题之前，或者说中国在解决吃饭的眼前麻烦的同时，从来就没有忽视战略层面。二十世纪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真正能够制定并坚定执行长期发展战略的，回顾起来似乎只有中国[1]。
中共建国后的经济总战略可总结为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加速全面工业化，赶超世界最高水平。这个非理性非经济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出现，对于当时的中国，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出生的那一代人，却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是出于经济学，而是源于中国近代史上百年屈辱激发的抗争，和民族精英们的信念和追求。因为这些战略，从开始就是激励他们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目标。这些目标，其实是广大近代民族精英们的共同理想，中共只是大浪淘沙出来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批。这个战略能达到如此的清晰度和坚定度，与一个个人：毛泽东，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个战略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源头：其一就是饱受近百年被帝国主义欺压盘剥，中国对外界的极度不信任；第二就是对中国人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有极强的内心信念[1]。
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而且注定会是一条孤独的路，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艰、难、困、苦。起点甚低，就像毛泽东说的：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尽管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但在当时，一切都只是理想。
一开始就坚定了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目标，所有工业门类都要建立。越是没有基础，越是要完整健全才能不受制于人。而且，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先掌握上游。后来能够顺利谈成实现（一百五十项建成），抗美援朝并取得胜利对此有极大的帮助。
第一步是先知道什么是工业，学会工业社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不只是几个精英知道，而是要让全民接受训练。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其实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个项目，这些当时都是国内最先进的，大部分是国内空白。但这些项目综合评估，技术装备水平大约达到了日本国内1937年的程度。比二流工业国还落后二十年。
就这批项目，依然让中国消化吸收了十几年。中国认认真真地学习，基本掌握了这些技术，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工业人才。这些项目，每个都像母鸡一样，下了许多蛋。从每个厂矿，都走出了成千上万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支援全国各地新建设。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还做出了许多革新和创新，标志着中国工业界，从一无所知到真正掌握了其中的Know How。这是工业化中最关键的一步，有了这种核心能力，再学习更先进的技术，就容易多了。
其实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有极限，1968年的总产量比1949年翻了一番，勉强打败了人口增长。1979年是个大丰收年，产量也就比1952年翻了一番，还超不过人口增长率。但长期困扰中国的粮食问题核心，其实是产量不稳定，靠天吃饭，容易出现饥荒。自70年代后期，中国的粮食产量就基本稳定下来，而且是稳中有增，没有了后顾之忧。这靠的是农业生产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时间高度重合，也与化纤织物进入市场的时间重合。中国的化肥施用量，仅从1977年到1980年的三年时间，就翻了一番，由此可见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在那个年代发生了根本的革命[1]。
青年毛泽东曾说：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这个问题之大，以致最终需要与中国的工业化平行地发展方得以解决。但中国的工业化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寻常的道路，即中国道路。其第一代领导人，从开始就把目标盯在世界第一。为此选择了一条最艰难漫长的，但长期来看，却可能是唯一一条可以登顶之路。以赶超世界最高水平为目标，需要牺牲很多眼前利益，需要全民族的专注投入。领导人有没有信心和能力坚持下来执行下去，人民有没有足够的坚韧能承担得起并保持不懈怠，缺一不可[1]。
往事如大江东去，个人或生死浮沉。中华民族筚路烂缕，终于从艰难困苦中走出来,在重重封锁与阻碍下，十来亿人坚持艰苦奋斗数十年，靠农业的微薄积累，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人扛肩抬开始，自力更生，将中国的工业化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在一次又一次的行将崩溃的预言中，穿越重重艰难险阻，终于成长壮大起来，将这一场堪称当代愚公移山的运动坚持到了最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拦，就像有人说的，只要中国自己不垮中国就不会垮。
尤其许多普通民众始终位卑未敢忘忧国，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会以坚持、隐忍为先。就如我见到的许多工友一般，常常会将个人的得失与安危放在次要的位置，使整体的损失能被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充分体现了这个民族深藏内心的宽厚、仁爱与睿智，这些品质应该源于对深重苦难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对安宁的渴望，尤其是对后人的责任。许多人都尽他们的能力默默地为家人为国家付出，面对着在命运道路上遇到的所有艰难，不唯怨天尤人，总会竭尽全力。不只为民族的强盛，也为更加公平正义、和平美好的社会而努力，我想这便是中国的奥秘。
网文摘录：[1]《中国之路从抓革命促生产到改革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