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的父亲（2）
父亲又到了上海，只能投奔原来的学校，校长念在我父亲以前留下的好印象，表示欢迎我父亲回来，让他从事原来的总务科的工作。
即使这次是我父亲第二次来上海，但仍然是我们老家人来上海谋生的少数人之一。后来国内战乱（内战），又遭水涝等自然灾害，才来上海谋生的人渐渐的多了起来。但凡是认识或通过亲戚、朋友介绍认识我父亲的人，基本上到了上海都首先来找我父亲，我父亲体恤他们人生地不熟之苦，总会热情的接待他们，并为他们寻找暂时的安身之处。好在我父亲在学校工作，都能为他们有个暂时的住宿，因为到了晚上教室都是空着的，只要把他们带来的行李打开就行了，只是次日得早点起床而已。并且这样可以持续一段时间，白天可以去寻找工作。
在这些人当中，最早来上海谋生的应该算是才十几岁的我的表阿哥—朱云和。他是我祖母姐姐的一个孙子，他突然来学校找我父亲，父亲见他还是一个孩子，独自长途跋涉的来上海，觉得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父亲的表兄对孩子实在太不负责任了，他心疼的马上把他留在身边，怕他独自一个人会闯出什么祸来。
后来发现这孩子非常聪明和机灵，当时，那些学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富家子弟，生活上娇生惯养，总是有许多生活上的琐事有求于我父亲，只要他看过我父亲怎么帮她们处理的，第二次就学会了怎么帮她们做了。所以我父亲在忙得不可开交时，就让他为这些女学生办理一些事，想不到做的很到位，受到了那些女学生的赞赏。并且他本人也变得越来越活络了。有时他看到她们提着大包小包从外面回来，他就会主动上去从她们手里接下，帮她们送到宿舍。当时他虽然穷，但这样的帮忙他从来不收她们的小费，即便她们给了，他也会拒绝，使她们越来越欢喜这个“小家伙”了，“小家伙”已经成了她们对他昵称。
其实，这就是我表兄的聪明之处，他在这种情况下表示出的大度，往往会赢得她们对他的越来越喜欢，使她们在平时的服务中，她们的出手更阔绰。当时他还属于学校的编外人员，他仅仅是靠着她们给的小费，但在解决了自己的温饱问题外，还有少量的积蓄，每到年底总会设法寄点钱回去，表明自己在这里温饱无忧，以防父母担忧。
但我父亲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又见他很聪明又机灵，为他的前程考虑，父亲托人介绍给一个德国外科医生出诊时拎药箱，该德国医生来上海多年，已经学会了一些中文，否则行医还要配备一个翻译。他只是对我表兄提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之后，便录用了他。
他第一次跟着医生出诊的时候，他就仔细地看着医生在出诊前做的准备工作，并会不断提问所带的这些器材和药有什么功用？医生不但不厌其烦，反而为他的好学感到很高兴，详细地向他一一作了介绍，他默默的把医生所介绍的都记在心里。
他接过医生准备好的药箱，一起去附近的一个患者家里。患者是一位患有老烂脚的长者。那个年代，百姓患有各种疖子、老烂脚的病例特别多，看来患者延误了治疗时间，原以为自己买些外用消炎药涂涂会好起来的，哪知道不但不好，反而越来越严重了起来，经德国医生诊断，必须马上手术，因为里边已经全部溃烂，必须将溃烂部分去除了，然后进行消炎才能好起来，医生说服了患者及其家属。
这种手术对于一个外科医生来说是小手术，一般的器官手术才是大手术，所以这样的手术一般都不用麻醉，需要患者来忍痛。不过，那些溃烂部分已经失去了任何的的感觉，因此不会有想象中的那么疼痛，医生为患者消除恐惧和顾虑，总是在手术前把这些情况告知患者和家属。
手术开始了，表兄目不转睛的看着医生手术，看他如在削烂生梨一般，用手术刀将所有溃烂的部分统统去除，然后，撒上消炎药又塞进药水纱布，再用纱布包扎起来，手术就这么结束了。期间患者没有大声喊叫过一声，当然疼痛是存在的，但一般人都能忍受的。经过数次的消毒、换药，大约半个多月的时间，患者痊愈了。患者的全家都非常感谢那位医生。但收获最大的莫过于拎药箱的“小家伙”—我的表兄朱云和，他已经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他后来的从医道路铺平了道路。
这样的手术经历的次数多了，又加上他很用功的仔细观察每一例手术，使德国医生看出，知道他已经掌握了一些小手术的处理方法。于是德国医生有时故意把他留在诊所里，自己独自去出诊。聪明的表兄似乎看出了他的用意，倘若诊所里来了生疖子或老烂脚的患者，他就不放过每次手术的机会，按照他已经记得滚瓜烂熟的操作顺序，做完每一例手术。而且，他所做的手术竟然都成功了。其中有一位患了数年的老烂脚也被他治愈了，还特地来诊所感谢他。德国医生知道后，给他加了薪，还勉励他好好干。
后来在他独自留守诊所时，倘若没有患者来治疗，他就翻着一些外科的书籍来看，虽然他才小学毕业的程度，但他似懂非懂的看了许多书，反正诊所里的许多书他都翻阅过了，有的甚至翻阅过多遍。看到有不懂的或有疑问的，他就·向德国医生请教，德国医生也乐于给他解答各种问题，使他在那里学到了许多医学知识和外科手术技术。
有一次，德国医生家里有事准备回德国两个星期，诊所暂时托他看管着，但并没有要他开诊营业，恐怕出什么意外。还在诊所门上贴了一张暂停两个星期门诊的公告。可是德国医生刚走不到一个星期的一天，他突然神使鬼差的去了江湾镇的一个招兵站报名参加了新四军，连我父亲都不知道，他恐怕我父亲会反对。
当时他才十六七岁，但他有过从医的经历，让他担任了部队里的一个卫生员，当时部队里很缺乏医疗卫生员。从此，他随着部队辗转南北，为当时的伤员做了不少手术，也治愈了不少伤员。
他又有了部队里的这段经历，对于医学知识和医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可是他可能感到部队里的医疗比较单一，就是一些伤口手术和包扎。站在医学的角度觉得只有在社会上，才能接触到各式各样的外科病例；也可能觉得部队生活比较严肃，没有那么自由，他又突然偷偷的拿了部队里的医疗器材，胆大妄为的离开部队去老家行医去了。这可是犯了军纪的大罪，部队立即派人来老家抓捕他，在他行医时被捕。并根据当时的军队纪律，准备立即执行枪决。此时，他原来的老首长闻讯赶来，念他以前在部队的突出表现，认为他是年少无知，只是一时冲动，免于处分，让他继续留在部队当卫生员，以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结果，果然他不失他老首长所望，后来成为了军队里著名的医学外科专家之一。在抗美援朝期间，他率领医疗队奔赴朝鲜战场，回国后，担任中国军政大学卫生处处长。文革期间，因曾开小差擅自离开部队的历史，受到了冲击，他带着他的妻子来上海，在我家“避难”了一个多月时间，情况缓和后回学校。继而担任了济南军区总医院院长，在我一次出差路过济南市时，我去看望了他。那天他刚刚为一位部长做完手术。他告诉我说：“手术做了八个多小时之久，刚刚做完手术，你来了。”显然他显得很疲惫，需要进食后休息。但我们也是难得的一次见面，他考虑再三，让家住我老家附近的一位老乡—护士长来陪我聊天，至少有许多家乡的事可聊。
我们见面时，四目相对后，大家突然都愣住了，原来彼此是二十年前小学里的同学，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喊出了对方的名字，使我云和哥也感到惊叹不已。她叫黄静珍，我们都为这次意外的见面感到非常的高兴，并为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前程感到很幸运，我们又一起回忆了当时班级里的其他同学；班级里的一些趣事……。直到我表兄休息醒来。
几年后，我表兄调任北京市309医院院长；离休时被授予中将军衔。改革开放前夕，他曾来上海看望过我父亲，当时，我和我太太已经通过上海市人才交流从外地调回了上海，我与他又见面了，可是他已近古稀，我也已知命，我父母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了，这次见面却成了我们的最后一次的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