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好友夏君
（之一）
徐家祯
我很不善于交际，虽然朋友看上去还不少，但绝大多数都是别人主 动与我结交，而且关系也只能说是泛泛之交 —— 要说得好听一点，那就 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君子之交” —— 而已。
我很不善于说话，虽然从小学念到大学，一直到研究院，但是每个 班里与我可以称得上“朋友“的，也只有屈指可数的两三位而已，而且，也 跟上面说的朋友一样，基本上都是他们主动凑上来与我热络的，毕业以后 还保持联系的更是少而又少。
但是，夏君却是个例外。从我与他认识起，一直到他去世，我们的 友谊前后持续了六十多年，超过一个甲子了!而且，在这六十多年中，我 们的交往从未中断过。即使一个在南半球，一个在北半球;或者一个在东 半球，而另一个则在西半球，我们还是始终保持着联系。
因此，照理说，我是写散文的，周围的亲友也已经写过不少位，夏 君是早就应该写写的了。但是，我总觉得，有时，越亲近的人，越是难写。 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往往记得的有关这位人物的琐事太多，历时太久，就 有点无从下笔了。比如，我写外公外婆，是他们去世后近三十年才动笔的; 我写我的恩师吕叔湘先生，是在他去世后二十年才如愿的，而我最亲近的 父母，却至今都未能动笔呢!
夏君的名字是夏镛。我在以前写的很多篇散文、随笔中提到他，大 多隐去名字称他为“夏君”。这里，也以”忆夏君”作为我这篇文章的题目吧。
在小标题上，我写的是“进入师院”，而不是“考入师院”，那是因为师 院并不是我“考”入的。为什么我不“考”师院却会“进”师院呢?那就要花一 点笔墨才能说清了。虽然与夏君无关，但是我也还得在此谈一谈，因为这 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的。
我高中念的是延安中学，在江苏路口的延安西路上，是一所市重点 中学。我的学习成绩，在高中班里是数一数二的。中学时，我就一门心思 想进医学院，将来当一名医生是我的志愿。为什么我一门心思想当医生呢? 一则，是因为我从小体弱多病，我父母常常带我看这位医生、看那位医生: 这，在我与母亲合写的《山居杂忆》一书中《谈谈沪杭的私人医生》那篇 文章中已经详述过了(注 1)。所以，我从小就想，以后自己当个医生，就 不必去麻烦别的医生了。因为医生看得多了，就觉得医生是个治病救人的 崇高职业，我也想成为他们的一员，这就是我想当医生的第二个原因。我 父母也很想我将来当个医生:家里有个医生，有了病痛当然就方便得多。
进入师院
中学毕业后，我进的大学叫“上海师范学院”，也就是后来改名为“上 海师范大学”的那所大学。五十年代，上海只有两所师范高校:一所是华 东师范大学，那是全国性的大学;一所就是上海师范学院，那是地方性的 大学。当时有没有“上海教育学院”，我记不清了。即使有，好像也不招应 届中学毕业生，只为中小学老师做进修和培训服务而已。
在小标题上，我写的是“进入师院”，而不是“考入师院”，那是因为师 院并不是我“考”入的。为什么我不“考”师院却会“进”师院呢?那就要花一 点笔墨才能说清了。虽然与夏君无关，但是我也还得在此谈一谈，因为这 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的。
我高中念的是延安中学，在江苏路口的延安西路上，是一所市重点 中学。我的学习成绩，在高中班里是数一数二的。中学时，我就一门心思 想进医学院，将来当一名医生是我的志愿。为什么我一门心思想当医生呢? 一则，是因为我从小体弱多病，我父母常常带我看这位医生、看那位医生: 这，在我与母亲合写的《山居杂忆》一书中《谈谈沪杭的私人医生》那篇 文章中已经详述过了(注 1)。所以，我从小就想，以后自己当个医生，就 不必去麻烦别的医生了。因为医生看得多了，就觉得医生是个治病救人的 崇高职业，我也想成为他们的一员，这就是我想当医生的第二个原因。我 父母也很想我将来当个医生:家里有个医生，有了病痛当然就方便得多。
志愿定了，就在毕业前填报考志愿表。记得从五十年代中起，一直 到“文革”开始，全国大学都是统一招生、统一报考的。我考大学时，大学 分三类:理工科属于第一类、医农和生物属于第二类、文科属于第三类。 学生不能跨类报考，因为三类的志愿表和考试科目都不一样。记得报名第 一类考的是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和英文六门;第二类考的是语 文、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和英文六门;第三类考的是语文、历史、地 理、政治和英文五门(我记得好像三类考的科目数应该都是一样的，怎么 第三类只考五门，就记不清了，大概因为我考的是第二类，不考第三类， 所以未加注意的缘故吧)。
至于志愿表，要填两张:第一张只能填全国性的大学，一共可以填 十多个大学;第二类只能填地方性的大学，一共可以填几个也忘记了。只 记得总共好像能填 24 个大学。
因为我一门心思要报考医科，就报考第二类的大学。记得那时全国 性的医科大学根本没有 24 所(也可能有 24 所，但很多没有名气又在偏远 地区的大学我根本看不上眼)，于是，我就只填了十几个大学，没有把那 24 个志愿都填满。
谁知，那时正是我一辈子运气最背的时期:我父亲在我考大学半年 前被套上了“历史反革命”帽子，失去了工作单位，发配回家，到里弄 “接 受群众监督改造”。于是，我们家庭成分一夜之间就从“人民群众”变成了 “四类分子” 家庭!(注 2)
要记住:这些事都发生在五十年代末，当时，大家政治观念都还很 淡薄，只以为父亲戴了“帽子”，跟子女有什么关系?再加，我是家里的长 子，前面没有人考过大学，不知道家庭成分会对考大学有多少影响。而且， 那时学校里老师也根本不像现在那样，报考前会辅导学生怎么填志愿。那时，学生报考第几类、填什么志愿，老师都是不管的，学生就光凭自己的 意愿，再参考家长或亲友的意见，来填写报考表格。
至于志愿表，要填两张:第一张只能填全国性的大学，一共可以填 十多个大学;第二类只能填地方性的大学，一共可以填几个也忘记了。只 记得总共好像能填 24 个大学。
因为我一门心思要报考医科，就报考第二类的大学。记得那时全国 性的医科大学根本没有 24 所(也可能有 24 所，但很多没有名气又在偏远 地区的大学我根本看不上眼)，于是，我就只填了十几个大学，没有把那 24 个志愿都填满。
谁知，那时正是我一辈子运气最背的时期:我父亲在我考大学半年 前被套上了“历史反革命”帽子，失去了工作单位，发配回家，到里弄 “接 受群众监督改造”。于是，我们家庭成分一夜之间就从“人民群众”变成了 “四类分子” 家庭!(注 2)
要记住:这些事都发生在五十年代末，当时，大家政治观念都还很 淡薄，只以为父亲戴了“帽子”，跟子女有什么关系?再加，我是家里的长 子，前面没有人考过大学，不知道家庭成分会对考大学有多少影响。而且， 那时学校里老师也根本不像现在那样，报考前会辅导学生怎么填志愿。那时，学生报考第几类、填什么志愿，老师都是不管的，学生就光凭自己的 意愿，再参考家长或亲友的意见，来填写报考表格。
我那时想:我们家虽然是资产阶级出生，但我几位比我大几岁的堂 房叔叔都考上了重点大学:我的十六叔叔考上的是北京医学院，我的十八 叔叔考上的是北京地质学院，我的小叔叔考上的是南京航空学院 —— 他 们的家庭成分跟我的一样，既然他们能考上这些重点院校，为什么我不能 呢?
再加高中三年，我在我们班里成绩都一直是排在头几名的。靠我自 己的能力，我有信心能考上医学院!
于是，我记得第一张表上第一志愿，我填的是中国医科大学(原来 的协和医学院)，要读九年(当时我还想，我年纪还小，读了九年毕业， 也不到三十岁，当医生正好);第二志愿是北京医学院;第三志愿才是上 海第一医学院。后面填了什么医学院就忘记了。第二张表上，第一志愿， 我填的是上海第二医学院，因为二医是地方性大学，放在第二张表里。后 面还填了什么也忘记了。只记得因为实在想不出什么医学院可以报考，就 在末了填了一个复旦大学生物系，凑凑数。即使这样，我记得我一共只填 了不到 20 个大学，浪费了几个名额，空着没填。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初 生牛犊不怕虎”，胆子好大呀!
填好了志愿，就准备考试。我读到初三，就知道怎么做学习计划了。 记得高三上学期一开始，我就订了一个复习计划，准备在高考前把所有要 考的功课都复习三遍。高考前一个月左右，学校停课了，让大家回家复习。 我们家里房子大，二楼后间除了外婆到上海来时短期住住外，平时都是空 着的。房间不小，却沿墙只放着我父亲平时不看的几个书橱的图书，大多 是精装的或线装的画册。除此之外，就只有一张红木的八仙桌和四张配套 的红木靠背椅了，还是我母亲嫁妆的一部分。那时，我班与我平时比较接近的几位同学就几乎每天来我家一起复习功课，记得来过的有梁正华、叶 世坚、司马均、鲍久宜、韦文强和一位父亲做中医的同学，后来考取了吉 林工业大学，可惜他的名字我一时忘记了。这些同学不是每天都一定到齐， 一般总是四、五个同学一起围着那张方桌自己归自己做题目，遇到不懂的， 就大家讨论。这几位同学中，有几位在班里成绩是算很差的，到我这里来 复习，为的是要我帮助他们。
再加高中三年，我在我们班里成绩都一直是排在头几名的。靠我自 己的能力，我有信心能考上医学院!
于是，我记得第一张表上第一志愿，我填的是中国医科大学(原来 的协和医学院)，要读九年(当时我还想，我年纪还小，读了九年毕业， 也不到三十岁，当医生正好);第二志愿是北京医学院;第三志愿才是上 海第一医学院。后面填了什么医学院就忘记了。第二张表上，第一志愿， 我填的是上海第二医学院，因为二医是地方性大学，放在第二张表里。后 面还填了什么也忘记了。只记得因为实在想不出什么医学院可以报考，就 在末了填了一个复旦大学生物系，凑凑数。即使这样，我记得我一共只填 了不到 20 个大学，浪费了几个名额，空着没填。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初 生牛犊不怕虎”，胆子好大呀!
填好了志愿，就准备考试。我读到初三，就知道怎么做学习计划了。 记得高三上学期一开始，我就订了一个复习计划，准备在高考前把所有要 考的功课都复习三遍。高考前一个月左右，学校停课了，让大家回家复习。 我们家里房子大，二楼后间除了外婆到上海来时短期住住外，平时都是空 着的。房间不小，却沿墙只放着我父亲平时不看的几个书橱的图书，大多 是精装的或线装的画册。除此之外，就只有一张红木的八仙桌和四张配套 的红木靠背椅了，还是我母亲嫁妆的一部分。那时，我班与我平时比较接近的几位同学就几乎每天来我家一起复习功课，记得来过的有梁正华、叶 世坚、司马均、鲍久宜、韦文强和一位父亲做中医的同学，后来考取了吉 林工业大学，可惜他的名字我一时忘记了。这些同学不是每天都一定到齐， 一般总是四、五个同学一起围着那张方桌自己归自己做题目，遇到不懂的， 就大家讨论。这几位同学中，有几位在班里成绩是算很差的，到我这里来 复习，为的是要我帮助他们。
高考期间，正是上海夏天天气最炎热难当的时候，但那间后间虽然 朝北，却有一大排窗户可以打开。房门是通二楼走道的，走道尽头厕所的 窗户一开，就有穿堂风进来，所以，四、五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复习功课也 并不很热。我母亲每天还要女仆时不时地送冰水、冰果汁、西瓜、水果上 来给我们吃，下午还送点心来招待大家，所以几个星期的复习高考很愉快 地就过去了。
考试完了，就焦急地等通知。与我一起复习的那几位同学先先后后 全部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连那三位成绩在班里算是比较差的同学也都拿 到了录取通知。他们不但全都按自己的志愿录取，有一位还考上了上海交 通大学。不过我知道，那倒并不是因为他考得好，而是因为他是延安中学 的排球校队队员，而上海交大那时总是全市高校的排球冠军，所以，排球 打得好，交大会加分。
不但与我一起复习高考的同学们全部拿到了录取通知，后来我到学 校去打听，我们班近 50 个学生，除了六、七个学生外，全部都被某所大 学录取了。而我，却正在那没有拿到录取通知的六、七位同学之中!
这时，我就焦急起来，觉得可能今年被录取的希望没有了，那就等 一年，第二年再考吧，反正我的年龄比全班所有同学都要至少小一岁。一 年，我等得起。
考试完了，就焦急地等通知。与我一起复习的那几位同学先先后后 全部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连那三位成绩在班里算是比较差的同学也都拿 到了录取通知。他们不但全都按自己的志愿录取，有一位还考上了上海交 通大学。不过我知道，那倒并不是因为他考得好，而是因为他是延安中学 的排球校队队员，而上海交大那时总是全市高校的排球冠军，所以，排球 打得好，交大会加分。
不但与我一起复习高考的同学们全部拿到了录取通知，后来我到学 校去打听，我们班近 50 个学生，除了六、七个学生外，全部都被某所大 学录取了。而我，却正在那没有拿到录取通知的六、七位同学之中!
这时，我就焦急起来，觉得可能今年被录取的希望没有了，那就等 一年，第二年再考吧，反正我的年龄比全班所有同学都要至少小一岁。一 年，我等得起。
正在我已经失望之际，忽然，我收到了一张高考办公室寄来的通知， 打开一看，我被上海师范学院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录取了!我的志愿表上， 根本没有填过上海师院，何况，我考的是第二类的医科，而中文系是属于 第三类的文科，我连报考文科的学生规定应该考的历史和地理都没有考过， 怎么给我寄来这张录取通知书呢?那时，我也做梦都没有想过以后要当一 名教师，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拿到这张通知书，我闷闷不乐了好几天，几乎到了不思茶饭的地步， 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当时，我比较倾向的一种办法是:拒绝这 张录取通知，等明年再考一次。
但是我父母有他们的想法。他们在我举棋不定、烦恼透顶的这几天 里，不断到我的房间里来劝我，想出种种理由来要我接受录取通知，去师 院报到。我父亲说:他也是当老师的(注 3)，当老师也是个传道授业的光 荣职业，而且不像当医生，要冒医错病的风险，做老师比较安全;还说， 一家人，父子都当老师，有什么不好呢?母亲说:上海师院是地方性大学， 毕业以后一定留在上海，不用去外地;要是念医学院，毕业后还不知道会 派到哪里去呢!
经过父母几天苦口婆心的再三动员、说理，最后我动摇了。尤其是 后来我知道，我们班那五、六位一个大学都没有录取，连上海师院都轮不 到他们念的同学，家里父母都是被政府“杀、管、关”的对象。他们中，有 几位成绩非常好，结果一个大学都没录取。那时，我就开始清楚我没按志 愿录取的真正原因了。可能我高考成绩实在不错吧，所以比那五、六位一 个大学都不被录取的同学运气要好一点，还能恩赐个上海师范学院读读!
就这样，我不情不愿地“进入”了上海师院。不然，要是我考上了医 学院，那就踏上了人生的另一条道路，再也碰不到我的好友夏镛了。就是 因为阴错阳差的结果，命运之神才让我和夏镛两人的人生轨迹碰到了一起。 （未完待续）
拿到这张通知书，我闷闷不乐了好几天，几乎到了不思茶饭的地步， 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当时，我比较倾向的一种办法是:拒绝这 张录取通知，等明年再考一次。
但是我父母有他们的想法。他们在我举棋不定、烦恼透顶的这几天 里，不断到我的房间里来劝我，想出种种理由来要我接受录取通知，去师 院报到。我父亲说:他也是当老师的(注 3)，当老师也是个传道授业的光 荣职业，而且不像当医生，要冒医错病的风险，做老师比较安全;还说， 一家人，父子都当老师，有什么不好呢?母亲说:上海师院是地方性大学， 毕业以后一定留在上海，不用去外地;要是念医学院，毕业后还不知道会 派到哪里去呢!
经过父母几天苦口婆心的再三动员、说理，最后我动摇了。尤其是 后来我知道，我们班那五、六位一个大学都没有录取，连上海师院都轮不 到他们念的同学，家里父母都是被政府“杀、管、关”的对象。他们中，有 几位成绩非常好，结果一个大学都没录取。那时，我就开始清楚我没按志 愿录取的真正原因了。可能我高考成绩实在不错吧，所以比那五、六位一 个大学都不被录取的同学运气要好一点，还能恩赐个上海师范学院读读!
就这样，我不情不愿地“进入”了上海师院。不然，要是我考上了医 学院，那就踏上了人生的另一条道路，再也碰不到我的好友夏镛了。就是 因为阴错阳差的结果，命运之神才让我和夏镛两人的人生轨迹碰到了一起。 （未完待续）
注 1: 《山居杂忆》，高诵芬、徐家祯合著。至今出过三版:1999 年，南海出版社出版 第一版;2015 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二版(插图增订本);2022 年，广州花城出版 社出版第三版(删节版)。
注 2: 父亲徐定戡(1916-2009)，四十年代通过国民政府的司法官考试，被分配在上海地 方法院担任检察官之职。49 年改朝换代后，按照新政府法令，将经手的所有宗卷全部 移交给新政权。1950 年，去北京新法学研究院学习一年。1951 年回上海，担任华东最 高人民法院审判员。1954 年，去苏州华东革命军政大学学习一年。1955 年，分配至上 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卫生干部学校担任语文教员兼语文教研组组长。1958 年 12 月 21 日， 校长交给他一份法院判决书，告诉他已被判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革除公职，回里弄 管制三年。三年后，撤销管制，但还要继续受群众监督、老实改造、“争取摘帽”。直 至“文革”之后，才宣布摘除帽子“回到人民队伍”。1986 年，成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1994 年移居澳大利亚。2009 年去世。详见《上海文史馆馆员徐定戡先生传略》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789/202209/15996.html)
注 3: 见注 2。
注 2: 父亲徐定戡(1916-2009)，四十年代通过国民政府的司法官考试，被分配在上海地 方法院担任检察官之职。49 年改朝换代后，按照新政府法令，将经手的所有宗卷全部 移交给新政权。1950 年，去北京新法学研究院学习一年。1951 年回上海，担任华东最 高人民法院审判员。1954 年，去苏州华东革命军政大学学习一年。1955 年，分配至上 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卫生干部学校担任语文教员兼语文教研组组长。1958 年 12 月 21 日， 校长交给他一份法院判决书，告诉他已被判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革除公职，回里弄 管制三年。三年后，撤销管制，但还要继续受群众监督、老实改造、“争取摘帽”。直 至“文革”之后，才宣布摘除帽子“回到人民队伍”。1986 年，成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1994 年移居澳大利亚。2009 年去世。详见《上海文史馆馆员徐定戡先生传略》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789/202209/15996.html)
注 3: 见注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