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永远保持一颗自由的心

作   者：张维迎

追求一种沉思的生活

《华夏时报》:你在学术上和价值理念上所坚持的理想和你所追求的目标，现在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张维迎：我不太愿意讲这些东西。我越来越觉得，我可以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做出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可能至少是超越我原来所想象的一些东西。有人追求权，我对于权力的欲望比较低。有人追求利，我对于利，也不是特别感兴趣。这方面，我觉得我能够把持住自己。对那些东西，我看得比较淡。也有人追求一种名，还有人追求一种宠：政府的宠，老百姓的宠，媒体的宠，我对这些东西，也很防范。我现在追求的，真的是一种内心的充实、坦荡。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讲清楚这个问题，只是我觉得，很多在别人看来是重要的事情，对我并不重要。

我还是会坚守自己，也就是永远保持一颗自由的心，努力不让外界的干扰动摇自己，更不要说扭曲自己，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我只是觉得，人就应该这样活着，就像亚里士多德的那种定力，追求一种沉思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说，人有三种生活，一种叫享受的生活，一种叫政治的生活，一种叫沉思的生活。享受的生活，是指我们人七情六欲的东西，要有钱、有房子、吃好穿好，等等。政治的生活是说人追求一种权力、一种荣誉的生活。现在很多企业界人士就是这样，在以一种好胜心做企业。政界人士也是这样，他们勾心斗角，不一定是因为对现在的位置不满，而是因为他不那样做，别人就可能把他弄下去。因此，他是为了捍卫自己现在的地位才那样做。沉思的生活，是人的理性的最高追求，是我们在思考，在努力理解这个世界，有一种看戏的心态。我喜欢的，是这种生活。我认为这种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是最好的生活。

享受的生活，很多动物都有同样的生活。争强好胜，取得荣誉，基本上是人类的，但动物也有一定程度的争强好胜。只有沉思，只有这种理性的思考，只有这样一种对知识的追求，才是人类特有的。所以，这是我追求的生活。

以很多先哲为学习榜样

《华夏时报》:除了亚里斯多德，还有哪些古代思想家对你的学术独立性有影响？

张维迎：无论在东西方，很多人类的先哲，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比如我常想，孔子这个人，即使在当时也没有人否认他有大智慧，但肯定有人认为他“傻”。他为什么到处碰壁仍然坚持自己的理念？因为他认为这就是他，别人劝告他的那些事情，他不是不明白，而是不屑于。隔了两千多年之后，我们可以想象他曾面临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当然我们没有他那么伟大，我们很平凡。但平凡的人，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一般人在权力、金钱、名声等种种很多诱惑面前很难坚守，能够坚守住的很少，所以，他们令人敬佩敬仰。

再比如苏格拉底，他到处给人讲课，但不收钱。所以有人对他说，苏格拉底，你确实是个正义的人，但绝不是个明智的人，因为你的知识分文不值。苏格拉底回答说，我要保持我的自由，如果我收了他的钱，我实际上变成他的雇员、他的奴隶，但我保持我的自由，我可以选择我的授课对象，我还可以交朋友，这些比金钱报酬那个东西更有价值。我认为他是我们做学问人的一个榜样。

尽管我是特别捍卫市场经济，坚守市场经济的理念，但坦率地讲，作为我个人的行为，至少不是普通人所理解的那样，我认为人世间真正最宝贵的东西，是不能定价的，是无价的。凡是有价的，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东西，都不是最珍贵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所坚守的一点。比如我去不去哪里讲课，完全看我是不是喜欢，与给不给报酬，给多少报酬，没有关系。我要保持我的自由，我不是任何人的雇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明白这一点。

有很多媒体向我约稿，或者要为我开专栏，但我从来不接受约稿，不写专栏文章——除了早期有过一两次。我认为自由是最重要的，我不想让任何人束缚我。否则就可能有媒体会对我说，日期到了，约定的稿子还没交啊，那样我觉得会打破我的自由。我只是觉得应该按我的本性去生活，而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无论是想当官的，想赚钱的，想出名的，只要正当，都是好的，至少是无可非议的。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感谢那些贪婪的人，他们因为贪婪忍受了许多痛苦，但给我们生产出了很好的产品。当然，如果不是按照正当的方式，无论赚了钱，还是当了官、出了名，则都没什么可羡慕的。

亚当·斯密说，我们人类的很多痛苦来自对三种状态下的差距估计过高：贫穷与富有之间的区别；私人职位和公众职位之间的区别；寂寞无闻与德高望重之间的区别。理性地讲，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差距。所以，人是什么？人一定要有他的独立性和他的自由。当然，他必须受到社会的道德约束，做任何事情必须以不损害别人为前提条件。

但在现实中我们往往很难去判断什么时候损害了别人的利益，但至少在动机上，要有这样一个约束。 

遵行始终一致的思想逻辑

《华夏时报》:你的学术成就似乎与你独立和自由精神有关？

张维迎：这个问题几年前我从没有思考过。现在经常有朋友像你这样跟我交流，所以，我就想，我在过去30年发表的很多观点在逻辑上前后是一致的和连贯的，为什么？坦率地讲，做到这一点确实不容易。如果写文章、发表观点，是想卖给帝王家，或者只是想邀宠，那就一定会迎合当时政治需求和社会风尚，这样就很难保持前后一致性。我从来没有想过写个东西期待某个领导批示，也从来没写过任何所谓奏折，即使当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真的是怎样想的，就怎样讲。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

我猜，这可能与我的家庭环境有关。因为我父母没文化，不识字，他们其实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说什么，所以这方面对我的干预干扰比较少一点。尽管很多朋友、老师劝告我，在中国，有很多敏感的事情，你最好不去碰它，即使你这么想的，也不能这么讲。这是大家认同的一个基本道理。包括媒体，也是这样。

《华夏时报》:谈谈你的思想理论体系及其来源吧？

张维迎：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告诉你，我还相信我们人类有一点思辨能力。

我1983年写1984年发表了关于企业家的文章，但我没有在企业工作过。后来一些比较大的企业的老总对我说，他们一开始不认识我，但看了我文章以后觉得，作者对企业太了解了，一定是从企业出来的。认识我之后发现我从没在企业工作过，于是很惊讶。因此，我相信我们人类有一种理性的、逻辑的力量。如果我们对于人性有比较准确的把握，是可以推理的。当然我不是说，反对搞调查研究，但要知道，有很多现象是容易迷惑人的。我觉得我更擅长逻辑分析，也许我的东西太逻辑化了，很多东西如果在逻辑上走不下去，我不会相信它。如果在逻辑上能走下去，我就会相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