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因是香港2019夏季动乱的根本
黄靖香港因修例而引发的示威以及种种违法暴力行为，延续百余日而不息。外部势力的干涉以至操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根本原因在内不在外。正如毛泽东所言：“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一国两制，“一国”为要
“一国”的概念和实践，不仅仅在于主权、外交和安全等事务，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政权体制，以及在这一体制下建立的治理制度。“两制”是在“一国”的政权体制之下，根据香港特殊历史发展而在香港保留的与大陆不同的治理制度。其目的是为了维护香港的长期稳定与繁荣。“一国”的政权体制，是“两制”的根本基础和保障。
并且，维护“一国”体制是“国家认同”的最根本要素之一。所谓国家认同是在两个基础之上形成的。其一，是对自己民族的文明/文化认同。世界各地的“华人”便是这种认同的具体体现。其二，是对自己国家政权体制的认同。这种所谓的“公民认同”是拥护国家政权体制，遵从在这个体制下的制度和法律，承担公民职责，享有受国家保护的公民权益。中外历史证明，任何一个现代意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其国民有自觉坚定的文化认同和公民认同。否则“国家”便难以为继。
然而自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模糊不清甚至存在重大缺陷。比如，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因此香港的治理制度及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都必须遵从中国政权体制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而，香港的治理制度和实践中的“违宪”现象比比皆是。其结果是“一国”不断被弱化架空，而香港的“制度”却不断强化，乃至侵蚀甚至抗衡“一国”政权体制。其结果是“两制”越来越难以“一国”。加之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香港与大陆在文化上的隔膜，港人对“一国”的文化认同和公民认同皆呈现出弱化趋势。
“精英治港”已成痼疾
为了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香港回归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都向“精英”倾斜。但是，这样的倾斜一直未能调整，延续至今。于是“港人治港”其实成了香港精英治港。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香港的政治和社会精英难成气候，大资本商家是香港的精英主流，而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其不可能为大多数的平民谋利。长期以往，“精英治港”已然成为阻碍香港发展的痼疾。
首先，资本精英们的根本利益在于弱化一国，强化两制。一国的管辖越松懈，两制的差距越大，香港资本的获利空间和尺度越大。香港回归以来，大的示威与动乱都发生在要加强中央管辖或港府企图限制大资本——尤其是以立法形式进行——之时。表面上看，这些动乱的发起者和前台的领导者是反对派，但背后上下其手、两头谋利的是资本精英。在香港这样一个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社会里，如果没有大资本的背后支持，很难想象媒体和舆论总是一面倒地支持示威和动乱势力，也很难想象大规模的示威能够有足够的资源长时间持续不衰。而每次示威者各种“要求”的实质，无一不是要强化“两制”，削弱“一国”。
第二，长期的殖民统治期间，香港的教育制度、资源分配和教学内容都有利于精英阶层，其目的是要固化有利于殖民统治的社会阶层。香港回归后，教育去殖民化鲜有进展的根本原因，就是精英阶层无意改变殖民时期形成的有利于他们的教育体系。其结果，一方面是殖民色彩依然浓重的教育不断侵蚀香港年轻一代对祖国的认同感，另一方面随着祖国大陆的不断开放与快速发展，香港社会阶层的固化使得大多数中下层平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上升无望的沮丧和因生活水准相对降低而产生的失落感不断积累，最终以愤怒的形式爆发出来。
第三，不受节制的资本精英必然导致垄断，而垄断扼杀竞争和创新。回归以来，尽管大陆的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与输血给香港发展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但垄断经营使香港经济畸形发展，长期依赖获利空间大、垄断程度高的房产业和金融服务业。尽管香港有上乘的大学和较高的科研能力，但引领经济发展的高科技及其他产业始终收到挤压而难以发展，繁荣的表象之下经济缺乏活力。资本的垄断一方面榨干平民阶层的财富，贫富差距巨大（香港基尼系数高达0.6，据世界前列）；另一方面使得优质职业市场不断萎缩，中产阶级人口数量和薪酬长期呆滞甚至下滑。结果是经济发展中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年轻学子成为最为沮丧愤怒的一群。
第四，“精英治港”必然导致政府的治理与政策脱离群众。回归以来，几任特首为解决香港平民住房难的举措皆因精英利益集团的狙击而流产，而且特首也为此付出代价。
结语
这次香港爆发的夏季示威以至动乱，其“声势”之大，组织行动能力之强，舆论控制之严密，持续时间之长，手段之极端，各项要求之决绝高调，都是前所未见的。动乱发动组织者的目的，一方面是极尽所能地将示威群众的愤怒引向中央政府，不择手段地引诱中央直接出手干预进而落入“北京政权以港人为敌”的陷阱；另一方面则竭力挑拨大陆人民与香港人民间的怨隙和对立，兄弟阋墙，从根基上给“一国两制”埋下长期隐患。显然，中央政府看穿了这个阴谋，不为其所乘，不为港府背书，但却始终“相信香港政府有能力平息动乱”，同时坚决支持香港警察对违法暴徒采取坚决行动。但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香港的精英利益集团要明白，他们首鼠两端、两头取利的企图最终损害的是他们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香港。
物极必反。少数港独分子和被蒙蔽青年的连续暴力违法、冲击立法院和中联办、阻碍交通甚至瘫痪机场等种种极端行为，已经使这场动乱失道寡助。这场夏季动乱被平息、违法者受到法律制裁是必然的。但是，这场动乱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却需要长时期细致耐心的努力方能解决。只有彻底挖掉病根，才能真正确保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央及时作出的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下建设深圳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决定，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一国两制，“一国”为要
“一国”的概念和实践，不仅仅在于主权、外交和安全等事务，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政权体制，以及在这一体制下建立的治理制度。“两制”是在“一国”的政权体制之下，根据香港特殊历史发展而在香港保留的与大陆不同的治理制度。其目的是为了维护香港的长期稳定与繁荣。“一国”的政权体制，是“两制”的根本基础和保障。
并且，维护“一国”体制是“国家认同”的最根本要素之一。所谓国家认同是在两个基础之上形成的。其一，是对自己民族的文明/文化认同。世界各地的“华人”便是这种认同的具体体现。其二，是对自己国家政权体制的认同。这种所谓的“公民认同”是拥护国家政权体制，遵从在这个体制下的制度和法律，承担公民职责，享有受国家保护的公民权益。中外历史证明，任何一个现代意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其国民有自觉坚定的文化认同和公民认同。否则“国家”便难以为继。
然而自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模糊不清甚至存在重大缺陷。比如，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因此香港的治理制度及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都必须遵从中国政权体制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而，香港的治理制度和实践中的“违宪”现象比比皆是。其结果是“一国”不断被弱化架空，而香港的“制度”却不断强化，乃至侵蚀甚至抗衡“一国”政权体制。其结果是“两制”越来越难以“一国”。加之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香港与大陆在文化上的隔膜，港人对“一国”的文化认同和公民认同皆呈现出弱化趋势。
“精英治港”已成痼疾
为了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香港回归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都向“精英”倾斜。但是，这样的倾斜一直未能调整，延续至今。于是“港人治港”其实成了香港精英治港。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香港的政治和社会精英难成气候，大资本商家是香港的精英主流，而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其不可能为大多数的平民谋利。长期以往，“精英治港”已然成为阻碍香港发展的痼疾。
首先，资本精英们的根本利益在于弱化一国，强化两制。一国的管辖越松懈，两制的差距越大，香港资本的获利空间和尺度越大。香港回归以来，大的示威与动乱都发生在要加强中央管辖或港府企图限制大资本——尤其是以立法形式进行——之时。表面上看，这些动乱的发起者和前台的领导者是反对派，但背后上下其手、两头谋利的是资本精英。在香港这样一个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社会里，如果没有大资本的背后支持，很难想象媒体和舆论总是一面倒地支持示威和动乱势力，也很难想象大规模的示威能够有足够的资源长时间持续不衰。而每次示威者各种“要求”的实质，无一不是要强化“两制”，削弱“一国”。
第二，长期的殖民统治期间，香港的教育制度、资源分配和教学内容都有利于精英阶层，其目的是要固化有利于殖民统治的社会阶层。香港回归后，教育去殖民化鲜有进展的根本原因，就是精英阶层无意改变殖民时期形成的有利于他们的教育体系。其结果，一方面是殖民色彩依然浓重的教育不断侵蚀香港年轻一代对祖国的认同感，另一方面随着祖国大陆的不断开放与快速发展，香港社会阶层的固化使得大多数中下层平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上升无望的沮丧和因生活水准相对降低而产生的失落感不断积累，最终以愤怒的形式爆发出来。
第三，不受节制的资本精英必然导致垄断，而垄断扼杀竞争和创新。回归以来，尽管大陆的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与输血给香港发展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但垄断经营使香港经济畸形发展，长期依赖获利空间大、垄断程度高的房产业和金融服务业。尽管香港有上乘的大学和较高的科研能力，但引领经济发展的高科技及其他产业始终收到挤压而难以发展，繁荣的表象之下经济缺乏活力。资本的垄断一方面榨干平民阶层的财富，贫富差距巨大（香港基尼系数高达0.6，据世界前列）；另一方面使得优质职业市场不断萎缩，中产阶级人口数量和薪酬长期呆滞甚至下滑。结果是经济发展中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年轻学子成为最为沮丧愤怒的一群。
第四，“精英治港”必然导致政府的治理与政策脱离群众。回归以来，几任特首为解决香港平民住房难的举措皆因精英利益集团的狙击而流产，而且特首也为此付出代价。
结语
这次香港爆发的夏季示威以至动乱，其“声势”之大，组织行动能力之强，舆论控制之严密，持续时间之长，手段之极端，各项要求之决绝高调，都是前所未见的。动乱发动组织者的目的，一方面是极尽所能地将示威群众的愤怒引向中央政府，不择手段地引诱中央直接出手干预进而落入“北京政权以港人为敌”的陷阱；另一方面则竭力挑拨大陆人民与香港人民间的怨隙和对立，兄弟阋墙，从根基上给“一国两制”埋下长期隐患。显然，中央政府看穿了这个阴谋，不为其所乘，不为港府背书，但却始终“相信香港政府有能力平息动乱”，同时坚决支持香港警察对违法暴徒采取坚决行动。但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香港的精英利益集团要明白，他们首鼠两端、两头取利的企图最终损害的是他们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香港。
物极必反。少数港独分子和被蒙蔽青年的连续暴力违法、冲击立法院和中联办、阻碍交通甚至瘫痪机场等种种极端行为，已经使这场动乱失道寡助。这场夏季动乱被平息、违法者受到法律制裁是必然的。但是，这场动乱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却需要长时期细致耐心的努力方能解决。只有彻底挖掉病根，才能真正确保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央及时作出的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下建设深圳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决定，已经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在香港反送中示威抗争的前线，是一群平均不满30岁的香港青年，他们巨大的反对声浪，被认为是长期积累后的爆发。这群90后出生的年轻人为何愤怒? 导致并助长这种愤怒的因素是什么?
警方的应对方式和特首的态度
“抗议者一再被警察称作蟑螂和当作蟑螂对待，”香港民间记者会发言人Catrina Ko说。
从6月起，香港爆发了一系列大型示威游行和无数起警民冲突，规模和密集程度前所未见。当局指责一些抗议者为“暴徒”。警方采取了强硬行动，向抗议者喷射胡椒喷雾，并使用催泪瓦斯、橡胶子弹、警棍和水炮，并殴打抗议者和大规模抓人，这些都被港人强烈谴责过度执法。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对美国之音表示: “当防暴警察使用威胁生命的武器时，尤其是当他们释放超过2000多发催泪弹时，只会引起更多人的反应，并强迫他们牺牲并付出更大代价。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林郑月娥待在防暴警察身后，这只会引发更多人的愤怒。”
三起决定性的冲突点燃香港青年的怒火，第一是6月12日的武力清场，警方近距离向香港市民发射橡胶子弹和布袋弹; 第二是7月21日疑似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在元朗地铁站无差别袭击民众而警察被指坐视不管的事件; 第三是8月31日镇暴警察冲入港铁太子站车厢内，伤及无辜市民。示威者也采取了一些激烈的做法，包括围攻大陆记者、向警察投掷燃烧弹和破坏公共设施。警方称其执法属“适当武力”。
特首林郑月娥拒绝同意独立调查警察执法方式，同时强调当务之急是“止暴制乱”，这进一步激化了抗议者的愤怒情绪。
参与8月18日游行的尹女士对法新社说: “他们（香港政府）无遏止人们的愤怒，因为警察所做的事情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们不是警察，他们伤害了人民。”
自治被削弱 普选看不到
黄之锋说: “一国两制似乎是失败的。”
许多香港青年称反送中示威是他们最后一搏的机会，抗争的是“一国两制”下承诺的 “自治” 逐渐被削弱。
游行参与者Woody Ho对路透社表示: “从英国（殖民）到（回归）中国，江泽民主席当时向我们承诺，我们将实行立法会和特首普选，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1984年，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明确强调，香港在实施“一国两制”下，其自由经济体和人民自由权利的地位 “50年不变”。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英国在1997年将香港归还中国。北京欢欣鼓舞，但拥有更大自由度与繁荣的香港，却深感忧虑。
为了理解港人对中共架空一国两制的愤怒，必须从2014年说起。
2014年6月，中国国务院发布白皮书，指在“一国两制”中，“两制”仅能“从属” 于一国，特首人选必须“爱国爱港”，这是港人明确感受到中共将以“全面管制” 取代“港人自治” 态势的开端。
同年8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行政长官普选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8.31决定，其中排除三轨制中的公民提民和政党提名，被外界批评是 “假普选”。 8.31框架决议随后触发为期79天争取真普选的占领中环运动。
12月15日，警方清场，占中行动结束，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没有在“真普选”的问题上让步。
占中无果对香港青年一代是一大重击，显现了北京日渐强势的干预，并证明香港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正在萌芽的民主正在流逝。
此外，铜锣湾书店股东等数人“被失踪”，随后发现被中国当局拘押，港府推动中国《国歌法》，占中九子全部罪成等事件，都挑动港人对一国两制被侵蚀以及在《基本法》保护下各项自由被破坏的担忧。而这股积累已久的愤怒，在今年以反送中条例为导火索的催化下全面爆发。
香港民主党创始成员李柱铭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和我们身后的人一直在敦促北京要信守诺言。请不要干涉，这是你保证的;给我们民主，这是你保证的。”
经济放缓 青年人前景无望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青年Jacky对美国之音说，世界需要明白，香港迄今所享受的繁荣和经济迅速发展是 “一种幻想”。
物价飞涨、薪资低、贫富差距大是现在香港大学生一毕业直接面对的困境。
根据香港统计处报告，拥有大学学历的平均薪资，从1986年到1996年成长了3倍。 1996年到2006年完全没上升，往后的10年，涨幅甚至不到3成。 2016年到2018年以来，每年平均薪资调升更是不到3%，也就是说，香港回归后的经济状况停滞不前，年轻一代买不起房、生活条件不升反降的情况下，对现状的不满自然就升高。
独立经济师Kelvin Lam对美国之音说: “显然，香港的经济重要性正在走下坡路。”
在美中贸易战和反送中大规模示威的背景下，香港的经济发展已有衰退的迹象，令经济学家们担忧的是，随着中国的经济起飞，香港对北京的重要性大不如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数据显示，香港1997年主权回归时，其国民生产总值GDP是中国大陆的18%。今年，这个数字骤降至3%。根据IMF预测，未来这个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经济师Kelvin表示: “随着经济影响力降低，香港将永远不可能从北京得到（能实现的）政治要求。”
身份认同 香港人vs. 中国人
参与游行的中学生紫塔对美国之音说: “我是香港人，因为我出生在香港，我爱香港。”
即将满16岁的紫塔，今年6月首次走上街头。
很多紫塔的同龄人有跟她一样的认同感，特别是在2014年占中后，当时香港本土运动兴起，本土、自决、乃至港独的声音开始出现，使得这群在香港回归后出生的年轻人，对本土身份认同愈来愈强烈，趋向认同自己是纯粹的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
这与中国强调的爱国主义教育大相径庭。Kevin说: “在威权政府之下，教育是他们的工具，在人生很早的阶段就被灌输了这些思想。”
2012年，港府试图用 “德育与国民教育科”灌输香港青年对中国的自豪感，激起反国教运动，反而强化了这一代人的自我认同。
目前，香港青年的怒火没有趋向平息的迹象。局势接下来将如何发展，当局是否会向抗议者的诉求全面妥协，还是继续强硬打压？年轻的“勇武派”将坚持上街，还是最终遭到孤立和压制？北京最后会出兵镇压吗？根据路透社披露的林郑月娥的一段讲话录音，她在与一组工商界人士举行闭门会议时说，面对香港困局，她短期内看不到解决方案。
警方的应对方式和特首的态度
“抗议者一再被警察称作蟑螂和当作蟑螂对待，”香港民间记者会发言人Catrina Ko说。
从6月起，香港爆发了一系列大型示威游行和无数起警民冲突，规模和密集程度前所未见。当局指责一些抗议者为“暴徒”。警方采取了强硬行动，向抗议者喷射胡椒喷雾，并使用催泪瓦斯、橡胶子弹、警棍和水炮，并殴打抗议者和大规模抓人，这些都被港人强烈谴责过度执法。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对美国之音表示: “当防暴警察使用威胁生命的武器时，尤其是当他们释放超过2000多发催泪弹时，只会引起更多人的反应，并强迫他们牺牲并付出更大代价。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林郑月娥待在防暴警察身后，这只会引发更多人的愤怒。”
三起决定性的冲突点燃香港青年的怒火，第一是6月12日的武力清场，警方近距离向香港市民发射橡胶子弹和布袋弹; 第二是7月21日疑似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在元朗地铁站无差别袭击民众而警察被指坐视不管的事件; 第三是8月31日镇暴警察冲入港铁太子站车厢内，伤及无辜市民。示威者也采取了一些激烈的做法，包括围攻大陆记者、向警察投掷燃烧弹和破坏公共设施。警方称其执法属“适当武力”。
特首林郑月娥拒绝同意独立调查警察执法方式，同时强调当务之急是“止暴制乱”，这进一步激化了抗议者的愤怒情绪。
参与8月18日游行的尹女士对法新社说: “他们（香港政府）无遏止人们的愤怒，因为警察所做的事情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们不是警察，他们伤害了人民。”
自治被削弱 普选看不到
黄之锋说: “一国两制似乎是失败的。”
许多香港青年称反送中示威是他们最后一搏的机会，抗争的是“一国两制”下承诺的 “自治” 逐渐被削弱。
游行参与者Woody Ho对路透社表示: “从英国（殖民）到（回归）中国，江泽民主席当时向我们承诺，我们将实行立法会和特首普选，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1984年，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明确强调，香港在实施“一国两制”下，其自由经济体和人民自由权利的地位 “50年不变”。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英国在1997年将香港归还中国。北京欢欣鼓舞，但拥有更大自由度与繁荣的香港，却深感忧虑。
为了理解港人对中共架空一国两制的愤怒，必须从2014年说起。
2014年6月，中国国务院发布白皮书，指在“一国两制”中，“两制”仅能“从属” 于一国，特首人选必须“爱国爱港”，这是港人明确感受到中共将以“全面管制” 取代“港人自治” 态势的开端。
同年8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行政长官普选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8.31决定，其中排除三轨制中的公民提民和政党提名，被外界批评是 “假普选”。 8.31框架决议随后触发为期79天争取真普选的占领中环运动。
12月15日，警方清场，占中行动结束，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没有在“真普选”的问题上让步。
占中无果对香港青年一代是一大重击，显现了北京日渐强势的干预，并证明香港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正在萌芽的民主正在流逝。
此外，铜锣湾书店股东等数人“被失踪”，随后发现被中国当局拘押，港府推动中国《国歌法》，占中九子全部罪成等事件，都挑动港人对一国两制被侵蚀以及在《基本法》保护下各项自由被破坏的担忧。而这股积累已久的愤怒，在今年以反送中条例为导火索的催化下全面爆发。
香港民主党创始成员李柱铭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和我们身后的人一直在敦促北京要信守诺言。请不要干涉，这是你保证的;给我们民主，这是你保证的。”
经济放缓 青年人前景无望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青年Jacky对美国之音说，世界需要明白，香港迄今所享受的繁荣和经济迅速发展是 “一种幻想”。
物价飞涨、薪资低、贫富差距大是现在香港大学生一毕业直接面对的困境。
根据香港统计处报告，拥有大学学历的平均薪资，从1986年到1996年成长了3倍。 1996年到2006年完全没上升，往后的10年，涨幅甚至不到3成。 2016年到2018年以来，每年平均薪资调升更是不到3%，也就是说，香港回归后的经济状况停滞不前，年轻一代买不起房、生活条件不升反降的情况下，对现状的不满自然就升高。
独立经济师Kelvin Lam对美国之音说: “显然，香港的经济重要性正在走下坡路。”
在美中贸易战和反送中大规模示威的背景下，香港的经济发展已有衰退的迹象，令经济学家们担忧的是，随着中国的经济起飞，香港对北京的重要性大不如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数据显示，香港1997年主权回归时，其国民生产总值GDP是中国大陆的18%。今年，这个数字骤降至3%。根据IMF预测，未来这个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经济师Kelvin表示: “随着经济影响力降低，香港将永远不可能从北京得到（能实现的）政治要求。”
身份认同 香港人vs. 中国人
参与游行的中学生紫塔对美国之音说: “我是香港人，因为我出生在香港，我爱香港。”
即将满16岁的紫塔，今年6月首次走上街头。
很多紫塔的同龄人有跟她一样的认同感，特别是在2014年占中后，当时香港本土运动兴起，本土、自决、乃至港独的声音开始出现，使得这群在香港回归后出生的年轻人，对本土身份认同愈来愈强烈，趋向认同自己是纯粹的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
这与中国强调的爱国主义教育大相径庭。Kevin说: “在威权政府之下，教育是他们的工具，在人生很早的阶段就被灌输了这些思想。”
2012年，港府试图用 “德育与国民教育科”灌输香港青年对中国的自豪感，激起反国教运动，反而强化了这一代人的自我认同。
目前，香港青年的怒火没有趋向平息的迹象。局势接下来将如何发展，当局是否会向抗议者的诉求全面妥协，还是继续强硬打压？年轻的“勇武派”将坚持上街，还是最终遭到孤立和压制？北京最后会出兵镇压吗？根据路透社披露的林郑月娥的一段讲话录音，她在与一组工商界人士举行闭门会议时说，面对香港困局，她短期内看不到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