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郎。《拾旧沙河梦》160。小小爬虫

巴郎。《拾旧沙河梦》160。小小爬虫

巴郎长篇自传《巴郎旧事》第一部：《拾旧沙河梦》

 ***** 梦牵少年时，拾荒百万字 *****

掬捧沙河那一泓流水，仔细清洗这两眼昏麻。

常忆起曾经少年英姿，转瞬间已过六十花甲。

世事如枰棋难料变化，人生似炉铁反复锤打。

夕照驿道孑然归去客，回首来路依稀是旧家。

巴郎 记于20191205 - 20201218

160。小小爬虫

大小官员皆靠边，旧有体制一扫光。不去造反即保皇，难容逍遥骑中墙。社会陷入无政府，偷窥暗取把印掌。争夺权力寻私利，却说冠冕又堂皇。*逍遥派，指界于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中间派。

工人没劲去上工，田野荒芜无耕农。商家货架空荡荡，学校关门没学童。饭店做出忆苦饭，饮水思源记心中。阶级兄弟一样穷，携手并肩求大同。

革命初衷志不变，誓死保卫党中央。无论工农兵学商，不事生产革命忙。路线分明革保争，壁垒森严友敌防。忠心赤胆为领袖，青春热血洒疆场。

这几段顺口诗词，概括了风云变幻的1967年。从上海“一月风暴”开始的抢班夺权，二月镇反，六月反逆流军队支左支派，七月武汉百万雄师事件，由此引发的八九月造反派武力剿灭保守派。一家独大之后，造反派内部又开始争权夺利，为抢夺即将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席位内争不休，大打出手，文攻武卫，战火硝烟绵延至年底，进入1968年，仍方兴未艾，势头强劲，殊难停止。

且说，入夏以来，在领袖授意之下，新贵取代旧老，中央文革再度上台，重新执掌国家至高权力，作为伟大领袖的代言人，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确代表，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他们骄横狂妄，随意解释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狐假虎威，打击压制持不同政见者，唯我独尊。

其实，中央文革小组，事实上的权力机构，并不象其标榜地那样，如一块铁板，是“一个紧密团结战斗的革命集体”，恰恰相反，它是一个各方势力之间妥协调和的产物，相互掣肘相互牵制，权力分享。

中央文革构成上，即有跟随领袖多年的心腹“老夫子”陈伯达康生主持全局，大内侍卫汪东兴温玉成，也有文革旗手第一夫人江青及其左膀右臂张春桥姚文元主持日常事务，还有林彪林付统帅的亲信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列席，文革新秀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等，以及为平衡各方而挑选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各大区局的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等。可谓四面八方，济济一堂。

文革新秀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为何人？王关戚乃人中翘楚，生逢盛世，进士及第，借文革之势，如坐直升飞机一样，荣任中枢要员，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他们在文革中呼风唤雨，大展拳脚，一言既出，天下耸听，是文革一时风云人物。

王力，文革前曾任中联部副部长，受命参加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论战，以参与写作“九评苏共”而崭露头角，始有名气。他口才好，头脑清楚，记忆力强，笔杆子来得，无中生有，妙笔生花，曾经参与写过一些大文章。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王力进入中央文革，成了江青康生手下干将，说他是中央文革第一号“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关锋，文革前曾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这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他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文笔活泼，切合中央方针，而且很有深度。他因此受到重视和重用，调到《红旗》杂志，编辑《思想理论动态》，专供领袖参阅。当领袖酝酿发动文革时，关锋参与起草《五一六通知》，并留在领袖身边工作。随后，关锋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了红卫兵口中的“中央首长”，他的讲话，也被称为“中央首长指示”了。

戚本禹在王关戚三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他却最是活跃，深得领袖信任，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重要权力，威势最盛，文革中被红卫兵敬称为“戚大帅”。

戚本禹年轻时，在中南海做机要工作。他学习刻苦，工作认真，对历史研究很有兴趣。他很健谈，口若悬河，思维敏锐，喜欢辩论，平时爱写文章，而且文笔很好。他的文章，模仿领袖的笔法，又带有些鲁迅的风格，很受领袖看重，认为他是深谙历史的理论家。他由此受到提拔，出任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领袖十分喜欢研究历史，对历史组特别重视。戚本禹能成为历史组的组长，非同小可，说明他已是有名气有地位的党中央理论骨干历史权威，腾达有日了。

1966年5月，戚本禹参与起草《五一六通知》，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又是领袖和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实际上掌管着中央机要，成为炙手可热的焦点人物。各地党政干部都知道，今后向领袖汇报工作反映意见，必须要通过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动接近他。戚本禹少年得志，趾高气扬，每日象只盛气的小公鸡，昂首阔步，气宇轩昂，对那些地方封疆大吏，从不放在眼里。连赏识他的江青也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

王力（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和戚本禹（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秘书局副局长），在初进中央文革时，原本声名不显，附冀末位。但他们才高八斗，能言善辩，心怀野心，不甘久居人下。

于是在文革早期，三人甘心充当陈康江张的干将打手，勾结互援，赤膊上阵，大肆攻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组员刘志坚，将他俩打倒并清除出局，从而使自己获得提升，在中央文革的排名大大提前，掌握了更大的权力。他们利用手上权力和地位，书写文章，发表讲话，大肆鼓吹造反夺权，造成全国局势动荡，乱象频生。

1967年7月，谢富治王力率领中央代表团，赴武汉调解当地文革运动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王力趁机借中央名义，明确表态支持工总司，挑动群众斗群众，挑拨鼓动工总司游行示威，威压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这种以中央名义，煽风点火，支一派压一派的举动，激起了百万雄师的强烈不满，于是把矛头指向王力等人，将其围困，并扬言要进行揪斗。两派数十万人，在武汉三镇制造摩擦冲突，于20日发生大规模械斗。

在武汉7-20事件后，王力狼狈逃回北京，不甘罢休，于是移花接木，拉大旗作虎皮，将自己等同于中央文革，将中央文革等同于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是堂而皇之的将《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安在了百万雄师头上。他振振有词的指责百万雄师，围攻王力自己，就是炮打中央文革，而“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就是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犯下了“恶毒攻击罪”，十恶不赦。他上下其手，假借中央尚方宝剑，釜底抽薪，解除了中南局书记王任重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职务，将百万雄师定性为保守组织予以取缔，全国肃然。

经此一事，王力更是官运亨通，春风得意，风头正劲，与关锋戚本禹一道，巩固了在中央文革内的地位，隐隐地与陈康江张相对峙，分庭抗礼。

可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王关戚小人得志，趾高气扬，招得中央文革强权者的忌惮，明里暗里打压其嚣张气氛。而王关戚利令智昏，一旦尝到权力的味道，怎能轻易放弃，屈居人下？所以，双方矛盾逐渐公开化，乃至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武汉7-20事件，中央高层很是不满，认为是王力捅的大“漏子”。但王关戚却不知进退，反而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门，在全国制造“乱”的局面。

戚本禹积极鼓动并直接指挥首都红卫兵围攻中南海，鼓动中南海内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并冲击朱德住宅。

八一建军节前，关锋也起草“八一社论”，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把矛头对准军队，鼓动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直接打乱了领袖动用解放军“支左”以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

8月份，王力鼓动外交部造反派，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这些煽动造反、制造动乱的举措，导致主政的周恩来总理的极度反感。而造反派火烧英国代办处，成了压断驼背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周总理再也不能忍耐这些倒行逆施，他向领袖进言，认定王关戚是坏人：“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

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其它人，与王关戚的矛盾恶化，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只得上达天听。领袖意识到三人的举动，不过是想从陈康江张处，争得更多权力，在中央文革这口大锅中，分得更大一碗羮。这种内部争斗，为了权力，你死我活，势不两立，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屡屡发生，并不鲜见。

所以，领袖自有应对良策。试想，领袖怎会抛弃跟随自己多年忠心耿耿的文臣武将们，而站在这几个借势而起的小小秀才无良文人一边，为其撑腰壮胆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最终领袖断然下令，隔离审查三人，并解除其在中央文革小组的职位。

一失足成千古恨，酿成苦酒自品尝。伴随着其思想上的狂热理想上的虚妄的破灭，王关戚三人的政治生命，也突然地被终结了。昔日的巨厦华屋，而今土崩瓦解，庙堂之上，不见了风流才子潇洒倜傥，民众眼中，却成了三只小小爬虫，不自量力，蚍蜉撼树，最终落得身败名裂，万劫不复。

巴郎 记于2020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