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和洪承畴真正的订交不是松锦会战，但是却从那时开始。吴三桂个人对于洪承畴一直 是很尊敬的，在后来的进军云贵过程中，两个人的交情明显又上了一个台阶。所以，当吴三桂问计于洪承畴何以永镇云南的时候，洪承畴才说出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不可使岩疆一日无事也！等到顺治十七年四月，吴三桂上表请求讨灭局促于缅甸的永历残余以及李定国、白文选时，洪承畴大不以为然。康熙元年，永历被俘，旋即处死，洪承畴闻讯，长叹道：吴三桂 必不久矣！这件事是洪氏的后人在清末的时候修清史稿的时候说出来的，记载于他们家的一个笔记中，而这位洪氏后人出具了这个笔记，笔记名称《烟云余难录》，现在台湾收藏。洪氏的后人说出的这件事实际是关系到吴三桂乃至后来中国几十年的历史的大问题所在。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洪承畴的原意是很明显的，洪氏本人起身于镇压农民起义之中，他是 深知“养寇自重”的原理，而这一原理的成立的反证就是“兔死狗烹”的千古铁律。左良玉 屡次违犯军令，然而，不死反升，成为各镇之首；吴三桂其人松锦一战，逃跑在先，其后竟得以封爵。何也？就是手中有兵，外面有寇！皇帝再大的脾气也不敢朝他们发作，经历明清 那一场鼎革之事以后，像洪氏、吴三桂等人更懂得实力象征着什么。洪承畴的本意就是希望 吴三桂能够把永历政权和李定国这两个棋子摆好，他们就是所谓的寇，需要战略性的供养！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满清对于云贵从开始就是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这是和云南在南宋以来的特殊地位决定的，从元世祖时代，云南就是化外之地，虽然有忽必烈的儿子梁王镇守，但是，一切用人行政都是自行其是，到了明朝，又有沐英的例子，接近400年孤悬于中土之外的历史才可能使吴三桂有仿效沐英永镇云贵的当时看来并不是奢求的愿望，否则，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满清向来对云贵的情况知道的很少，洪承畴经略南方，像顺治十四年发生的孙可望、李定国 火并的大事居然对朝廷毫无奏报，可见，清军对云南的事情的了解程度之低！只有在孙可望 投降以后，清军才决定进军云贵，而此前，顺治发给户部、兵部的上谕里明明写道是准备撤回洪承畴的。也正因为如此，孙可望才甫一归顺，立刻封为义王。以孙可望之穷途末路，以 满清实际已经占据中国大部分的严峻现实来看，这个爵位所包含的意义不是不言自明吗？ 其次，从经济角度看，顺治十四年－－顺治十七年之间，满清的岁赋是270万两白银左右，当时云南一处的军费开支最大的时候达到975万两白银！相当于满清三年岁赋的总和还多！ 永历退入缅甸以后，顺治一直主张见好就收，因为一来缅甸不是中国，二来，永历和李定国 不可能卷土重来，不构成什么威胁，任其自生自灭了。洪承畴为吴三桂所打的算盘也就是这个意思，将来，时不时借助永历和李定国的事情向朝廷进行讨价还价，还是很有余地的。请注意一点，以往很多人认为满清答应了吴三桂世袭云南的主张，这是对历史的不求甚解所致 ，事实上，顺治只是答应吴三桂镇守云南，这和朱元璋答应沐英的世守云南有着本质的区别 ，镇守就是代管，世守才是世袭。其他如尚可喜、耿精忠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一开始就像沐英那样的准予世守，就不可能出现康熙十二年尚可喜上表主动提出撤藩和吴三桂名义上撤藩 请求了。而当尚可喜希望由儿子尚之信继续承袭平南王的时候，康熙立刻婉言拒绝，可见， 镇守的涵义是完全不同于世守的。也正因为这样一个现实情况，洪承畴才建议吴三桂不可使 边疆一日无事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变镇守为世守，而能够最终能够打动最高当局的心的只有 像永历这样的心腹大患的存在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再有，洪承畴是多年的督师，他深知清军不习南方特别是云贵乃至缅甸的炎热气候和瘟疫流行的自然环境。所以，不可能从中央轻易调动八旗军队对缅甸大举用兵，而只能通过镇守云南的吴三桂就近用兵，用兵时间也只能由吴三桂掌握，吴三桂很容易变被动为主动。也就是说云贵的情况可以由吴三桂来左右，前提是永历或者李定国活着。 然而，吴三桂理解的是，如果朝廷一旦允准（这点在他看来并不难）由他世守云南，那么， 永历、李定国就是酣睡于卧榻之侧的异己！所以，正好一箭双雕，借朝廷的大军既平灭了永历给朝廷除去心腹之患，也为自己世守云南扫清后院。这和洪承畴为他设想的满拧！也正是 因为这样的南辕北辙，才使得后来吴三桂和云南的历史乃至中国的历史得以改写！ 从结果来看，应该说洪承畴的设计应该是老谋深算的，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