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ＹＤ为《鬼子来了》剧组中一主要成员，是俺的朋友。感谢ＹＤ老师贡献此文，以飨大家伙儿： 1998年10月13日 我自从离开校园（1987年3月可能记错）到日本整整11年半。从无写什么东西的冲动。今天偶然从北京电视台记者手里得到一本《诞生》是姜文等人写的关于《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一些文字。使我终于改变了我的原则。从前每当看到一些好的文字，心里嫉妒非常，便常常自我安慰。我是一个搞电视的人，可以通过图像语言，所以曾有些杂志和报纸（在日本人办的）的朋友请我写一些东西。我常常推辞掉。一来是没有欲望，二来是没有自信。因为在日本十一年半的生活，没有读过正经的书，我的写作能力可能完全被日语所吞筮掉了。 但我今天终于坐不住了，像一头很久只吃杂草觅食不到猎物的肉食动物，有一种很疯狂的吃肉饮血的欲望，也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责任感。想找出笔和纸写一点我的冲动。而且打算明天去买一大叠纸，把我沉睡了几乎十二年的这期间没有意识到的这种欲望一点一点地宣泄出去。而且写出上述文字令人吃惊的竟无一错别字（自我判断）。因我写电视节目解说词（日文）的时候常常写不出曾经令我极熟悉的汉字。因为日文理即使不会汉字也可以写清楚意思，这就给一些不讲原则的人（比如我）偷懒的机会。 其实今天写一些文字的冲动的起因是这样的。 我自己的摄制组（NHK亚洲情报交叉点）、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和北京电视台的朋友们在采访时，我很不经意地讲了一些话，事后我觉得蛮是那么回事，增加了我一些自信。 加上他们临走送给我的这本书（前面说过），我读了几页，发现了很多熟悉的人的名字（这次《鬼子来了》的工作人员）便很兴趣地读了下去。这次拍电影，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绝好的重新反思自己的机会。因为在日本的生活里我好象是一个远离人群的一种叫做人的录长类动物。我失去了野生的环境，被人关在动物园里，像掉进一个大大的物质文明的黑洞。不再思考人这个命题，不想再回到原始的我不想做人,而且有些乐不思蜀了。 从进组以后，已经整整2个月做人的本能渐渐的苏醒了我找到了一种非常适合我的生存方式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模式。我拥有很多自己认为是的自由时间（其实，我在日本生活的这段期间里，也同样拥有，只不过没有意识到它是，而荒废掉）。我可以做我以前最不愿意做的事，因为我别无他虑。我的工作已无任何压力，不拍戏的日子，我像一只猎鹰，拥有自己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天空，可以自由地去吃肉吸血，我每天早起跑步（已减了十公斤肉），做平时最不愿意的和自己过不去的事情，读平时最读不进去的书。上学的时候读康德、萨特，全部都是一知半解，有时是为了博一些幼稚女学生的欢心。在众人聊天时可以很方便地夹杂一些叔本华、黑格乐、尼采等人的名字。而现在我终于能很静下心地去读他们，去体会他们的精神世界，而且也开始反思自己的精神世界。今天读了《诞生》这本书，开始是读一些熟悉的工作人员文章，觉得比哲学的书好懂，而且亲切。正好组长（组里人统称组长、也有人偷称之为毛主席，还有人称大爷、皇上、老虎）路过门口，既然是他的书便请他帮我写几句话，我长这么大从未要过别人的签字，因为我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人，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自恋狂。但这次拍摄影，我觉得姜文确实很多地方有其过人之处，是我所敬佩的身边中国人中的一个，很多地方我是过犹不及的。他在书上写了一名日语，DO SI DA NO？抽空看看也行，我将此话鄱译为你他妈疯了，怎么连这种书也看。他每天跟随我们学日语，最近嘴上老褂着DOSIDANO这句话。我想他可能经常用这句话问自己。 我后来在书的扉页上写困了，就读这本书吧，意思是说①读了就不会困了②读了就马上可以睡着。我现在就接着读下去。 Ps 以前我大学同学对我说，看了>以后，感受到了一种心录的震撼，我也有同感，所以对>就更多了一分兴趣。补充一句，〈阳光〉的音乐实在是太好，不知这次崔健能否写出更好的音乐（可能聘为作曲担当）。 Ps 在日本的这些年里，我没有读任何一本叫做“书”的书。而且没有去过任何一场交响音乐会，尽管上学时曾每周省下一次饭票去海淀剧场。 初见姜文 其实对我来说写作是一件非常驻崇高的事情，所以我只敢“写”而不敢“作”。我想写一些东西，是因为近年来，我的周围一些朋友纷纷动笔在写作，就像他们在一个房间同一个淫乱的女人做爱，而我站在一旁而无动于衷。而我现在突然醒悟，我也是“人”，我怎可袖手旁观而不跃跃欲试呢？ 我初见姜文是98年6月的某一天。因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钱波的介绍，让我去帮他演电影。因我刚刚拍完专题片，正好赶上休息几天，所以便马上答应了。我们在北京一家宾馆见面，他正在楼道打电话，但我一眼就认出他，不知怎么打招呼，开始想叫“姜老师”，但觉得年龄相仿，便说“姜导演你好，我是袁丁”。因为我看过他的多部影片，因我不是演员，对他的演技并非十分恭维，但做为所搞影视“同行”，（其实并非如此，因中国的电影水平如日中天与电视水平几乎相差万千），我对他首部指导影片“阳光”有一种顶礼膜拜的感觉。因为他确实使我心灵震憾，使我混身惊悸。让我有一种很长时间没有做爱而突然在我钟爱的女人身上发泄的感觉。这种感觉我最近有两次，另外一次是读我的大学前辈王小波老师的著作。他是78级，我是82级又同是学理工出身都喜欢（story of 0）这部小说及电影，正好做我的老师，看他的书有一种如饮甘露，畅酣淋漓的感觉。当初看《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影片时，我看了一些日本影评，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我觉得他们懂什么，他们有文革吗，他们有革命的青春吗？而这些日本影评又恰恰地超越了革命，竟然和我有同样的感触。使我十分搓火懊悔。后来竟然听说欧洲人也有同样的感觉，这终于使我懂得了原来青春并无国界，那些表现青春的一些历史景观只不过是一些手段，青春是每个人切实切真的感觉。她有时是革命，有时是性的冲动，有时是盲目的牺牲，的时是无视传统的挑战，但她无论是什么，她永远是一种超越国界的真真实实的感觉。她在黑色烟囱中爬出，在“瓦西里、列宁”！声中喧闹，盲目在房顶上走动，在十米跳台上跃入水中，在“乡村骑士”的音乐伴奏下，她欲生欲死，欲存欲灭，美不可言，真不可述。（以上是阳光灿烂的镜头）。 我原以为帮朋友几天忙。但马上可返回来做一些本职工作。没想到让我演的角色竟然是一电影中仅次于姜文的角色，（姜文自导自演）。而且说至少要三个月的时间。这让我大惊失色，因我已有十分理想的工作和收入，如果接受会给我带来经济上“巨大”的损失。我们见面聊了20分钟，姜文说希望你演，我当时看我能否请下假来，实际是准备在这期间再权衡利弊，而且我当时为自己心理上能承受找了一个借口，人生并不全部为钱，便答应了。 我和姜文一见如故，因我俩都是B型血（后来知道），有很多以心传心的东西，日语有句话叫一期一会，我想这是人生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后来回到东京一个月后，副导演马上来电话让我告诉他衣服尺寸，我再三确认知道已经定了我。听说这次选取翻译官这个角色看了很多人，花发很长时间，但最后为什么偏偏是我，而且一次到位。我的心里极其予盾既兴奋又失落，就像久久追求一个漂亮女人到了手以后的那种感觉。其实我当初见到姜文时就非常驻想演这角色，因为除了收入以外的弊端，还有很多益处。①可以成名（因为片子要参加戛纳电影节，而且摄影是获奥斯卡摄影奖提名的顾长卫老师。创制人员全部是一流的）而且我极迷信姜文的导演能力。②可以学到很多电视里学不到的东西。③我拍视已十年拍同一档节目已经六年多，已经感到黔驴技穷。毫无创意，虽也备受台里推崇，但自知水浅石出，便总想找一机会出去周游列国，充一下电，再做打算。这对我未尝不是一个好机会。何况一不小心出了名将来拍电视也方便。 以上便是当初姜文谈时便下不了决心的原因。可是如果客观上出了一点变故，那就听天由命，这也是一些侥幸心理。但是命是如此。①台里领导大力支持，同意给我3个月的假期。②姜文又偏偏挑中了我，有些生不逢时，又幸灾乐祸的感觉。注（已拍了2个多月，只拍了三分之一，看来我真的要失业了，这次才真是大难将至。）反思在日生活，我们是不是走人生这条路的时候被一种魔力所纠缠，而过多地追求了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当然这也因为日本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客观环境所造成有关。因在经济上她在几乎30年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国家100多年要走的路，这必然要导致经济和文化的脱节。因为人可以在物质发展上创造奇迹，而在精神上是绝对不可以的。千百年的圣哲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如布鲁诺、哥白尼，他们付出生命一定要说地球是圆的，太阳是中心等等，对我们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来说，肯定绝大部分人会说，真他妈傻B，何必呢）才换来了今天的精神世界。而日本的经济上的高速飞跃，就造成就了日本人的“方便文化”为了符合经济上的要求，你可以一天就成为“贵族”，学会使刀叉的方法（其实那手拿刀叉，喝汤出声又他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真正地领略了真髓），学会社交舞蹈，听歌剧，讲民主，吃巧克力等等。正因为这种特殊的环境，便使我们本来有血性的中国最后变成像宦臣一样，没有性欲，退化成食草动物，丧失肉欲，毫无精神追求。这当然与我们自己也有极大的关系，并非完全是日本社会的责任。有时我会觉得，这种自我批判等于是一种自我欣赏，因为做为人很难达到“云在青天水在瓶”的境界，这曾是我无数次所追求的。但是没有自我批评的日子，则是更黑暗的日子，困为我们的祖先告戒我们，“吾日三省吾身”（孔子语），我们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在这种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呢？提到孔子，使我们想到统治了中国几千年思想领域人他老人家推崇的“仁义礼至信”拥有号称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伟大人民，现在竟然背着她的历史文明道行逆施。我们现代中国人如何面对他老人家的光辉思想，而问心无愧？。孔子老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不义而贵且富于我于浮云”而我们在日学人有多少人被食所迷而离于道，即使做错了事情也不肯写检讨书呢？孔子老师还说君子有五美“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而我们又是无日不费不怨不贪不骄不猛。孔子老师又说君子有三道“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而我们又是无时不忧不惑不惧。面对祖先的教诲，我们是否无地自容？我在日常生活工作近十二年，这次回国长居才真正了解到自己是何等到地无知。我追求到了所有自己曾经梦想到的东西①美食②美居、名车③女人（按照人类的基本欲望排列食欲、睡眠欲、性欲）才知道自己整整地失去了十二年的青春、理念做人的冲动，做人的起码准则。也许有了物质基础，我才可以这样说。 当我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它让我难以成眠，让我消瘦，让我渐渐地蜕化成人。 1998年10月26日AM3：00 军事训练 8月上旬我开始结束总是无所拘束的一匹狼的生活，正式进剧组。刚一进门就让姜文给我一个下马威，摘一耳环，剪掉一头杂色头发，变成了一个三十年代的汉奸头。样子非常像我们在日本常吃的椎茸也就是一个大蘑菇。最让我心痛的是留了五年的小辫子被剪掉，差点掉下眼泪。因为我以前也对女孩子说谁剪掉我的小辫子，我就赖谁一辈子。我们的化妆师和我名字发音极像，叫袁斌，比我小一岁。在组里至今不少人仍然叫混。她长得不算漂亮的那种，但极朴实，文静里透出一种才气。平时话不多，但一说话就让人心凉，这倒让组里很多男人总想着去套几句热乎话，但人家从来不掏心窝子。有一种“零落成泥碾做尘，只有香如故”那劲儿。剪头那天，袁斌也在场。我心里透着侥幸，心想如果是她剪，我也就罢了。即使赖上一辈子也不亏。谁知偏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给我剪头的是一个半大小伙子叫陈伟，负责剧务也就是大家的生活管理员。而且这小子手艺还不错，气得我打掉满咀牙哽往肚里咽，心想你小子没事起什么哄呀，赖谁我也不能赖你一辈子呀！命中注定，迄今我许下的大多诺言，从未兑现。 8月15日我和从日本来的5名演员及日本留学生在北京邻县的一家武警基地开始了2周的封闭式的军式训练。 姜文初拍电影，就极其严谨。每个演员包括老演员陈强、陈述前辈们都一样被要求体验生活，这在日本电影界是很难想象的，相当奢侈的（日本演员语）。本来打算我们训练一个月，因时间关系，后改为二周。 早上5：00起床，首先是3公里跑（我感觉有5公里），年龄只有20岁的年轻武警教官，此时可能是出于对鬼子的深仇大恨，脚下速度毫不留情。几个主要演员平均年龄34岁。竟然大声用日语喊着口号到最后坚持下来。我本人当然是具有中国人的“灵活性”便灵活掌握了一下。我知道日本人喊着口号是给自己打气，哽撑否则绝对坚持不下来。后来他们告诉我已经超过极限，其实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不愿输给中国人。用我的话翻译成傻认真、跟自己过不去。即使我在日多年，仍改不了中国人投机取巧的劣根性。有时也叫合理主义（北京话叫抖机灵）。相反，也就是这种傻认真的态度使日本有了个今天的物质文明，而我们大多中国人则是得过且过，见利忘义，更别提什么民族自尊。，紧接着是整上午的军姿训练，首先立正一小时，不得有丝毫身动心动。我也尝试了一会觉得没劲，便找个借口说负责拍摄开溜了。没想到这种立正练习后来竟成了日本演员生活中的一种享受。用他们的话解释就是自己向自己挑战。证明自己的能力。在拍摄期间，遇到休息时，几位主要演员（均30岁以上，不包括20几岁留学生）经常自发地立正训练，享受一下，让周围农民看着发笑。其实，日本人的性格里本身就有施虐和受虐的二大潜在意识。尽管很多人自己意识不到。当他处于强者的环境，S就超过了M的成分。相反，M则占于上风。这种立正享受在心理学上属于“自虐”范畴。我把翻译成一种“奴性”的表象。可见中国人与日本人都是具有奴性的民族。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奴性。 中国人的奴性是一种纯利益式的虚假奴性。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可以当孙子，但心里却时常叮嘱自己，我是你大爷，有朝一日让你当孙子。而且在利益的催使下，孙子做得比谁都好。而日本人的奴性可以叫做非功利的诚实的奴性。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一种习惯。遇到比自己牛的人，做起孙子是心甘情愿的。而且有时不做孙子还有些惘然若失，确认自己是否被组织所忘却，忘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等有大爷出现时，则恍然大悟，任劳任怨。在我在民族（民间电视台）工作的时候，就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我刚刚升上导演，终于有了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助手。我对他讲，这种日本人式的人际关系我不喜欢，以后我会对你很客气，希望你能努力工作。谁想没过几天，他就对其它几位助手讲，这个中国人导演肯定是一个傻瓜，否则他怎么对我那么和蔼可亲呢？过几天在演播室彩排时，我意识到了他的态度，便毫不犹豫地用原台本在他脑上了左右开弓。打完人，我马上开始后悔，心想，年龄差不了几岁，何必呢！再说以后他要消极抵抗呢？没想到，第二天，每次都有比我晚到半小时的助手毕恭毕敬地站在我的桌旁，手时捧着咖啡问我“您要不要加糖，您看我今天干点什么好？”我知道，他说这话是诚心诚意的，心里没骂我是你大爷。 黑白电影及深夜大逃亡。 军训时要求所有演员一律穿上日军军装。我也穿上翻译官的军装。其它军装做得极讲究，与当时日军不差分毫。因姜文本身就是一个军装收藏家。对军装很有研究，每一个领章、帽徽、纽扣的设计都是不折不扣的。据说姜文在东京军服旧货店里跟一位旧日本军人佩起军服，使老头大跌眼镜，佩服极至。唯有我的军装是从日军中随便挑出几件不合体的衣服凑合着，这当然是因为从剧情设计，对于战时的中国人翻译官，日军不可能为我单做衣服的，这不免让我想起一些现在日本公司里工作的国人职员的一些处境。 穿着这些正规军装，我们在训练营地的后山上模拟攻陷后的日军的感觉照了几张像。没想到这几张剧照竟然决定了这部电影戏剧地变化。 姜文将照片复印件和当时日军侵华的复印资料照片混在一起，摄影顾大师竟然分不出哪张是后来照的。这使二人大喜过望，使突发奇想，决定将电影的绝大部分改为黑白片。 这就导致电影的走向问题。搞不好她给观众的错觉是一部真实的历史记录片，这正是姜文本人这次所追求的极至。他经常讲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千万别拍成电影”。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是一群“根本不懂电影的人”拍的一部电影，而这次是打死也不能像电影。后来姜文请了一位在日军中“工作”多年的老人看样片，老人竟以为是历史资料片，使姜文信心大增。 军训开始这天是8月15日，日本叫做“败战纪念日”，而我们叫做光复。在日本我所接触的日本人中，极少听说日本败给中国，这使我多年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电视人曾在为愤慨。因日本人只承认二战败给美国（有时也承认败给苏联），这个问题一直成为日中央史学家争论的一个焦点。而我虽然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我也不得不承认后者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必须尊重历史，而不是凭借感情对待。这也是做学问的正确态度。 姜文可能是有意选择这一天将我和鬼子送进集中营的。这天正好赶上武警团职以上干部在此开会，便发生了让领导极为难堪的事情。姜文要求我们的所有行动必须和当时日军一模一样，所以中午去食堂吃饭时，鬼子们排着队，唱着大日本帝国军歌，雄纠纠，气昂昂地走了出来。这情景正好被部队领导撞见，便令一些有“正义”感的同志大为光火，怎么整整光复53年，鬼子们又志高气昂地打了个回马枪呢？这未免让一些为道学家们心里承受不了。在我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大地上，怎能容忍这一小撮鬼子们耀武扬威，重新沾污我神圣国土。这种形而上学的毒害仍然如此之深。是我不曾料到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如此之快，“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可是在思想领域未有多大改变。这也许是总设计师邓同志的过人之处。过早地解放思想是否会导致旧苏联式的崩溃，是谁也不敢保证的。以经济的改革带动思想一点点的转变也许正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像征。 当年赫鲁晓夫曾说过“共产主义就像地平线，看得到走不到”所以他有了叫苏联老百姓“吃上土豆烧牛肉，便到了共产主义”想法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是普通老百姓极愿接受的，但现实中能否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则对中国现代革命是一重大的课题。 历经数十年的中国现代革命，往往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导致无数次人为的灾难。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我们的革命同志往往是只重现象不看本质，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便产生了下面结果。我和鬼子们半夜11点被叫起，紧急集合，开始大家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是夜间紧急训练，没想到真的成了深夜大逃亡。转战到一家民间招待所。紧急逃亡时，发生了一点小插曲。我当天从一位日本演员那儿拿了一块肥皂，洗衣服时随手忘在水房里。我们收拾行李时，他突然发现肥皂不见了，便大叫有贼，我突然想起此事，便说可能是我拿了，便马上去水房找，因我当时说的很暧昧，心想万一找不到，就说不知道。幸好找到了，没想到交给他时，他竟大为光火。埋怨我事先没有说清楚。我当时心里极为生气。心想数日来，我带你去这儿去那儿，请吃请喝处处照顾，岂止一块香皂钱，没想到因为一块破香皂（如果我们中国人之间是绝对不会在乎的）便翻了脸。真他妈鸡贼。因为日本人这种不计“恩情”说翻脸就翻天覆地脸的事情是我在日数年经常看到听到的。这种白眼狼的行为使我至今对日本这个不计人情的社会热乎不起来。 但后来一想，日本人的为人处事有他自己的一套准则，如果我当时不要中国人的小聪明，实话实说“对不起，我拿了马上去找”的话，事情可能就不会如此。 我们在日国人也常常用国人的行为方式来看待日本人时就常常出现这种偏差。事后，我找到他向他道了歉，他也表示这种肥皂从日本带来不多，所以着急，我听了又是恼火，中国随处难道买不到肥皂吗。但马上安慰自己，他是日本人初次来中国，可以原谅吗，结果我们就中日友好了。 古人云“知耻者近乎勇”，通过此事使我想起了先哲苏格拉底的一句话“认识你自己”，这句话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极为重要。 留学生与中国军人 日本演员和留学生们经过几天军训，收效极大，开始有板有眼渐渐地演变成了真鬼子。龙其是用木枪练习刺杀时叫人不寒而栗。逃亡到第二训练基地是一个民间招待所，所以有很多老百姓围观，有很多老人看到这场景，有些恍然隔世的感觉。他们有很多人当年都曾见到这种场面。而今天鬼子又出现在他们面前，让很多老人引起错觉。以为鬼子又复魂了。我曾问过其中几位老人，他们都说这些人和当年的鬼子没什么两样。要不是旁边有几位武警教官，我真担心有人往这扔石头。 后来在拍摄时，我们这些人才真正地感觉到了这周军训的收获，和其它国内军人扮演的鬼子兵相比，动作做起来有天壤之别。说起现在的国内军人，也许这拍电影遇到的不能代表全部，用我的话说他们好吃懒做，好逸勿劳，完完全全地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穿上军装的一群痞子。走起路来松松散散，做起事来得过且过，怕风吹，怕日晒，逮着机会就打个吨，就是吃饭时比谁都积极。所谓的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和一些农民的群众演员差无区别。这和我们儿时记忆的解放军叔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次参加拍摄的这些军人（包括武警）竟然在船上有老演员，病人的情况下，争先抢座，无一敬让。吃饭时一人竟三次去打饭 ，被人发现时还发牢骚。跟组里闹情绪。拍夜戏时，有一位战士竟然将70岁老军人出身的演员大衣穿走，气得老爷子浑身打颤。为了能让他们演好鬼子兵角色，特地在拍摄前让日本留学生给他们做了一些示范。万万想不到这些军人的军姿，动作竟然不如那些懦弱日本书生。整体不堪一击。大家纷纷议论。再打起来，恐怕还得败给小鬼子。姜文拍摄时也对此极为感慨，便用一些话来激发他们的斗志，比如说不能输给日本人，何况人家还是留学生，没当过兵，如何如何，谁知只是对牛弹琴，马耳东风毫无效果。看来这些军人毫无爱国心，不知什么是国耻，国辱，只是浑浑噩噩，混碗饭属也就罢了。搞不清他们的军队是如何对军人进行教育的。尽管雷锋式的教育有时是对人的一种愚弄，但是对这等下流之辈，我想与其放任自流，还不如强制性地灌输一下雷锋思想，因为对他们来讲，毛主席曾经倡导过的愚民政策对他们来说再合适不过。因为这些人的素质，根本不配拥有自己的思维方式。 军训这些日子里，虽然辛苦，但总是觉得很快乐，休息的时候可以做很多以前想不到而很愿意做的事情，比如说躺在草地看星空，看以前没看懂的书，写东西大声地在寂静的地方唱歌。后来，在拍戏期间我终于明白了这叫做心的解放。我的心有如关在笼中野鸟突然放飞回自然。我尽情地享受做人的快乐。我也想抽自己大耳刮子，为什么在日这些年来，我竟没意识到我心被我的表象世界的一些现实欲求紧紧锁住，从未解开，其实它们是那么的无所谓，轻浮，却像一条粗粗的铁链，竟然如此沉重。 而现在我惊喜若狂，我大口大口地呼吸那些让我感觉到的真实、幸福，我终于明白从前我感觉到的它们是多么地轻薄、虚妄。 而现在我快乐至极，我对以前并不感知的一些小事物也开始有些知觉。我终于明白，活着是为了真实的感觉。 军训期间，一家电视台来采访，当问及日方演员对战争的认识，我来翻译的时候，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泣不成声，因为当时由我嘴里说出战争如何如何残酷时，脑海里浮现的全部都是我战时的资料图片，因为我接触的这类东西实在太多。龙其是军训前，姜文又强制性地加给我们很多。我毕竟是中国人，又是在中日文化夹缝中生存的中国人。往往在两国文化相冲突，予盾及互不理解时，相互的恩怨就会沉淀于我这样的人身上。除非我不听不问不说，像日光山上的猴子一样，完全无视他们之间的相互抵毁一切。我也曾做过临时翻译，这是我最痛恨的职业，我曾发誓，如果有一天，世界上中剩下翻译这个职业时，我就自杀。但这次电影我担当的角色偏偏就是翻译官。 八年前，我曾有过同样的经历。当时，我参加一部民族电视台的关于满映（现长影）历史的纪录片拍摄。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剧院里。特意为日方电影界人士播放了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然后倾听日方的感想。当时因翻译不在，只好由我临时客串，在一些国内老电影艺术家的尖锐逼问下，日方人员只好道歉式地回答。我当时做为日方翻译，其实我是导演之一而不是翻译，难堪极至。掩面而泣，退出会场。 在日本，我最讨厌一些日本人听说我是中国人后便马上为战争道歉。做为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他怎么可能有资格为战争而道歉呢？而且他怎么可能有能力为那么一场莫大的、残酷的战争而负责呢。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当一个国家对战争没有一个清醒的态度时，他的国民则是无辜的。 我爷爷也是读日本书的，而且是地主崽子。因为在伪满政府工作（北京一家报纸误解为”他爷爷也曾为侵华日军翻译官”。）因而喂了二十年猎，他曾经告诉我一些当年日本人在中国的真相。使我受益非浅，学会了辩证地看问题。他告诉我，脱离了战争的人，是和平相处的日本人也有好人。当然这种言行在我小时候的年代是十分危险的。尽管我爷爷每次提起毛主席的时候都是热泪盈眶（百分之百地真心的泪。因为他彻彻底底被改造过来了）也是于事无补的。因为他彻彻底底的被党改造过来了。 因为我爷爷的事，上小学时没少受罪。每次填家庭出身一档时，总要躲开同学们的视线，跑到教室一角去填上地主二字。而其它同学却趾高气扬的挥笔写下贫下中农。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需要相当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这对我后来的长大成人相反地却有了极大帮助。 小时候我们接受了很多近似荒谬的教育。老师说美国今天杀了多少多少人，而今天中国却有多少多少人捡了钱包交给警察叔叔。当我反对壕种比较方法提出异议的时候却被罚了一天站。记得小学一年级，老师让用“连……都”造句。我在黑板上写下”我连造句都不会”，今天看来这种造句方法可以说是很有创意带有儿童天真顽皮。可在当时老师以为是来自学生的一种反抗，大为恼火，叫学生谁也不摩擦。最后父母被请到教室参观儿子的杰作。搞教育出身的父亲当时也未为老师的做法提出异议。只是向老师道歉。 小时候父母教我明辩事非。长大后，我懂得了，不光要自己明辩事非，而且更重要的要帮助别人也要明辩事非。对下一代，后者是我们成年人的每个人的天职。 我小时曾想生在社会主义中国真幸福呀，万一出生在美国早就饿死了。长大一定去解救那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但正是有了我们儿时那样的苦难，非人性非理智的革命历史，才使我们更坚强地成长起来。教会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式和社会主义式的两种眼光对待事物。这些宝贵的经验使我们心明眼亮，茁壮成长。从某种意义来讲，我们这一代人比日本的青少年活得更有意义，更幸福一些。 所以，我常常对日本人说，我很庆幸生在中国，受社会主义教育，劫难毕竟是劫难。但正是这场浩劫造就我们的前辈无以比拟的经验、毅力、品质，像王小波、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从他们的作品里你能体会到他们的人生经验积累与沉淀，这正是我极其羡慕的，也是极其不愿去体验的事情。 马上要开机了（8月27日） 第一外景地河北省的蔚县。距北京以西250公里与山西交界处。蔚县位于太行山脚下，过去正是八路军与鬼子浴血奋战的老区。所以也比较贫困。 开拍前，陈强（饰刽子手一刀刘）老爷子和全体日方演员开了个座谈会。除了讲一些日军枪挑孕妇、刀砍村民等残酷暴行外，还讲了一个他亲眼所见的趣闻。当时他所在部队的文工团里有一位新来的小战士，有一天部队为了躲避日军扫荡，半夜紧急行军，这位小战士为迷迷糊糊没睡醒，跟着队伍后面走，撒了泡尿就掉队了，结果朝反的方向追去。最后终于赶上了队伍。但旁边的战士向他问话时，他怎么也听不懂，老觉得像湖南口音，对方也听不懂他说的话，双方一想可能家乡离得太远，口音甚异便放弃了勾通。没想到天一亮，小战士终于琢磨过劲来了，便蹲下装着系鞋带。等队伍一走远撒腿就跑。原来他竟然走进鬼子队伍，而且双方都由于过度疲劳而未发觉。可见在战争环境里人们的行动往往是很本能的东西，在这种生命极限下，人们便表现极为真实。尽管这种真实在和平年代时往往很难让人接受（比如杀人），但却常常是真实的。 这次拍电影，姜文所要表现的正是这种上人处于生命极限下的真实。这部电影充满了看似荒谬谬的情节，而在战争年代却是极为真实的。很多黑色幽默的东西，让你笑完之后就想哭，感到生命的悲凉。 姜文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在拍摄中有很多常人意想不到的感性的火花在出彩。但是他的感性是基于绝对理性的可以说是在理性基础上的对理性的一种肆意破坏（就像你深深爱着你的女人，但常常给她几个大耳贴子一样，但你们的爱却不受影响）。这样产生出来的东西便会既真实又好看。因为整个电影从2年前开始筹备，姜文查阅了无数史料，又特意赴日走访一些老鬼子兵。做了大量的调查。无论从剧情、服装、道具、场影都是绝对真实可信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之上，在一些细节处理上才可以自由发挥你的感知的积累。比如说如诗如画的美艳的残暴，可歌可泣的人性的懦弱。 整部电影从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某种误解。开始到最后以屠杀式的误解结束。这种误解在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也依然存在，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误解也在肆意地侵犯着我们生活。我们带着误解友好，带着误解进行文化交流，甚至带误解走进同一屋檐下，睡在同一张床上。尤其在一些叫着“友好”的交流活动，双方举杯，却互相在用双方听不懂的话言来相互攻击。这种恶性循环式的友好活动，是我多次经历过的。这种误解的多次沉淀，最后只能导致极大的民族矛盾，最后导致战争。 我想通过这部电影，你首先会看到真实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当你真正地了解了双方真实的想法、感受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勾通。这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是会有很大启迪的。因为我们很多的友好文化交流是在末了解对方之前就强制性地进行色勾通，结果勾通是勾通了，结论双方都是傻B，如果是这样，这种友好活动是越少越好。我所说的了解是指一种心的真实的交流。知道了更重要的是理解了。而不是说形式上对文化、风俗、习惯等等。一些知识的掌握，了解必须有一种肌肤相亲，唇亡齿寒的关系，像连体双婴的一种共同的感觉才行。 为了让日方演员能够更好的接近战争的感受，姜文还特意组织他们去参观河北丰润县的潘家峪村参观日军屠杀旧址。 潘家峪惨案发生于农历1942年12月23日（过年的前几天）当时日军偷袭做为八路军据点的潘家峪，将村里一千村民围在一个大院里枪杀。幸存者寥寥无几。担当解说的是一位70多岁地幸存者，可能因为接待上级领导众多，词语里夹杂了很多村民如何勇敢与鬼子浴血奋战的一些话，使这段本来真实的历史让日方演员听起来像杜撰的。尤其是讲血流成河这样的词，让我不知怎么翻好。因为如果我们强调的历史如果有一处疑点或错误，那么整个历史全部就会认为成虚假。正所谓一条臭鱼坏了一锅汤。在中日双方争论南京大屠杀一些具体数据时，我们的史学家是否会犯有上述错误呢？让不容置疑的历史被人家说三道四呢？ 在潘家峪惨案的大院里，老人讲解说院里的石墙猪圈都是当时留下来的。日本演员马上发问为什么没留枪眼，搞得老人不知如何回答，姜文当时也发觉这样下去，这场战争教育可能要走向反面，就下令撤军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的院址早已坡坏，石墙都是后砌的，又找到了几张惨案照片。本来惨案的原址如好好保护，可发很好地成为一个教育基地，可村里偏偏在旁边破土动工修建了一一座钢筋水泥的豪华纪念馆。里面悬挂的照片却是1937年前的日军（和发生惨案时间不符，因日军为缩减军费，于37年后将军服全部肩章改成领章，）这种弄巧成拙的做法，最后必然得不偿失。这座毫无意义的新纪念馆真正地意义在何处呢？明眼人不问自知。对了，当时忘了问门票定为多少钱一张。与新纪念馆交相辉映的是寒风中摇摇欲坠的村小学校。日渐剥落的土墙，孩子们被风吹皱的脸蛋和渴求知识的双眸，是那天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 8月28日在县招待所食堂吃开机饭，啤酒、二锅头管够。酒到幸处，首先由姜文带头唱国歌，日方演员先以君之代对之，后来觉得不够劲，又唱起了日本军歌《露营之歌》（这首歌是为了拍戏所需、在军训时学会的）。中方演员马上以大刀向鬼子们地头上砍去。手里还带着动作，我当时坐在日方演员桌上（有时算日方演员待遇，有时算中方，看组里方便）跑进中方堆，把本来挨砍的大刀也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第二天就要开机了，真正坚难的战斗在等待着我们。 关于电影审查想到的 姜文终于收到了来自电影局的批文，对剧本审查基本通过，但是不要太血腥，不要丑化中国农民的愚昧，奴性。要反映日寇的残暴性等等。姜文将此文很巧妙地设计到组服上面，有点刻骨铭心的感觉。说起电影局对电影的审查之于电影有点像文革之于英才的关系。文革本身不是什么好事情，可有很多人士借用了他的反力，走向成熟，走向成功。而电影局的审查也同样可以造就出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说对性表现方面的限制，优秀导演便拍出极美的性表现镜头。红高梁里面的我爷爷，拼命的踹倒高梁杆（有点像外星人做的怪圈），然后高梁在风中摇拽，那种生命中原始的野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菊豆中梁房里的染布，急剧而落，那种冲力像洪水一样狂泻不止。无可阻挡，让人感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性的原动力。 这次鬼子来了的故事开头就是一场床上戏，不知姜文怎么表现（可能最后才拍）。 我觉得电影局的审查也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中国的电影观众的水平和素质参差不齐，距离极大。有大部分老百姓很可能是良莠不分，如果像法国电影那样随意表现和发挥（不仅是性方面），必然导致老百姓们观念上的混乱，然后，东施效颦趋之若鹜。针对不同的观众应有不同的电影。就像人权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我因工作关系，几乎走遍全国各地，尤其是比较了解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所以我坚决不赞同美国人所讲的人权地共性问题。对于不同的人类应该有对人权的不同解释。中国政府每次对人权问题的发言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 美国人一贯愿意将自己的理念强加于别人，如果请他来中国住上一年，享受一下农村和城市的偏差，他是否还会如此强调自己的理念。卢梭强调的“平等、自由、天赋人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美好理想，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只能是相对的。所以我是不赞成人人平等的这种不责任的说法的，因为平等不是绝对的。 欧洲制造了很多理念式的东西，但我希望这些理念最好不要拿到其它国家来试验。马克思暇想之中产生了共产主义理念，最后中国成了欧洲人空想哲学的试验基地。 我曾有过荒谬的想法，其实中国电影也可以不通过审查，任导演们发挥即使是妄图颠覆政府的片子也无谓（其实电影即使想颠覆政府也是不可能的，除非观众都像文革期间的中国人，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然后将不同的电影分类，归纳到不同的电影院。但必须严格审查观众的入门资格，不得乱串。这样就可以让政治家们去看反动片，让文人去看色情片，商人们去看人情片。农民们（商中未毕业者）去看雷锋、焦裕禄，孩子们去看科教、动画片，偏激一点说，我有时觉得对中国的国情来说，共产党一党专制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常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大部分国人（尤其是农村）是必须以暴政来抗之的（当然最好排除知识界人士），这样才可能有一个良好的秩序（鉴国情而论），否则将天下大乱。因为很多国人利用自由和民主的方式常常会超出常人想象力。给一些国人之自由和民主有如给一些日本人人情和休假。他们是不会合理利用的。我觉得针对中国的国情，也许可以借用柏拉图理相国的一些构造，把人科学地分类，然后再定不同的上层建筑来对待（当然不会让文革中那种非理性的分类），尤其是立法应根据教育水平的不同而分开。像人口政策问题，城市流行DINKS（双收入不要孩子），农村超生依旧，整体人口素质越来越低，中国将走向何处。（关于人口政策比如说，大学毕业可以生两个以上，农村要严格控制只生一个。）看来中国了要有一个哲人王。但他必须是一个真正有理性的文化人。而不要像毛泽东那样的农民知识分子。因为只具有知识并不能代表文化人。一个知识份子同时要具有理性、美德、良知、修养等其它因素，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人。现在国内知识份子不算少，可惜文化人不多。尤其是市场经济后，很多文化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下，渐渐地蜕化成了普通知识份子。 说起社会风气。可以说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年。一些观念上的东西已经良莠不分，鱼目混珠。收音机。电视机里很好的普通话变成了嗲声嗲气的港台腔，中学生们流行“哇塞、帅呆、好好漂亮”听起来让人作呕一夜暴富的土财主们，住上所谓高尚住宅区。广告里面充满了“皇家气派”“伯爵品味”“至尊享受”“贵族模式”等等让人云山雾绕的字眼。看来要重新编 一本现代解词字典，写上高尚=大款=-贵族=流行，尊贵=奢侈=庸俗=理想。听说最近国内又流行专门揭发别人隐私的书，真是不可思议。有那么多先人们留下的文化财富还没有时间去读。何必在别人隐私里浪费生命。我在打点滴的时候（拍摄期间着凉，过度疲劳导致急性阑尾炎），就遇到这么一位护士。看完之后说原来人都那么丑恶，那么自己也想做坏事，反正别人都在做。可以说关心他人隐私了算做一种社会进步。因为我们开始更多地关心他人。但是只揭露别人隐私而不加以正确的导向，结果则会像那位护士一样，非常害怕。日本有很多这样的节目。但同时也有很多嘉宾同时加以引导（当然有些引导是很荒谬的）观众再理性地加以判断，这样才可以使隐私成为人们生活可以借鉴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而不负责任光揭发别人隐私的作法，如同扒别人的裤子给小孩子们看，而不告诉孩子们。这是不光彩的事情，孩子们就会纷纷效仿。无疑这种书的出版是一种耍流氓的犯罪行为。而可悲的是听说这种书销路很好，希望我们的读者不要那弱智。不过，我相信，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的普及，社会风气自然会好转起来，出现这种现象，也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很多西方国家（包括日本）70年代也出现过同类情况。这种社会风气总是随着经济发展的曲线而上下波动时好时坏。所以大喊狼来了的那种恐荒心理也不必要。所谓功到自然成。不去理会它也罢。造成不良社会风气有很重要的因素其实是人为造成的。中国历史历来如此。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忧之。文革期间，毛泽东本人并未要求国民一定要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而总有一些庸人要跳出来主动地造此气氛，否则他们的心理的不平衡。姜文将此解释说，本来世上没有人愿意做神，但是老百姓需要神，一些人便不知不觉被当成了神，最后便成了神。有些媒介传说姜文这人侍才傲物，牛劲冲天。其实不然，在组里他和我们相处极好，平时在一起说说笑笑，有如常人一般，但往往有时冒出几个渴望有神的人打乱气氛，让周围的人意识到大家是不可以平等的这个念头。姜文在现场工作作风十分严谨，有时也会对创制人员发脾气，但是出于对电影的追求，这是每个导演都会现的问题，但他从来不对演员发脾气，对演员极其尊重。生活里面也很照顾他们。相反在拍摄中则对演员要求很严，要求减肥的必须减（包括我），体验生活的必须体验（包括陈强、陈述八十岁老人），还为演员配备了唐山方言教师，同吃同住。拍摄时，即使拍不到的地方，也要求搭戏的演员，同样的服装，同样的表演来配合。有很多夏天戏要冬天拍。这下可苦了演员们，因为有时一个镜头要拍很多条，即使搭戏演员也拍不到也得光着膀子挨冻。最惨是制作主任扮演的六旺，拍挨打嘴巴的戏，即使是走戏（练习）时，也真挨耳光。导演让演员手下绝不留情。演鬼子老电话兵的那位日方演员是个老实人，傻实傻实的那种，连走戏带实拍，抡开就扇，可怜六旺，前前后后挨了几十大耳贴子。后来有位工作人员不小心踩到他的手，向他道歉时，他脸上笑咪咪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手底下却恶狠狠地给了那位工作人员一拳。瞧，这就是日本人。 姜文拍戏很细腻，有时一个镜头要拍二十几条，不惜胶片，直至满意为止。阳光据说拍了二十二万尺，而现在戏三分之二不到已经用了二十万尺，估计最后要用四五十万尺。据日方演员说无论是时间还是胶片长度，在日本已能拍至少五部电影。 姜文拍摄很随意，常常是现场才开始和顾长卫两人分切镜头，感觉的拍法有时很出彩，但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幸好不像阳光那么悲惨。这次拍摄投资方看来是不惜血本了。因为拍了《阳光》获了奖，创了票房纪录，做为导演，姜文已经站在了中国的最前线。 《鬼子来了》这部电影是从故事的后半部开拍的，首先是国军收复旧地，万众欢庆抗战胜利，扮演国军军官的是台湾著名演员吴大维（CHANNEL-V里的那个）讲一中广东口音普通话。姜文等扮演的农民要讲唐山话，姜文老家是唐山，唐山话讲得朗朗上口。我演的翻译官要讲东北话。虽然我是长春人，但17岁便到北京上学，然后一直漂流在外，姜文老觉得不够东北味，气得我直骂赵本山，宋丹丹等人。因为他们讲的辽宁农村方言已经在国人中形成了一部东北话概念，加上我在北京上学时曾有意改掉东北口音也有些负作用。日本人也有要讲关西方言，各种方言，交织在一起，像一部方言协奏曲，很有味道。这也是姜文所要突出的效果。 有场戏充分体现了当时中日美三军的关系。吴大维扮演的日军对国军的命令不屑一顾，而对美军的（FUCK、OFF、JAP）命令时，立刻打立正说YES SIR。. 其实这也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真实写照。日本和美国关系有如国内小蜜傍大款，小蜜大发美军战争之财（朝鲜战争、越战提供战备物质）掌握了大款的一部分钱便从身相许，任其作为，毫无感情而言。而大款只不过是在外偷偷情、解解闷。一旦两人发生冲突，大款责无旁贷地要甩掉小蜜，加谋新欢。在我看来，与其给人当小蜜，还不如找个人家嫁掉为好，免得青春易逝，无人可嫁。比如说嫁给中国——明媒正娶，联合起来筑成，殷实家产，说不定超过大款。因为冷战结束以后政治和军事上，东方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只有中国，加上日本的经济实力。应该不会比现在的日美安保要差。因为中国是一个讲人情的国家，如果得到日本的大力协助，不会有朝一日变成白眼狼要吃掉东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