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苏黎世的一段生活历程
2002年一月起,我接受一个由瑞士国家研究基金(SNF)国家研究竞争中心(NCCR)资助的博士后职位,从比利时鲁汶来到瑞士苏黎世,从事神经可塑性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工作,所在机构是苏黎世大学医院神经放射研究所和Balgrist大学医院瑞士瘫痪研究中心,有幸在这个欧洲最有名望的大学城从事我所喜欢的功能核磁共振工作。
功能核磁共振是一个新兴交叉学科,技术应用大约在1995-1996年间趋向成熟,开始在心理,医学,神经学,语言学,视觉科学等方面得到很多应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最初大多来自核磁共振物理学或化学背景,因为需要很多的数学和计算机方面的技能。现在随着应用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不同背景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特别是神经科学家和神经科医学研究人员,因为应用毕竟是关键。
在瑞士有快两年了,中间因为会议关系,碰到国内和日本理化所脑所和美国的一些同行,对神经科学这样一门比较偏理论研究的基础科学,参照各国的状况和瑞士的情况,还有工作生活觉得有意思的人事,和大家闲聊闲聊。
瑞士对于科学研究有很好的环境和传统,国家投入一直占很大比例,因为一直处于独特的中立和平国家地位,吸引了大批德语科学家到这里工作,最出名的象爱因斯坦。瑞士也是人均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最近的诺贝尔医学奖是在1996年,今年(2003年),瑞士联邦高等工学院(ETHZ)作核磁共振频谱研究的又获得了物理奖。对于神经科学这样比较难以找到工业界资助的工作,瑞士国家基金(SNF)自2001年起,设立了NCCR这样一种基金来激发促进其工作,这样的基金实际上是一种种子基金,最长资助时间为12年,几年之后项目有了基础,就能有机会得到其他渠道的经费,NCCR的钱就抽回了,象Novartis这样的瑞士药厂一直对神经科学有研究资助,那时候NCCR就会转向资助其他新项目。我个人的理解,是因为瑞士政府在欧洲一体化的压力下,趁现在靠银行赚的钱还到没迫向欧盟汇报的时候,投资于高科技研究,保证在并入欧盟后仍然保持很高科技竞争力,维持现有的人均收入水准。
瑞士的教育系统非常的欧洲化,就是说没有什么“精英教育”,手上有一份瑞士新闻报,说全瑞士有四分之三的13-15岁孩子进入高等技术学校,跟师傅学手艺,然后在18-20左右通过学徒考试,成为面包师,园艺工人,厨师,木匠,橱窗艺术师,电工,汽车修理工等等。四分之三这个数字对于我这样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人来说比较惊人,我知道在比利时,荷兰和德国都有这样的学校让小孩子很早就成为有手艺能养活自己的人,但是比率好象没有那么高。我本人非常赞同这样实用的教育传统,相比中国父母省吃俭用给孩子上了学,最后很多孩子学了就业前景并不理想的专业,结果家庭给孩子的大学教育的投资也往往的不到回报。对于瑞士这样一个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父母好象也并没有为了没有给孩子上一个大学感到内疚,政府也没有鼓励教育方推广公民普遍高等教育。但是反过来看,瑞士政府对于科研投入又相当多,实际上是在花钱大量雇用外国智力工作人员,省去了前期的培养投资,保持科研竞争力水准,而且这些智力外劳很多会转到他处,不会遗留过多的养老负担。对于瑞士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国民收入全靠旅游,银行,和制药和高科技产品的国家,这样的政策非常又战略眼光。就好比造飞机,需要很多专业的工程师和工艺技师,培养这样多,全的人才往往需要很长时间,也有很多风险成本,好的办法是雇用外国有经验的人才,来造飞机,或者就直接买飞机。事实上,NCCR所支持的项目,看似阳春白雪,没有什么应用前景,但是实际上很多都是为瑞士的工业服务的,象神经科学的老年痴呆症,随着各国人口的老龄化,在老年痴呆症上面,政府福利负担会越来越大,在治疗上,任何药物研究的进展都会让药物企业和政府喜出望外,联系到瑞士最近跟随荷兰,比利时等国对安乐死合法化的决议,这种联系应该可以想见。其他NCCR所资助的项目如环保和植物,金融工程,都是为瑞士旅游和银行也提供技术前瞻和顾问,保持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就算不能免俗,列上了纳米技术,也是写明为生命科学和工业服务。象其他热门的分子生物和人类染色体图谱,这种花钱买名气的专业都没有列入对象。
苏黎世的教育研究体系和德国很类似(法语区的体系有所不同),熬到教授很难,但是一旦成教授,权力相当大,从经费支配到人员配备,都有相对充足的支持,经费即使不申请每年也有固定数量的配备(这一点和日本相似),所以压力相对美国的教授要小的多,但是。
在瑞士工作,老板并不催你,但是几个月一次的全所报告会,眼看人家都做的花团族拥,自己也只能不能让人家比下去,虽然很多时候大家都不理解对方做的课题内容。我所在的家所(HOME INSTITUTE)合作的有ETHZ的自动控制组在做为瘫痪病人康复用的走步机(LOCOMAT)和功能电刺激(FES),其中步态控制(GAIT CONTROL)涉及神经,自动控制,仿真,机械等多种学科,很多时候有人在上面列一大堆公式,再做一些模拟演示,下面大概有一半人听不懂。所以每次开会,所秘书都会再个办公室门口探一下头:“支持一下”,没有秘书的催促,估计到的人更少了。
我一年多来一共做了三次报告,前面两次基本上没人提问题,有也是一些名词解释问题,到第三次,大家有点跟上了,问了几个中肯的提问。ETHZ和MIT有很多合作,EHT也老是自比欧洲MIT,确实ETHZ再每年的经费,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上(22个)来说,都不相上下,这对于象瑞士这样一个只有5百万人口的小国来说,实是不易。不久前我收到MIT的MediaLab转来的一篇有关AUGMENTED REALITY(实拟现实)审稿,说是由我的ETHZ的同事介绍,让我审稿,第一次拿到人家寄来的审稿,又是来自大庙,着实让我受宠若惊了一番,稿子是一个关于实拟触觉的文章,来之日本一个组,为了郑重起见,我看了一些有关文献和自己的本行文献,然后把文章毙了。
外国人也很好扯虎皮,拉大旗,我所在的所是所谓瑞士国际瘫痪研究中心,其实全所不过二十来个人,一半是瑞士人,省下一半德国人,还有几个荷兰人,意大利人,英国人和我这个全所,全医院唯一的中国人。但是毋须否认,瑞士的学术界非常开放,公平,只要你有能力,有毅力,不管你从哪里来,总是能熬到教授。毅力很重要,因为这里的系统和德国一样,有很长的Habitlation过程,博士拿到后,慢慢熬吧,发满15篇文章,其中一定数量的第一作者,就可以上交评审委员会,就有希望拿到永久位置,但是僧多粥少,竞争相当激烈。隔壁组的课题组长去年去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中间回来一次,参加ETH的一个助理教授位置的竞争答辩。答辩是公开的,大家都得到了EMAIL,我也去了,三个候选人,隔壁的组长,一个德国人,一个美国的德国人,结果是那个德国人拿到了这个位置。在答辩会的当场大家就觉得我们组长没戏,那个德国人很好地控制了全局,而且对这个位置的责任认识和对策都远好过他,而且,最要命的一条,他手上还有现成的经费。结果,几个月后,这个德国人都拖儿代女来从德国来上班了,而我们的瑞士人组长还在芝加哥做博后。最近所秘书说他年底要回来,但是现在还不知道谁会给他钱,和位置。这样的体系虽然看似残酷,因为我知道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这样所谓的移民国家,都优先本国公民,然后是绿卡持有人,然后才是外国人,但是这样的政策确实保证了学校的水准和竞争力。瑞士也有鼓励滞留美国的科学家回国工作的特设基金,我也碰到过在哈佛做教授,回国讲学的瑞士人,没有看出一点想回国当教授的意思。看来对于雄心勃勃的人,瑞士还是太小了,虽然工资比美国高,也未必能把从本国跑出去的的人才全吸引回来,对于科学家,FAME就是一切。
作为一个瑞士人高度组织能力的体现,所有在苏黎世的做神经工作有关的人都给组织在一个叫苏黎世神经研究所的机构下(www.neurozh.ch),其实所里就一间办公桌,几个秘书,每年组织几次博士生野营啊,研讨会啊,给博士生发些讲座和课程安排EMAIL。NCCR的神经科学组每年要开几次研讨会,每次要你发POSTER和文摘,然后到山清水秀的地方包个会议和休假中心,住上两三天,开会,研讨,组织得很隆重。所以一年下来,也算文山会海了,让人觉得做科学工作是件很大的事情。今年的NCCR会议上,除了常规的活动外,会议还邀请了芬兰的类似国家科研竞争力中心的机构代表来交流经验,受邀前来的女士介绍了一些他们怎样吸引被象NOKIA这样的工业机构吸引去的人才留在教育科研界,还有提到了一些国际合作,其中有中国的相关合作。在所有的科研报告中,其中有一个报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瑞士科研能力的杰出水准。课题非常好懂:研究家鸽脑电图和定向能力的关系。课题组的三四个工程师化了三个月时间实现了项目,他们用了一个全球定位装置的微芯片,太阳能供电,用数字相机用的内存芯片记录数据,在家鸽的头骨上植入脑电图电极后,让家鸽戴着这个“头盔”在远地放飞,回家后从内存芯片里调出数据,然后分析。整个课题的设计和实试涉及了多个领域的技术,然而计划实试得非常紧凑,结果也相当让人信服。
工作之余,瑞士的生活相当枯糙乏味,我又不喜滑雪攀岩,所以每到周末,就和我的加拿大同事泡儿去看电影,次兄在伦敦大学化了八年工夫拿到博士,然后到苏黎世做博士后,和他两人一年多下来从Harry Potter,Lord of Ring第一辑看到第二辑,还有中国的英雄和成龙的武打片。其中英雄的广告做的很大,在湖边的影院墙壁上,三张大海报贴了有快半年,我天天上班经过湖边转车,印象深刻,放映前一月,电车上又有李连杰的造型小幅招贴,倒计时。我们去看时,老天,电影是中文对白加德法字幕,不过对比其他英文片,他们也是这么干的。我是看得津津有味,旁边的加拿大老兄和满电影院的其他人就残了,我估计这多少影响票房。
时间长了,发现象我们这样的书呆子不少。苏黎世做fMRI除了我们大学医院神经放射所外,大学儿童医院,精神病医院,青少年精神所,和癫痫病所几个机构,大概有十来个ph.d和diploma学生和几个年轻博后组织了一个叫“BrainMapper”的小组,每到礼拜五,就到酒吧,小饭店聚一下,讲讲自己的问题和见解,气氛很随和。我去了几次,觉得我们所来做课题的ph.d和博后也不少,就和泡儿商量另外拉旗,结果几个礼拜之后,三个Cognitioner小组的创始人,我,泡儿,赛义德,在医院附近的一家Kebap店成立了苏黎世第二个fMRI学会,一个礼拜后,成员增加了四个ph.d 学生MM,一个德国人,一个巴西德国人,一个瑞士人和一个印度/德国混血的美国人,还从BrainMapper里拉了个主将过来,使我们很有成就感。提到赛义德,他是穆斯林摩洛哥人,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拿的博士,花钱很省,但是后来听他说一开始没奖学金的时候,他还得大清早4点钟到布鲁塞尔牛市(阿拉巴市场)帮人卸杀好的牛羊,一小时拿100比郎(25人民币)时,对他肃然起敬,相比我一开始留学就有奖学金要我的运气好的多了。他在我们所前后呆了一年多点,然后拿到摩洛哥的一个大学的助理教授位子回家了。他在苏黎世的经历比较“坎坷”:车给警察拉走,罚款,还挨了一顿训;在自己公寓的洗衣房抱着衣服要洗的时候给人拦住盘问是哪来的,在洗衣房这儿干嘛;在医院吃饭,发免费点心券的厨师跳过他,给在他后面的我一张票;寄到所里的每一封私人信都给打开过;家里老父中风,连夜买了机票大早飞机回家,在卡桑布兰卡机场给自己国家警察关进去两天三夜,因为正好是卡桑布兰卡的爆炸案时候,他又着急身份文件没带全。一个字:“背”。但是前两件事情也反映了苏黎世人对外国人,特别是那些所谓“高风险”的国家来的人,很不友好。
大学医院的大老板是做神经介入反射的,简单说,就是从股动脉插根导管到大脑,然后对于动静脉畸形/血管瘤,和脑血栓等作线圈栓塞,或血栓再通,他是欧洲作的最好的医生之一,据说年收入有上千万瑞郎,以他每个病人收的5万瑞郎预缴押金,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压力是显而易见的,50来岁的人,看上去象70多岁的人,讲话一快就喘:肺气肿。据说他在医院有个布置的很舒服的公寓,经常就睡在医院里,几个星期才回一次家,因为作神经血管介入风险很高,一个微小的操作失误都会引起严重后果,象颅内出血,如果不很快开颅引流止血,病人会脑干疝死亡。这钱来的也不易,他也没有时间去消费。自93年起,他每年举办一次“苏黎世神经介入培训课程”,我捡了个便宜,连着两年上了两次免费课程,还连吃带喝,老板是讲排场的希腊人,每次最后的课程晚宴都到苏黎世的高档餐厅,要带钢琴伴奏的那种,我和泡儿后来去看“我的希腊肥大婚礼”后,就要那这个例子来笑话一下。但是老板有一点很不让人生敬,当然他也无所谓,那就是手艺绝不外传,不管是远道而来的进修医生,还是本地的瑞士医学助手,一个不教,包括我们的小老板,另外一个希腊人。我对此技术很感兴趣,但是从来没有看到有什么示教和上手的机会,看来如果想学练这个,还是要另找方家。
在苏黎世碰到不少牛人。第一个是泡儿的前任席拉,此人MR物理学家出身,但是是个编程高手,来之北美的fMRI圣地之一,蒙特利尔。我到的时候,因为他和大学医院的老板相处不好,离开后到朋友合开的一家影像处理公司去了,留下一大堆程序源码和一个工作的系统。他的这个系统很有雄心,看得出来,他要把也个每年License要几千美元的一个商业系统MEDx作成LINUX下免费系统,还包括了另外系统该有的所有功能。我一直在看他留下的源码,准备把这个系统放到sourceforge上去。另外一个牛人是在哈佛作TDI的一个瑞士人教授,和我一样学医出身,却能自己写MR扫描序列,自己写在X-windows下影像数据处理的软件,实在厉害。
瑞士也有很多问题,有一次一个Ph.D学生拿来她导师的一个课题方案,我看了一下文献,其中有一篇文献怎么也找不到,结果那个学生自己找了一下也找不到,转到她导师那里也是不了了之,结论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为了要通过这个申请报告他要编造这篇文献”,这样明目张胆的胡来我在比利时也没见过,比利时老板也就是用实验室的经费给自己儿子买买电脑这种小便宜而已。
资源浪费也很厉害,整个苏黎世有大概十来台MR扫描机在做fMRI,但是相互没有什么协作,都是大家各搞一块,资源浪费非常厉害,加上教授支配经费的权力很大,很多时候经费被用来开会,作讲座,旅行上了,而且还侵吞博士后的会议经费(一个博士后的年会议经费有6千瑞郎),国内能听说的乱糟糟的事情在瑞士都能找到。作为一个从发展中国家来的人,看到成千上万的钱在科学研究的名义下给挥霍掉了,心里真不是滋味,毕竟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还有因为经费短缺而不能办成的更迫切的事情在那里,而这里化上百万美元的钱就出了一两篇三流杂志上的文章,想来真是让人气急。